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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构筑美国经济的“美元”一样，“华尔街”这个名词也有双重含义。一方面它是曼哈顿下城一条街道的名称；另一方面它是美国金融服务业的代名词。
华尔街是美国最主要的金融中心，也是首屈一指的开展金融批发服务的场所。由一系列金融批发部门、金融市场、金融机构和金融服务企业构成。这些企业包括商业银行、投资银行、证券经纪人、投资保险公司、资产管理公司等。
多年以来华尔街和危机这两个词总是连在一起。通常这种关联只是感觉上的，但是有两个时期这一关连被确证了：30年代早期和70年代中期。到了这个世纪伊始，这一联系更是板上钉钉了。
20世纪30年代初、70年代中期和本世纪之初的华尔街危机有一些共同之处：股价下挫、投资者远离、丑闻爆发引起政治反应，金融机构的收入和利润下降，危及他们的盈利性和稳定性。21世纪之初的另一个特征是伴随着死亡和毁灭威胁的恐怖主义。
1929年夏季到1932年夏季之间， 90%的道琼斯指数下跌，以及1973年初到1974年末的50%的下挫引起了投资者对市场和中介机构信心的普遍丧失。紧随两次下跌后有数以百万计的个人投资者从市场中撤出。投资者的清醒不仅给经纪商和共同基金销售以毁灭性打击，还创造出了催生立法改革的政治氛围。
1932~1934年Pecora听证会揭露出的那些市场违规行为促使政治家们通过了金融服务业的新政法案，包括建立证券交易委员会对华尔街进行监管。为促使华尔街成为一个更诚实有效的市场，SEC队此后的市场扩张和繁荣做出了贡献，虽然有人抱怨过度干预和上升的监管成本。而且，监管将不可避免地造成市场扭曲，最突出的就是1933年格拉斯—斯蒂格尔法关于证券业和银行业分业经营的规定，这在其他国家是闻所未闻的。这将产生效率成本并削弱这一行业的国际竞争力。
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华尔街危机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后来1975年的纽约市财政危机。1973年后的十年间，金融活动一直相对萧条，由于缺乏其他选择，使得主要货币中心银行不遗余力地加入“石油美元循环”业务，对拉美国家大量贷款，这让他们的股东在80年代懊悔不已。
21世纪伊始的危机：投资者信心
在持续18年的牛市之后，投资者越来越认同这样的观点：除了那些偶尔的例外市场波动（比如1987年的“市场修正”）之外，市场总是向单一方向上升的。但是在2000年早期的股价高峰之后，市场一路下挫，越来越低。到2002年夏天，道琼斯指数已经下挫1/4，纳斯达克指数更是下挫3/4之多，而个股和股指相比更是争相挑水，比如安然、世通，这些股票都变得一文不值。
和以前相比，股票持有者的懊恼和愤怒更为广泛和强烈，因为他们中的8400万人都从投资共同基金持有的上涨股票市值中期望着此后一个光彩的生活前景或是更舒适的退休生活。一个很可能的结果是大量投资者从市场中撤出，就像30年代初和70年代中那样。对于那些被“锁定”在退休和储蓄计划中的投资者来说，保守投资策略更受欢迎，而激进策略的基金则以市场低价的方式被抛弃。而且投资者寻求法律救济和对华尔街所作所为的政治惩罚的努力一直得到广泛支持。
21世纪伊始的危机：丑闻
伴随着股价下跌，华尔街丑闻一路扶摇直上，给出的是一幅在金融机构和企业董事会中贪婪丛生、骗子横行、欺诈毫不掩饰的图景。亨利·鲍尔森，这位高盛的CEO对华盛顿的全国新闻俱乐部说，美国企业从未像这样“受到严格调查，说实话，这是咎由自取。”他还说，“我一生中从未见过美国公司的声誉如此之低。”
本世纪之初的华尔街丑闻有四个重要方面：证券业分析师的角色，IPO的进行，会计师事务所的利益冲突，股票期权和管理层的薪水。
丑闻之一：证券业分析师
到90年代末期，证券分析师的“卖出”建议成为稀有动物，很显然投行分析师的大部分报告都不会对公司股票的表现和前景给出中立的批评。实际上，他们的工作和公司金融部门（投行的首要利润中心，特别是在繁荣时期）紧密联系在一起，以促进新客户的股票发行或与前在客户的关系，为实现这些功能，分析师们毫不羞耻地为互联网和技术股票1998~1999年间的膨胀推波助澜，直到2000年它们突然破灭。
分析师腐败角色的受害者是那些相信这些“独立”分析师们对股票价值评估的人，主要是数以百万计的小投资者。后者当然也该因为快速致富的贪婪而受到谴责。许多分析师和华尔街经济学家都犯下了一个更大的欺骗罪行：他们对一些“新经济范式”的幻想自欺欺人。在这个童话下，交易周期消失了，互联网技术革命创造了生产率和繁荣的奇迹，传统的股票估值方法过时了。新的标杆是收入，利润和红利在这个大胆的新世界中变得一无是处。这当然是花言巧语而已，然而那些“一竿子交易商”和专业人员却很想听到，也很相信。
2002年春季，美林支付了1亿美元罚金摆平对分析师的利益冲突指控，并引入了新的工作程序来解决这一问题。1999年的Gramm-Leach-Bliley法案取代了1933年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却是在一些殊途同归的金融丑闻背景之下，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大的讽刺。美林证券分析师们被揭露出称某些他们推荐的股票为“废物”的事情最终导致了格拉斯—斯蒂格尔式的公司金融部门和证券研究部门的分离。这到底是意味着要树立一个法律防火墙还是仅仅是加强投行内部的隔离机制仍有待观察，但格拉斯—斯蒂格尔式的诅咒已经显示出来自华盛顿的政治决心：华尔街的机构得守本分。
丑闻之二：IPO业务
投行的IPO业务是另一个争议之处。一个问题是定价过低，很多股票往往在IPO当日交易结束时价格翻番，许多发行者抱怨没有筹集足够的资金。但是对于那些事先获得配股的人来说这再好不过了。来自普通投资者的抱怨是难以获得投行的配股，IPO的股份往往被分配给那些优先客户。更严重的是，据称这些股票被配售给了那些给予投行公司金融部门好处费和回扣的股票发行公司的高级经理们。2002年1月，瑞士信贷第一波士顿被处以1亿美元的罚款以了结IPO配股的指控，而其他投行也在被调查之中，特别是索罗门美邦，它为世通前CEO Bernie Ebbers提供配股，后者从他们那儿获利达1100万美元。
《华尔街日报》就2002年9月Ebbers事件的披露写道：“问题不在于投行如何配股，而是他们为什么配股。这才是市场想要知道的。为什么资本家不能采用资本主义呢？斯大林会对IPO的配股方式感到高兴的。”一些批评者主张应该采用拍卖方式来分配IPO股票，以达到对投资者更有利的价格，在全国家庭金融服务协会和SEC的督促之下，纽约股票交易所和全国证券交易商协会都开始考虑这一方案，纽约州检察官斯皮策也积极参与，相关立法也提上了日程。
丑闻之三：会计师事务所利益冲突
整个20世纪90年代，五大会计师事务所快速发展其咨询业务，因为这总是和他们的其他业务交织在一起。不像那些成熟竞争的审计业务，这提供的利润非常高。但这样的一个潜在问题是，向同一家客户同时提供审计和咨询业务时，为了不影响咨询伙伴关系，审计工作通常不那么严格。
这一难题就出现在安达信和安然的关系中。2001年12月的安然崩溃之后，安达信被披露处没有真实报告和严格审计安然的财务报表，而是隐瞒了一大块表外业务负债。更严重的是，安达信对安然的审计文件显示，至少有一些安达信高层对这一审计的缺陷知情，却仍在审计报告上签了字，确认报表是真实可靠的。2002年7月，安达信以阻挠SEC调查的罪名被起诉，末日到来了。但是，此后还有一系列的会计丑闻，安达信也不是五大中被抓住的独此一家。
虚假会计的披露、高管的骄奢举动（某些人把所管理的公司当作自己的提款机）、以及那些被认为是公司账目真实性卫士的会计师事务所的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从根本上动摇了公众对市场的信心。即使是那些运行状况最佳、最严格的公司账目都受到了信心危机的打击：如果不能相信公司账目，如何计算一个公司的价值？什么股价才是合适的？这一问题关系到市场体系的核心。
安然—安达信丑闻和对公司账目真实性的威胁促使国会通过了新的立法，2002年7月的Sarbanes-Oxley法令，该法令禁止审计师提供九种非审计类服务，并建立一个新的部门，在SEC的领导下，检查上市公司的审计情况。对于伪造账目的公司管理层的惩罚也更加严厉。这一立法是所有建议中最激进的，得到了国会的广泛支持，很快被总统批准。
丑闻之四：股票期权和高管薪水
在80和90年代，公司高管股票期权规模大大增长，这被认为是为管理层提供最大化公司股价的激励，这一目标在流行的股东价值理论中被认为高于一切。
实际上，在某些情况下这一做法不仅没有把管理层和股东的利益联到一起，还鼓励高管抬高估价、将期权变现，然后走人。有些是通过虚假会计，其他的则是通过一系列收购（利用合并会计报表的优厚准则）来抬高股价的，但是无论是什么方式，后果都别无二致——公司的崩溃。但这并不会影响高管们卖出他们的期权——项《金融时报》的调查表明，在2001年1月到2002年7月间，破产的最大25家美国上市公司的高管们期权变现收入为33亿美元，“这一令人震惊的数字足以导致破产。”
SEC对公司崩溃和会计违规曝光的后事作出了反应，在2002年6月推出了新的规定，要求CEO们就公司的财务报表进行个人宣誓，如果被证明有欺诈或误导行为将面临指控。对公司报表准确性的强制性认证也是Sarbanes-Oxley法令的条款之一，蓄意违反者将被判处最多20年的监禁。
萨班斯-奥克斯利法令是否只是本世纪对华尔街丑闻政治反应的一个开始？随着一长串金融家和公司管理者受到指控，华尔街将在公众的视野中停留数年之久。还会有更进一步的监管立法吗？在这个过程完结后，金融业将最终是个什么样子？
新世纪，新危机
21世纪伊始，华尔街大部分机构经历了业务和盈利的大幅下降，两项利润最丰厚的业务，并购和公司资本募集受到的打击尤为严重，收入大大下降。机构对此做出的调整是削减成本、大幅裁员，尽管如此，许多还是经历着恶化的收入状况：收入下降的速度快于支出下降的速度。
恶化的运营指标对许多华尔街机构来说意味着单个机构和整个行业的风险骤增。自70年代以来，当收入下降时，券商一般通过自营业务来补偿成本，有些成功了，有些则是雪上加霜。但是总体上整个行业的风险大大增加了。另一个值得关注之处在于利润下滑将耗减资本，削弱单个券商和整个行业抗击位于其风险的能力。而券商面临的法律诉讼和相关赔偿更是一个威胁。这包括了300桩针对40家投行的集体诉讼，如果投行都败诉，将面临60亿美元的赔偿。而且，2000年初的市场转向大大增加了华尔街主要投行陷入困境的可能性，即使困难是不确定的。但是90年代以来的规模扩张和增长意味着一旦一家投行遇到麻烦，将引起整个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风险。
9·11袭击后恐怖主义也成为现实的或潜在的致命威胁。但这并不是华尔街这个资本主义的“首都”头一次受到恐怖攻击。1921年，一枚大炸弹在华尔街23号JP摩根大楼外炸死了30名路人。似乎这是反资本主义的无政府主义者干的，但是罪犯却始终没有被抓到。1975年，另一枚炸弹炸死了四个人，1993年，一枚汽车炸弹在世贸双塔底层爆炸未遂。伦敦金融区（城市区）在80年代和90年代也先后遭到炸弹袭击。但是911造成的损失则难以估计，而且恐怖主义的威胁一直挥之不去。
虽然现代技术允许金融服务在任何地方驻足，大多数一流机构还是愿意把关键部门集中到传统的金融区，最重要的原因是人的因素：地理上的接近对雇员和雇主双方都有好处。对于个人来说，激励在于在金融的核心地带有一群志同道合的人，对机构来说，这有着广阔而深厚的高度熟练的专业人员劳动力市场。恐怖主义的袭击有可能破坏这一聚集的均衡，而导致分布的扩散。
下曼哈顿地区作为一个金融专业区的淡化过程将是逐渐的，恐怖袭击无疑将加速这一进程。虽然有很多机构在911以后又搬了回来，其他的还是选择不这样做。以后可能更多的机构将选择自行迁出——或者将一大部分业务部门迁出，搬到纽约市的其他地方（或者更远）去。华尔街将迎来新的入住者，或者不再那么吸引恐怖分子的注意。
但是另一方面，对于华尔街这个美国批发金融业务的中心来说，911袭击和这个世纪初的危机不过是阶段性的下滑而已。研究表明，全球化进程将把中国、印度、印尼和巴西这些经济整合到全球金融体系中的国际金融一体化，将大大扩张国际金融业务的规模。从世贸双塔的底层开始，一个更强有力的美国批发金融业将再次站立，更有可能的是，还是带着传统的简称：华尔街。
华尔街是美国最主要的金融中心，也是首屈一指的开展金融批发服务的场所。由一系列金融批发部门、金融市场、金融机构和金融服务企业构成。这些企业包括商业银行、投资银行、证券经纪人、投资保险公司、资产管理公司等。
多年以来华尔街和危机这两个词总是连在一起。通常这种关联只是感觉上的，但是有两个时期这一关连被确证了：30年代早期和70年代中期。到了这个世纪伊始，这一联系更是板上钉钉了。
20世纪30年代初、70年代中期和本世纪之初的华尔街危机有一些共同之处：股价下挫、投资者远离、丑闻爆发引起政治反应，金融机构的收入和利润下降，危及他们的盈利性和稳定性。21世纪之初的另一个特征是伴随着死亡和毁灭威胁的恐怖主义。
1929年夏季到1932年夏季之间， 90%的道琼斯指数下跌，以及1973年初到1974年末的50%的下挫引起了投资者对市场和中介机构信心的普遍丧失。紧随两次下跌后有数以百万计的个人投资者从市场中撤出。投资者的清醒不仅给经纪商和共同基金销售以毁灭性打击，还创造出了催生立法改革的政治氛围。
1932~1934年Pecora听证会揭露出的那些市场违规行为促使政治家们通过了金融服务业的新政法案，包括建立证券交易委员会对华尔街进行监管。为促使华尔街成为一个更诚实有效的市场，SEC队此后的市场扩张和繁荣做出了贡献，虽然有人抱怨过度干预和上升的监管成本。而且，监管将不可避免地造成市场扭曲，最突出的就是1933年格拉斯—斯蒂格尔法关于证券业和银行业分业经营的规定，这在其他国家是闻所未闻的。这将产生效率成本并削弱这一行业的国际竞争力。
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华尔街危机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后来1975年的纽约市财政危机。1973年后的十年间，金融活动一直相对萧条，由于缺乏其他选择，使得主要货币中心银行不遗余力地加入“石油美元循环”业务，对拉美国家大量贷款，这让他们的股东在80年代懊悔不已。
21世纪伊始的危机：投资者信心
在持续18年的牛市之后，投资者越来越认同这样的观点：除了那些偶尔的例外市场波动（比如1987年的“市场修正”）之外，市场总是向单一方向上升的。但是在2000年早期的股价高峰之后，市场一路下挫，越来越低。到2002年夏天，道琼斯指数已经下挫1/4，纳斯达克指数更是下挫3/4之多，而个股和股指相比更是争相挑水，比如安然、世通，这些股票都变得一文不值。
和以前相比，股票持有者的懊恼和愤怒更为广泛和强烈，因为他们中的8400万人都从投资共同基金持有的上涨股票市值中期望着此后一个光彩的生活前景或是更舒适的退休生活。一个很可能的结果是大量投资者从市场中撤出，就像30年代初和70年代中那样。对于那些被“锁定”在退休和储蓄计划中的投资者来说，保守投资策略更受欢迎，而激进策略的基金则以市场低价的方式被抛弃。而且投资者寻求法律救济和对华尔街所作所为的政治惩罚的努力一直得到广泛支持。
21世纪伊始的危机：丑闻
伴随着股价下跌，华尔街丑闻一路扶摇直上，给出的是一幅在金融机构和企业董事会中贪婪丛生、骗子横行、欺诈毫不掩饰的图景。亨利·鲍尔森，这位高盛的CEO对华盛顿的全国新闻俱乐部说，美国企业从未像这样“受到严格调查，说实话，这是咎由自取。”他还说，“我一生中从未见过美国公司的声誉如此之低。”
本世纪之初的华尔街丑闻有四个重要方面：证券业分析师的角色，IPO的进行，会计师事务所的利益冲突，股票期权和管理层的薪水。
丑闻之一：证券业分析师
到90年代末期，证券分析师的“卖出”建议成为稀有动物，很显然投行分析师的大部分报告都不会对公司股票的表现和前景给出中立的批评。实际上，他们的工作和公司金融部门（投行的首要利润中心，特别是在繁荣时期）紧密联系在一起，以促进新客户的股票发行或与前在客户的关系，为实现这些功能，分析师们毫不羞耻地为互联网和技术股票1998~1999年间的膨胀推波助澜，直到2000年它们突然破灭。
分析师腐败角色的受害者是那些相信这些“独立”分析师们对股票价值评估的人，主要是数以百万计的小投资者。后者当然也该因为快速致富的贪婪而受到谴责。许多分析师和华尔街经济学家都犯下了一个更大的欺骗罪行：他们对一些“新经济范式”的幻想自欺欺人。在这个童话下，交易周期消失了，互联网技术革命创造了生产率和繁荣的奇迹，传统的股票估值方法过时了。新的标杆是收入，利润和红利在这个大胆的新世界中变得一无是处。这当然是花言巧语而已，然而那些“一竿子交易商”和专业人员却很想听到，也很相信。
2002年春季，美林支付了1亿美元罚金摆平对分析师的利益冲突指控，并引入了新的工作程序来解决这一问题。1999年的Gramm-Leach-Bliley法案取代了1933年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却是在一些殊途同归的金融丑闻背景之下，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大的讽刺。美林证券分析师们被揭露出称某些他们推荐的股票为“废物”的事情最终导致了格拉斯—斯蒂格尔式的公司金融部门和证券研究部门的分离。这到底是意味着要树立一个法律防火墙还是仅仅是加强投行内部的隔离机制仍有待观察，但格拉斯—斯蒂格尔式的诅咒已经显示出来自华盛顿的政治决心：华尔街的机构得守本分。
丑闻之二：IPO业务
投行的IPO业务是另一个争议之处。一个问题是定价过低，很多股票往往在IPO当日交易结束时价格翻番，许多发行者抱怨没有筹集足够的资金。但是对于那些事先获得配股的人来说这再好不过了。来自普通投资者的抱怨是难以获得投行的配股，IPO的股份往往被分配给那些优先客户。更严重的是，据称这些股票被配售给了那些给予投行公司金融部门好处费和回扣的股票发行公司的高级经理们。2002年1月，瑞士信贷第一波士顿被处以1亿美元的罚款以了结IPO配股的指控，而其他投行也在被调查之中，特别是索罗门美邦，它为世通前CEO Bernie Ebbers提供配股，后者从他们那儿获利达1100万美元。
《华尔街日报》就2002年9月Ebbers事件的披露写道：“问题不在于投行如何配股，而是他们为什么配股。这才是市场想要知道的。为什么资本家不能采用资本主义呢？斯大林会对IPO的配股方式感到高兴的。”一些批评者主张应该采用拍卖方式来分配IPO股票，以达到对投资者更有利的价格，在全国家庭金融服务协会和SEC的督促之下，纽约股票交易所和全国证券交易商协会都开始考虑这一方案，纽约州检察官斯皮策也积极参与，相关立法也提上了日程。
丑闻之三：会计师事务所利益冲突
整个20世纪90年代，五大会计师事务所快速发展其咨询业务，因为这总是和他们的其他业务交织在一起。不像那些成熟竞争的审计业务，这提供的利润非常高。但这样的一个潜在问题是，向同一家客户同时提供审计和咨询业务时，为了不影响咨询伙伴关系，审计工作通常不那么严格。
这一难题就出现在安达信和安然的关系中。2001年12月的安然崩溃之后，安达信被披露处没有真实报告和严格审计安然的财务报表，而是隐瞒了一大块表外业务负债。更严重的是，安达信对安然的审计文件显示，至少有一些安达信高层对这一审计的缺陷知情，却仍在审计报告上签了字，确认报表是真实可靠的。2002年7月，安达信以阻挠SEC调查的罪名被起诉，末日到来了。但是，此后还有一系列的会计丑闻，安达信也不是五大中被抓住的独此一家。
虚假会计的披露、高管的骄奢举动（某些人把所管理的公司当作自己的提款机）、以及那些被认为是公司账目真实性卫士的会计师事务所的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从根本上动摇了公众对市场的信心。即使是那些运行状况最佳、最严格的公司账目都受到了信心危机的打击：如果不能相信公司账目，如何计算一个公司的价值？什么股价才是合适的？这一问题关系到市场体系的核心。
安然—安达信丑闻和对公司账目真实性的威胁促使国会通过了新的立法，2002年7月的Sarbanes-Oxley法令，该法令禁止审计师提供九种非审计类服务，并建立一个新的部门，在SEC的领导下，检查上市公司的审计情况。对于伪造账目的公司管理层的惩罚也更加严厉。这一立法是所有建议中最激进的，得到了国会的广泛支持，很快被总统批准。
丑闻之四：股票期权和高管薪水
在80和90年代，公司高管股票期权规模大大增长，这被认为是为管理层提供最大化公司股价的激励，这一目标在流行的股东价值理论中被认为高于一切。
实际上，在某些情况下这一做法不仅没有把管理层和股东的利益联到一起，还鼓励高管抬高估价、将期权变现，然后走人。有些是通过虚假会计，其他的则是通过一系列收购（利用合并会计报表的优厚准则）来抬高股价的，但是无论是什么方式，后果都别无二致——公司的崩溃。但这并不会影响高管们卖出他们的期权——项《金融时报》的调查表明，在2001年1月到2002年7月间，破产的最大25家美国上市公司的高管们期权变现收入为33亿美元，“这一令人震惊的数字足以导致破产。”
SEC对公司崩溃和会计违规曝光的后事作出了反应，在2002年6月推出了新的规定，要求CEO们就公司的财务报表进行个人宣誓，如果被证明有欺诈或误导行为将面临指控。对公司报表准确性的强制性认证也是Sarbanes-Oxley法令的条款之一，蓄意违反者将被判处最多20年的监禁。
萨班斯-奥克斯利法令是否只是本世纪对华尔街丑闻政治反应的一个开始？随着一长串金融家和公司管理者受到指控，华尔街将在公众的视野中停留数年之久。还会有更进一步的监管立法吗？在这个过程完结后，金融业将最终是个什么样子？
新世纪，新危机
21世纪伊始，华尔街大部分机构经历了业务和盈利的大幅下降，两项利润最丰厚的业务，并购和公司资本募集受到的打击尤为严重，收入大大下降。机构对此做出的调整是削减成本、大幅裁员，尽管如此，许多还是经历着恶化的收入状况：收入下降的速度快于支出下降的速度。
恶化的运营指标对许多华尔街机构来说意味着单个机构和整个行业的风险骤增。自70年代以来，当收入下降时，券商一般通过自营业务来补偿成本，有些成功了，有些则是雪上加霜。但是总体上整个行业的风险大大增加了。另一个值得关注之处在于利润下滑将耗减资本，削弱单个券商和整个行业抗击位于其风险的能力。而券商面临的法律诉讼和相关赔偿更是一个威胁。这包括了300桩针对40家投行的集体诉讼，如果投行都败诉，将面临60亿美元的赔偿。而且，2000年初的市场转向大大增加了华尔街主要投行陷入困境的可能性，即使困难是不确定的。但是90年代以来的规模扩张和增长意味着一旦一家投行遇到麻烦，将引起整个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风险。
9·11袭击后恐怖主义也成为现实的或潜在的致命威胁。但这并不是华尔街这个资本主义的“首都”头一次受到恐怖攻击。1921年，一枚大炸弹在华尔街23号JP摩根大楼外炸死了30名路人。似乎这是反资本主义的无政府主义者干的，但是罪犯却始终没有被抓到。1975年，另一枚炸弹炸死了四个人，1993年，一枚汽车炸弹在世贸双塔底层爆炸未遂。伦敦金融区（城市区）在80年代和90年代也先后遭到炸弹袭击。但是911造成的损失则难以估计，而且恐怖主义的威胁一直挥之不去。
虽然现代技术允许金融服务在任何地方驻足，大多数一流机构还是愿意把关键部门集中到传统的金融区，最重要的原因是人的因素：地理上的接近对雇员和雇主双方都有好处。对于个人来说，激励在于在金融的核心地带有一群志同道合的人，对机构来说，这有着广阔而深厚的高度熟练的专业人员劳动力市场。恐怖主义的袭击有可能破坏这一聚集的均衡，而导致分布的扩散。
下曼哈顿地区作为一个金融专业区的淡化过程将是逐渐的，恐怖袭击无疑将加速这一进程。虽然有很多机构在911以后又搬了回来，其他的还是选择不这样做。以后可能更多的机构将选择自行迁出——或者将一大部分业务部门迁出，搬到纽约市的其他地方（或者更远）去。华尔街将迎来新的入住者，或者不再那么吸引恐怖分子的注意。
但是另一方面，对于华尔街这个美国批发金融业务的中心来说，911袭击和这个世纪初的危机不过是阶段性的下滑而已。研究表明，全球化进程将把中国、印度、印尼和巴西这些经济整合到全球金融体系中的国际金融一体化，将大大扩张国际金融业务的规模。从世贸双塔的底层开始，一个更强有力的美国批发金融业将再次站立，更有可能的是，还是带着传统的简称：华尔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