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是文化的动物。人比任何动物都需要学习。人生初始，从含混的发音到清晰的言语，从跌跌撞撞到健步如飞，人的整个成长过程就是不断学习。随着年龄的增长，知识的累积成为人的晋身阶梯，有多少知识就能获得多大发展空间。学习是一个人独立世间并获取人生利益的保证。这显然是学习的“功利目的”。
　　然而，一些人还始终保持着功利之外的学习兴趣。
　　一位在科研上颇有成就的朋友酷爱书法，条案上摆着文房四宝，墙上挂满书法习作。他的夫人不止一次发牢骚，说花了那么多钱，费了那么多精力，也不可能练成书法家。朋友一笑，说就是喜欢写字，只要拿起毛笔就心态平和。我认识一位建筑学家，专业之外的最大兴趣是搜集各式武器资料和国内国际的战争史，聊起大小军事战例头头是道。这类爱好不可能“挣钱养家”，与市俗功利似乎完全扯不上边。但这无疑也是学习，而且很不错。
　　还有更决绝的情况。近日读国徽设计者张仃之子、作家张朗朗的一篇文章，写他在“文革”中与遇罗克的一段交往。那时他们皆因“思想罪”被判死刑。遇罗克在1970年3月5日被执行枪决，张朗朗则劫后余生，先后成为美国康乃尔大学和德国海德堡大学驻校作家、教师，现专职写作。张朗朗在文章中写遇罗克在狱中如何坚贞不屈，而引起我注意的是他对遇罗克一些细节的描述。
　　他们在狱中最初相遇时是1968年11月，离遇罗克遇难还有一年多时间，张朗朗发现遇罗克：“他把别人用来打发时间的聊天，当成一种学习、求知的手段。他常说，每个人对某种事物肯定‘门儿清’。他只关心自己在谈话中可以学到什么、积累些什么，只想找一切机会积累知识。”于是，他和遇罗克以及两个志趣相投的犯人订立了一个“合同”：每次休息时间，各自选择一个自己最熟悉的题目，轮流讲给对方听。两个年轻人就在这样的环境中，以这种方式将对方的知识“化为己有”。
　　张朗朗清楚地记得他第一次给遇罗克讲的是“西方近现代美术简史”，而遇罗克给他讲的是“世界电影现状”。遇罗克讲得那么内行，术语与统计数字运用自如，让张朗朗以为他曾是一个电影资料工作者。随后才知道，是遇罗克刚从另一个狱友那里学来的，遇罗克通过讲解来复习这部分知识。这让张朗朗一下学到了复习功课的一招。张朗朗还写到，因遇罗克是重要的“思想犯”，需要经常写“思想汇报”，于是，他们又利用这个机会将收集到的纸片编写了一本《中国古典诗词集》。从屈原的《渔父》到谭嗣同的《绝命诗》，凡是能回忆得起来的诗词歌赋都一一尽录其中，几个月下来，竟有三四百首了。张朗朗这样回忆：“……他比我记忆力好，多一半是他背出来的。”当然，只要有机会阅读到政治书籍，遇罗克会更集中精力地钻研与批判。
　　这段回忆令我感叹。我对遇罗克一直心存敬意。“四人帮”垮台后，他的沉冤得以昭雪，光明日报发表长文《划破夜幕的陨星——记思想解放的先驱遇罗克》，记述了他在极端残酷年代的不屈抗争。本世纪初我创作长篇小说《牺牲》时，将男主人公取名为“顾克”，就有向两位思想先驱（顾准和遇罗克）致敬之意。遇罗克至死都保持着强烈的求知欲，至死都抓紧一点一滴的时间在学习与思考，他是带着他头脑中那些宝贵的思想和知识走向刑场的，这种学习态度特别令人仰慕。
　　据我所知，遇罗克一进监狱就做好了赴死的准备。将要赴死之人，学习是为了什么？或许，他还存着重获自由的一线希望，那么，他的这一切学习与思想在那有一线希望的将来可以成为“学以致用”的注释？或许更可能的是，学习与思想已成为遇罗克生命的必需，无疑比一般的学习兴趣更绝对。
　　对于一些人，学习与思想是伴随终生的事情，学习与思想本身就是生命的意义。面对死亡，每日不断地学习与思想，带给遇罗克坦然和勇气。
　　（据《今晚报》柯云路/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