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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毛泽东１９４６年提出“中间地带”，到１９６４年提出“两个中间地带”，再到他晚年划分“三个世界”，这三者是一脉相承的。我想着重谈谈“中间地带”思想的提出。这个思想在毛泽东的国际战略思想中最有代表性，对近现代中国历史的发展的影响也最大。同时，这个思想的提出也是一个标志。从这时起，中国共产党人开始独立自主地判断国际形势。
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至战后初期，国际形势错综复杂。这一时期，毛泽东最关注的是三个问题：一是美苏关系的演变，二是美苏两国对华政策的走向，三是战后国际形势对中国前途的影响。由于国际形势的发展趋向不是一下明朗的，毛泽东的总体估计前后发生过很大变化。
最初，毛泽东估计，战后国际上将维持美苏合作的局面。他由此出发来考虑中共的对内对外政策。１９４４年，毛泽东在同美国记者根瑟·史坦因谈话时指出：“中国不能只和一个强国或者一群强国发生友善的关系”，而应该在互相尊重独立和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发展与各国的关系。他说，无论依赖苏联而冷淡美国，或只依赖美国而对苏联表示仇视、怀疑都是同样的错误。“要想依赖资本主义国家以及苏联之间的冲突的恶化而从中取利，是非常危险的……这是同等地违反了中国自己的利益和世界的利益”。毛泽东当时主张：“中国能够而且必须成为两个阵营间的桥梁之一，而不能以摩擦地带之一的地位来赢取外国的支持。”直到１９４５年底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来华调处国共关系时，周恩来还重申了中共的这个主张。战后初期，中共对外政策的主要目标是争取美英苏三国赞助中国的和平，以避免内战，对内政策的目标是建立有国共两党和其他党派参加的民主联合政府。然而，此后由于国共内战的爆发和美苏冷战的出现，毛泽东原先的设想失去了实现的可能。现在，人们只知道毛泽东后来主张“一边倒”，而不知道他还有过与此完全不同的设想。
从１９４６年３月起，无论是国际形势还是国内形势都迅速地恶化了。一时间舆论对美苏之间是否会爆发战争议论纷纷，人们对美苏战争的担心实际也是对国共内战的担心。当年４月，毛泽东撰写了《关于目前国际形势的几点估计》。这篇短文表明，毛泽东没有被一时的表面现象所迷惑，他对美苏之间不会爆发战争有十分清醒的认识。更重要的是，他极其鲜明地提出，美苏之间的妥协并不要求各国人民跟着实行妥协，各国人民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进行斗争。毛泽东所针对的，不仅是当时中共党内和同情中共的民主人士的模糊认识，实际也是针对苏共的一贯做法，即当苏联在国际范围内谋求与某种国际势力妥协时，便要求各国人民在各自的国内斗争中跟着实行妥协。从毛泽东对国际问题认识的发展过程来看，这篇短文非常重要，它不仅解决了如何判断战后国际形势的问题，也解决了国际局势的发展与中国革命前途之间的关系问题，标志着毛泽东在思想上摆脱了以往美苏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中国前途这种观念的束缚。
时隔不久，毛泽东又进一步提出一系列著名论断，由此形成特色鲜明、对中国共产党和未来的新中国外交具有长期指导意义的国际问题理论。１９４６年８月，毛泽东在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中第一次提出“中间地带”的思想。他强调指出：战后世界上大部分地区充满着民主势力与反民主势力之间的斗争，苏联是世界民主力量的“主要柱石”，美国是“世界反动势力的堡垒”；但是，战后世界面临的现实问题不是美苏之间会爆发一场战争并引起新的世界大战，这是因为在美苏之间隔着一个由欧、亚、非三洲的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构成的辽阔的中间地带；战后世界面临的现实问题是美国力图控制和侵略包括中国在内的中间地带国家。
从中国革命的角度来看，“中间地带”的提出具有三个重要意义：第一，它对各种国际政治势力作了独具特色的划分，指明了中国在国际斗争中的实际地位。第二，它明确了现阶段中国革命在国际上的敌友关系，为战后时期中共的国际统一战线政策奠定了基础。第三，在“中间地带”的概念中隐含着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即：中共与苏联在国际范围内所进行的斗争，有紧密联系的一面，这必然要求双方互相配合，但双方所进行的斗争在性质和内容上又有互相区别的一面，这又意味着双方必须根据各自的情况采取不同的斗争形式和策略。从这个角度来看，“中间地带”的提出，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国际斗争中有了更加明确的主体意识。
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国际战略思想的一个突出特点在于它的实践性。既能以极其开阔的视野纵览全局，又能把思考的焦点高度集中到解决中国革命面临的最关键的实际问题上，在既定的环境中找到最有利于中国革命发展的道路和策略，这正是毛泽东的过人之处。
１９４７年９月，欧洲共产党情报局成立后发表宣言称，世界已经形成以苏联为首的民主反帝阵营和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此后将近十年，毛泽东没有使用“中间地带”的提法，直到１９５７年１１月他在莫斯科参加庆祝十月革命４０周年大会的发言中才又重新提出。１９６４年，毛泽东进一步提出“两个中间地带”的思想。晚年，他又提出了联美抗苏的“一条线”战略和划分“三个世界”的思想。“三个世界”的战略划分，打破了战后两极体系的观念，适应了国际形势的变化，结束了由“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外交指导思想的极度混乱。毛泽东一生中提出的最后一个大战略，从形式上说是对他鼎盛之年提出的“两个阵营”和“一个中间地带”的思想以及建立国际统一战线策略的某种复归。
（本专辑文章均根据采访录音整理）
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至战后初期，国际形势错综复杂。这一时期，毛泽东最关注的是三个问题：一是美苏关系的演变，二是美苏两国对华政策的走向，三是战后国际形势对中国前途的影响。由于国际形势的发展趋向不是一下明朗的，毛泽东的总体估计前后发生过很大变化。
最初，毛泽东估计，战后国际上将维持美苏合作的局面。他由此出发来考虑中共的对内对外政策。１９４４年，毛泽东在同美国记者根瑟·史坦因谈话时指出：“中国不能只和一个强国或者一群强国发生友善的关系”，而应该在互相尊重独立和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发展与各国的关系。他说，无论依赖苏联而冷淡美国，或只依赖美国而对苏联表示仇视、怀疑都是同样的错误。“要想依赖资本主义国家以及苏联之间的冲突的恶化而从中取利，是非常危险的……这是同等地违反了中国自己的利益和世界的利益”。毛泽东当时主张：“中国能够而且必须成为两个阵营间的桥梁之一，而不能以摩擦地带之一的地位来赢取外国的支持。”直到１９４５年底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来华调处国共关系时，周恩来还重申了中共的这个主张。战后初期，中共对外政策的主要目标是争取美英苏三国赞助中国的和平，以避免内战，对内政策的目标是建立有国共两党和其他党派参加的民主联合政府。然而，此后由于国共内战的爆发和美苏冷战的出现，毛泽东原先的设想失去了实现的可能。现在，人们只知道毛泽东后来主张“一边倒”，而不知道他还有过与此完全不同的设想。
从１９４６年３月起，无论是国际形势还是国内形势都迅速地恶化了。一时间舆论对美苏之间是否会爆发战争议论纷纷，人们对美苏战争的担心实际也是对国共内战的担心。当年４月，毛泽东撰写了《关于目前国际形势的几点估计》。这篇短文表明，毛泽东没有被一时的表面现象所迷惑，他对美苏之间不会爆发战争有十分清醒的认识。更重要的是，他极其鲜明地提出，美苏之间的妥协并不要求各国人民跟着实行妥协，各国人民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进行斗争。毛泽东所针对的，不仅是当时中共党内和同情中共的民主人士的模糊认识，实际也是针对苏共的一贯做法，即当苏联在国际范围内谋求与某种国际势力妥协时，便要求各国人民在各自的国内斗争中跟着实行妥协。从毛泽东对国际问题认识的发展过程来看，这篇短文非常重要，它不仅解决了如何判断战后国际形势的问题，也解决了国际局势的发展与中国革命前途之间的关系问题，标志着毛泽东在思想上摆脱了以往美苏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中国前途这种观念的束缚。
时隔不久，毛泽东又进一步提出一系列著名论断，由此形成特色鲜明、对中国共产党和未来的新中国外交具有长期指导意义的国际问题理论。１９４６年８月，毛泽东在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中第一次提出“中间地带”的思想。他强调指出：战后世界上大部分地区充满着民主势力与反民主势力之间的斗争，苏联是世界民主力量的“主要柱石”，美国是“世界反动势力的堡垒”；但是，战后世界面临的现实问题不是美苏之间会爆发一场战争并引起新的世界大战，这是因为在美苏之间隔着一个由欧、亚、非三洲的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构成的辽阔的中间地带；战后世界面临的现实问题是美国力图控制和侵略包括中国在内的中间地带国家。
从中国革命的角度来看，“中间地带”的提出具有三个重要意义：第一，它对各种国际政治势力作了独具特色的划分，指明了中国在国际斗争中的实际地位。第二，它明确了现阶段中国革命在国际上的敌友关系，为战后时期中共的国际统一战线政策奠定了基础。第三，在“中间地带”的概念中隐含着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即：中共与苏联在国际范围内所进行的斗争，有紧密联系的一面，这必然要求双方互相配合，但双方所进行的斗争在性质和内容上又有互相区别的一面，这又意味着双方必须根据各自的情况采取不同的斗争形式和策略。从这个角度来看，“中间地带”的提出，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国际斗争中有了更加明确的主体意识。
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国际战略思想的一个突出特点在于它的实践性。既能以极其开阔的视野纵览全局，又能把思考的焦点高度集中到解决中国革命面临的最关键的实际问题上，在既定的环境中找到最有利于中国革命发展的道路和策略，这正是毛泽东的过人之处。
１９４７年９月，欧洲共产党情报局成立后发表宣言称，世界已经形成以苏联为首的民主反帝阵营和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此后将近十年，毛泽东没有使用“中间地带”的提法，直到１９５７年１１月他在莫斯科参加庆祝十月革命４０周年大会的发言中才又重新提出。１９６４年，毛泽东进一步提出“两个中间地带”的思想。晚年，他又提出了联美抗苏的“一条线”战略和划分“三个世界”的思想。“三个世界”的战略划分，打破了战后两极体系的观念，适应了国际形势的变化，结束了由“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外交指导思想的极度混乱。毛泽东一生中提出的最后一个大战略，从形式上说是对他鼎盛之年提出的“两个阵营”和“一个中间地带”的思想以及建立国际统一战线策略的某种复归。
（本专辑文章均根据采访录音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