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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郁达夫和王映霞的婚恋生活中，有一个第三者许绍棣插足其间，沸沸扬扬，谁人不晓？奇怪的是，专门谈论郁氏婚恋的朱旭晨女士的一篇大文，竟然对许绍棣其人一字未提，似乎在郁王之恋中就从来不曾出现过这样一个人物似的！不止此也，朱女士倒还责怪起郁达夫来，说“他却无法改掉‘自我暴露’的习惯，后来更做出‘分发证据’、‘寻人启事’、‘毁家诗纪’等举动……致使这对‘富春江上神仙侣’成为乱世怨偶，劳燕分飞”（见2005年《书屋》第７期朱旭晨文章《婚恋中的郁达夫》）。好像郁王分道扬镳全是郁达夫一手造成的，罪过就在他“自我暴露”的“习惯”！
这里，朱文引发了两点疑问：第一，“郁王婚变”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许某是不是第三者？那只不过是郁达夫的“误解”吗？第二，透过郁王之恋的风波，怎样看郁达夫的“自我暴露”？前者，关乎郁氏生平一段重要史实，后者，关乎郁氏为人为文一个极为重要而鲜明的特色，实有辨析一番的必要。
一
上引朱文中有这样一句：郁氏“后来更做出‘分发证据’”云云。这“后来”所指时限为何？如果我理解不错的话，就上下文意来看，“后来”，指的正是郁王十三年婚姻生活（1927～1940）的后期。如果说“郁王因许绍棣而起的争执，至少是在1935年”的话[1]，那么，此前八年，郁王之间吵吵闹闹、磨磨合合，诸如达夫酒后出走啊、映霞“名分”问题啊、钱和物引起的不快啊、性情的殊异啊，一直闹到由王二南先生出面调解，把“版权赠与书”给了王映霞——总之，都是夫妻二人之间生活上的事情。尽管也存在着思想感情上的隐忧，但桩桩件件纯属家庭内部纠葛。其实，世上多少人家，不都是这样磨合过来的吗？那时节，大概谁也不会断定郁王婚姻会就此终结的吧？
很不幸。这节骨眼儿上，也就是朱女士所称的“后来”，偏偏出现了那个浙江省教育厅长许绍棣！1935年秋，郁家开建“风雨茅庐”，因欠债累多，加上许厅长与王映霞过从甚密，引发夫妻口角不断[2]。1936年2月，为解经济燃眉之急，郁达夫应邀从杭赴闽，到福州就任新职，婚后第一次与王氏长时间别离。自此，“他的家庭发生了一些变故，主要原因是当时浙江省教育厅长许绍棣的插入，搅乱了他们夫妻感情的平静”[3]。爱慕虚荣的王氏以名作家妻子身份，热衷于交际权要，和许某交往更加密切，致使夫妻二人从口角不断到怀恨在心[4]。所以，“后来”，即自1935年许某成为郁家座上客起，郁王直至1940年在新加坡正式离婚，后期四五年夫妻婚姻生活的矛盾，已经转化为有第三者插足的“内外矛盾的交叉”，性质与前期相比起了根本性的变化，冲突也急剧升温，引发一连串如朱文所称“分发证据”、“寻人启事”、“毁家诗纪”等惊世骇俗的爆炸性事件。许某插足于前，郁氏“举动”在后。这怎么能像朱文那样本末倒置，把郁王劳燕分飞的责任全都归到郁氏“自我暴露”上去呢？
二
在郁达夫研究中，一直存在着这样一种奇怪现象：同样是关于郁氏“自我暴露”问题的评价，却有着截然相反的两种说法，而那错误的一种说法，却因为人云亦云而得以长时间的招摇过市。
一种是表现在以早期小说集《沉沦》为代表的作品评价上，公认郁达夫开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自我暴露”的先河，“自我暴露”标志着郁达夫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独异的存在。郭沫若六十年前写下了这样一段话：“他那大胆的自我暴露，对于深藏在千年万年的背甲里面的封建士大夫的虚伪，完全是一种暴风雨式的闪击，把一些假道学、假才子们震惊得至于狂怒了。”[5]此语一针见血，影响甚大。最近读了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大陆译本，那样苛刻的眼光，也依然给郁氏“自我暴露”以很高的评价：“郁达夫在初期，是特别重要的作家，因为惟有他敢用笔把自己的弱点完全暴露出来，这种写法扩大了现代中国小说心理和道德的范围。可惜后来学他的人……却谁也没有他那样老实和认真的态度。”[6]夏公此论深刻而公允，别有见地。试观郁氏之后直到当下，世事迭变，花样翻新，一些男女写手的“自我暴露”较郁氏尤其大胆者多有，但谁个可与郁氏文学史上的地位比肩？所缺者关键是夏公所指那种人格心灵的境界：一曰“老实和认真”；二曰“扩大了心理和道德描写的范围”。这是新文学开拓者之一郁氏独绝的贡献，其功永不可没。
另一种看法，最具代表性的事例，就是在评述“郁王之恋”和郁氏晚期重要作品《毁家诗纪》问题上，对郁达夫“自我暴露”正面价值的贬损。此种倾向为时已久，至今不衰。较早提出这样的批评观点且影响较大的，竟也是郭沫若，他说：“自我暴露，在达夫仿佛成为一种病态了。别人是家丑不可外扬，而他却偏偏要外扬。”[7]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今天，谈到“郁王之恋”，朱女士也还在指责郁达夫，说“他却改不了‘自我暴露’的习惯”。
看来，在堂而皇之的文学史上，郁氏早期的“自我暴露”，已经有了应得的评价了。但一涉及婚变问题，却多有啧啧之言。事实是不是这样子的呢？“郁王婚变”和《毁家诗纪》中的郁达夫，“自我暴露”变成一种“病态”了吗？那仅仅是一种“习惯”，而且是应当“改掉”的“习惯”吗？是不是同样的“自我暴露”在郁氏身上，后来变了味了呢？
我的看法正好相反，从郁达夫早期小说到他后期婚变的“自我暴露”，就其为人为文的大端着眼，那都是一脉相承的——通过自叙传式的浪漫主义抒情独白，在暴露了自己人性中一切善与恶的同时，也表明了郁达夫这个人从里到外，“正是一个独立性格、自主意识和坚持自身人的价值的人”[8]。这是法国启蒙主义者卢梭的信条，也正是近现代中国知识分子所提倡的一种很难得的精神品格。这些，通过郁氏的“自我暴露”，不但在前期的小说中，也在后期“郁王婚变”和《毁家诗纪》中，不同程度地或者曲折地表现了出来。
何以言之？首先，还要回到“郁王婚变”上来。如前所述，是许某这个人的插足，导致了郁王的毁家。前者是因，后者是果。避而不谈入室作恶的强盗，却揪住被害者反抗的“举动”不放，说那是“成了病态”，是“习惯不改”，这算哪一家的逻辑？那个厅长许君绍棣，先之以与他人联名致电国民党中央，要求“通缉堕落文人”鲁迅、郁达夫等人；继之以偷得郁氏之妻兀自快活，而且又是郁氏老母被日机轰炸而死的时候，又是抗战初起、国土大片沦丧的时候。国破家欲亡之际，面对一个党国的党棍如此行恶，早已秉承独立意志的正直知识分子，怎能咽下这口气？没有那几封撕碎了的许某给王氏的情书，何来郁氏批量影印“分发证据”[9]？没有“碧湖”一类苟且之事，王氏又扔下老小不辞而别，哪来郁氏“寻人启事”？没有郁氏好端端家庭被毁的悲剧，何来《毁家诗纪》？如果说六十年前，郁王婚恋内幕若明若暗之时，郭氏说了那样的话，尚有历史局限性原因；在“郁王婚变”已大白于天下的今日，朱女士仍重复郭氏之论，把罪责加在郁氏“自我暴露”身上，则很不应该。
其次，还有一个关键性问题：能过则过，过不了就散，你郁氏又何必这样“自我暴露”，“家丑偏偏要外扬”，弄出这么大响动呢？这话貌似有理，也合乎“人之常情”，更投合国人“爱面子”、“和为贵”的普遍心理。大多数人也是会这样去处理问题的，比如徐志摩之于陆小曼。甚至有人会就此对比，赞扬徐的宽容，批评郁之狭窄。其实也并不尽然，郁风在谈《毁家诗纪》时曾说到郁氏一个重要特点：“每当一种强烈的爱或恨在他心中燃烧，他所认定的正义的火焰便掩盖一切，什么现实的利害，世俗的议论，自己的生活，全都不在话下了。”[10]特立独行之人，必做特立独行之事，郁就是这样一个旷世的特立独行之人。不然，他怎会那般轰轰烈烈去追求王映霞？现在，和王氏就这么分手吗？他太爱她了，太在乎她了，办不到。就这么忍受着，睁一眼闭一眼过下去吗？他的性格气质更办不到。于是，郁达夫在又爱又恨又想离又不忍的火焰中，撑持着痛苦着煎熬着呼叫着发泄着过了三四年。只有发泄，他心里才能取得一时的平静。此时，他始终的深爱包裹着他的映霞；他恨的毒雾又折磨着他的映霞，那真就是一把双刃剑了。于是就有了那些“自我暴露”的“举动”，有了震惊世人的《毁家诗纪》。也因此，我们后人才会透过郁氏“自我暴露”，在近乎违背常情的纷乱现象和乖张文字中，看见真与假、爱与恨、善与恶、痛怆与无奈、人性的变异和扭曲……看见一颗鲜活透明的心！我想，这可能也是一代代读者喜欢郁达夫的重要原因吧？所以，惊异也罢，怪责也罢，归根结底，郁达夫在与王映霞婚恋中的“自我暴露”，又何错之有？这与宽容、狭窄无关，更与“大男子主义”和“习惯”无涉。性也，情也，势也，人格也。
还有，“自我暴露”，似可分为文学作品中的与平时为人为事个人话语行动中的两种吧？果如是，对郁氏重要文学作品多有肯定，而对其生活中的或有批评，也是正常的——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何况还是到处暴露自己的郁达夫？例如，郁氏流亡到苏门答腊，一个偶然机会暴露了自己的日语特长，给自己引来了许多后患。还有一次，郁碰上了那个向日本人揭发自己身份的小走狗洪某人，上去就把他从车上拽下，扇了他几个耳光斥曰：“让你再去告我的密！”这样的“自我暴露”，也只能是郁达夫才会有的作为，天真、冲动得让人担心。同样，郁的“自我暴露”又必然会加剧郁王感情的分离，这也是不言而喻却又没办法的事情。应当特别强调的是：生活中与文学作品中的郁达夫是高度统一的。都说“文如其人”，实际上，几多作家能真正“文如其人”？郁达夫还真就是这样一个作家。自己掘地三尺，把自己弱点完全展示给人看的，郁达夫是一个，卢梭是一个，瞿秋白也是一个。凤毛麟角，了不起啊！他们在我心目中，都是真正做到了“自我暴露”的堂堂正正的人，是“文如其人”的大写的人。
我们民族历史文化中一个特殊的“国情”，就是在教化上推崇儒家“内敛型人格”的价值取向。所以，“自我压缩”也就成为绝大多数中国人日常生活中循循相因的常态，甚至成为一种心理定势。“自我压缩”的人格是与张扬个性、尊重个体的“自我暴露”型人格针锋相对的，而真正意义上的“自我暴露”又是鲜见的。这也就难怪，八十多年前青年郁达夫的小说集《沉沦》出版石破天惊；同样，也难怪，六十多年前“郁王婚变”和《毁家诗纪》的发表，又一个石破天惊。当然，我们更不会忘记，抗日圣战中，郁达夫流亡苏门答腊，在只能听命于自己心灵指令的时刻，他以打着鲜明个性印记的独特方式，进行了一场一个人的抗战，终于惨死天涯孤岛，留下了国人半个多世纪的悬念。那是他“自我暴露”的最后一次闪光，是他道德人格的最后自我完成，也是他最后一次石破天惊。是的，他曾经醇酒妇人，他曾经低回沉迷。但终其一生，坦坦荡荡，磊磊落落，其重大关节处（包括声明退出“左联”），哪一次“自我暴露”不可圈可点，甚至可歌可泣？即如那部毁誉交加的《毁家诗纪》，认真剖露遭遇第三者迫害，感情流变到了至深之处，文笔情思又那般卓然不群者，实不多见。如果我们从性爱的婚姻的社会的诗艺的悲剧心理的伦理的角度，对之进行认真分析鉴赏，那也许就是郁达夫留给我们的一篇在某个领域至今无可替代的绝响。
注释：
〔1〕〔2〕〔4〕〔9〕袁庆丰：《欲将沉醉换悲凉——郁达夫传》，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336、418、418、340页。
〔3〕曾华鹏、范伯群：《郁达夫评传》，百花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第240～241、又见186页。
〔5〕〔7〕郭沫若：《论郁达夫》，见《郭沫若随笔集》，中国社会出版社2005年版，第213、217页。
〔6〕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刘绍铭等译，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81～82页。
〔8〕贾植芳：《一部发人深省的历史实录》，见（日）铃木正夫《苏门答腊的郁达夫》，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版，第2页。
〔10〕郁风：《盖棺论定的晚期》，见《新文学史料》1990年第2期。
这里，朱文引发了两点疑问：第一，“郁王婚变”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许某是不是第三者？那只不过是郁达夫的“误解”吗？第二，透过郁王之恋的风波，怎样看郁达夫的“自我暴露”？前者，关乎郁氏生平一段重要史实，后者，关乎郁氏为人为文一个极为重要而鲜明的特色，实有辨析一番的必要。
一
上引朱文中有这样一句：郁氏“后来更做出‘分发证据’”云云。这“后来”所指时限为何？如果我理解不错的话，就上下文意来看，“后来”，指的正是郁王十三年婚姻生活（1927～1940）的后期。如果说“郁王因许绍棣而起的争执，至少是在1935年”的话[1]，那么，此前八年，郁王之间吵吵闹闹、磨磨合合，诸如达夫酒后出走啊、映霞“名分”问题啊、钱和物引起的不快啊、性情的殊异啊，一直闹到由王二南先生出面调解，把“版权赠与书”给了王映霞——总之，都是夫妻二人之间生活上的事情。尽管也存在着思想感情上的隐忧，但桩桩件件纯属家庭内部纠葛。其实，世上多少人家，不都是这样磨合过来的吗？那时节，大概谁也不会断定郁王婚姻会就此终结的吧？
很不幸。这节骨眼儿上，也就是朱女士所称的“后来”，偏偏出现了那个浙江省教育厅长许绍棣！1935年秋，郁家开建“风雨茅庐”，因欠债累多，加上许厅长与王映霞过从甚密，引发夫妻口角不断[2]。1936年2月，为解经济燃眉之急，郁达夫应邀从杭赴闽，到福州就任新职，婚后第一次与王氏长时间别离。自此，“他的家庭发生了一些变故，主要原因是当时浙江省教育厅长许绍棣的插入，搅乱了他们夫妻感情的平静”[3]。爱慕虚荣的王氏以名作家妻子身份，热衷于交际权要，和许某交往更加密切，致使夫妻二人从口角不断到怀恨在心[4]。所以，“后来”，即自1935年许某成为郁家座上客起，郁王直至1940年在新加坡正式离婚，后期四五年夫妻婚姻生活的矛盾，已经转化为有第三者插足的“内外矛盾的交叉”，性质与前期相比起了根本性的变化，冲突也急剧升温，引发一连串如朱文所称“分发证据”、“寻人启事”、“毁家诗纪”等惊世骇俗的爆炸性事件。许某插足于前，郁氏“举动”在后。这怎么能像朱文那样本末倒置，把郁王劳燕分飞的责任全都归到郁氏“自我暴露”上去呢？
二
在郁达夫研究中，一直存在着这样一种奇怪现象：同样是关于郁氏“自我暴露”问题的评价，却有着截然相反的两种说法，而那错误的一种说法，却因为人云亦云而得以长时间的招摇过市。
一种是表现在以早期小说集《沉沦》为代表的作品评价上，公认郁达夫开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自我暴露”的先河，“自我暴露”标志着郁达夫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独异的存在。郭沫若六十年前写下了这样一段话：“他那大胆的自我暴露，对于深藏在千年万年的背甲里面的封建士大夫的虚伪，完全是一种暴风雨式的闪击，把一些假道学、假才子们震惊得至于狂怒了。”[5]此语一针见血，影响甚大。最近读了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大陆译本，那样苛刻的眼光，也依然给郁氏“自我暴露”以很高的评价：“郁达夫在初期，是特别重要的作家，因为惟有他敢用笔把自己的弱点完全暴露出来，这种写法扩大了现代中国小说心理和道德的范围。可惜后来学他的人……却谁也没有他那样老实和认真的态度。”[6]夏公此论深刻而公允，别有见地。试观郁氏之后直到当下，世事迭变，花样翻新，一些男女写手的“自我暴露”较郁氏尤其大胆者多有，但谁个可与郁氏文学史上的地位比肩？所缺者关键是夏公所指那种人格心灵的境界：一曰“老实和认真”；二曰“扩大了心理和道德描写的范围”。这是新文学开拓者之一郁氏独绝的贡献，其功永不可没。
另一种看法，最具代表性的事例，就是在评述“郁王之恋”和郁氏晚期重要作品《毁家诗纪》问题上，对郁达夫“自我暴露”正面价值的贬损。此种倾向为时已久，至今不衰。较早提出这样的批评观点且影响较大的，竟也是郭沫若，他说：“自我暴露，在达夫仿佛成为一种病态了。别人是家丑不可外扬，而他却偏偏要外扬。”[7]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今天，谈到“郁王之恋”，朱女士也还在指责郁达夫，说“他却改不了‘自我暴露’的习惯”。
看来，在堂而皇之的文学史上，郁氏早期的“自我暴露”，已经有了应得的评价了。但一涉及婚变问题，却多有啧啧之言。事实是不是这样子的呢？“郁王婚变”和《毁家诗纪》中的郁达夫，“自我暴露”变成一种“病态”了吗？那仅仅是一种“习惯”，而且是应当“改掉”的“习惯”吗？是不是同样的“自我暴露”在郁氏身上，后来变了味了呢？
我的看法正好相反，从郁达夫早期小说到他后期婚变的“自我暴露”，就其为人为文的大端着眼，那都是一脉相承的——通过自叙传式的浪漫主义抒情独白，在暴露了自己人性中一切善与恶的同时，也表明了郁达夫这个人从里到外，“正是一个独立性格、自主意识和坚持自身人的价值的人”[8]。这是法国启蒙主义者卢梭的信条，也正是近现代中国知识分子所提倡的一种很难得的精神品格。这些，通过郁氏的“自我暴露”，不但在前期的小说中，也在后期“郁王婚变”和《毁家诗纪》中，不同程度地或者曲折地表现了出来。
何以言之？首先，还要回到“郁王婚变”上来。如前所述，是许某这个人的插足，导致了郁王的毁家。前者是因，后者是果。避而不谈入室作恶的强盗，却揪住被害者反抗的“举动”不放，说那是“成了病态”，是“习惯不改”，这算哪一家的逻辑？那个厅长许君绍棣，先之以与他人联名致电国民党中央，要求“通缉堕落文人”鲁迅、郁达夫等人；继之以偷得郁氏之妻兀自快活，而且又是郁氏老母被日机轰炸而死的时候，又是抗战初起、国土大片沦丧的时候。国破家欲亡之际，面对一个党国的党棍如此行恶，早已秉承独立意志的正直知识分子，怎能咽下这口气？没有那几封撕碎了的许某给王氏的情书，何来郁氏批量影印“分发证据”[9]？没有“碧湖”一类苟且之事，王氏又扔下老小不辞而别，哪来郁氏“寻人启事”？没有郁氏好端端家庭被毁的悲剧，何来《毁家诗纪》？如果说六十年前，郁王婚恋内幕若明若暗之时，郭氏说了那样的话，尚有历史局限性原因；在“郁王婚变”已大白于天下的今日，朱女士仍重复郭氏之论，把罪责加在郁氏“自我暴露”身上，则很不应该。
其次，还有一个关键性问题：能过则过，过不了就散，你郁氏又何必这样“自我暴露”，“家丑偏偏要外扬”，弄出这么大响动呢？这话貌似有理，也合乎“人之常情”，更投合国人“爱面子”、“和为贵”的普遍心理。大多数人也是会这样去处理问题的，比如徐志摩之于陆小曼。甚至有人会就此对比，赞扬徐的宽容，批评郁之狭窄。其实也并不尽然，郁风在谈《毁家诗纪》时曾说到郁氏一个重要特点：“每当一种强烈的爱或恨在他心中燃烧，他所认定的正义的火焰便掩盖一切，什么现实的利害，世俗的议论，自己的生活，全都不在话下了。”[10]特立独行之人，必做特立独行之事，郁就是这样一个旷世的特立独行之人。不然，他怎会那般轰轰烈烈去追求王映霞？现在，和王氏就这么分手吗？他太爱她了，太在乎她了，办不到。就这么忍受着，睁一眼闭一眼过下去吗？他的性格气质更办不到。于是，郁达夫在又爱又恨又想离又不忍的火焰中，撑持着痛苦着煎熬着呼叫着发泄着过了三四年。只有发泄，他心里才能取得一时的平静。此时，他始终的深爱包裹着他的映霞；他恨的毒雾又折磨着他的映霞，那真就是一把双刃剑了。于是就有了那些“自我暴露”的“举动”，有了震惊世人的《毁家诗纪》。也因此，我们后人才会透过郁氏“自我暴露”，在近乎违背常情的纷乱现象和乖张文字中，看见真与假、爱与恨、善与恶、痛怆与无奈、人性的变异和扭曲……看见一颗鲜活透明的心！我想，这可能也是一代代读者喜欢郁达夫的重要原因吧？所以，惊异也罢，怪责也罢，归根结底，郁达夫在与王映霞婚恋中的“自我暴露”，又何错之有？这与宽容、狭窄无关，更与“大男子主义”和“习惯”无涉。性也，情也，势也，人格也。
还有，“自我暴露”，似可分为文学作品中的与平时为人为事个人话语行动中的两种吧？果如是，对郁氏重要文学作品多有肯定，而对其生活中的或有批评，也是正常的——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何况还是到处暴露自己的郁达夫？例如，郁氏流亡到苏门答腊，一个偶然机会暴露了自己的日语特长，给自己引来了许多后患。还有一次，郁碰上了那个向日本人揭发自己身份的小走狗洪某人，上去就把他从车上拽下，扇了他几个耳光斥曰：“让你再去告我的密！”这样的“自我暴露”，也只能是郁达夫才会有的作为，天真、冲动得让人担心。同样，郁的“自我暴露”又必然会加剧郁王感情的分离，这也是不言而喻却又没办法的事情。应当特别强调的是：生活中与文学作品中的郁达夫是高度统一的。都说“文如其人”，实际上，几多作家能真正“文如其人”？郁达夫还真就是这样一个作家。自己掘地三尺，把自己弱点完全展示给人看的，郁达夫是一个，卢梭是一个，瞿秋白也是一个。凤毛麟角，了不起啊！他们在我心目中，都是真正做到了“自我暴露”的堂堂正正的人，是“文如其人”的大写的人。
我们民族历史文化中一个特殊的“国情”，就是在教化上推崇儒家“内敛型人格”的价值取向。所以，“自我压缩”也就成为绝大多数中国人日常生活中循循相因的常态，甚至成为一种心理定势。“自我压缩”的人格是与张扬个性、尊重个体的“自我暴露”型人格针锋相对的，而真正意义上的“自我暴露”又是鲜见的。这也就难怪，八十多年前青年郁达夫的小说集《沉沦》出版石破天惊；同样，也难怪，六十多年前“郁王婚变”和《毁家诗纪》的发表，又一个石破天惊。当然，我们更不会忘记，抗日圣战中，郁达夫流亡苏门答腊，在只能听命于自己心灵指令的时刻，他以打着鲜明个性印记的独特方式，进行了一场一个人的抗战，终于惨死天涯孤岛，留下了国人半个多世纪的悬念。那是他“自我暴露”的最后一次闪光，是他道德人格的最后自我完成，也是他最后一次石破天惊。是的，他曾经醇酒妇人，他曾经低回沉迷。但终其一生，坦坦荡荡，磊磊落落，其重大关节处（包括声明退出“左联”），哪一次“自我暴露”不可圈可点，甚至可歌可泣？即如那部毁誉交加的《毁家诗纪》，认真剖露遭遇第三者迫害，感情流变到了至深之处，文笔情思又那般卓然不群者，实不多见。如果我们从性爱的婚姻的社会的诗艺的悲剧心理的伦理的角度，对之进行认真分析鉴赏，那也许就是郁达夫留给我们的一篇在某个领域至今无可替代的绝响。
注释：
〔1〕〔2〕〔4〕〔9〕袁庆丰：《欲将沉醉换悲凉——郁达夫传》，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336、418、418、340页。
〔3〕曾华鹏、范伯群：《郁达夫评传》，百花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第240～241、又见186页。
〔5〕〔7〕郭沫若：《论郁达夫》，见《郭沫若随笔集》，中国社会出版社2005年版，第213、217页。
〔6〕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刘绍铭等译，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81～82页。
〔8〕贾植芳：《一部发人深省的历史实录》，见（日）铃木正夫《苏门答腊的郁达夫》，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版，第2页。
〔10〕郁风：《盖棺论定的晚期》，见《新文学史料》1990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