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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期间，希特勒入侵法国，将英法联军围困到法国的海滨城市敦刻尔克。就在德军狂轰滥炸后稍事休整之际，英国海军调动所有船只，用9昼夜时间，将被围困的33万盟军和装备，通过英吉利海峡全部抢运到了英国。这次撤退，即世界战争史上著名的敦刻尔克大撤退。
然而，在这次大撤退发生前一年多时间里，在世界东方反法西斯战场，也发生了一场十分相似的大撤退。那是1938年，在地处长江三峡的宜昌，由民生公司总经理卢作孚指挥船队，冒着日军的炮火和飞机轰炸，抢运战时物资和人员进川，从而保存了中国民族工业的命脉。
最早将“宜昌大撤退”比作“敦刻尔克大撤退”的是中国著名平民教育家晏阳初。然而，敦刻尔克大撤退是依靠一个国家的力量，由一个军事部门指挥完成，而宜昌大撤退则完全依靠的是卢作孚和他的民生公司。因此，亲历了宜昌大撤退的晏阳初说：“这是中国实业史上的敦刻尔克，在中外战争史上，这样的撤退只此一例。”
人流汇宜昌
峡口之城宜昌，素有“川鄂咽喉”之称，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自1876年，中英签署《烟台条约》后，宜昌被辟为通商口岸，它又是长江航线上的一个重要转运港。
60多年前，在民族危亡紧要关头，宜昌即成为受全国关注的咽喉。1937年11月南京沦陷，国民党政府宣布迁都重庆，并确定四川为战时大后方，进出四川的通道就成了抗战的重要运输线。当时入川，少有公路，更没有铁路，惟一只有走长江。而宜昌以上的三峡航道狭窄，弯曲复杂，滩多浪急，险象环生，有的地方仅容一船通过。1500吨以上的轮船不能溯江而上，所有从上海、南京、武汉来的大船，当时都不能直达重庆，乘客和货物都必须在宜昌下船“换载”，转乘能走峡江的大马力小船，才可继续溯江进川。
1938年春，随着国民党政府的西撤，大批人流、物流，冒着敌机的轰炸，从长江上游、华北、华中地区涌向四川，来到宜昌。1938年10月，距宜昌仅300公里的华中重镇武汉沦陷后，这股撤退潮一时达到高峰。
此时，只有10．5万人口的宜昌城已被滚滚而来的难民和源源不断运来的战时物资撑得爆满，各种滞留人员最多时达3万人。人们都焦急盼望能尽快让他们“换载”上船，而人多船少，为等购船票，往往一等就是半个月或一个月。从城区通惠路到船码头，大街小巷都是人，所有的旅店、客栈、学校，都挤满了人，不少人只有露宿街头，栖身屋檐下。
据当时报载，1938年内先后到过宜昌的有蒋介石、李宗仁、陈诚、汪精卫等众多国民政府军政要员，还有各界著名人士、社会贤达，宜昌一时间名流云集。冯玉祥、陶行知、老舍、李四光、黄松龄、王芸生、于毅夫、程希孟等来宜，参加抗日演讲。华东及上海等地文艺团体西迁来宜，上海业余剧团、上海影人剧团著名演员赵丹等在宜昌街头演出《放下你的鞭子》，白杨主演《沈阳之夜》，江苏剧团演出《夜光杯》。演艺界著名人士曹禺、熊佛西、沈西苓、宋之的、谢添、陶金、陈波儿等在宜演出抗日救亡剧目，贺绿汀在宜昌哀欧拿中学义演，女作家谢冰莹等在宜组织抗战救护活动。中共地下党组织负责人陶铸、钱瑛、曾志、何功伟、雍文涛、韦君宜、刘真、马识途等来宜在鄂西开展抗日救亡宣传、发展组织。宋庆龄、宋美龄、宋蔼龄三姐妹也同样飞抵宜昌，慰问抗战伤兵。
“对岸山如金字塔，泊江输作旅人家。”著名教育家叶圣陶住在民生公司用江轮改成的旅店，写下《宜昌杂诗》数首，吟咏到宜见闻。在来宜昌的人流中，还有一批批从华北、华东战区抢救出来无家可归的孤儿难童数千名。战时儿童保育院(这个组织是经周恩来、宋庆龄、宋美龄提议建立，并决定在宜昌设立难童接送站)将各地送来的难童，集中组织在宜昌，送他们乘船进川。
人员物资进川要一年时间
随着源源不断的人流涌入宜昌的，还有向四川撤迁的物流——各种大型设备、器材、军工物资也先后运到宜昌，等候换载入川。
1938年秋，宜昌江边从一马路到十三码头数里长的空地上，已被密密匝匝的各种亟待转运的货物拥塞得水泄不通。而此时日军正在疯狂地向宜昌推进，敌机不停地飞临宜昌轰炸。
更为严峻的是，自这年10月中旬起，长江上游还有40天左右的中水位，较大轮船尚能航行，过后便是漫长的枯水期，大型设备根本无法入川。也就是说，所有的人和货都必须在40天内运走。
同时，由于中国军队第33集团军张自忠部正在汉水防线阻击日军，大批难民和伤兵还在不断地涌进宜昌，几十万出川抗战的部队和装备，也亟待通过长江航线，奔赴战场。
要在40天时间，完成这样大的运输量，除非出现奇迹。当时能走峡江的只有民生轮船公司的22艘轮船和2艘外轮。而民生公司单艘船运载量只有200-600吨。依当年运力计算，全部运至重庆需要整整一年时间。
每天，在民生宜昌分公司怀远路办公楼购票的人群挤得里三层外三层，一些武装押运货物的军官气势汹汹，甚至掏枪威胁要船。运输秩序混乱，又使运输的阻塞加重，人心非常恐慌。
卢作孚其人
卢作孚，1893年生于四川合川一个贫寒之家，小学毕业即辍学，随后前往成都。他刻苦自学，博览群书，寻求救国途径，17岁加入同盟会，投身辛亥革命，23岁在成都《群报》当记者，26岁成为《川报》的总编。他立志自己一生的目标是富国强民，实业救国。
1925年，卢作孚从创办现代航运企业着手，以实现孙中山的“民生主义”为目标，成立民生轮船公司，靠乡亲、朋友、地方绅士的支持，以8000元资本购买了一条仅70余吨的小客船，艰难起步。几年后即统一川江航运，迫使外国航运势力退出长江上游。民生公司由小到大，艰辛发展，10年后，相继在上海、南京、武汉、宜昌等地设立分公司。上世纪30年代，民生公司已拥有大小轮船116艘，成为我国内河航运最大的民营企业，也是长江航运的主力。
卢作孚在民生公司船舱和职工宿舍的床单上印着一副联句，可见他的胸怀：“作息均有人群至乐，梦寐勿忘国家大难。”他要求民生的每个员工都要做民族的精英。他经常对员工们讲：“我们应一致反对的是空谈，应一致努力的是实践；天下事都艰难，我们如能战胜艰难，天下便无艰难事。”
卢作孚的运筹之功
1938年10月23日，民生公司总经理卢作孚到达宜昌。半个多月前，他设法拒绝了国民党政府军政部的命令，此命令要他将民生公司所有船只一律开到武汉长江下游田家镇凿沉，用以封锁江面，阻拦日军军舰沿长江进犯武汉。他反对这种自毁家园以绝敌路的做法。他要竭尽全力，组织他的船队参加抗战救亡。
当时，在宜昌的民生公司，楼上楼下都是焦急盼望购票的人和请客、交涉、请求安排货物上船的人，秩序相当混乱。卢作孚看在眼里，苦思良策。他果断下令，停止一切交涉请客，马上组织安排抢运。在召开公司紧急会议后，他通宵达旦 做出一份紧急运输方案。10月24日清晨，他亲自向各机构代表进行部署。
公司成员无论如何也想像不出怎么能够在40天内，将所有的人员和货物运走。卢作孚演示了他的计划：宜昌至重庆，去时溯江而上，要走4天，返回顺江而下需2天，来回一趟6天。为了缩短运载时间，整个运输划分为三段航行，即宜昌至三斗坪为第一段，三斗坪至万县为第二段，万县至重庆为第三段。每艘船以吃水深度、马力大小为基本依据，用一部分船只先运货物至三斗坪，当即返回，再由公司调船运至万县或直运重庆；对重要物资和大型货物则由宜昌直接运至重庆，并在重庆满载出川抗日的士兵，再顺江而下。
为了尽快抢送难民难童，他对客运舱实行“坐票制”，将二等舱铺位一律改为坐票，这就可以增加一倍以上的客运量。同时，他降低收费，对公教人员实行半费，对战区难童免费，对货物运费只收平时的十分之一。
鉴于三峡航段不能夜航，他要求各船尽量利用夜晚装卸，抢在白天航行。为了搬卸方便，他在三峡航线增设码头和转运站，临时增加雇工3000多人，同时征用民间木船850余只，运载轻型物资。
10月24日，第一艘满载着物资和人员的轮船起航，开出宜昌港。第一批上船的即有卢作孚亲自护送进舱的几百名孤儿难童。孩子们扒在栏杆上放声高歌，他们摇着小手向卢作孚告别的情景，船边岸上观者无不为之动容。
不几日，20多艘轮船、850多只木船，不停地在峡江来回穿梭。卢作孚每天都要到宜昌各个码头，亲自了解船只航行情况，深夜他还要到江边各个码头去检查装货情况。
绝世伟绩
1938年11月，日本近卫内阁发表对华第二次声明，宣称要彻底消灭国民党政府，建立东亚新秩序，在华日军加紧了对湖南、湖北的攻占。遭遇中国军队的顽强抵抗后，日军对宜昌实施疯狂的轰炸。宜昌至重庆航程近千公里，10多个县，险滩多达数百处，敌机不间断地在峡江航线轰炸，民生公司的船队每天都有损失的消息传来，轮船、木船被炸毁。每天民生公司都有员工献出生命。在大撤退运输中，民生公司损失轮船16艘，116名公司员工牺牲，61人受伤致残。
1938年12月，江水低落，喧闹的宜昌城突然完全宁静下来，卢作孚独自一人在宜昌码头巡视了很久，堆积如山的设备物资已被全部运走，人员也被撤运一空，宜昌大撤退奇迹般地胜利结束了!
紧接着，卢作孚又安排公司各机构继续运送西迁的难民和入川的物资。直到宜昌沦陷前，民生公司运送部队、伤兵、难民等各类人员，总计150余万人，货物100余万吨，其中包括2万吨空军器材和广东炮厂的物资。1939年元旦，卢作孚获得了国民党政府颁发的一等一级奖章。
从宜昌大撤退抢运出的部分单位：兵工署22厂、23厂、24厂、25厂、金陵兵工厂、兵工署陕厂、兵工署巩县分厂、兵工署汴厂、湘桂兵工厂、南昌飞机厂、宜昌航空站、航委会无线电厂、航委会安庆站、扬州航空站、钢铁迁建委员会、申钢厂、大鑫钢铁厂、周恒顺机器厂、天元电化厂、新民机器厂、中福煤矿、大成纺织厂、武汉被服厂、武昌制呢厂、武汉纱厂等，此外，还有国民党政府机关、科研单位、学校设备以及一些珍贵历史文物等。
中央电视台某期《东方时空》专题节目对此评述道：“那些抢运入川的物资，很快在西南和西北建立了一系列新的工业区，尤为重要的是以重庆为中心的兵工、炼钢等行业的综合性工业区，构成抗战时期中国的工业命脉。正是这些撤退运输到大后方的工矿企业成为抗战的坚强后盾，生产了大批枪炮，为前线的将士们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杀敌武器，为战争的最后胜利，提供了有力的保证。而这一切，都归功于宜昌大撤退。”
历史不会忘记
上世纪40年代，民生公司向远洋航运发展，航线遍及香港、台湾、日本和东南亚地区。
1950年，卢作孚到香港，组织18艘民生公司海外轮船回归祖国。他曾受到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陈云等中央领导的接见，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
卢作孚一生过着十分简朴的生活。他将公司经营的盈利全部用来再发展，自己只在公司按月领取一份工薪。1952年2月，当他在忧愤中自尽时，家里一贫如洗，他没有给家人留下任何财产。消息传出，毛泽东、周恩来、黄炎培、梁漱溟、晏阳初等深表惋惜。
晏阳初说：“我一生奔走东西，相交者可谓不少，但唯有作孚兄是我最敬佩的挚友。他是位完人，长处太多了。”
孙越崎说：“正当党和国家将委以重任的前夕，作孚先生不幸于1952年初过早去世了。同年3月，我返京途经重庆时，曾去重庆民生公司吊唁。待我回到北京，方知毛主席、周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各界人士都为作孚先生的去世深感悼惜。”
梁漱溟说：“作孚先生胸怀高旷，公而忘私，为而不有，庶几乎可比古之贤哲焉。”
1980年，在邓小平同志的亲切关怀下，中共四川省委作出《关于卢作孚先生的结论》，称卢作孚一生“为人民做过许多好事，党和人民是不会忘记的”。
然而，在这次大撤退发生前一年多时间里，在世界东方反法西斯战场，也发生了一场十分相似的大撤退。那是1938年，在地处长江三峡的宜昌，由民生公司总经理卢作孚指挥船队，冒着日军的炮火和飞机轰炸，抢运战时物资和人员进川，从而保存了中国民族工业的命脉。
最早将“宜昌大撤退”比作“敦刻尔克大撤退”的是中国著名平民教育家晏阳初。然而，敦刻尔克大撤退是依靠一个国家的力量，由一个军事部门指挥完成，而宜昌大撤退则完全依靠的是卢作孚和他的民生公司。因此，亲历了宜昌大撤退的晏阳初说：“这是中国实业史上的敦刻尔克，在中外战争史上，这样的撤退只此一例。”
人流汇宜昌
峡口之城宜昌，素有“川鄂咽喉”之称，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自1876年，中英签署《烟台条约》后，宜昌被辟为通商口岸，它又是长江航线上的一个重要转运港。
60多年前，在民族危亡紧要关头，宜昌即成为受全国关注的咽喉。1937年11月南京沦陷，国民党政府宣布迁都重庆，并确定四川为战时大后方，进出四川的通道就成了抗战的重要运输线。当时入川，少有公路，更没有铁路，惟一只有走长江。而宜昌以上的三峡航道狭窄，弯曲复杂，滩多浪急，险象环生，有的地方仅容一船通过。1500吨以上的轮船不能溯江而上，所有从上海、南京、武汉来的大船，当时都不能直达重庆，乘客和货物都必须在宜昌下船“换载”，转乘能走峡江的大马力小船，才可继续溯江进川。
1938年春，随着国民党政府的西撤，大批人流、物流，冒着敌机的轰炸，从长江上游、华北、华中地区涌向四川，来到宜昌。1938年10月，距宜昌仅300公里的华中重镇武汉沦陷后，这股撤退潮一时达到高峰。
此时，只有10．5万人口的宜昌城已被滚滚而来的难民和源源不断运来的战时物资撑得爆满，各种滞留人员最多时达3万人。人们都焦急盼望能尽快让他们“换载”上船，而人多船少，为等购船票，往往一等就是半个月或一个月。从城区通惠路到船码头，大街小巷都是人，所有的旅店、客栈、学校，都挤满了人，不少人只有露宿街头，栖身屋檐下。
据当时报载，1938年内先后到过宜昌的有蒋介石、李宗仁、陈诚、汪精卫等众多国民政府军政要员，还有各界著名人士、社会贤达，宜昌一时间名流云集。冯玉祥、陶行知、老舍、李四光、黄松龄、王芸生、于毅夫、程希孟等来宜，参加抗日演讲。华东及上海等地文艺团体西迁来宜，上海业余剧团、上海影人剧团著名演员赵丹等在宜昌街头演出《放下你的鞭子》，白杨主演《沈阳之夜》，江苏剧团演出《夜光杯》。演艺界著名人士曹禺、熊佛西、沈西苓、宋之的、谢添、陶金、陈波儿等在宜演出抗日救亡剧目，贺绿汀在宜昌哀欧拿中学义演，女作家谢冰莹等在宜组织抗战救护活动。中共地下党组织负责人陶铸、钱瑛、曾志、何功伟、雍文涛、韦君宜、刘真、马识途等来宜在鄂西开展抗日救亡宣传、发展组织。宋庆龄、宋美龄、宋蔼龄三姐妹也同样飞抵宜昌，慰问抗战伤兵。
“对岸山如金字塔，泊江输作旅人家。”著名教育家叶圣陶住在民生公司用江轮改成的旅店，写下《宜昌杂诗》数首，吟咏到宜见闻。在来宜昌的人流中，还有一批批从华北、华东战区抢救出来无家可归的孤儿难童数千名。战时儿童保育院(这个组织是经周恩来、宋庆龄、宋美龄提议建立，并决定在宜昌设立难童接送站)将各地送来的难童，集中组织在宜昌，送他们乘船进川。
人员物资进川要一年时间
随着源源不断的人流涌入宜昌的，还有向四川撤迁的物流——各种大型设备、器材、军工物资也先后运到宜昌，等候换载入川。
1938年秋，宜昌江边从一马路到十三码头数里长的空地上，已被密密匝匝的各种亟待转运的货物拥塞得水泄不通。而此时日军正在疯狂地向宜昌推进，敌机不停地飞临宜昌轰炸。
更为严峻的是，自这年10月中旬起，长江上游还有40天左右的中水位，较大轮船尚能航行，过后便是漫长的枯水期，大型设备根本无法入川。也就是说，所有的人和货都必须在40天内运走。
同时，由于中国军队第33集团军张自忠部正在汉水防线阻击日军，大批难民和伤兵还在不断地涌进宜昌，几十万出川抗战的部队和装备，也亟待通过长江航线，奔赴战场。
要在40天时间，完成这样大的运输量，除非出现奇迹。当时能走峡江的只有民生轮船公司的22艘轮船和2艘外轮。而民生公司单艘船运载量只有200-600吨。依当年运力计算，全部运至重庆需要整整一年时间。
每天，在民生宜昌分公司怀远路办公楼购票的人群挤得里三层外三层，一些武装押运货物的军官气势汹汹，甚至掏枪威胁要船。运输秩序混乱，又使运输的阻塞加重，人心非常恐慌。
卢作孚其人
卢作孚，1893年生于四川合川一个贫寒之家，小学毕业即辍学，随后前往成都。他刻苦自学，博览群书，寻求救国途径，17岁加入同盟会，投身辛亥革命，23岁在成都《群报》当记者，26岁成为《川报》的总编。他立志自己一生的目标是富国强民，实业救国。
1925年，卢作孚从创办现代航运企业着手，以实现孙中山的“民生主义”为目标，成立民生轮船公司，靠乡亲、朋友、地方绅士的支持，以8000元资本购买了一条仅70余吨的小客船，艰难起步。几年后即统一川江航运，迫使外国航运势力退出长江上游。民生公司由小到大，艰辛发展，10年后，相继在上海、南京、武汉、宜昌等地设立分公司。上世纪30年代，民生公司已拥有大小轮船116艘，成为我国内河航运最大的民营企业，也是长江航运的主力。
卢作孚在民生公司船舱和职工宿舍的床单上印着一副联句，可见他的胸怀：“作息均有人群至乐，梦寐勿忘国家大难。”他要求民生的每个员工都要做民族的精英。他经常对员工们讲：“我们应一致反对的是空谈，应一致努力的是实践；天下事都艰难，我们如能战胜艰难，天下便无艰难事。”
卢作孚的运筹之功
1938年10月23日，民生公司总经理卢作孚到达宜昌。半个多月前，他设法拒绝了国民党政府军政部的命令，此命令要他将民生公司所有船只一律开到武汉长江下游田家镇凿沉，用以封锁江面，阻拦日军军舰沿长江进犯武汉。他反对这种自毁家园以绝敌路的做法。他要竭尽全力，组织他的船队参加抗战救亡。
当时，在宜昌的民生公司，楼上楼下都是焦急盼望购票的人和请客、交涉、请求安排货物上船的人，秩序相当混乱。卢作孚看在眼里，苦思良策。他果断下令，停止一切交涉请客，马上组织安排抢运。在召开公司紧急会议后，他通宵达旦 做出一份紧急运输方案。10月24日清晨，他亲自向各机构代表进行部署。
公司成员无论如何也想像不出怎么能够在40天内，将所有的人员和货物运走。卢作孚演示了他的计划：宜昌至重庆，去时溯江而上，要走4天，返回顺江而下需2天，来回一趟6天。为了缩短运载时间，整个运输划分为三段航行，即宜昌至三斗坪为第一段，三斗坪至万县为第二段，万县至重庆为第三段。每艘船以吃水深度、马力大小为基本依据，用一部分船只先运货物至三斗坪，当即返回，再由公司调船运至万县或直运重庆；对重要物资和大型货物则由宜昌直接运至重庆，并在重庆满载出川抗日的士兵，再顺江而下。
为了尽快抢送难民难童，他对客运舱实行“坐票制”，将二等舱铺位一律改为坐票，这就可以增加一倍以上的客运量。同时，他降低收费，对公教人员实行半费，对战区难童免费，对货物运费只收平时的十分之一。
鉴于三峡航段不能夜航，他要求各船尽量利用夜晚装卸，抢在白天航行。为了搬卸方便，他在三峡航线增设码头和转运站，临时增加雇工3000多人，同时征用民间木船850余只，运载轻型物资。
10月24日，第一艘满载着物资和人员的轮船起航，开出宜昌港。第一批上船的即有卢作孚亲自护送进舱的几百名孤儿难童。孩子们扒在栏杆上放声高歌，他们摇着小手向卢作孚告别的情景，船边岸上观者无不为之动容。
不几日，20多艘轮船、850多只木船，不停地在峡江来回穿梭。卢作孚每天都要到宜昌各个码头，亲自了解船只航行情况，深夜他还要到江边各个码头去检查装货情况。
绝世伟绩
1938年11月，日本近卫内阁发表对华第二次声明，宣称要彻底消灭国民党政府，建立东亚新秩序，在华日军加紧了对湖南、湖北的攻占。遭遇中国军队的顽强抵抗后，日军对宜昌实施疯狂的轰炸。宜昌至重庆航程近千公里，10多个县，险滩多达数百处，敌机不间断地在峡江航线轰炸，民生公司的船队每天都有损失的消息传来，轮船、木船被炸毁。每天民生公司都有员工献出生命。在大撤退运输中，民生公司损失轮船16艘，116名公司员工牺牲，61人受伤致残。
1938年12月，江水低落，喧闹的宜昌城突然完全宁静下来，卢作孚独自一人在宜昌码头巡视了很久，堆积如山的设备物资已被全部运走，人员也被撤运一空，宜昌大撤退奇迹般地胜利结束了!
紧接着，卢作孚又安排公司各机构继续运送西迁的难民和入川的物资。直到宜昌沦陷前，民生公司运送部队、伤兵、难民等各类人员，总计150余万人，货物100余万吨，其中包括2万吨空军器材和广东炮厂的物资。1939年元旦，卢作孚获得了国民党政府颁发的一等一级奖章。
从宜昌大撤退抢运出的部分单位：兵工署22厂、23厂、24厂、25厂、金陵兵工厂、兵工署陕厂、兵工署巩县分厂、兵工署汴厂、湘桂兵工厂、南昌飞机厂、宜昌航空站、航委会无线电厂、航委会安庆站、扬州航空站、钢铁迁建委员会、申钢厂、大鑫钢铁厂、周恒顺机器厂、天元电化厂、新民机器厂、中福煤矿、大成纺织厂、武汉被服厂、武昌制呢厂、武汉纱厂等，此外，还有国民党政府机关、科研单位、学校设备以及一些珍贵历史文物等。
中央电视台某期《东方时空》专题节目对此评述道：“那些抢运入川的物资，很快在西南和西北建立了一系列新的工业区，尤为重要的是以重庆为中心的兵工、炼钢等行业的综合性工业区，构成抗战时期中国的工业命脉。正是这些撤退运输到大后方的工矿企业成为抗战的坚强后盾，生产了大批枪炮，为前线的将士们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杀敌武器，为战争的最后胜利，提供了有力的保证。而这一切，都归功于宜昌大撤退。”
历史不会忘记
上世纪40年代，民生公司向远洋航运发展，航线遍及香港、台湾、日本和东南亚地区。
1950年，卢作孚到香港，组织18艘民生公司海外轮船回归祖国。他曾受到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陈云等中央领导的接见，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
卢作孚一生过着十分简朴的生活。他将公司经营的盈利全部用来再发展，自己只在公司按月领取一份工薪。1952年2月，当他在忧愤中自尽时，家里一贫如洗，他没有给家人留下任何财产。消息传出，毛泽东、周恩来、黄炎培、梁漱溟、晏阳初等深表惋惜。
晏阳初说：“我一生奔走东西，相交者可谓不少，但唯有作孚兄是我最敬佩的挚友。他是位完人，长处太多了。”
孙越崎说：“正当党和国家将委以重任的前夕，作孚先生不幸于1952年初过早去世了。同年3月，我返京途经重庆时，曾去重庆民生公司吊唁。待我回到北京，方知毛主席、周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各界人士都为作孚先生的去世深感悼惜。”
梁漱溟说：“作孚先生胸怀高旷，公而忘私，为而不有，庶几乎可比古之贤哲焉。”
1980年，在邓小平同志的亲切关怀下，中共四川省委作出《关于卢作孚先生的结论》，称卢作孚一生“为人民做过许多好事，党和人民是不会忘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