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家乡的饥馑所震惊
　　
　　1939年9月18日，刘桂阳出生在湖南省衡阳县上峰乡白沙村。排行老大，下面还有三个弟妹。爷爷和父亲都曾是地主家的长工。童年的苦难，培养了她强烈的责任感与坚韧的性格。解放后，刘桂阳终于能背书包上学，并一直读完高小。
　　1957年春天，18岁的刘桂阳，经人介绍同退伍军人李培务成了家。李培务在鲤鱼江电厂保卫科当厂警。工厂正在发展，对复员军人又有照顾的政策，婚后第二年刘桂阳就参加了工作，担任运煤工。虽说是力气活儿，当时还算心满意足。都有工资，小两口日子过得还算可以。
　　1960年6月，忽然接到家乡的一封来信，说父母都患了浮肿病，爷爷也病倒了，弟弟中断了学业，家里连吃盐的钱也没了。刘桂阳焦急不已，当即请假，立即动身回家。
　　在路上与一位跟爷爷年岁不相上下的老人邂逅。老人拄着拐棍，出门讨米，行走很吃力。刘桂阳对政治极其敏感，对社会主义无限热爱，对落后思想总是保持着警惕，她惊讶道：“老大爷，现在是人民公社，怎么还讨米啊？”老人摇摇头，欲说还休。
　　去年遭大旱，收成本来不好。秋后公社却派人来反瞒产，把农民的口粮、种子粮……尽数调集而去。今年3月，整个公社的食堂普遍断炊。老人所在的食堂70多天没有一粒粮食，九成以上的人得了浮肿病……
　　老人说的是一件当时十分普遍的事，刘桂阳却是头一次听到。鲤鱼江电厂在山沟里，那里是一个小社会。电力把光明送到千家万户，政府千方百计地保障他们的供给，运煤工刘桂阳干的是重体力劳动，粮食定量比别的工种又要高一些。她虽然也感到物资供应比过去紧张，毕竟比普通农民要好得多。
　　刘桂阳心急火燎地赶回家里，得知可怜的姑妈因提出分点自留地种菜被批斗，想不开跳塘自杀，丢下5个天天哭娘喊饿的孩子。因农村办公共食堂，全劳力每日只供应2两大米，一家人吃不饱，很多人得了水肿。
　　在家乡，刘桂阳看到不少乡亲拿着原本用来喂猪的苦菜、麦糠等充饥，几个老乡因晕车呕吐出的全是浑水与草根……许多人都外出逃荒、讨米。爷爷宁愿剥树皮，吃草根，也不去乞讨，得了水肿病。万不得已，才写信告诉在外工作的孙女。刘桂阳震惊了，乡下过的是这样的日子啊!这些情况，党中央、毛主席他们知道吗？她心如刀绞。
　　
　　在红墙上贴大字报
　　
　　刘桂阳接受过的关于人民公社的宣传与现实形成强烈的反差，这个爱动脑子的青年女子开始审视现时的生活环境，并决心阻止这种给老百姓带来灾难的政策。
　　她给爷爷留下那点钱和粮票，又急急地赶回鲤鱼江电厂。她先去商店买来一支毛笔、一瓶墨水、一叠白纸，关在屋里写，直抒胸臆：
　　


　　人民公社使大家都挨饿，人民公社不好。
　　人民公社是发展生产的障碍。
　　人民公社是阻碍社会主义前进的高山。
　　打倒人民公社！
　　铲除、消灭人民公社！
　　这些标语式的东西，写在长条形的8开纸上，共有12张。完了，又给丈夫李培务留下一封信。
　　李培务同志：
　　我于今日远离家乡，为挽救我爷爷和农村群众的生命贡献我的力量，也可能献出生命。万一如此，请把儿子抚养成人。
　　 爱妻：桂阳留字
　　刘桂阳乘汽车到郴州，赶上广州开往北京的直快列车。1960年7月26日，她来到北京，几经辗转，终于找到了中南海北门。传达室里一位40岁左右的干部接待了她。她说是来北京反映农村老百姓的困难，她希望找国务院的领导同志，最好能面见周恩来总理！
　　因为没有介绍信，国家领袖也不可能亲自接见每一位上访者，她的要求未能得到准许。于是，她初步打消了要面见国家领导的念头。但回头想到爷爷用完自己给留下的钱和粮票又会挨饿，路上那位老人埋怨无处讨饭，又不甘心就这么走了。
　　出了门，来到门楼西侧，把6张标语式的意见，贴在西侧的砖墙上，立刻有路人围观。大家都用吃惊的目光望着她，但没有人议论。
　　贴好后，刘桂阳松了一口气，激动不已，便小跑着去告诉大门前的警卫战士：“同志，那些标语是我贴的，我要通过标语向党中央、毛主席反映农村的真实情况。”语气中显露出几分自豪。
　　接待干部听到卫兵的报告，匆勿赶了出来，厉声问：
　　“这是谁贴的？”
　　刘桂阳说：“是我。”
　　接待干部叫她去传达室。刘桂阳又执拗起来，说：“不去。我一离开，你就会把它撕了，我要守在这里，问题解决了，我就回去！”
　　约莫半个小时，来了一辆吉普车。车上跳下三个公安人员，其中一个是女的。问她姓名、年龄、什么地方人，又问这些标语是不是她贴的，刘桂阳一一作答。公安人员就叫她上车。车子一路呼啸，来到一个关押犯人的地方。这时向她宣布：这里是北京西城区公安局，因为你犯有张贴反动标语的罪行，从现在起，你被拘留了！
　　当晚进行审讯，也没有怎么苛待她。审讯结束后，责令她继续反省，交代犯罪动机，是什么人指使，等等。
　　刘桂阳如实交待了自己的姓名、住地与籍贯以及来京的动机，一再强调是为了使党中央、毛主席了解农村情况。从这一天起，刘桂阳在西城公安分局每天两次被提审，话题都差不多：“你是什么人？”“为什么要来北京贴标语？”“谁说农民的贫困生活是由人民公社造成的？”“你的幕后指使人和同伙是谁？”
　　当时公安部有个主要负责人认为她是现行反革命，要求严办，并命令她签字。刘桂阳坚持在问话记录上注明“必须让党中央知道”，否则拒不签字。
　　
　　刘少奇的亲切关怀
　　
　　1960年正值国家多事之秋，刘少奇从1959年4月27日当选为共和国主席以来，此时正在主持一线工作，可谓日理万机，但他从一份《公安工作简报》上注意到这个案子之后，迅速对公安部徐子荣副部长作了指示：“农村因缺粮饿死了人，这是事实。请你马上转告当地政府，刘桂阳事件先不要定性，送回原籍，并把结果上报中央，要对她反映的情况进行详细调查，再进行处理。”
　　6天后，厂保卫科和郴县公安局来人了，1960年9月16日将她押回郴州。铐了手铐，但没有上脚镣。当月27日，郴县人民法院以“反革命罪”判处她有期徒刑5年，并在鲤鱼江电厂召开了宣判大会。
　　11月22日，羁押了两个多月的刘桂阳突然获释，说是“因有身孕而保外就医”。这期间，爷爷去世了，还是因为饥饿。在监狱里接到这封信，刘桂阳嚎啕大哭。不是为自己坐牢，而是她付出了坐牢的代价，也未能使爷爷和乡亲们免于饥饿……
　　1961午2月，郴县副县长王朋义找刘桂阳谈话，告诉她将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不多久，宣布撤销法院对她的判决，并对她的工作生活作了妥善安排。
　　原来，当刘少奇得知刘桂阳反映的问题属实，但被以“反革命罪”判处5年有期徒刑时，明确作出指示：“凡涉及对人民群众案件的判决，应深入实际进行调查，实事求是，严格依法办事，切不可草率决案，以免伤害群众，影响党的威信。刘桂阳的案件，要进行复查。”
　　湖南省政法机关经过复查，认为刘桂阳反映的农村情况属实，但她将这些归咎于人民公社，以致提出“打倒人民公社”是极端错误的，不过动机是好的，是为了让党中央知道、了解情况，且刘桂阳一贯表现良好，而她跑到北京来，说明她还相信中央，应属人民内部矛盾，不应判为反革命，不能判刑，应撤销原判，与原工作单位协商安排工作，要进行耐心教育。
　　湖南省公安厅送上《湖南省公安厅关于刘桂阳案件调查处理报告》时，公安部也拿不准，将这一报告转呈刘少奇，希望得到他的指示。刘少奇提笔批道：
　　同意湖南省公安厅对刘桂阳案件的处理意见，将此件寄湖南省委，建议张平化同志亲自找刘桂阳谈一次，一方面适当地鼓励她认真向中央反映农村情况，另一方面适当批评她对人民公社的认识和采取的方法，以便引导走上正确的道路。
　　刘少奇
　　 一九六一年二月十日
　　刘少奇在批示前，与王光美一道到湖南宁乡、长沙等地进行了为期1个半月的考察，摸清了农村生活的实情。1961年4月8日，刘少奇在宁乡东湖塘公社王家湾万头猪场住了6天之后，转道韶山去长沙，与湖南省公安厅厅长李强同乘一辆车。途中，刘少奇问起刘桂阳案件的情况。得知省公安厅已经撤销对刘桂阳的判决并报省委和公安部后，深有感触地说：“根据什么判她的罪？法律有这一条吗？无非是根据她写了反动标语。反动标语是以反革命为目的，而她跑到北京，还相信党中央，这能说是以反革命为目的吗？她对公社认识上有错误，采取的方法是错误的，但这不应该判罪。”
　　刘少奇还说：“一次次过火的斗争，搞得不少人不敢讲真话，有的也不让人讲真话。这怎么行呢?要营造一种讲真话的气氛，这样，我们才会少走弯路，少犯错误。纠正刘桂阳案件，就可以让人明白，敢于讲真话，就算过激一些，也是允许的！”
　　生了大女儿后，刘桂阳又回到了电厂上班。1961年7月26日，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在郴州地委书记陈洪新的陪同下，专程来电厂，对刘桂阳敢说真话的精神给予了赞誉，还说是代表刘少奇主席来看她的。刘桂阳深受感动，一再检查自己的错误。
　　重新获得自由的刘桂阳，以更大的热情投入到煤运工作中。由于她积极劳动，洗刷了关押判刑所产生的负面效应，同志们没有歧视她，她的生产劲头更足了。
　　
　　悲剧并没有结束
　　
　　1968年10月31日，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作出了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定。因为刘少奇过问过刘桂阳的案件，刘桂阳也跟着遭殃，成了“黑线人物”。
　　1969年3月16日，刘桂阳被资兴县公检法军管会拘押。那天上午，万人大会上宣判1961年对她的改判为无效，并被加判刑期5年，执行10年有期徒刑。
　　当时，《鲤电快报》整版刊发《粉碎刘少奇反革命翻案的黑“批示”，誓死保卫三面红旗——把攻击三面红旗的反革命分子刘桂阳捕捉归案》的文章。于是，刘桂阳整天挂着10多斤重的“现行反革命”牌子游街示众，几个小时地跪着接受批斗。
　　后来，她被押往茶陵县涞江茶场劳动改造，与另一位国内外都知名的犯人潘汉年编在一个劳改队。这期间，她的13岁的儿子因患急性肾炎而夭折，父母相继去世，精神上和肉体上所经受的痛苦，无法用语言来形容。
　　在那段日子里，一向坚强的刘桂阳也曾想到死，忠厚的丈夫一次次安慰说：“刘主席是对的，你也没什么错，莫放在心里，总有一天，历史会还你清白的。”其实，她丈夫那个时候，日子也不好过，他从电厂的经警转岗为起重工，脏活、累活、重活少不了他，回家还要拉扯4个孩子。为了这个家的安宁，刘桂阳想到过离婚，可李培务就是不答应。
　　1970年8月，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一伙篡党夺权的阴谋被揭开。10月27日，郴州中级人民法院撤销了资兴县公检法军管会对刘桂阳的判决，维持郴县1960年原判，监外执行，刘桂阳被遣送回农村劳动改造。1979年4月1日，郴州中级人民法院宣告刘桂阳无罪。不久，刘桂阳又重新上岗，成了衡阳市电业局的普通工人，直到1987午退休。这期间，国家补发了刘桂阳2400多元的工资。
　　1980年2月，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作出《关于为刘少奇同志平反的决定》。5月17日下午，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刘少奇同志追悼大会，这一天，刘桂阳一直守候在局办公楼会议室，收看现场直播。每当看到电视屏幕里出现刘少奇同志的遗像，刘桂阳禁不住失声痛哭。追悼会结束后，刘桂阳买来祭品，在家里设了一个小小灵堂，用家乡最纯朴的方式悼念自己的恩人。
　　1988年11月24日，刘少奇诞辰90周年，刘桂阳和老伴特意去了一趟刘少奇的老家花明楼，参加刘少奇纪念馆开馆仪式，并带回了一大叠刘少奇的照片压在卧室书桌玻璃板下。每年的11月24日，刘桂阳少不了点燃香烛，默默地祭奠这位曾经关怀过自己的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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