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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10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座谈会上，提出了中国文艺有高原无高峰的著名论断。所谓“高峰”作品，就是优秀作品中卓然独立的大作品，超出高原地平线千米之上，高耸云端。只要读到这样的卓越作品，就能感受到深刻的震撼和启示，就能看见星光灿烂、生机勃然的时代风貌。为什么时代在期待这样的高峰作品？因为人们很看重中华民族百年以来的奋斗史和复兴史。为什么人们认为暂时没有高峰作品？因为人们断定仅有一批优秀作品，不足以展现我们百年以来的奋斗之卓绝和成就之辉煌。我们应该如何促进高峰作品的出现？这是值得我们探究的重要问题。
本文想从小说的角度，研究百年来中国文学、文艺发展的经验教训，探讨高峰作品迟迟未见的原因。
精英小说的诞生及其政治使命
中国“现代小说”不是作为一种文学流派的“现代派小说”，而是一个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诞生的文学体式。
中国本来具有源远流长的小说传统，《庄子》《列子》中许多寓言都可看作小说源头。及至西汉，刘向《新序》（比如《齐有妇人》）和司马迁《史记》（比如《魏公子列传》）中已经出现了具有严格意义上的小说篇章。明清四大名著，将中国小说推向高潮。有清一代，蒲松龄《聊斋志异》、袁枚《子不语》、纪晓岚《阅微草堂笔记》等创造了短篇小说的辉煌成就。
但是，中国现代小说却不是中国古代小说传统的继承者。发起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新文学运动的时代精英，自觉地把古代文化和文学看作封建糟粕，急于摆脱其影响，标榜自己要向西方文化和文学寻找资源，创造“平民的文学”和“人的文学”。古代小说虽然也对中国现代小说的形成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是这种影响一直不被现代小说的开创者所承认。他们认为，中国现代小说是在西方现代小说影响下诞生并发展的。那么，中国现代小说究竟从西方文化和西方现代小说中受到了什么样的影响呢？
西方现代小说，是与中世纪及其以前盛行于世的民族史诗、英雄传奇、宗教劝谕故事等等虚构文学作品相对举的文体现象。现代小说关注世俗的现实生活，关注平凡人们的命运、奋斗历程、心理诉求及其生活状态。美国学者瓦特在《小说的兴起》一书中指出，人们最早是用“现实主义”这个概念，将十八世纪早期小说家的作品与先前的虚构故事相区别的。本文所用“现代小说”一词，与瓦特所用“现实主义”一词涵义相当。
自从1719年英国作家笛福《鲁宾逊漂流记》诞生以来，现代小说在西方已经具有将近三百年的历史，在中国则具有将近一百年的历史。
现代小说诞生以后，仅仅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就在欧美社会取得了主流文体的地位。毫无疑问，这种文体顺应了欧洲三百年来文化思潮、社会结构和文学风气的发展，适应了读者的需求和市场的需求。
欧洲现代小说赖以诞生和发展的社会文化背景，有几点特别值得强调。第一，工业革命、宗教改革、启蒙运动对人类的世俗生活、人性的欲求进行肯定，于是文学的关注点由民族史诗、英雄传奇、宗教劝谕故事，转向人类的世俗生活。第二，由于人道主義和个人主义思想的空前繁荣，每个生命个体在理论上都获得了应有的权利、自由和尊严，于是文学的关注点转向了平凡生命个体（而不是神或者英雄）的日常生活，以及他们的奋斗历程和人生际遇。对平凡的琐碎的日常生活的描写因此成为现代小说最主要的内容。第三，财富的迅速增长，创造了一个相对庞大的有闲阶级，机器生产为家庭生活提供了大量现成的必需品，一些富贵的家庭主妇，因此从繁忙的家务劳动中解放了出来，并进而成为了有闲阶级。时代就这样为现代小说创造了必不可少的读者和市场。
上述三条既是现代小说产生的社会文化背景，也是现代小说所具备的特质和属性。现代小说成为主流文体以后，渐渐滋长起充当社会生活和日常生活的反映者、记录者并进而成为百科全书的野心，巴尔扎克时代这种野心臻于鼎盛。这种文学野心，反过来赋予现代小说一种新的特质，那就是最大限度地参与到社会思潮和文化思潮之中，以期对人类生活产生历史性的影响。
西方现代小说的这种特质，让中国新文化运动和新文学运动的领导者如获至宝。精英群体按照自己理解的西方小说模式，大声呼吁一种能够帮助国人启蒙祛昧、济世救国的类似文体拔地而起，以求一扫古老中国的沉疴。陈独秀、鲁迅、周作人、胡适等人，还有早一点的梁启超，是现代小说的积极呼吁者提倡者，有的人（鲁迅）也是身体力行的创作者。周氏兄弟早在留学日本期间，就已经认真研习和翻译西方小说，企图借小说讽喻世事，激发国人的觉醒与自救。后来鲁迅更是以《狂人日记》吹响了以小说介入社会文化运动的号角，随后“问题小说”、“反封建小说”、“女性解放小说”、“乡土小说”、“左翼小说”、“抗战小说”、“国防小说”、“伤痕小说”、“反思小说”、“改革小说”、“寻根小说”、“人道主义小说”、“官场小说”、“反腐小说”等等名目层出不穷，形成了一个强大的小说潮，成为了中国现代史上一道极为独特的文化景观。
《狂人日记》和《阿Q正传》的诞生，使得业已稳坐西方主流文体宝座的现代小说，终于第一次繁衍出中国之子。这个中国之子一旦出世，它身上所携带的“参与到社会思潮和文化思潮之中，以期对人类生活产生历史性影响”的文化基因，得到最大程度的突显和张扬。直至今天，我们对中国作家的最高称赞，往往是强调他继承了鲁迅的批判精神、发扬了鲁迅的思想传统，对小说作品的称赞，则常常强调其具有史诗性。这从一个特定的角度证明，百年来中国文学及小说，在文化属性和精神特质上，依然是五四新文学运动的余绪。
精英小说中底层人物的
负面形象
正如上文所述，中国现代小说，是由现代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为了促进社会文化变革而共同呼吁和建构起来的文体，它自诞生以来，就作为这两个精英群体的文化武器，积极参与到救亡图存、建构民族国家的历史运动中。作为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之间赖以沟通的共同语言之一，中国现代小说在二十世纪大多数时期，都受到了隆盛的恩宠和礼遇，精英群体将它的批判、启蒙、社会动员、政治斗争等社会功能发挥到了极致，成全了它的功勋和荣光。 在它的黄金时代，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是其最重要的读者群，还有作为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的后备群体的青年学生，更是现代文学的迷恋者。在某几个特殊时期，几乎所有的青年学生都是文学青年。他们不但是热情澎湃的文学读者，而且几乎都一度是文学的写作者。先秦士人“不学诗无以言”的文化风气，曾经反复出现在二十世纪的社会文化运动之中，只是这句话的内容常常变更为“不学鲁迅无以言”、“不学胡适无以言”、“不学巴金无以言”。
由于文学是社会精英群体的共同语言，所以文学也就势必成为了社会各阶层人士进入精英群体的准入证。作为主流文体的小说，在这种风气中所受到的尊崇，更是所有其他文体所不可比拟的。
作为精英话语的现代小说，从它诞生起就一直具有脱离民间社会、脱离社会底层人群的倾向。由于其过于强烈的启蒙冲动，甚至与底层人群的文化生活和精神生活，形成了某种对立关系（启蒙与被启蒙）。由文化精英对民间社会进行思想启蒙和灵魂改造，一直是现代小说中甚为活跃的主题。
精英群体也常常强调要表现底层劳动人民的喜怒哀乐和生活面貌，但必定只能是按照自己的立场和趣味，来观照、剪裁、塑造底层人民形象。创作者对这些人物所施加的批判与失望，往往超过所给予的同情。精英群体急切地期望底层人民理解自己的思想立场、文化目标、社会追求，并追随自己为这些目标共同奋斗。由于一时得不到理解，他们就对底层人民表现出嘲弄、批判的冲动，尽管同时也有或浓或淡的同情。但是，这些同情不足以促使他们去理解底层人民的文化信念、审美趣味、生活习性、情感期待。所以，他们的整体倾向，是把底层人民定义为无知、自私、狭隘、愚昧、奴性、麻木、低级趣味的负面人物。
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上，精英群体按照自己的视角和趣味，塑造了华老栓、华小栓、闰土、阿Q、小D、祥林嫂、三仙姑（赵树理《小二黑结婚》）、陈奂生（高晓声《陈奂生上城》）等等底层人民形象。塑造这些人物形象的作品，被作为深刻表现底层人群社会特征和文化特征的典范作品，在精英群体中广泛流传。精英群体带着批判的冲动、启蒙的激情、拯救的善意，对这些形象所代表的底层群体，进行反复的描述和展示，以图教育之、改造之。作为精英文化之一部分的现代小说，通过这种大规模的、频繁的、复制式的描述和展示，营造了自身的繁荣和浩瀚。精英群体的作者和读者，在这种锲而不舍的创作和展示中，充分体验了自身的勤奋和崇高。
可是，塑造这些底层人物形象的精英小说，究竟跟这些底层人物有没有文化上的关联？消费这些底层人形象的精英群体，跟这些底层人物究竟有多少精神上情感上的沟通？
实际上，底层人从来没有听懂过精英群体的意思，也从来没有生活在精英群体所构建的论题和语境之中。底层群体一直保留了远古时代遗留下来的精神文化，古人敬天礼神的宇宙观和生活态度，从来没有从底层社会消失过。底层社会从来不是单纯由人组成的，每一间简陋的草房或者瓦房里，都同时生活着灶神、门神、村神、傩神、天神、土地神、祖先神、冤鬼、厉鬼、猫魂、狗魂、老鼠精、狐狸精以及房主一家。这个复杂的鬼神世界，不但存在于底层人民的家中，还存在于底层社会的所有公共空间，祠堂、庙宇、集市、店铺、村巷、道路、驿站、亭阁楼台、山川田野，无不被这个复杂的鬼神世界所覆盖。
他们的心灵空间也完整地体现了这个鬼神世界的复杂性和丰富性。在处理人间的事务时，底层人必须借助鬼神的方式，否则他们将不知所措。在处理鬼神的事务时，底层人必须借助人事的方式，否则他们也将不知所措。当他们遇到社会难题或者人生困境时，求神问卜是他们通常的选择之一。当他们侍奉鬼神时，他们祭献酒食、燔奉钱财、张口求告、虔诚许愿，犹如侍奉掌握着他们命运的世俗官长。如果说，精英群体生活在人类社会的平面世界中，底层群体则是生活在一个由天堂、人间、地狱构成的立体世界之中。如果说，精英群体的大脑装满了人类社会的尔虞我诈、权力财色，底层人民的大脑，则在柴米油盐之外，还装满了天神地祇、妖魔鬼怪，以及这些鬼神与芸芸众生相辅相成、相助相残、相爱相恨、相交相错的古今传奇。
底层人民的精神空间是一个上天入地、大起大落、大开大合的世界，它的丰富性、原始性、根本性常常是精英群体的文化想象力所不可抵达的。那些借助一个文人、两个官员、三个地痞、四个商人、五个妓女、六个嫖客来演绎人间恩怨是非的精英小说，与底层人的精神世界相比，难免显得单薄、浅陋、苍白，二者几乎可以说格格不入。
与底层人民的精神世界相对应，他们的审美趣味也带上了若干仙韵神味、妖氛鬼气，而且有自己独特的符号体系和主题模式。或者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或者仙女下凡、狐狸成仙。讲英雄传奇必须有勇有谋、有功有德，讲爱情故事必须死后团圆，讲牛郎织女必须藕断丝连，讲大奸大恶必须见到报应，讲大善大美必须见到美满结局，讲平凡人物则深谙人兽一般的哲理，对人性阴暗面的理解总是那么通透而又宽厚。
由中国文化精英和政治精英共同建构的现代小说，却只从西方现代小说中移植了世俗关怀和社会风貌的命题，而将他们天上人间的广阔性和丰富性、上天入地的辽阔思维和伟大气魄，不自觉地抛弃掉。我们移植的实际上只是一株既不帶泥土和枝叶、也不带生命和灵魂的朽木。这棵朽木引进之后，我们的精英群体也没有及时将本土的魂灵附着其中，反倒有意识地利用这棵朽木，向本土文化的丰富性、广阔性宣战，决意以此改造我们的文化和灵魂。
一百年的时间倏忽而过，虽然还不到尘埃落定的时候，但是有一点是十分清楚的，这种企图成为中国社会百科全书的文体，实际上对中国底层人民真实的文化生活和精神生活，进行了前所未有的肢解和歪曲，给我们的文化和灵魂造成了巨大的破坏和混乱。
人民文艺观与人民小说的
蓬勃发展
就像五四时期的小说有意抵制中国古典小说的影响一样，共产党人在革命运动中发展起来的小说，也有意抵制五四小说贬低劳动人民之思想倾向之影响，而放大了它用以进行政治组织和社会动员的功能设置。 五四爱国运动爆发的那一年，即1919年，毛泽东在《湘江评论·创刊宣言》中指出：“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鲁迅笔下的愚民，到毛泽东笔下，成了有力量拯救国家灭亡的“民众”——他们成了国家得救的希望所在。一代新人日渐具备此种认识，逐步形成了新的思潮。这种左翼思潮与时代苦难相互激荡，演变为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工人起义、农民起义，一种新的政治力量随之登上历史舞台，中国社会的政治格局，因此产生了微妙的变化。毛泽东、李大钊、瞿秋白、彭湃、蔡和森、方志敏、刘志丹为代表的共产党人，自觉地对这种新生的政治力量加以组织、引导，使之凝聚为反抗殖民帝国与买办、挽救国家与种族、创造历史与未来的革命洪流，最终取得了胜利，给世界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这个历史进程，给中国文学注入了崭新的灵魂和气质，中国现代小说因此产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之前，就有不少作家将笔触瞄准工农大众，书写他们对罪恶社会的抗争，以及改变命运的渴望。《讲话》发表之后，进步作家犹如找到了指路明灯。
《讲话》的发表，显然是个重大事件。该文指导作家解决了两个重大问题。首先，文学艺术为谁服务的问题。这是有史以来所有从事创作的人，从来没有明确意识到的问题。毛主席指出，我們的文学艺术，乃是为工人农民服务的，是用以鼓动、组织劳动人民进行反抗、创造历史的。因而，我们的文艺创作，应该以劳动人民为主人公，应该表现他们追求翻身、谋求幸福的内在渴望，讴歌他们为掌握自己的命运而勇猛奋斗的伟大精神。其次，文艺创作者与劳动人民的关系问题。文艺创作者要表现好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和伟大奋斗，必须具有劳动人民的立场，与劳动人民达到感情的一致。所以，作家在阶级立场、感情倾向上，必须跟劳动人民一体化，成为劳动人民的一员。
毛主席这些前所未有的思想理论，使文艺家的世界观、政治观、历史观、人民观、革命观、文艺观、观察生活的角度以及内在的感情世界，得到重新整治和改造。创作主体的巨大变化，给中国文艺及小说创作，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在鲁迅笔下显得愚昧、麻木、自私、逆来顺受、相互伤害的劳动人民，在新一代作家的笔下，呈现出敢于斗争、敢于反抗、敢于改变命运、敢于为追求理想社会而献身的强大力量和精神光辉。
赵树理笔下的小二黑、李有才、潘永福，贺敬之笔下的白毛女、大春，丁玲笔下的张裕民、程仁，杜鹏程笔下的周大勇、彭德怀，柳青笔下的梁生宝，周立波笔下的刘雨生、盛淑君、邓秀梅、李月辉、盛佑亭，梁斌笔下的朱老忠、朱老巩、江涛、运涛、大贵、二贵，马烽笔下的刘胡兰，曲波笔下的少剑波、杨子荣、李勇奇，姚雪垠笔下的李自成、刘宗敏，王汶石笔下的张腊月、吴淑兰等，他们的阶级地位跟鲁迅笔下的闰土、阿Q、七斤、华老栓等人物类同，都是备受压迫的底层劳动人民，或者是从底层成长起来的革命者。他们站在读者面前的形象，与鲁迅笔下的人物迥然相异。他们或者是富于反抗精神的斗争者（朱老巩、朱老忠），或者是为了消灭黑暗势力而不惜牺牲生命的勇士（刘胡兰、杨子荣），或者是为改变国家与人民命运而奋斗的军事将领（彭德怀、周大勇、李自成、刘宗敏），或者是为创造新时代新生活而积极奉献的模范（梁生宝、张腊月、吴淑兰）。总之，他们都表现出掌握自己命运、创造美好社会的伟大理想，和与之相称的伟大力量。
同是备受压迫的底层劳动人民，在鲁迅笔下和革命作家笔下所呈现的形象，别若霄壤，完全是两重世界。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或许可以解释说，革命作家遇上了风起云涌的革命浪潮，广大劳动人民已经投身于改变民族命运和自身命运的伟大斗争之中。而鲁迅时代，这种革命浪潮尚未来临，劳动人民正处于逆来顺受的沉默之中。
这种解释很难具有完备的说服力，因为第一，中国革命高潮的来临，恰好是鲁迅作为著名作家声誉日益隆盛的二三十年代，而鲁迅并没有将革命中的人民作为小说主人公。即使没有革命高潮的来临，中国历史上劳动人民的反抗，此起彼伏，从来没有间断过，《陈涉世家》就曾表现并赞许过这种反抗。近世以来，李自成、张献忠、洪秀全、冯云山、杨秀清、萧朝贵、各地捻军、义和团等反抗运动，从来没有离开过文人学士的知识视野。中国文学传统中，描写底层反抗者的作品，也颇得文人学士的认可。司马迁笔下的陈胜、吴广、韩信、樊哙、周勃、英布、豫让、卜式，施耐庵笔下的水浒英雄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李逵、武松、鲁智深、张横、张顺、解珍、解宝、陶宗旺等，都是富有反抗精神或献身精神的底层人民。在赵树理、贺敬之、丁玲、周立波、蒋光慈、姚雪垠等革命作家出现之前，为什么没有作家能够塑造出富于反抗精神的劳动人民文学典型？
问题的关键在于作家作为创作主体，有没有思想能力理解中国革命的性质和使命，有没有思想能力理解人民的力量和诉求。是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给一代作家赋予了人民立场和人民文学观，使得作家终于能够发现底层劳动人民的革命立场和热情，能够发现底层劳动人民掌握自己命运的内在渴望和创造历史的伟大力量。作家和文艺家一旦拥有了人民立场，一旦理解了人民的感情，一旦发现通过革命团体的宣传、激发、组织工作，人民群众能凝聚成改变现实、创造历史的伟大力量，就愿意用自己的文字或其他艺术手段，参与到对人民群众的宣传、激发、组织工作之中，并致力于描述、表现人民群众改变自己命运、改造社会现实的历史实践和精神风貌。
经过两三代作家几十年的辛勤创作，一种新的小说模式诞生，形成了庞大的规模。它既不同于中国古代小说，也不同于西方小说，甚至也不同于五四时期的小说。这是一种自成一体的现代小说。总结起来，如下几点颇值得注意。
第一，这种创作思想、创作思路，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文学运动。这个文学运动由革命文学运动和社会主义文学运动合二而一，可以称之为人民文学和人民文艺。这个人民文学，是在具有革命性的文学观激发下逐步展开的，以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文学思想为指导，形成了波澜壮阔、声势浩大的文学思想革命运动。为人民创作、站在人民立场创作、以人民的感情创作，是这种文学思想的核心特点。 第二，这个文学运动是在中国革命的历史运动中产生的，是中国革命运动的一部分。当年在延安召开文艺座谈会的目的，毛主席讲得很清楚，就是要“研究文艺工作和一般革命工作的关系，求得革命文艺的正确发展，求得革命文艺对其他革命工作的更好的协助，借以打倒我们民族的敌人，完成民族解放的任务。”为什么呢？因为“在我们为中国人民解放的斗争中，有各种的战线，就中也可以说有文武两个战线，这就是文化战线和军事战线。我们要战胜敌人，首先要依靠手里拿枪的军队。但是仅仅有这种军队是不够的，我们还要有文化的军队，这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场配合军事斗争和政治斗争的文学运动，后来取得蔚为大观的成就，古往今来所仅见。由于中国革命具有改天换地的崇高性质，这场服务于革命、服务于人民的文学运动，也相应地具备崇高意义。
第三，伴随着中国革命历史进程的这场文艺革命运动，诞生了数以万计的文艺家和文学家。投身于文艺思想建设和文学创作的文学家，大约可以分为三代人。他们大多是中国革命运动的参与者（老革命）。他们首先是一位投身革命、为民族解放、人民翻身而奋斗的战士，然后才是小说家或艺术家。其次，他们大多既有或多或少的中国古代文化和古代文献修养，又有一定的西方文学和西方文化修养，可谓学贯中西。其三，他们大多具有深厚的革命理论修养，谙熟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说、阶级斗争学说和文艺学说，理解社会主义历史方向，对中国社会结构及各阶级人物具有深刻的研究。他们是有文化的时代精英。
第四，这个文学运动，涌现出一大批与人民文艺观和人民文学观相一致的文学作品，长篇小说与短篇小说都取得了辉煌成就。经过几十年时间的沉淀，一些作品已经具备经典地位，比如《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暴风骤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荷花淀》《吕梁英雄传》《山乡巨变》《红旗谱》《红日》《红岩》《青春之歌》《保卫延安》《林海雪原》《铁道游击队》《创业史》《三家巷》《风雷》《李自成》《上海的早晨》《艳阳天》等。
第五，作为这些小说之主人公的底层劳动人民，精神状态呈现出开朗、欢乐、奉献、自信、积极向上、敢于反抗、敢于开创新生活等一系列正面特征，与西方文学、中国古典文学、五四新文学中的劳动人民迥然有别，与鲁迅笔下自私、压抑、愚昧、麻木的人民形象，尤其大相径庭。赵树理《小二黑结婚》出现不久，就有敏感的批评家指出，由于赵树理的出现，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次出现了活泼、健朗、正面的中国农民形象。这种文学风貌的改变，固然得益于中国革命对底层劳动人民命运、地位和精神风貌的改变，更主要的是，这几代作家作为中国革命和文学革命运动的参与者，能够自觉地从浑朴的现实生活中，发现并捕捉劳动人民掌握自己命运的渴望和创造历史的力量。
第六，在持續几十年的文学革命运动中所诞生的千千万万件小说作品，在社会理想（社会主义）、内容（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主题（投身革命以求改变命运、谋求尊严）、人物构成（底层劳动人民）、人物关系（革命与反革命、先进与落后）等方面高度一致，而且具有共同的精神气质和美学风格。如此辽阔的文学现象，如此罕见的共同性和一致性，足以形成在世界文学史上独具风格的小说类型和小说模式。将这种小说类型和小说模式命名为人民小说，十分合适。这种人民小说，是中国现代小说的主体，它不但规模大、持续时间长，而且群峰迭起、成就辉煌、经典众多，无疑是现代小说的高峰。
第七，人民小说最杰出的艺术成就，在于久经革命烈火淬炼而达到的美学特征。这种美学特征究竟是什么呢？是刚健、从容、自信、喜乐，是阳光灿烂，是红霞满天，是勇往直前的果决，是改天换地的力量。小二黑（《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李有才板话》）、周大勇（《保卫延安》）、杨子荣（《林海雪原》）、梁生宝（《创业史》）、萧长春（《艳阳天》）、李自成（《李自成》）等小说人物身上，常常让人感受到，中国人力图掌握自己命运的那种坚毅、豪迈、英勇，掌握命运之后的那种自信、从容、喜乐。他们生活在一个苦难而又伟大的国家，生活在一个血腥而又伟大的时代，他们相信自己能够铲平血腥，消灭苦难，创造出一个公平、正义、有尊严的天下。他们因为坚信自己的理想必将成功，而常常充满了主人公和创造者的力量感、豪迈感、成就感、幸福感。
不惟小说取得了如此伟大的成功，与革命事业相伴而生的其他艺术形式（绘画、雕塑、音乐、歌曲、戏剧等）的作品，也取得了同样伟大的成就，其精神气质和美学风格跟人民小说基本一致。
持续几十年的人民文学运动和人民艺术运动，为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和翻身解放，建立了伟大功勋。它已自成一体，自成传统，如果继续发展，有可能会出现奇峰突起的伟大作品。
历史虚无主义思潮
与个人小说崛起
在毛泽东时代后期，由于一些政界人物对人民文艺观的理解和执行偏离正道，未能激发创作者的创造力，遏制了人民小说的发展，优秀作品为数不多（其他艺术门类特别是戏曲电影等则有较多优秀作品）。这种文艺政策的失误，激起了作家们的不满。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之后，许多作家纷纷逃离人民文艺观的立场。但是，坚守人民文艺观的作家，毕竟还有一些，正所谓“故家遗俗，流风善政，犹有存者”（《孟子·公孙丑上》）。只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坚守者越来越少，其地位越来越边缘化。
随着改革开放时代的到来，政治生态发展了巨大变化，文艺生态和小说生态也随之出现天翻地覆的改变。小说界先后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创作倾向，其中一度起到主导作用并对人民文艺观起到消解作用的，是反思文学和先锋文学。
反思文学首先从文革、反右着手，对那两次政治运动给某些人之个人命运造成的伤害予以批评与控诉，后来发展为反思大跃进运动、肃反运动、土改运动，接着对共产党领导的挽救中国覆亡的中国革命，也进行了无情的“反思”，最后对整个中国历史、中国文化、中国社会生活，均展开尖锐的批评与解构。反思文学越过人民文学的浩大传统，直接继承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片面批判中国历史和中国人民的传统，对清末以来殖民主义者所加给中国的污蔑性描述和歧视性批判，照单全收，用比五四一代更为细致的文学笔触，对他们想象中的中国社会的黑暗、中国文化的丑陋、中国国民的愚昧，进行了淋漓尽致的展现，和愤恨交加的批判。鲁迅时代即把中国历史命名为“吃人”历史，把中国祖先命名为“有罪”（胡适语）祖先。到了反思文学高潮之际，台湾柏杨谬说传入大陆，“中国文化是酱缸，中国人是酱缸蛆”的著名论断，受到许多人肯定。许多作家以此等邪说作为创作指导，把鲁迅小说对底层劳动人民的负面描述，拓展为对中华民族生活的各个层面、各个领域进行妖魔化批判。这一类型的小说创作，对新时期历史虚无主义和逆向种族主义思潮的形成和膨胀，起到了推波助澜作用。中国的精神文化，由此跌入鸦片战争以来的谷底。 先锋文学离人民文学观更加遥远，它是在西方文化思潮和文学范式的影响下爆发性出现的。在殖民扩张的历史进程中，西方资本主义掠夺型经济疯狂发展，对包括西方在内的世界各民族社会文化造成巨大震荡。那时现实主义文学成为西方文学主流。两次世界大战使西方社会元气大伤，对西方人的精神伤害也很严重。加上西方殖民势力受到殖民地独立运动的压力，控制世界的能力明显衰落，一种颓败的末世情绪，笼罩着西方文化的各个领域。当中国与“世界”（也就是西方）接轨时，正好与这种没落的、挣扎的、阴暗的、怀疑的、绝望的、歇斯底里的末世文化迎头相撞。中国文艺一头栽进西方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怀抱，如饥似渴地吃够了后现代的奶水，给中国读者贡献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小说模式和美学风范。这种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文化精神，在中国社会经过将近四十年的发展，影响日益强大。当中国社会经济蒸蒸日上、综合国力节节攀升时，我们的精神文化却不见与之相称的朝气蓬勃、昂扬高歌气质，随处可见自私、自虐、孤独感、荒谬感、反文化、反体制、反崇高、无情无义、道德沦丧、掠夺财富买颓废等末世景象。这种精神文化与社会现实的严重脱节，跟改革开放之初片面地崇尚并引进西方文化资源密切相关。
当反思文学和先锋文学之思潮形成合流，它们的反正统、反体制、反文化、反历史、反崇高、反理想、反理性的解构性质愈益突出，成为几十年来泛滥成灾的历史虚无主义和逆向种族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
反思文学和先锋文学思潮，在检讨人民文艺观时，指出其重要的特点之一，是与国家意识形态和具体政策结合太紧密，造成作品的意义仅作用于一时。该思潮具有摆脱政治束缚的强烈诉求。但是，该思潮自身恰好也是高度政治化、高度意识形态化的，只不过他们急于反对的这种特定的意识形态，提倡的是另一种特定的意识形态。其中反思文学跟政策的联系，一点也不比人民文学松散些。所不同的是，人民文学是从人民立场和民族大义立场出发配合政策的，反思文学则带有强烈的个人情绪和诉求。
在反思文学和先锋文学之外，还有其他一些文学思潮，其影响难于与反思文学和先锋文学并论。这种伴随历史虚无主义思潮而崛起的文学思想和小说创作现象，成为所谓新时期的文学主流。进入二十一世纪之后，这些名字逐渐淡化，但是立场、观念、方法已经成为新时代文学之基因，深刻影响着文学的走向。
奉行人民文艺观的小说家，致力于理解人民的需求、民族的命运和时代的使命，并自觉地以自己的创作服务于这些伟大事物，参与到人民创造历史的实践之中，成为历史发展的促进者。这些作品天然地具有崇高气息和神圣意味。当创作者成为一个民族、一个时代的文化承载者，其作品也就自然成为这个民族、这个时代的伟大精神的体现者。如果这个创作者文化积累格外深厚、思想格外深刻，才华格外杰出，其作品自然就成为在一个时代诸多优秀作品（“高原”）中卓越耸立的“高峰”作品。“新时期”以来的小说，致力于反对并解构这些伟大事物，常常以个人利益和情绪臧否世界，演绎世事，不屑于研究民族复兴的伟大时代，不屑于理解人民的奋斗和诉求，甚至不屑于正视人民的存在，其胸襟情怀，与秉持人民文艺观的小说家相比，判若云泥。
当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理论支撑的人民文学观和人民艺术观，遭遇时代浪潮的冲击与批判时，其理论支撑也难免跟着遭遇质疑和解构，至少是严重地淡化、边缘化。文学生产作为社会文化生产的一部分，失去了大道的引导和规范，犹如一匹狂躁的野马，在恶欲和潜意识的荒原上横冲直撞。这些作品可着劲儿比病态、比阴暗、比狠毒、比疯狂、比自私、比堕落、比荒谬，表面上颇为繁荣，实际上比荒原更加荒凉。此时当然不会出现文学的高峰，而只会出现精神的深渊。一个民族和时代，如果没有被这种小说和文艺完全拽入深渊，已经是万幸。
这些特定时期的小说，离人民越来越远，命名为个人小说也许比较恰当。这种个人小说，带着末世的阴暗、狠毒等精神病毒，无限繁衍蔓延，创造着虚假的繁荣，实际上却陷入深渊无力自拔。如果没有特殊的契机，使之回归人民文学和中国古典文学的伟大传统，小說创作恐怕不会找到出路，其唯一的命运就是被人民和历史抛弃。
余论：光与暗，道与德
魏连殳（鲁迅《孤独者》）是生活在“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的一个读书人，他因找不到出路而愤世嫉俗，因愤世嫉俗而孤独，因孤独而荒谬。他把世界看得一片黑暗，深深憎恶一切人。鲁迅说，文学是国民精神的光。魏连殳完全看不见国民精神的光，不是因为没有光，而是因为他看不到，而是因为他自己内心没有光。盲人都知道世界上是有光的，只是自己看不到。为什么精英小说和个人小说的作者如此骄傲，敢于认为世界没有光，而不承认是自己看不到呢？心盲症患者，与目盲症患者，其表现形式何其迥异。
这跟特定的历史语境和社会文化生态有关。一个作家能写出杰出作品，是因为作家能够成为民族文化的承载者、时代精神的理解者、国民精神的观察者。也就是说，伟大作品得之于民族精神者甚多，得之于个人禀赋者则少些。如果民族生活、时代文化飘摇无着，生死不定，作家笔下就很难笃定。“治天下者定所尚（崇尚）。所尚一定，至于万千年而不变，使民之耳目纯于一，而子孙有所守，易以为治。”（苏洵《审势》）“万千年而不变”的“所尚”，究竟为何？理想也，信念也，大道也。
从精英小说，到人民小说，再到个人小说，百年来小说创作的起伏，恰是政治文化生态颠簸动荡之历史的体现。清末以降，中华遭遇前所未有的大敌和危机，带着保国保种保教的心愿，左冲右突百余年，依然无法获得新生。精英群体因失败而恐惧，而慌乱，而绝望，而荒谬。煎熬百年，渐失大道。大道既失，也就看不见民族生活深处的光。虽然在某个历史时期，找到了大道，获得了保国保种的胜利，其成就光芒万丈，并产生了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人民小说、人民文学和人民文艺，可是，只要出现一点点瑕疵，精英群体又旧病复发，重归慌乱，重患心盲症。大道犹存，却没法获得持续的、坚定的认可，没法做到“子孙有所守”。
指明“大道既失”，并不意味着创作者没有个人责任。刘勰说：“文之为德也大矣！”（《文心雕龙·原道》）德者，明道也，体道也。作家不能皈依大道，却热衷于随波逐流、非圣乖经，其“文”也就失去凭依，成为脱离人民大道和民族大道的私欲发泄。
中国近代以来的挣扎与拼搏，以及高歌猛进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堪称惊天地而泣鬼神。这样的苦难与荣光，必将出现与之相匹配的大思想家、大文学家。当务之急是恢复民族自信，进行切实的文化建设和精神建设。当国人在新的历史语境中重建“所尚”，重归大道，文学的高峰之作一定会拔地而起，直指云天。
责任编辑：魏建国 杨建
本文想从小说的角度，研究百年来中国文学、文艺发展的经验教训，探讨高峰作品迟迟未见的原因。
精英小说的诞生及其政治使命
中国“现代小说”不是作为一种文学流派的“现代派小说”，而是一个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诞生的文学体式。
中国本来具有源远流长的小说传统，《庄子》《列子》中许多寓言都可看作小说源头。及至西汉，刘向《新序》（比如《齐有妇人》）和司马迁《史记》（比如《魏公子列传》）中已经出现了具有严格意义上的小说篇章。明清四大名著，将中国小说推向高潮。有清一代，蒲松龄《聊斋志异》、袁枚《子不语》、纪晓岚《阅微草堂笔记》等创造了短篇小说的辉煌成就。
但是，中国现代小说却不是中国古代小说传统的继承者。发起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新文学运动的时代精英，自觉地把古代文化和文学看作封建糟粕，急于摆脱其影响，标榜自己要向西方文化和文学寻找资源，创造“平民的文学”和“人的文学”。古代小说虽然也对中国现代小说的形成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是这种影响一直不被现代小说的开创者所承认。他们认为，中国现代小说是在西方现代小说影响下诞生并发展的。那么，中国现代小说究竟从西方文化和西方现代小说中受到了什么样的影响呢？
西方现代小说，是与中世纪及其以前盛行于世的民族史诗、英雄传奇、宗教劝谕故事等等虚构文学作品相对举的文体现象。现代小说关注世俗的现实生活，关注平凡人们的命运、奋斗历程、心理诉求及其生活状态。美国学者瓦特在《小说的兴起》一书中指出，人们最早是用“现实主义”这个概念，将十八世纪早期小说家的作品与先前的虚构故事相区别的。本文所用“现代小说”一词，与瓦特所用“现实主义”一词涵义相当。
自从1719年英国作家笛福《鲁宾逊漂流记》诞生以来，现代小说在西方已经具有将近三百年的历史，在中国则具有将近一百年的历史。
现代小说诞生以后，仅仅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就在欧美社会取得了主流文体的地位。毫无疑问，这种文体顺应了欧洲三百年来文化思潮、社会结构和文学风气的发展，适应了读者的需求和市场的需求。
欧洲现代小说赖以诞生和发展的社会文化背景，有几点特别值得强调。第一，工业革命、宗教改革、启蒙运动对人类的世俗生活、人性的欲求进行肯定，于是文学的关注点由民族史诗、英雄传奇、宗教劝谕故事，转向人类的世俗生活。第二，由于人道主義和个人主义思想的空前繁荣，每个生命个体在理论上都获得了应有的权利、自由和尊严，于是文学的关注点转向了平凡生命个体（而不是神或者英雄）的日常生活，以及他们的奋斗历程和人生际遇。对平凡的琐碎的日常生活的描写因此成为现代小说最主要的内容。第三，财富的迅速增长，创造了一个相对庞大的有闲阶级，机器生产为家庭生活提供了大量现成的必需品，一些富贵的家庭主妇，因此从繁忙的家务劳动中解放了出来，并进而成为了有闲阶级。时代就这样为现代小说创造了必不可少的读者和市场。
上述三条既是现代小说产生的社会文化背景，也是现代小说所具备的特质和属性。现代小说成为主流文体以后，渐渐滋长起充当社会生活和日常生活的反映者、记录者并进而成为百科全书的野心，巴尔扎克时代这种野心臻于鼎盛。这种文学野心，反过来赋予现代小说一种新的特质，那就是最大限度地参与到社会思潮和文化思潮之中，以期对人类生活产生历史性的影响。
西方现代小说的这种特质，让中国新文化运动和新文学运动的领导者如获至宝。精英群体按照自己理解的西方小说模式，大声呼吁一种能够帮助国人启蒙祛昧、济世救国的类似文体拔地而起，以求一扫古老中国的沉疴。陈独秀、鲁迅、周作人、胡适等人，还有早一点的梁启超，是现代小说的积极呼吁者提倡者，有的人（鲁迅）也是身体力行的创作者。周氏兄弟早在留学日本期间，就已经认真研习和翻译西方小说，企图借小说讽喻世事，激发国人的觉醒与自救。后来鲁迅更是以《狂人日记》吹响了以小说介入社会文化运动的号角，随后“问题小说”、“反封建小说”、“女性解放小说”、“乡土小说”、“左翼小说”、“抗战小说”、“国防小说”、“伤痕小说”、“反思小说”、“改革小说”、“寻根小说”、“人道主义小说”、“官场小说”、“反腐小说”等等名目层出不穷，形成了一个强大的小说潮，成为了中国现代史上一道极为独特的文化景观。
《狂人日记》和《阿Q正传》的诞生，使得业已稳坐西方主流文体宝座的现代小说，终于第一次繁衍出中国之子。这个中国之子一旦出世，它身上所携带的“参与到社会思潮和文化思潮之中，以期对人类生活产生历史性影响”的文化基因，得到最大程度的突显和张扬。直至今天，我们对中国作家的最高称赞，往往是强调他继承了鲁迅的批判精神、发扬了鲁迅的思想传统，对小说作品的称赞，则常常强调其具有史诗性。这从一个特定的角度证明，百年来中国文学及小说，在文化属性和精神特质上，依然是五四新文学运动的余绪。
精英小说中底层人物的
负面形象
正如上文所述，中国现代小说，是由现代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为了促进社会文化变革而共同呼吁和建构起来的文体，它自诞生以来，就作为这两个精英群体的文化武器，积极参与到救亡图存、建构民族国家的历史运动中。作为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之间赖以沟通的共同语言之一，中国现代小说在二十世纪大多数时期，都受到了隆盛的恩宠和礼遇，精英群体将它的批判、启蒙、社会动员、政治斗争等社会功能发挥到了极致，成全了它的功勋和荣光。 在它的黄金时代，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是其最重要的读者群，还有作为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的后备群体的青年学生，更是现代文学的迷恋者。在某几个特殊时期，几乎所有的青年学生都是文学青年。他们不但是热情澎湃的文学读者，而且几乎都一度是文学的写作者。先秦士人“不学诗无以言”的文化风气，曾经反复出现在二十世纪的社会文化运动之中，只是这句话的内容常常变更为“不学鲁迅无以言”、“不学胡适无以言”、“不学巴金无以言”。
由于文学是社会精英群体的共同语言，所以文学也就势必成为了社会各阶层人士进入精英群体的准入证。作为主流文体的小说，在这种风气中所受到的尊崇，更是所有其他文体所不可比拟的。
作为精英话语的现代小说，从它诞生起就一直具有脱离民间社会、脱离社会底层人群的倾向。由于其过于强烈的启蒙冲动，甚至与底层人群的文化生活和精神生活，形成了某种对立关系（启蒙与被启蒙）。由文化精英对民间社会进行思想启蒙和灵魂改造，一直是现代小说中甚为活跃的主题。
精英群体也常常强调要表现底层劳动人民的喜怒哀乐和生活面貌，但必定只能是按照自己的立场和趣味，来观照、剪裁、塑造底层人民形象。创作者对这些人物所施加的批判与失望，往往超过所给予的同情。精英群体急切地期望底层人民理解自己的思想立场、文化目标、社会追求，并追随自己为这些目标共同奋斗。由于一时得不到理解，他们就对底层人民表现出嘲弄、批判的冲动，尽管同时也有或浓或淡的同情。但是，这些同情不足以促使他们去理解底层人民的文化信念、审美趣味、生活习性、情感期待。所以，他们的整体倾向，是把底层人民定义为无知、自私、狭隘、愚昧、奴性、麻木、低级趣味的负面人物。
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上，精英群体按照自己的视角和趣味，塑造了华老栓、华小栓、闰土、阿Q、小D、祥林嫂、三仙姑（赵树理《小二黑结婚》）、陈奂生（高晓声《陈奂生上城》）等等底层人民形象。塑造这些人物形象的作品，被作为深刻表现底层人群社会特征和文化特征的典范作品，在精英群体中广泛流传。精英群体带着批判的冲动、启蒙的激情、拯救的善意，对这些形象所代表的底层群体，进行反复的描述和展示，以图教育之、改造之。作为精英文化之一部分的现代小说，通过这种大规模的、频繁的、复制式的描述和展示，营造了自身的繁荣和浩瀚。精英群体的作者和读者，在这种锲而不舍的创作和展示中，充分体验了自身的勤奋和崇高。
可是，塑造这些底层人物形象的精英小说，究竟跟这些底层人物有没有文化上的关联？消费这些底层人形象的精英群体，跟这些底层人物究竟有多少精神上情感上的沟通？
实际上，底层人从来没有听懂过精英群体的意思，也从来没有生活在精英群体所构建的论题和语境之中。底层群体一直保留了远古时代遗留下来的精神文化，古人敬天礼神的宇宙观和生活态度，从来没有从底层社会消失过。底层社会从来不是单纯由人组成的，每一间简陋的草房或者瓦房里，都同时生活着灶神、门神、村神、傩神、天神、土地神、祖先神、冤鬼、厉鬼、猫魂、狗魂、老鼠精、狐狸精以及房主一家。这个复杂的鬼神世界，不但存在于底层人民的家中，还存在于底层社会的所有公共空间，祠堂、庙宇、集市、店铺、村巷、道路、驿站、亭阁楼台、山川田野，无不被这个复杂的鬼神世界所覆盖。
他们的心灵空间也完整地体现了这个鬼神世界的复杂性和丰富性。在处理人间的事务时，底层人必须借助鬼神的方式，否则他们将不知所措。在处理鬼神的事务时，底层人必须借助人事的方式，否则他们也将不知所措。当他们遇到社会难题或者人生困境时，求神问卜是他们通常的选择之一。当他们侍奉鬼神时，他们祭献酒食、燔奉钱财、张口求告、虔诚许愿，犹如侍奉掌握着他们命运的世俗官长。如果说，精英群体生活在人类社会的平面世界中，底层群体则是生活在一个由天堂、人间、地狱构成的立体世界之中。如果说，精英群体的大脑装满了人类社会的尔虞我诈、权力财色，底层人民的大脑，则在柴米油盐之外，还装满了天神地祇、妖魔鬼怪，以及这些鬼神与芸芸众生相辅相成、相助相残、相爱相恨、相交相错的古今传奇。
底层人民的精神空间是一个上天入地、大起大落、大开大合的世界，它的丰富性、原始性、根本性常常是精英群体的文化想象力所不可抵达的。那些借助一个文人、两个官员、三个地痞、四个商人、五个妓女、六个嫖客来演绎人间恩怨是非的精英小说，与底层人的精神世界相比，难免显得单薄、浅陋、苍白，二者几乎可以说格格不入。
与底层人民的精神世界相对应，他们的审美趣味也带上了若干仙韵神味、妖氛鬼气，而且有自己独特的符号体系和主题模式。或者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或者仙女下凡、狐狸成仙。讲英雄传奇必须有勇有谋、有功有德，讲爱情故事必须死后团圆，讲牛郎织女必须藕断丝连，讲大奸大恶必须见到报应，讲大善大美必须见到美满结局，讲平凡人物则深谙人兽一般的哲理，对人性阴暗面的理解总是那么通透而又宽厚。
由中国文化精英和政治精英共同建构的现代小说，却只从西方现代小说中移植了世俗关怀和社会风貌的命题，而将他们天上人间的广阔性和丰富性、上天入地的辽阔思维和伟大气魄，不自觉地抛弃掉。我们移植的实际上只是一株既不帶泥土和枝叶、也不带生命和灵魂的朽木。这棵朽木引进之后，我们的精英群体也没有及时将本土的魂灵附着其中，反倒有意识地利用这棵朽木，向本土文化的丰富性、广阔性宣战，决意以此改造我们的文化和灵魂。
一百年的时间倏忽而过，虽然还不到尘埃落定的时候，但是有一点是十分清楚的，这种企图成为中国社会百科全书的文体，实际上对中国底层人民真实的文化生活和精神生活，进行了前所未有的肢解和歪曲，给我们的文化和灵魂造成了巨大的破坏和混乱。
人民文艺观与人民小说的
蓬勃发展
就像五四时期的小说有意抵制中国古典小说的影响一样，共产党人在革命运动中发展起来的小说，也有意抵制五四小说贬低劳动人民之思想倾向之影响，而放大了它用以进行政治组织和社会动员的功能设置。 五四爱国运动爆发的那一年，即1919年，毛泽东在《湘江评论·创刊宣言》中指出：“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鲁迅笔下的愚民，到毛泽东笔下，成了有力量拯救国家灭亡的“民众”——他们成了国家得救的希望所在。一代新人日渐具备此种认识，逐步形成了新的思潮。这种左翼思潮与时代苦难相互激荡，演变为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工人起义、农民起义，一种新的政治力量随之登上历史舞台，中国社会的政治格局，因此产生了微妙的变化。毛泽东、李大钊、瞿秋白、彭湃、蔡和森、方志敏、刘志丹为代表的共产党人，自觉地对这种新生的政治力量加以组织、引导，使之凝聚为反抗殖民帝国与买办、挽救国家与种族、创造历史与未来的革命洪流，最终取得了胜利，给世界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这个历史进程，给中国文学注入了崭新的灵魂和气质，中国现代小说因此产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之前，就有不少作家将笔触瞄准工农大众，书写他们对罪恶社会的抗争，以及改变命运的渴望。《讲话》发表之后，进步作家犹如找到了指路明灯。
《讲话》的发表，显然是个重大事件。该文指导作家解决了两个重大问题。首先，文学艺术为谁服务的问题。这是有史以来所有从事创作的人，从来没有明确意识到的问题。毛主席指出，我們的文学艺术，乃是为工人农民服务的，是用以鼓动、组织劳动人民进行反抗、创造历史的。因而，我们的文艺创作，应该以劳动人民为主人公，应该表现他们追求翻身、谋求幸福的内在渴望，讴歌他们为掌握自己的命运而勇猛奋斗的伟大精神。其次，文艺创作者与劳动人民的关系问题。文艺创作者要表现好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和伟大奋斗，必须具有劳动人民的立场，与劳动人民达到感情的一致。所以，作家在阶级立场、感情倾向上，必须跟劳动人民一体化，成为劳动人民的一员。
毛主席这些前所未有的思想理论，使文艺家的世界观、政治观、历史观、人民观、革命观、文艺观、观察生活的角度以及内在的感情世界，得到重新整治和改造。创作主体的巨大变化，给中国文艺及小说创作，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在鲁迅笔下显得愚昧、麻木、自私、逆来顺受、相互伤害的劳动人民，在新一代作家的笔下，呈现出敢于斗争、敢于反抗、敢于改变命运、敢于为追求理想社会而献身的强大力量和精神光辉。
赵树理笔下的小二黑、李有才、潘永福，贺敬之笔下的白毛女、大春，丁玲笔下的张裕民、程仁，杜鹏程笔下的周大勇、彭德怀，柳青笔下的梁生宝，周立波笔下的刘雨生、盛淑君、邓秀梅、李月辉、盛佑亭，梁斌笔下的朱老忠、朱老巩、江涛、运涛、大贵、二贵，马烽笔下的刘胡兰，曲波笔下的少剑波、杨子荣、李勇奇，姚雪垠笔下的李自成、刘宗敏，王汶石笔下的张腊月、吴淑兰等，他们的阶级地位跟鲁迅笔下的闰土、阿Q、七斤、华老栓等人物类同，都是备受压迫的底层劳动人民，或者是从底层成长起来的革命者。他们站在读者面前的形象，与鲁迅笔下的人物迥然相异。他们或者是富于反抗精神的斗争者（朱老巩、朱老忠），或者是为了消灭黑暗势力而不惜牺牲生命的勇士（刘胡兰、杨子荣），或者是为改变国家与人民命运而奋斗的军事将领（彭德怀、周大勇、李自成、刘宗敏），或者是为创造新时代新生活而积极奉献的模范（梁生宝、张腊月、吴淑兰）。总之，他们都表现出掌握自己命运、创造美好社会的伟大理想，和与之相称的伟大力量。
同是备受压迫的底层劳动人民，在鲁迅笔下和革命作家笔下所呈现的形象，别若霄壤，完全是两重世界。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或许可以解释说，革命作家遇上了风起云涌的革命浪潮，广大劳动人民已经投身于改变民族命运和自身命运的伟大斗争之中。而鲁迅时代，这种革命浪潮尚未来临，劳动人民正处于逆来顺受的沉默之中。
这种解释很难具有完备的说服力，因为第一，中国革命高潮的来临，恰好是鲁迅作为著名作家声誉日益隆盛的二三十年代，而鲁迅并没有将革命中的人民作为小说主人公。即使没有革命高潮的来临，中国历史上劳动人民的反抗，此起彼伏，从来没有间断过，《陈涉世家》就曾表现并赞许过这种反抗。近世以来，李自成、张献忠、洪秀全、冯云山、杨秀清、萧朝贵、各地捻军、义和团等反抗运动，从来没有离开过文人学士的知识视野。中国文学传统中，描写底层反抗者的作品，也颇得文人学士的认可。司马迁笔下的陈胜、吴广、韩信、樊哙、周勃、英布、豫让、卜式，施耐庵笔下的水浒英雄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李逵、武松、鲁智深、张横、张顺、解珍、解宝、陶宗旺等，都是富有反抗精神或献身精神的底层人民。在赵树理、贺敬之、丁玲、周立波、蒋光慈、姚雪垠等革命作家出现之前，为什么没有作家能够塑造出富于反抗精神的劳动人民文学典型？
问题的关键在于作家作为创作主体，有没有思想能力理解中国革命的性质和使命，有没有思想能力理解人民的力量和诉求。是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给一代作家赋予了人民立场和人民文学观，使得作家终于能够发现底层劳动人民的革命立场和热情，能够发现底层劳动人民掌握自己命运的内在渴望和创造历史的伟大力量。作家和文艺家一旦拥有了人民立场，一旦理解了人民的感情，一旦发现通过革命团体的宣传、激发、组织工作，人民群众能凝聚成改变现实、创造历史的伟大力量，就愿意用自己的文字或其他艺术手段，参与到对人民群众的宣传、激发、组织工作之中，并致力于描述、表现人民群众改变自己命运、改造社会现实的历史实践和精神风貌。
经过两三代作家几十年的辛勤创作，一种新的小说模式诞生，形成了庞大的规模。它既不同于中国古代小说，也不同于西方小说，甚至也不同于五四时期的小说。这是一种自成一体的现代小说。总结起来，如下几点颇值得注意。
第一，这种创作思想、创作思路，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文学运动。这个文学运动由革命文学运动和社会主义文学运动合二而一，可以称之为人民文学和人民文艺。这个人民文学，是在具有革命性的文学观激发下逐步展开的，以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文学思想为指导，形成了波澜壮阔、声势浩大的文学思想革命运动。为人民创作、站在人民立场创作、以人民的感情创作，是这种文学思想的核心特点。 第二，这个文学运动是在中国革命的历史运动中产生的，是中国革命运动的一部分。当年在延安召开文艺座谈会的目的，毛主席讲得很清楚，就是要“研究文艺工作和一般革命工作的关系，求得革命文艺的正确发展，求得革命文艺对其他革命工作的更好的协助，借以打倒我们民族的敌人，完成民族解放的任务。”为什么呢？因为“在我们为中国人民解放的斗争中，有各种的战线，就中也可以说有文武两个战线，这就是文化战线和军事战线。我们要战胜敌人，首先要依靠手里拿枪的军队。但是仅仅有这种军队是不够的，我们还要有文化的军队，这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场配合军事斗争和政治斗争的文学运动，后来取得蔚为大观的成就，古往今来所仅见。由于中国革命具有改天换地的崇高性质，这场服务于革命、服务于人民的文学运动，也相应地具备崇高意义。
第三，伴随着中国革命历史进程的这场文艺革命运动，诞生了数以万计的文艺家和文学家。投身于文艺思想建设和文学创作的文学家，大约可以分为三代人。他们大多是中国革命运动的参与者（老革命）。他们首先是一位投身革命、为民族解放、人民翻身而奋斗的战士，然后才是小说家或艺术家。其次，他们大多既有或多或少的中国古代文化和古代文献修养，又有一定的西方文学和西方文化修养，可谓学贯中西。其三，他们大多具有深厚的革命理论修养，谙熟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说、阶级斗争学说和文艺学说，理解社会主义历史方向，对中国社会结构及各阶级人物具有深刻的研究。他们是有文化的时代精英。
第四，这个文学运动，涌现出一大批与人民文艺观和人民文学观相一致的文学作品，长篇小说与短篇小说都取得了辉煌成就。经过几十年时间的沉淀，一些作品已经具备经典地位，比如《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暴风骤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荷花淀》《吕梁英雄传》《山乡巨变》《红旗谱》《红日》《红岩》《青春之歌》《保卫延安》《林海雪原》《铁道游击队》《创业史》《三家巷》《风雷》《李自成》《上海的早晨》《艳阳天》等。
第五，作为这些小说之主人公的底层劳动人民，精神状态呈现出开朗、欢乐、奉献、自信、积极向上、敢于反抗、敢于开创新生活等一系列正面特征，与西方文学、中国古典文学、五四新文学中的劳动人民迥然有别，与鲁迅笔下自私、压抑、愚昧、麻木的人民形象，尤其大相径庭。赵树理《小二黑结婚》出现不久，就有敏感的批评家指出，由于赵树理的出现，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次出现了活泼、健朗、正面的中国农民形象。这种文学风貌的改变，固然得益于中国革命对底层劳动人民命运、地位和精神风貌的改变，更主要的是，这几代作家作为中国革命和文学革命运动的参与者，能够自觉地从浑朴的现实生活中，发现并捕捉劳动人民掌握自己命运的渴望和创造历史的力量。
第六，在持續几十年的文学革命运动中所诞生的千千万万件小说作品，在社会理想（社会主义）、内容（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主题（投身革命以求改变命运、谋求尊严）、人物构成（底层劳动人民）、人物关系（革命与反革命、先进与落后）等方面高度一致，而且具有共同的精神气质和美学风格。如此辽阔的文学现象，如此罕见的共同性和一致性，足以形成在世界文学史上独具风格的小说类型和小说模式。将这种小说类型和小说模式命名为人民小说，十分合适。这种人民小说，是中国现代小说的主体，它不但规模大、持续时间长，而且群峰迭起、成就辉煌、经典众多，无疑是现代小说的高峰。
第七，人民小说最杰出的艺术成就，在于久经革命烈火淬炼而达到的美学特征。这种美学特征究竟是什么呢？是刚健、从容、自信、喜乐，是阳光灿烂，是红霞满天，是勇往直前的果决，是改天换地的力量。小二黑（《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李有才板话》）、周大勇（《保卫延安》）、杨子荣（《林海雪原》）、梁生宝（《创业史》）、萧长春（《艳阳天》）、李自成（《李自成》）等小说人物身上，常常让人感受到，中国人力图掌握自己命运的那种坚毅、豪迈、英勇，掌握命运之后的那种自信、从容、喜乐。他们生活在一个苦难而又伟大的国家，生活在一个血腥而又伟大的时代，他们相信自己能够铲平血腥，消灭苦难，创造出一个公平、正义、有尊严的天下。他们因为坚信自己的理想必将成功，而常常充满了主人公和创造者的力量感、豪迈感、成就感、幸福感。
不惟小说取得了如此伟大的成功，与革命事业相伴而生的其他艺术形式（绘画、雕塑、音乐、歌曲、戏剧等）的作品，也取得了同样伟大的成就，其精神气质和美学风格跟人民小说基本一致。
持续几十年的人民文学运动和人民艺术运动，为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和翻身解放，建立了伟大功勋。它已自成一体，自成传统，如果继续发展，有可能会出现奇峰突起的伟大作品。
历史虚无主义思潮
与个人小说崛起
在毛泽东时代后期，由于一些政界人物对人民文艺观的理解和执行偏离正道，未能激发创作者的创造力，遏制了人民小说的发展，优秀作品为数不多（其他艺术门类特别是戏曲电影等则有较多优秀作品）。这种文艺政策的失误，激起了作家们的不满。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之后，许多作家纷纷逃离人民文艺观的立场。但是，坚守人民文艺观的作家，毕竟还有一些，正所谓“故家遗俗，流风善政，犹有存者”（《孟子·公孙丑上》）。只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坚守者越来越少，其地位越来越边缘化。
随着改革开放时代的到来，政治生态发展了巨大变化，文艺生态和小说生态也随之出现天翻地覆的改变。小说界先后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创作倾向，其中一度起到主导作用并对人民文艺观起到消解作用的，是反思文学和先锋文学。
反思文学首先从文革、反右着手，对那两次政治运动给某些人之个人命运造成的伤害予以批评与控诉，后来发展为反思大跃进运动、肃反运动、土改运动，接着对共产党领导的挽救中国覆亡的中国革命，也进行了无情的“反思”，最后对整个中国历史、中国文化、中国社会生活，均展开尖锐的批评与解构。反思文学越过人民文学的浩大传统，直接继承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片面批判中国历史和中国人民的传统，对清末以来殖民主义者所加给中国的污蔑性描述和歧视性批判，照单全收，用比五四一代更为细致的文学笔触，对他们想象中的中国社会的黑暗、中国文化的丑陋、中国国民的愚昧，进行了淋漓尽致的展现，和愤恨交加的批判。鲁迅时代即把中国历史命名为“吃人”历史，把中国祖先命名为“有罪”（胡适语）祖先。到了反思文学高潮之际，台湾柏杨谬说传入大陆，“中国文化是酱缸，中国人是酱缸蛆”的著名论断，受到许多人肯定。许多作家以此等邪说作为创作指导，把鲁迅小说对底层劳动人民的负面描述，拓展为对中华民族生活的各个层面、各个领域进行妖魔化批判。这一类型的小说创作，对新时期历史虚无主义和逆向种族主义思潮的形成和膨胀，起到了推波助澜作用。中国的精神文化，由此跌入鸦片战争以来的谷底。 先锋文学离人民文学观更加遥远，它是在西方文化思潮和文学范式的影响下爆发性出现的。在殖民扩张的历史进程中，西方资本主义掠夺型经济疯狂发展，对包括西方在内的世界各民族社会文化造成巨大震荡。那时现实主义文学成为西方文学主流。两次世界大战使西方社会元气大伤，对西方人的精神伤害也很严重。加上西方殖民势力受到殖民地独立运动的压力，控制世界的能力明显衰落，一种颓败的末世情绪，笼罩着西方文化的各个领域。当中国与“世界”（也就是西方）接轨时，正好与这种没落的、挣扎的、阴暗的、怀疑的、绝望的、歇斯底里的末世文化迎头相撞。中国文艺一头栽进西方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怀抱，如饥似渴地吃够了后现代的奶水，给中国读者贡献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小说模式和美学风范。这种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文化精神，在中国社会经过将近四十年的发展，影响日益强大。当中国社会经济蒸蒸日上、综合国力节节攀升时，我们的精神文化却不见与之相称的朝气蓬勃、昂扬高歌气质，随处可见自私、自虐、孤独感、荒谬感、反文化、反体制、反崇高、无情无义、道德沦丧、掠夺财富买颓废等末世景象。这种精神文化与社会现实的严重脱节，跟改革开放之初片面地崇尚并引进西方文化资源密切相关。
当反思文学和先锋文学之思潮形成合流，它们的反正统、反体制、反文化、反历史、反崇高、反理想、反理性的解构性质愈益突出，成为几十年来泛滥成灾的历史虚无主义和逆向种族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
反思文学和先锋文学思潮，在检讨人民文艺观时，指出其重要的特点之一，是与国家意识形态和具体政策结合太紧密，造成作品的意义仅作用于一时。该思潮具有摆脱政治束缚的强烈诉求。但是，该思潮自身恰好也是高度政治化、高度意识形态化的，只不过他们急于反对的这种特定的意识形态，提倡的是另一种特定的意识形态。其中反思文学跟政策的联系，一点也不比人民文学松散些。所不同的是，人民文学是从人民立场和民族大义立场出发配合政策的，反思文学则带有强烈的个人情绪和诉求。
在反思文学和先锋文学之外，还有其他一些文学思潮，其影响难于与反思文学和先锋文学并论。这种伴随历史虚无主义思潮而崛起的文学思想和小说创作现象，成为所谓新时期的文学主流。进入二十一世纪之后，这些名字逐渐淡化，但是立场、观念、方法已经成为新时代文学之基因，深刻影响着文学的走向。
奉行人民文艺观的小说家，致力于理解人民的需求、民族的命运和时代的使命，并自觉地以自己的创作服务于这些伟大事物，参与到人民创造历史的实践之中，成为历史发展的促进者。这些作品天然地具有崇高气息和神圣意味。当创作者成为一个民族、一个时代的文化承载者，其作品也就自然成为这个民族、这个时代的伟大精神的体现者。如果这个创作者文化积累格外深厚、思想格外深刻，才华格外杰出，其作品自然就成为在一个时代诸多优秀作品（“高原”）中卓越耸立的“高峰”作品。“新时期”以来的小说，致力于反对并解构这些伟大事物，常常以个人利益和情绪臧否世界，演绎世事，不屑于研究民族复兴的伟大时代，不屑于理解人民的奋斗和诉求，甚至不屑于正视人民的存在，其胸襟情怀，与秉持人民文艺观的小说家相比，判若云泥。
当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理论支撑的人民文学观和人民艺术观，遭遇时代浪潮的冲击与批判时，其理论支撑也难免跟着遭遇质疑和解构，至少是严重地淡化、边缘化。文学生产作为社会文化生产的一部分，失去了大道的引导和规范，犹如一匹狂躁的野马，在恶欲和潜意识的荒原上横冲直撞。这些作品可着劲儿比病态、比阴暗、比狠毒、比疯狂、比自私、比堕落、比荒谬，表面上颇为繁荣，实际上比荒原更加荒凉。此时当然不会出现文学的高峰，而只会出现精神的深渊。一个民族和时代，如果没有被这种小说和文艺完全拽入深渊，已经是万幸。
这些特定时期的小说，离人民越来越远，命名为个人小说也许比较恰当。这种个人小说，带着末世的阴暗、狠毒等精神病毒，无限繁衍蔓延，创造着虚假的繁荣，实际上却陷入深渊无力自拔。如果没有特殊的契机，使之回归人民文学和中国古典文学的伟大传统，小說创作恐怕不会找到出路，其唯一的命运就是被人民和历史抛弃。
余论：光与暗，道与德
魏连殳（鲁迅《孤独者》）是生活在“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的一个读书人，他因找不到出路而愤世嫉俗，因愤世嫉俗而孤独，因孤独而荒谬。他把世界看得一片黑暗，深深憎恶一切人。鲁迅说，文学是国民精神的光。魏连殳完全看不见国民精神的光，不是因为没有光，而是因为他看不到，而是因为他自己内心没有光。盲人都知道世界上是有光的，只是自己看不到。为什么精英小说和个人小说的作者如此骄傲，敢于认为世界没有光，而不承认是自己看不到呢？心盲症患者，与目盲症患者，其表现形式何其迥异。
这跟特定的历史语境和社会文化生态有关。一个作家能写出杰出作品，是因为作家能够成为民族文化的承载者、时代精神的理解者、国民精神的观察者。也就是说，伟大作品得之于民族精神者甚多，得之于个人禀赋者则少些。如果民族生活、时代文化飘摇无着，生死不定，作家笔下就很难笃定。“治天下者定所尚（崇尚）。所尚一定，至于万千年而不变，使民之耳目纯于一，而子孙有所守，易以为治。”（苏洵《审势》）“万千年而不变”的“所尚”，究竟为何？理想也，信念也，大道也。
从精英小说，到人民小说，再到个人小说，百年来小说创作的起伏，恰是政治文化生态颠簸动荡之历史的体现。清末以降，中华遭遇前所未有的大敌和危机，带着保国保种保教的心愿，左冲右突百余年，依然无法获得新生。精英群体因失败而恐惧，而慌乱，而绝望，而荒谬。煎熬百年，渐失大道。大道既失，也就看不见民族生活深处的光。虽然在某个历史时期，找到了大道，获得了保国保种的胜利，其成就光芒万丈，并产生了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人民小说、人民文学和人民文艺，可是，只要出现一点点瑕疵，精英群体又旧病复发，重归慌乱，重患心盲症。大道犹存，却没法获得持续的、坚定的认可，没法做到“子孙有所守”。
指明“大道既失”，并不意味着创作者没有个人责任。刘勰说：“文之为德也大矣！”（《文心雕龙·原道》）德者，明道也，体道也。作家不能皈依大道，却热衷于随波逐流、非圣乖经，其“文”也就失去凭依，成为脱离人民大道和民族大道的私欲发泄。
中国近代以来的挣扎与拼搏，以及高歌猛进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堪称惊天地而泣鬼神。这样的苦难与荣光，必将出现与之相匹配的大思想家、大文学家。当务之急是恢复民族自信，进行切实的文化建设和精神建设。当国人在新的历史语境中重建“所尚”，重归大道，文学的高峰之作一定会拔地而起，直指云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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