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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进口食品多样化对消费者福利增长的影响主要通过直接和间接两个途径产生。直接影响以克鲁格曼的垄断竞争理论为基础，实际数据也显示我国进口食品多样化促进了消费者福利的增长。间接影响通过竞争效应和水平效应发生，面板数据模型显示本行业进口种类的增加不能明显促进食品行业生产率的提高，上游食品进口种类的增加可以明显促进食品行业生产率的提高，从而促进消费者福利的增长。
关键词：产品多样化；消费者福利；垄断竞争
关于国际贸易利得的研究是国际贸易学科的核心问题之一。传统贸易理论认为专业化和分工所形成的资源优化配置效应是国际贸易收益的主要来源。上世纪80年代，Krugman（1979，1980）把垄断竞争模型引入国际贸易领域，认为产品多样化（消费可能集的扩大）可以提高消费者福利水平，是国际贸易收益的重要因素（Feenstra，2010）。本文以食品为例，讨论进口产品多样化对消费者福利增长的影响。
一、概念界定
（一）食品范围界定
食品屬于农产品范畴。但目前学术界对农产品并没有统一的定义，国际贸易中农产品贸易统计时主要基于国际贸易标准分类目录（SITC）、海关协调商品名称和编码制度（HS）界定范围，比较常用的农产品界定范围：HS编码1-24章，外加2905.43-44，33.01，35.01-05，3809.10，3824.60，41.01-03，43.01，51.01-03，52.01-03，53.01-02等编码的产品。这一范围界定在乌拉圭回合《农业协议》农产品范围界定的基础上补充了大部分水产品。除了这种范围界定方法外，其他农产品界定方法还包括“乌拉圭回合《农业协议》农产品范围”，“HS编码1-24章”等。本文的食品在上述常用农产品界定范围内，结合WTO对食品的SITC定义（SITC分类目录中的第0，1，22，4类属于食品），通过SITC与HS编码的匹配获得食品贸易数据，数据来源于UNcomtrade。
（二）产品多样化的含义
产品多样化也没有统一的定义，学者们在进行相关研究时，会根据采用模型的要求、数据可得性以及研究目的等对产品多样化进行不同的定义。例如，有的学者认为多样化可以用产品“品牌”来表示，品牌的多少形成了不同的产品的数量（多样化），由于品牌的数量通常和企业的数量息息相关，因此一个国家食品种类的多少主要取决于企业数量的多少。类似的，有的学者使用单个产品的生产线多少来定义产品的种类。这些是从企业角度定义产品的种类。有的学者从贸易的角度定义产品的种类，例如一国从另一国进口或一国出口产品到另一国时，按照HS编码的六分位或更细的十分位的产品视为一种产品种类。而Martin （1996 ）则将产品多样化定义地更为复杂，他认为产品多样化由空间多样化和时间多样化组成。无论是哪种角度定义产品多样化，产品间的替代性都是一个重要的考量指标。如果产品很容易被替代，那么说明产品差异不大，就不是一个“新”的产品，反之，则是一个新的产品，被计入“多样化”。本文中，以我国进口食品HS六分位码作为多样化产品的依据，同时，我们认为同样的HS六分位如果来自不同的国家，也被定义为不同的产品，计入多样化。
二、进口食品多样化对消费者福利的直接影响
（一）理论依据
进口种类的增长可以带来消费者福利的提高，其理论依据主要来源于Krugman（1980）的垄断竞争模型。Krugman在垄断竞争模型中，将Dixit &Stiglitz（1977）的“多样化喜好”（love for varieties）应用到国际贸易理论中，发现：对于处于垄断竞争市场的企业来说，开展国际贸易后，企业的产量会增加（平均成本下降），产品价格的下降使得消费者剩余因此增加，这部分消费者福利增长来自于规模经济下企业成本下降从而产品价格下降带来的福利增加。同时，企业的数量也会增加，差异产品增加，也就是消费者可以选择的商品种类增加，从经济学的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可以看出，消费者消费可能集的扩大，可供消费的选择变多可以提高消费者的福利。进口产品种类的增加影响消费者福利的提高还可以解释为考虑了进口种类后降低了进口产品的价格指数。消费者收入不变情况下可以购买更多的产品，从而提高效用，或者消费者在维持效用水平不变的情况下，需要的支出变少，即现有收入的真实购买力提升了。
如果用a表示固定成本，b表示边际成本，x表示产出，L表示本国劳动总量，L*表示外国劳动总量，并假设对于不同的商品，都有相同的a和b，即产品在生产过程中都是完全替代的。那么，封闭条件下，本国消费者可以消费的产品种类数为L/（a+bx），外国消费者可以消费的产品种类数为L*/（a+bx）。开放条件下，由于企业生产的产品数量增加，使得两国各自生产的产品数量减少，但是相对于封闭经济条件下，两国的产品种类数总和是增加的。也就是说，两国消费者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可以选择消费的产品种类数是增加的，消费者福利因此增加。
（二）数据分析
由于计算贸易利得时必须获得的产品替代弹性σ的估计方法和技术限制，以及微观产品层面数据获取困难等原因，研究产品多样化与消费者福利的经验研究进展一开始相对缓慢。对此作出重要贡献的莫属Feenstra（1994），他在CES效用函数（常弹性）基础上构建了能纳入新种类出现和旧品种消失的进口产品种类非传统价格指数，这一价格指数的构建为量化传统进口价格指数的向上偏误，从而为量化进口种类增长的贸易利得提供了可能。但Feenstra（1994）所计算和度量的仅仅是总体价格指数。Brodaand Weinstein（2006）以Feenstra（1994）的方法为基础，利用三级CES效用函数，将总体价格指数扩展为多商品价格指数。之后出现大量文献致力于估算进口多样化的福利增长效应。例如：Broda& Weinstein（2006）对美国（1972-2001）的研究；Gaulier and Mejean（2006）对28个发达或新兴市场经济体的研究；Cabral and Manteu（2010）对葡萄牙（1995-2007）的研究；Giuseppe（2010）对英国（1978-2006）的研究；Mohler and Seitz（2012）对欧盟（1994-2003）的研究，陈勇兵，李伟和钱学锋（2011）对中国（1994-2004）的研究；魏浩和付天（2016）对中国（1998-2010）的研究，等等。这些研究在产品细分方面有些许差别，但研究均无一例外地发现进口多样化是贸易利益的重要来源，其收益约占到国家GDP的1.2%-7%不等。
关键词：产品多样化；消费者福利；垄断竞争
关于国际贸易利得的研究是国际贸易学科的核心问题之一。传统贸易理论认为专业化和分工所形成的资源优化配置效应是国际贸易收益的主要来源。上世纪80年代，Krugman（1979，1980）把垄断竞争模型引入国际贸易领域，认为产品多样化（消费可能集的扩大）可以提高消费者福利水平，是国际贸易收益的重要因素（Feenstra，2010）。本文以食品为例，讨论进口产品多样化对消费者福利增长的影响。
一、概念界定
（一）食品范围界定
食品屬于农产品范畴。但目前学术界对农产品并没有统一的定义，国际贸易中农产品贸易统计时主要基于国际贸易标准分类目录（SITC）、海关协调商品名称和编码制度（HS）界定范围，比较常用的农产品界定范围：HS编码1-24章，外加2905.43-44，33.01，35.01-05，3809.10，3824.60，41.01-03，43.01，51.01-03，52.01-03，53.01-02等编码的产品。这一范围界定在乌拉圭回合《农业协议》农产品范围界定的基础上补充了大部分水产品。除了这种范围界定方法外，其他农产品界定方法还包括“乌拉圭回合《农业协议》农产品范围”，“HS编码1-24章”等。本文的食品在上述常用农产品界定范围内，结合WTO对食品的SITC定义（SITC分类目录中的第0，1，22，4类属于食品），通过SITC与HS编码的匹配获得食品贸易数据，数据来源于UNcomtrade。
（二）产品多样化的含义
产品多样化也没有统一的定义，学者们在进行相关研究时，会根据采用模型的要求、数据可得性以及研究目的等对产品多样化进行不同的定义。例如，有的学者认为多样化可以用产品“品牌”来表示，品牌的多少形成了不同的产品的数量（多样化），由于品牌的数量通常和企业的数量息息相关，因此一个国家食品种类的多少主要取决于企业数量的多少。类似的，有的学者使用单个产品的生产线多少来定义产品的种类。这些是从企业角度定义产品的种类。有的学者从贸易的角度定义产品的种类，例如一国从另一国进口或一国出口产品到另一国时，按照HS编码的六分位或更细的十分位的产品视为一种产品种类。而Martin （1996 ）则将产品多样化定义地更为复杂，他认为产品多样化由空间多样化和时间多样化组成。无论是哪种角度定义产品多样化，产品间的替代性都是一个重要的考量指标。如果产品很容易被替代，那么说明产品差异不大，就不是一个“新”的产品，反之，则是一个新的产品，被计入“多样化”。本文中，以我国进口食品HS六分位码作为多样化产品的依据，同时，我们认为同样的HS六分位如果来自不同的国家，也被定义为不同的产品，计入多样化。
二、进口食品多样化对消费者福利的直接影响
（一）理论依据
进口种类的增长可以带来消费者福利的提高，其理论依据主要来源于Krugman（1980）的垄断竞争模型。Krugman在垄断竞争模型中，将Dixit &Stiglitz（1977）的“多样化喜好”（love for varieties）应用到国际贸易理论中，发现：对于处于垄断竞争市场的企业来说，开展国际贸易后，企业的产量会增加（平均成本下降），产品价格的下降使得消费者剩余因此增加，这部分消费者福利增长来自于规模经济下企业成本下降从而产品价格下降带来的福利增加。同时，企业的数量也会增加，差异产品增加，也就是消费者可以选择的商品种类增加，从经济学的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可以看出，消费者消费可能集的扩大，可供消费的选择变多可以提高消费者的福利。进口产品种类的增加影响消费者福利的提高还可以解释为考虑了进口种类后降低了进口产品的价格指数。消费者收入不变情况下可以购买更多的产品，从而提高效用，或者消费者在维持效用水平不变的情况下，需要的支出变少，即现有收入的真实购买力提升了。
如果用a表示固定成本，b表示边际成本，x表示产出，L表示本国劳动总量，L*表示外国劳动总量，并假设对于不同的商品，都有相同的a和b，即产品在生产过程中都是完全替代的。那么，封闭条件下，本国消费者可以消费的产品种类数为L/（a+bx），外国消费者可以消费的产品种类数为L*/（a+bx）。开放条件下，由于企业生产的产品数量增加，使得两国各自生产的产品数量减少，但是相对于封闭经济条件下，两国的产品种类数总和是增加的。也就是说，两国消费者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可以选择消费的产品种类数是增加的，消费者福利因此增加。
（二）数据分析
由于计算贸易利得时必须获得的产品替代弹性σ的估计方法和技术限制，以及微观产品层面数据获取困难等原因，研究产品多样化与消费者福利的经验研究进展一开始相对缓慢。对此作出重要贡献的莫属Feenstra（1994），他在CES效用函数（常弹性）基础上构建了能纳入新种类出现和旧品种消失的进口产品种类非传统价格指数，这一价格指数的构建为量化传统进口价格指数的向上偏误，从而为量化进口种类增长的贸易利得提供了可能。但Feenstra（1994）所计算和度量的仅仅是总体价格指数。Brodaand Weinstein（2006）以Feenstra（1994）的方法为基础，利用三级CES效用函数，将总体价格指数扩展为多商品价格指数。之后出现大量文献致力于估算进口多样化的福利增长效应。例如：Broda& Weinstein（2006）对美国（1972-2001）的研究；Gaulier and Mejean（2006）对28个发达或新兴市场经济体的研究；Cabral and Manteu（2010）对葡萄牙（1995-2007）的研究；Giuseppe（2010）对英国（1978-2006）的研究；Mohler and Seitz（2012）对欧盟（1994-2003）的研究，陈勇兵，李伟和钱学锋（2011）对中国（1994-2004）的研究；魏浩和付天（2016）对中国（1998-2010）的研究，等等。这些研究在产品细分方面有些许差别，但研究均无一例外地发现进口多样化是贸易利益的重要来源，其收益约占到国家GDP的1.2%-7%不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