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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10月，我非常荣幸地通过中国农业大学“中国农村留守人口干预研究”项目组的筛选，得到了拍摄留守儿童纪录片的机会。从2009年4月开始进行构思，到2010年10月完成影片的拍摄和制作，并在2011年4月入围并受邀参加第七届半岛国际纪录片节，纪录片《泥娃娃》的让我从中学到了很多。有太多想感谢的人，也有太多想表达的东西，非常感谢《数码影像时代》杂志给我这样一个版块来聊聊与此相关的一些感想。
“简朴的日子，艰苦的环境，还有一种焦躁而无奈的情绪，它们构成一户农村留守儿童的全部生活。”这是2010年12月入围“2010全球华人纪录片互联网盛典”时的评语，短片还获该活动优秀纪录片个人奖，这也算是第一次在国内观众面前展播。尽管此前《泥娃娃》也曾入围联合国不同文化联盟组织的PLURAL+青年影像节决赛，但因其宣传媒体是国外某视频网站，无法在国内登陆，也就没有人看过。直到后来获得第五届首都大学生原创DV作品大赛二等奖，再到入围半岛国际纪录片节，每一次都给我很大的压力，也是对我未来创作的鞭策。
关于流动与留守
提到“流动”与“留守”，还得从2003年读过的一本书说起，当时在图书馆读到一本对我创作纪录片《泥娃娃》有着深刻影响的著作——《为人：中国当代社会各阶层生活品味报告》。这本书讲述了许多我未曾听过的故事，“正心、齐家、治国、平天下”那种豪情壮志顿时激励了我。2006年暑假，我毅然来到上海某时装厂做起了临时工，与书中所说的“农民工”一起生活。上大学后，我一直在北京多所农民工子弟学校“支教”，现在这些学校或拆或迁，但与同学们在一起学习、生活的场景至今仍不断地浮现在我脑海中。每每节日还能够收到来自远方学生们的祝福，那种欣慰很难用言语表达。三年的时光里，我也拍摄过一些流动儿童的素材，憧憬着能够做出类似张以庆(《幼儿园》般的作品，却因砷种原因未能实现，倒是做的一份关于在校流动儿童和农村认知的调查还算满意，并得以发表。2008年学校留守人口项目组出了一套留守人口的研究成果，我系统地学习了留守方面的一些知识，还有幸看到了当时尚未付梓的农村留守儿童书信集原稿，正是这些经历激励着我去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把他们的印迹通过影像留在这个时代记忆里。
很多朋友得知我拍摄过流动和留守方面的素材，都问我：他们生活苦吗?我总是无法准确地用表达，毕竟我也说不清楚他们的感受，唯一能够让我多说一点的是关于“影响”方面的话题。在走近他们前，我一直以为他们处在原始的落后的生活环境中，我可以用现代的生活方式去影响他们、帮助他们、感化他们，但真正走近后，我被他们的淳朴感染了，那种简单让我陶醉，有一种“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般的感觉。这也是我后来在《泥娃娃》中采用平和叙事的缘由。或许只有那种简朴中又带有一些焦躁的氛围才足以表现我所认识的留守儿童，只有简单甚至机械但又有一丝期盼的风格才足以展现留守人口的生活全貌。正是带着这些思考，我才将留守人口的两部片子展现在公众面前。
《泥娃娃》的“由来”
《泥娃娃》的制作并不顺利。得知学校留守人口项目组计划拍摄一部留守儿童纪录片的消息，便与几个同学组建起团队，从拍什么到怎么拍都做了详细的规划。最初计划是赴河南固始县拍摄，源于我支教过一个叫“北京社会学校”的农民工子弟学校，这所学校里近70％的学生来自固始县，恰好那年城市改造，很多学生被迫返乡，成为留守儿童。后来因为种种原因，拍摄地改为了四川青神县的一个山村，不过此前策划的很多内容还是对拍摄工作一样有帮助。
在拍摄和剪辑中我也遇到过许多问题。四川我先后去过两次，如果说第一次是为了拍片子去的，那么第二次则是为了激发灵感去的。初次入川取景，无论饮食起居都需要在短期内适应，最为重要的是我要尽快将自己融入他们，而不仅仅以一个外地人的身份旁观。去时正巧赶上重阳节，那里有一种风俗叫做“吃九碗”。为了能够拍摄到所有老年人坐在马路边看演出、“吃九碗”的大全景，我找来竹梯爬上布满青苔的屋檐，竹梯与屋檐接触的地方不足两指宽，以至于我下来敬老人酒时手还一直哆嗦。从那以后村里人都认识我了——我就是那个爬上屋顶摄像的，我走进了他们，这对我后来顺利开展工作大有益处。
因为当地闷热，加上洗澡不方便，空气中到处弥漫着霉味和汗味。记得当时住在留守儿童家时，住在她们父母的房间，第一夜我甚至没脱衣服就睡着了。发霉的被面上布满灰尘，屋子也好几处漏雨，窗玻璃都是碎的。这些都还能够在(《泥娃娃》中看到，还有一个场景在留守老人纪录片《那人那狗》中记录了下来，一只狗不吃八十岁老太太做的饭，不是因为它不饿，也不是想省给幼崽吃，而是因为饭菜坏了。当然，这些并非留守人口的全部生活，我纪录的只是一部分，更多的或许只有他们自己才能够体会。
从四川回来后，我满怀欣喜地以为能够剪出一部震撼人心的留守题材纪录片，但当初稿出来时我才发现，我只是做了一个摄影机记录的工作，全片子的节奏、情感都不尽人意。指导老师徐晓村先生看完《泥娃娃》后，对短片的主题把握、节奏控制方面给我很多建议，他提醒我，要注意把“人”的情感表现出来，这都对我有很大启发。带着这些思考，我第二次入川。这次入川，我更多当作一次“生命之旅”：遇到了许多孤儿，进山路上两辆车相撞坠江，仅数人幸存……这些经历使得我在修改《泥娃娃》的过程中有更多的想法。
曾经有人问我《泥娃娃》的主题思想是什么?其实我至今也未找到答案。于我自身，我做这样一部片子不在于我希望表达一个怎样的主题，也不在于我希望能够让观众从中能够领悟到怎样的人生哲理，而在于我想展现一个真实的留守人口生活现状，仅此而已。我所渴望的是通过一些多义性的镜头语言让有着不同人生经历的人能够有不一样的思考，而不是所谓的“共鸣”。短片中没有一句解说，也没有音乐烘托，有的只是留守儿童清唱的歌曲，而这些歌曲都是三姐妹平时唱的。选择的主题曲《泥娃娃》，其适中的节奏也与全片风格相符。
剧情部分，(《泥娃娃》中能看到的多是这户留守儿童家庭中三姐妹之间的琐碎的“一样”而又“别样”的故事，说一样是因为她们也一样有父母，有书读，有钱花，说“别样”，在于父母不在身边，她们需要各自照顾好自己的生活。《泥娃娃》中有大篇幅关于三姐妹做饭、洗衣服、修灯等场景，这些都是她们平时经常做的。由于家中电线老化，电灯总是闪烁，有时甚至突然坏掉，因此修灯便成了她们的家常便饭。片头一组修灯的镜头，通过灯光的闪烁我尝试描绘出一幅留守儿童生活在一个前景不明的环境中的画面。修灯画面的冷色调奠定了全片的基调。由于父母常年在外，三姐妹相依为命，两个姐姐通常轮流做饭、刷水缸，两个人也经常会为一些小事大动干戈，正如小心(三妹)所说“大姐和二姐经常打架”。有时候两个人的战火还会引向最小的妹妹，片中三姐妹争吵一段就是她们平时生活的一个缩 影，大双(大姐)总会给人一种乖巧懂事的感觉、小双(二姐)显得任性暴躁、小心的天真无邪也在镜头前显露无疑，她们之间的争吵无关是非，也不会有人去管教，这些都是很多非留守儿童所不能理解的。
值得一说的是开篇三姐妹放学的一组镜头，曾经有一位老师在看完《泥娃娃》后说她觉得那组镜头很美。殊不知，三姐妹放学回家那组镜头的前景是竹林下的一片墓群。通常我会凌晨四点多穿过那片墓地去捕捉她们起床、上学的场景。每次从这片墓群旁走过的时候我都尽量告诉自己没有所谓的鬼神，却仍然控制不了内心的恐惧与胆怯。由于学校在很远的镇上，骑车大概要一个半小时，放学时间又不固定，而且她们通常还会在路上逗留。所以为拍摄那组镜头，我大概等了三个多钟头，就在那片墓群旁。这些经历不仅为《泥娃娃》的创作提供了宝贵的财富，更为我今后的拍摄工作积累了很好的情感体验。
《泥娃娃》片尾通过一组小心教其他孩子认字、和大姐一起玩耍的镜头结束全片。“乐，快乐的乐……”恰到好处地传达了我想传递的信息，小心一句“我在想妈妈什么时候回来”将留守儿童与其他孩子之间的区分体现出来，最后伴着《世上只有妈妈好》的旋律结束全片。当然，《泥娃娃》终稿出来了也不无遗憾，全片还是有些拖沓。大量唯美的镜头没有能够放进去，留守学校老师提到的生理恐惧方面的内容因种种原因没有能够表现出来……
入围半岛国际纪录片节
这次参加半岛国际纪录片节，我感触颇多。《泥娃娃》入围第七届半岛国际纪录片节于我已是惊喜，而卡塔尔半岛电视台能够邀请我参加这个纪录片盛典，对我来说更是受宠若惊。此前对卡塔尔的印象并不是很好，一直以来总摆脱不了给它套的“暴发户”的帽子，但是此行，使我对卡塔尔的印象有了很多改变。
纪录片开幕式没有繁冗的近乎程式化的开幕式，更多的是让观众走进纪录片的海洋，去感悟影像的魅力。开幕式上播放的多为战争题材的影片，有些甚至就是战地记者冒着生命危险在前线拍摄的。单凭那份勇气、那份执着就足以令我汗颜。开幕式后连续四天都在放映入围作品，没有影院那种豪华的座椅，但每位观众都能够静心欣赏每一部作品，并为每一位参赛选手鼓掌。有时一个民族的气度就在于他能够虚心接受别人的文化并为之喝彩。除了一部分影片在主会场放映外，还有许多露天荧屏，以卡塔尔著名的阿拉伯街为例，很多市民会在下午四点多聚集在古老的阿拉伯街，喝着饮料欣赏来自全世界65个国家的两百多部影片。不仅仅在于他们的生活惬意，更多地在于他们有一种包容的心，有一颗上进的心，能够为自己更为别人喝彩。
“简朴的日子，艰苦的环境，还有一种焦躁而无奈的情绪，它们构成一户农村留守儿童的全部生活。”这是2010年12月入围“2010全球华人纪录片互联网盛典”时的评语，短片还获该活动优秀纪录片个人奖，这也算是第一次在国内观众面前展播。尽管此前《泥娃娃》也曾入围联合国不同文化联盟组织的PLURAL+青年影像节决赛，但因其宣传媒体是国外某视频网站，无法在国内登陆，也就没有人看过。直到后来获得第五届首都大学生原创DV作品大赛二等奖，再到入围半岛国际纪录片节，每一次都给我很大的压力，也是对我未来创作的鞭策。
关于流动与留守
提到“流动”与“留守”，还得从2003年读过的一本书说起，当时在图书馆读到一本对我创作纪录片《泥娃娃》有着深刻影响的著作——《为人：中国当代社会各阶层生活品味报告》。这本书讲述了许多我未曾听过的故事，“正心、齐家、治国、平天下”那种豪情壮志顿时激励了我。2006年暑假，我毅然来到上海某时装厂做起了临时工，与书中所说的“农民工”一起生活。上大学后，我一直在北京多所农民工子弟学校“支教”，现在这些学校或拆或迁，但与同学们在一起学习、生活的场景至今仍不断地浮现在我脑海中。每每节日还能够收到来自远方学生们的祝福，那种欣慰很难用言语表达。三年的时光里，我也拍摄过一些流动儿童的素材，憧憬着能够做出类似张以庆(《幼儿园》般的作品，却因砷种原因未能实现，倒是做的一份关于在校流动儿童和农村认知的调查还算满意，并得以发表。2008年学校留守人口项目组出了一套留守人口的研究成果，我系统地学习了留守方面的一些知识，还有幸看到了当时尚未付梓的农村留守儿童书信集原稿，正是这些经历激励着我去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把他们的印迹通过影像留在这个时代记忆里。
很多朋友得知我拍摄过流动和留守方面的素材，都问我：他们生活苦吗?我总是无法准确地用表达，毕竟我也说不清楚他们的感受，唯一能够让我多说一点的是关于“影响”方面的话题。在走近他们前，我一直以为他们处在原始的落后的生活环境中，我可以用现代的生活方式去影响他们、帮助他们、感化他们，但真正走近后，我被他们的淳朴感染了，那种简单让我陶醉，有一种“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般的感觉。这也是我后来在《泥娃娃》中采用平和叙事的缘由。或许只有那种简朴中又带有一些焦躁的氛围才足以表现我所认识的留守儿童，只有简单甚至机械但又有一丝期盼的风格才足以展现留守人口的生活全貌。正是带着这些思考，我才将留守人口的两部片子展现在公众面前。
《泥娃娃》的“由来”
《泥娃娃》的制作并不顺利。得知学校留守人口项目组计划拍摄一部留守儿童纪录片的消息，便与几个同学组建起团队，从拍什么到怎么拍都做了详细的规划。最初计划是赴河南固始县拍摄，源于我支教过一个叫“北京社会学校”的农民工子弟学校，这所学校里近70％的学生来自固始县，恰好那年城市改造，很多学生被迫返乡，成为留守儿童。后来因为种种原因，拍摄地改为了四川青神县的一个山村，不过此前策划的很多内容还是对拍摄工作一样有帮助。
在拍摄和剪辑中我也遇到过许多问题。四川我先后去过两次，如果说第一次是为了拍片子去的，那么第二次则是为了激发灵感去的。初次入川取景，无论饮食起居都需要在短期内适应，最为重要的是我要尽快将自己融入他们，而不仅仅以一个外地人的身份旁观。去时正巧赶上重阳节，那里有一种风俗叫做“吃九碗”。为了能够拍摄到所有老年人坐在马路边看演出、“吃九碗”的大全景，我找来竹梯爬上布满青苔的屋檐，竹梯与屋檐接触的地方不足两指宽，以至于我下来敬老人酒时手还一直哆嗦。从那以后村里人都认识我了——我就是那个爬上屋顶摄像的，我走进了他们，这对我后来顺利开展工作大有益处。
因为当地闷热，加上洗澡不方便，空气中到处弥漫着霉味和汗味。记得当时住在留守儿童家时，住在她们父母的房间，第一夜我甚至没脱衣服就睡着了。发霉的被面上布满灰尘，屋子也好几处漏雨，窗玻璃都是碎的。这些都还能够在(《泥娃娃》中看到，还有一个场景在留守老人纪录片《那人那狗》中记录了下来，一只狗不吃八十岁老太太做的饭，不是因为它不饿，也不是想省给幼崽吃，而是因为饭菜坏了。当然，这些并非留守人口的全部生活，我纪录的只是一部分，更多的或许只有他们自己才能够体会。
从四川回来后，我满怀欣喜地以为能够剪出一部震撼人心的留守题材纪录片，但当初稿出来时我才发现，我只是做了一个摄影机记录的工作，全片子的节奏、情感都不尽人意。指导老师徐晓村先生看完《泥娃娃》后，对短片的主题把握、节奏控制方面给我很多建议，他提醒我，要注意把“人”的情感表现出来，这都对我有很大启发。带着这些思考，我第二次入川。这次入川，我更多当作一次“生命之旅”：遇到了许多孤儿，进山路上两辆车相撞坠江，仅数人幸存……这些经历使得我在修改《泥娃娃》的过程中有更多的想法。
曾经有人问我《泥娃娃》的主题思想是什么?其实我至今也未找到答案。于我自身，我做这样一部片子不在于我希望表达一个怎样的主题，也不在于我希望能够让观众从中能够领悟到怎样的人生哲理，而在于我想展现一个真实的留守人口生活现状，仅此而已。我所渴望的是通过一些多义性的镜头语言让有着不同人生经历的人能够有不一样的思考，而不是所谓的“共鸣”。短片中没有一句解说，也没有音乐烘托，有的只是留守儿童清唱的歌曲，而这些歌曲都是三姐妹平时唱的。选择的主题曲《泥娃娃》，其适中的节奏也与全片风格相符。
剧情部分，(《泥娃娃》中能看到的多是这户留守儿童家庭中三姐妹之间的琐碎的“一样”而又“别样”的故事，说一样是因为她们也一样有父母，有书读，有钱花，说“别样”，在于父母不在身边，她们需要各自照顾好自己的生活。《泥娃娃》中有大篇幅关于三姐妹做饭、洗衣服、修灯等场景，这些都是她们平时经常做的。由于家中电线老化，电灯总是闪烁，有时甚至突然坏掉，因此修灯便成了她们的家常便饭。片头一组修灯的镜头，通过灯光的闪烁我尝试描绘出一幅留守儿童生活在一个前景不明的环境中的画面。修灯画面的冷色调奠定了全片的基调。由于父母常年在外，三姐妹相依为命，两个姐姐通常轮流做饭、刷水缸，两个人也经常会为一些小事大动干戈，正如小心(三妹)所说“大姐和二姐经常打架”。有时候两个人的战火还会引向最小的妹妹，片中三姐妹争吵一段就是她们平时生活的一个缩 影，大双(大姐)总会给人一种乖巧懂事的感觉、小双(二姐)显得任性暴躁、小心的天真无邪也在镜头前显露无疑，她们之间的争吵无关是非，也不会有人去管教，这些都是很多非留守儿童所不能理解的。
值得一说的是开篇三姐妹放学的一组镜头，曾经有一位老师在看完《泥娃娃》后说她觉得那组镜头很美。殊不知，三姐妹放学回家那组镜头的前景是竹林下的一片墓群。通常我会凌晨四点多穿过那片墓地去捕捉她们起床、上学的场景。每次从这片墓群旁走过的时候我都尽量告诉自己没有所谓的鬼神，却仍然控制不了内心的恐惧与胆怯。由于学校在很远的镇上，骑车大概要一个半小时，放学时间又不固定，而且她们通常还会在路上逗留。所以为拍摄那组镜头，我大概等了三个多钟头，就在那片墓群旁。这些经历不仅为《泥娃娃》的创作提供了宝贵的财富，更为我今后的拍摄工作积累了很好的情感体验。
《泥娃娃》片尾通过一组小心教其他孩子认字、和大姐一起玩耍的镜头结束全片。“乐，快乐的乐……”恰到好处地传达了我想传递的信息，小心一句“我在想妈妈什么时候回来”将留守儿童与其他孩子之间的区分体现出来，最后伴着《世上只有妈妈好》的旋律结束全片。当然，《泥娃娃》终稿出来了也不无遗憾，全片还是有些拖沓。大量唯美的镜头没有能够放进去，留守学校老师提到的生理恐惧方面的内容因种种原因没有能够表现出来……
入围半岛国际纪录片节
这次参加半岛国际纪录片节，我感触颇多。《泥娃娃》入围第七届半岛国际纪录片节于我已是惊喜，而卡塔尔半岛电视台能够邀请我参加这个纪录片盛典，对我来说更是受宠若惊。此前对卡塔尔的印象并不是很好，一直以来总摆脱不了给它套的“暴发户”的帽子，但是此行，使我对卡塔尔的印象有了很多改变。
纪录片开幕式没有繁冗的近乎程式化的开幕式，更多的是让观众走进纪录片的海洋，去感悟影像的魅力。开幕式上播放的多为战争题材的影片，有些甚至就是战地记者冒着生命危险在前线拍摄的。单凭那份勇气、那份执着就足以令我汗颜。开幕式后连续四天都在放映入围作品，没有影院那种豪华的座椅，但每位观众都能够静心欣赏每一部作品，并为每一位参赛选手鼓掌。有时一个民族的气度就在于他能够虚心接受别人的文化并为之喝彩。除了一部分影片在主会场放映外，还有许多露天荧屏，以卡塔尔著名的阿拉伯街为例，很多市民会在下午四点多聚集在古老的阿拉伯街，喝着饮料欣赏来自全世界65个国家的两百多部影片。不仅仅在于他们的生活惬意，更多地在于他们有一种包容的心，有一颗上进的心，能够为自己更为别人喝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