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人推荐周国平的《岁月与性情》，我有些不屑。倒不是因为对在文化界小有名气的周国平有什么偏见，而是以为现在写“回忆录”的人太多了，稍有点名气就要自我表白一番，就要把自己的历史与社会历史挂起钩来，就要人们不要忘记他，就要树碑立传，觉得有些可笑。钱钟书的名言到底还是俏皮：你有鸡蛋就行了，为什么一定要去看那只生蛋的鸡呢？然而，现代社会的人们关心“鸡”的热情远远超过了关心“蛋”，那些崇拜易中天的“易粉”们有几个能讲出《品三国》的奥妙？现实就是如此。周国平在社会上的名气有一点，但也不是那么大，我也只是从报刊中知道一点周国平的婚恋轶事而已，即使是对传记感兴趣了，一时间恐怕还没有想起专门研究他。
　　写完《谁挑战鲁迅》的读后感，顺手翻了一下书架，看见了这本书。因为此书的封面上有周国平的照片，觉得与另一文化名人余秋雨有几分相像，于是一时好奇便翻阅起来，觉得有点意思。
　　周国平是一位以散文而著名的作家，1945年生于上海。虽然比本人大上好几岁，但还是同属一代人，很多经历不乏相似之处，所以自然就增加了一些亲近感。他是学哲学的，但却以散文出名，也算是造化吧，以哲学出名真的是太难了，即使是大师又有几多人买账？看来还是文学更有亲和力。这本书分为四个部分，以时间顺序平铺直叙，风格平实，没有故弄玄虚，所以读起来轻松自如，又增加了一分亲近。书的第一部分是“儿时记忆”，说实话，没有什么值得人们特别注意的地方，因为任何一个有文化的人只要回忆真切，都可以写出自己的生活经历和体验。但第二部分“北大岁月”就从“文革”前一步跨入了“文革”的风风雨雨之中，知识起了变化，思想起了变化，观念也起了变化。社会动荡的浪潮把人卷进去又抛出来。第三部分为“农村十年”，作者饱尝世态炎凉和体会中国基层管理的可笑，从而获得了社会的知识。
　　历史是社会的过去，但历史附在每一个人的身上。作者在渴求知识的道路上经历了自由主义梦想的破灭，险些被牵扯到一个所谓的反动思想案件中。思想的幼稚导致政治的幼稚，一直到“文革”结束也没觉悟成熟起来。小知识分子不理解雷锋，觉得他不过如此；小知识分子看不惯江青，觉得她在大庭广众之下怎么会有那种低级的表现；当然小知识分子更不看好当时的“革命闯将”聂元梓，认为这是一个毫无创见而居心叵测的人。是耶非耶？都不奇怪，都可以理解。小知都有点小资味道，一切都是从直觉从感性去判断，而不可能具备深刻的理性。不过，作为一个大学生，他看到了更多当时中学生看不到的东西，他投身到运动中去了，体验到了远离运动的“逍遥派”所没有体验到的运动暗流，这是难得的也是有价值的经历。大学生的小知识分子味道比中学生的懵懵懂懂、单纯热情要高级一个层次，这就是年龄和知识的区别了。
　　在农村的岁月，作者的体会很多，要过日子，要迫不得已地接触下层社会，要与形形色色的人们打交道，于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但作者是一个小公务员，是一个国家基层干部，虽则穷困却也过得去，完全可以用较为客观平静的眼光去看周围的人们。作者描述了他遇到的一些人和事，有一种书生味的生动，却不乏触及到人性的深处。当然，作者在农村的经历如果和老三届的知青们比起来，情况就完全不同了。知青们比作者不过小几岁，但在政治和生活待遇上却低好几个层次（受教育者、自食其力者），所以他们写出的东西有生活的挣扎，有灵魂的呼喊，还有冷峻的反思。这么横向一比，倒是可以为作者的幸运而庆幸一番。
　　在阅读某个人的经历中，最吸引人眼球的当然还是与名人有关的内容。作者在这方面与一般以写作成名者还真有点不同，他幸运地和一些知名人士有所接触和往来，从而使这本书增加了可读性。书中有一个对他影响最大最深的人，用作者的话是“影响了我一生的人”。这个人叫郭世英，是作者的朋友和同学，他是一位性格思想反叛的青年，他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他是郭沫若的儿子。作者用真诚的语言描绘了他和郭世英的友谊交往和郭世英悲惨的离世，令人感慨，但作者由此接触了当时中国文化界中第一“权威”人物郭沫若，并留下郭老的有关轶事，使人有几分意外。一次作者在郭老家里听其讲解毛泽东诗词，作者问“莫道君行早”一句里的“君”是否有所喻指，郭答：我看不出来。作者说：有一种说法认为，“君”是指西方帝国主义。郭说：那太牵强了。作者翻开一本资料给郭看，正是郭自己提出过这种说法。郭老立即快活地大笑。还有一次，有一个学生提到毛的诗句“莫道昆明池水浅，观鱼胜过富春江”，问郭老，柳亚子得到这首诗后向毛要颐和园，是否是真的？郭老连连摇头否认。当时，郭世英随即找出柳亚子的诗句“若将名园长遣我，躬耕原不恋吴江”给郭老看，郭老看了哈哈大笑，说真没想到。由此可见郭沫若老先生没有权威架子而平易近人，但另一方面郭老思想上的跟风和文学上的随意性亦可略见一斑。郭沫若是中国现代文化人的悲剧，他自己也意识到了，所以在1969年给作者的信中，坦率地承认自己“成为了一个一辈子言行不一致的人”，思想使然，性格使然，如之奈何？作者在书中还描述了他和中国摇滚的创始人崔健相识与合作，以其敏感的眼光挖掘展示出中国一代摇滚之父朴实、腼腆的性格和独到的思想。另外，作者以赞赏的笔调道出那一帮出版界里文化人生龙活虎的才气、自命不凡的狂躁以及难有大为的气质。现代的中国有才的人确实不少，却难得有真正的大师出现，看来有大眼光大气度的人终究不多。
　　周国平先生最抢眼球和最受人们议论的恐怕是他的性爱反思，“喜欢女人”是他的坦诚而大胆的宣言。男人喜欢女人确实是一件非常正常的事情，没有任何理由去批驳什么，任何含有真道学或假道学味道的理论已经没有什么市场，女人们对那种装模作样的男人恐怕尤其痛恨。虽然作者在此书中对自己的三次婚姻作了直率的披露和分析，但这里不必去说三道四，因为毕竟是人家的私生活，说好说坏都有些无聊。问题在于他这方面的“理论”。
　　其一，“两个人只有爱到了想永不分离的地步，才应该结婚”。很绝对的一句话，但不无道理。婚姻中出现的一切危机都是因为爱可能到了尽头。不过，这又是一种理想状态，并且受时间的限制。所以，作者无奈地表示，“即使怀着这样的心情结了婚，仍不能保证白头偕老”，陷入到自己难解的矛盾和困惑当中。其实，婚姻并不单是个人的事，它涉及到家庭、家族和社会，它内含着财产、情感、血统、遗传等庞杂的内容，它承载的东西太多，没有充分的思想准备而走进婚姻的殿堂，很容易迷惘。
　　其二，“性本身是一种健康的东西，其唯一的原则是快乐，与道德无关”。这种说法直白而大胆，有几分惊世骇俗，但是细想之下，尽管它有悖传统的理念，却难以找到反驳的理由。性的活动如果附加上与快乐无关的因素，它就变质了。譬如一些人把性看得无比神秘和神圣，把它当成血统的保证和传宗接代的工具，所谓的“贞洁”夺取了许多人寻求正常快乐的权利，又有一些人把性看得非常功利，于是出现了性交易，“包二奶”，甚至性贿赂，败坏了性的“健康”。性的活动应该是一种没有任何附加条件的两情相悦的事情，它为人提供生理和心理上的愉快。值得指出的是，作者在谈到这个问题时，似乎少了一个前提，就是原则上必须双方都快乐，否则，不但有悖道德而且有悖法律了，甚至当年日本人强征慰安妇也会从这里找到依据。
　　其三，“人是有对专一的爱的需要的，不管是否接受婚姻的形式”，而“它就不能够也不应该消除人的多元性爱冲动”，“二者并存相容”。也就是说，情爱和性爱既可以统一，也可以分开并存的。猛一看，人们很难接受这种论调，好像乱套了，但在实际生活中，这种情况并不鲜见，即心中始终对一个人情有独钟，但并不排斥和身边的人保持亲密的关系。在很多文学名著中，此类现象更是比比皆是。《红楼梦》中贾宝玉心中只有林妹妹，但并不排斥他和大观园中很多女孩子有独特的亲热关系。《牛虻》中的革命者亚瑟心中只有琼玛，但忍受不了孤独和一位西班牙女郎同居。轰动感人的《廊桥遗梦》中的弗兰西斯卡始终爱着那位摄影师，但并不妨碍她对丈夫的尽心尽力……据说，在当年美国总统竞选中，一位记者对卡特提出一个刁钻的问题：如果看到一位非常漂亮的姑娘，你心里会怎么想？卡特回答：我会有一种强烈的想占有她的欲望。顿时赢得场上一片掌声。美国人欣赏他说真话，而决不会因此怀疑他会对家庭不忠。
　　人是复杂的，作者自己在谈到这些观点时也表露出微妙的心理矛盾，因为他最终又获得一个幸福的家，而上帝哪会经常地有那么多的礼物送给他呢？
　　周国平先生的这本《岁月与性情》确实可以算作他自己的心灵自传，他是诚实的，甚至在序言中都不讳言自己有自我美化的成分。他的经历正好是建国以来到现在的全过程，他生动记叙了他个人的感受，为后人留下了一份可供参考的资料，尽管这份资料的视角并不宽，然而这样记叙的作品并不多。从此书的文字风格和思想情趣来看，也许可以算作比较典型的“小资”作品。这里所说的小资，不是现代社会意义上的“小资”，如讲究一下生活格调，穿穿名牌，泡泡酒吧一类，也不是指过去在政治经济意义上的“小资”，强调其革命的动摇性、软弱性一类，而是指文化意义上的“小资”，其特点应该如此：政治上是幼稚的，思想上是独立的，性格上是另类的，情感上是浪漫的。最后看到他的出版年表，近二十年来出版了六十余部译、著作，可谓是著作等身了。不过，其中不少内容是重复编辑、重复出版的书籍，当然，这反映了他的作品颇受出版界欢迎而畅销，但同时也不无遗憾地稀释了他的文化成就。或许，这也是一种“小资”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