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习莫会”:中印增进政治互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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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莫会”选择以非正式会晤的方式在武汉举行,并不是为了解决具体的矛盾和分歧,而是基于当前国际局势复杂演变和对彼此关系的战略判断
  4月27日至28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印度总理莫迪在湖北省武汉市举行非正式会晤。两天时间里,两位领导人总共出席了六场活动,包括一同参观湖北省博物馆精品文物展、晚宴、散步、品茶、一对一会谈、午宴等。
  27日凌晨时分,莫迪在夜色中抵达武汉。此后,习近平与莫迪一同观赏曾侯乙墓出土的编钟,并一起东湖散步、湖上泛舟。在武汉东湖,中印两国领导人共议世界百年未有之变局。印度外交部发布的日程表中,将之称为“只带翻译的一对一会面”。
  据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孔铉佑介绍,两位领导人在两天的接触和会晤过程中,还就共同关心的其他问题交换了意见。在湖北省博物馆,他们谈到中印文明與文化交流;在出席晚宴时,他们相互介绍了各自国内的发展战略和改革措施;在湖边漫步时,两位领导人还讨论了如何在加快经济发展的同时,加强各自国家的生态保护。
  孔铉佑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习近平主席和莫迪总理在轻松友好的气氛中自由交换意见,进行开诚布公、推心置腹的交流。谈话时长和深度都超过以往,进一步加深了两位领导人之间的友谊和信任,并且创造了中印领导人之间交往的一个新模式。
  “他们对国际形势、中印两国所处的历史方位、发展阶段、发展目标等都有相似看法。在会晤中经常不约而同地表达高度一致的思想,这再次证明中国和印度是天然的合作伙伴,友好相处,合作共赢,是两国的必然选择。”孔铉佑说。他还表示,这次领导人非正式会晤只是—个起点,而不是终点。

从厦门到武汉


  很多分析指出,此次中印领导人武汉非正式会晤,是早有端倪。按照中国驻印度大使罗照辉透露的信息,“习主席与莫迪在厦门会晤时,敲定举行非正式会晤。”印度媒体此前披露,这次要与中国举行非正式会晤的动议,是印方在2017年9月的金砖国家领导人厦门会晤上首先提出。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南亚研究中心副主任林民旺分析认为,厦门会晤前中印间的洞朗对峙是印方提出这一动议的直接原因。
  自2014年5月莫迪就任印度总理开始执政以来,中印关系逐步呈现“高开低走”的大趋势。“高开”方面,其中包括印度加入了上海合作组织和亚投行(MIB),中方同意开通乃堆拉山口作为印度官方香客的朝圣路线,中国在印度建设工业园区等;“低走”方面,在两国存有分歧的具体议题上,尤其是印度申请加入核供应国集团(NSG)和联合国安全理事会1267委员会恐怖分子列名问题上,印度对华采取施压方式,在敏感的领土边界问题上搞“小动作”,试图迫使中国改变政策。
  在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龙兴春看来,由于印度在加入NSG上的诉求未得到满足,开始倾向于认为中国不愿意承认印度是一个有核大国,不愿意接受印度的崛起。同时,印度对中国推进的“一带一路”倡议也心存疑虑。
  而洞朗对峙,成为中印消极互动矛盾的集中爆发点。林民旺认为,基于对中国意图的消极认知,当2017年6月中国在洞朗地区进行道路建设时,印度立刻将这一行为视作中国对“现状”的改变,采取了简单而粗暴的干涉,一度将两国关系推到可能爆发冲突的边缘。而洞朗对峙的发生,让中印双方均意识到,彼此间存在巨大的认知差距和战略误判,需要对近年来两国互动模式进行纠偏。
  在2017年9月的厦门会晤中,习近平向莫迪指出,中印两国要坚持双方互为发展机遇、互不构成威胁的基本判断;希望印方能够正确、理性看待中国发展。莫迪也希望能够通过深入的战略沟通来实现对彼此意图的准确认知。由此,非正式会晤的方式得以正式敲定。
  “习近平主席和莫迪总理亲自决定举行这次非正式会晤,也反映了两位领导人对中印关系的高度重视,标志着中印高层交往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升级版,必将对两国各领域的交流合作发挥极大的引领和带动作用。”孔铉佑说。
  中印双方虽然有着意愿,但在国际大气候和双边关系的小气候作用下,双方从确定会晤到此次会晤的最终实现。期间也产生过一些波折。
  不过,观察人士分析指出,随着印度前驻华大使顾凯杰(Wjay Keshav Gokhale)在2018年1月被任命为外交国务秘书,印度对华关系开始显示积极迹象。今年2月下旬,顾凯杰访华,中印领导人武汉会晤的筹备也进入加速轨道,经过4月份的印度国家安全顾问、外交部长的陆续访华后,中印最终敲定了在武汉举行的“习莫会”的议程,并在4月22日对外发布了会晤消息。

领导人交往新模式


  自2014年以来,习近平和莫迪已经进行过12次见面,但采用非正式会晤的形式还是第一次。一般而言,选择“非正式会晤”避开了诸多程序性、事务性的安排,也给了两国领导人更多的交流空间。
  习近平和莫迪的互动中,具有这样的私人友谊基础。2014年9月,习近平就任国家主席后首次访问印度,第一站到访莫迪的故乡古吉拉特邦;2015年5月,莫迪访问中国时,选择的第一站也是习近平的故乡西安。林民旺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中印领导人间的“家乡外交”,已传为两国外交史上的美谈。
  对于为何选择在武汉举行此次非正式会晤?林民旺认为,这显然是双方深思熟虑后的选择。会晤地选择在武汉而非北京,一方面是基于平等相待的考虑,否则印度国内的反对派可能会说莫迪是“朝拜北京”,另一方面也寄托了中方对中印关系发展的期待。
  孔铉佑表示,中印两国领导人非正式会晤之所以选在武汉,也是因莫迪总理曾到访北京、广州、西安、杭州、厦门等中国城市,东南西北都到过,但未曾到访过中部,“相信武汉之行将成为莫迪总理的全新体验,进一步增进他对中国的了解”。
  武汉被认为是九省通衢之地,与印度的往来密切。而在历史上享有盛名的武汉东湖也曾接待过多位外国元首。据不完全统计,毛泽东曾在这里接见过64个国家的94批客人,其中包括尼克松、基辛格等人。本次中印领导人选择在东湖湖边漫步、湖上泛舟,也为“东湖外交”再添佳话。   4月27日下午,习近平同莫迪共同参观了湖北省博物馆精品文物展。两人一同欣赏具有悠久历史的中华文明、特别是荆楚文化,并就加强中印两个文明古国交流互鉴、推动不同文明和谐共处和对话交换意见。
  在林民旺看来,这一方面显然是基于两国都是文明古国,文明与文化的纽带构成了两国数千年历史的一部分。莫迪就说过,中印两国是“两个身体、一种精神”,中印两大文明具有和平向善的共同本质和心灵相通的内在联系。另一方面,追溯传统的文明,也是意在强调两国互为重要邻居数千年,必须加强对话、和平相处、世代友好。
  当天首场活动开始时间安排在下午,与正式访问的紧张议程形成强烈差别。林民旺认为,如此安排契合了印度人一般的生活習惯。印度人一般是上午11点之后才进入工作状态,加上中国与印度存在两个半小时的时差,中方这样的安排是考虑到印度的生活节奏。
  而做出了非正式会晤的定位后,这就意味着会晤不设具体议题,不签署协议,不发表联合文件,主要是领导人就涉及双边和国际层面的全局性、长期性、战略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孔铉佑也坦承,中印之间确实存在不少现实的矛盾和分歧。但这次中印领导人在武汉举行的非正式会晤本身,并不是为了解决具体的矛盾和分歧,而是基于当前国际局势复杂演变和对彼此关系的战略判断。

让世界不必在中印间做单边选择


  在现有的国际格局中,作为最大的两个发展中国家,中印“龙象共舞”的走向,足以牵动地缘政治板块的变迁。而作为“搬不走的邻居”以及同样崛起中的新兴大国,中印如何弥合洞朗对峙等消极互动凸现出来的信任赤字,成为摆在中印两国面前的必答题。
  “中印之间目前最大的问题,确实是一个缺乏互信的问题。如何增进两国之间的政治互信,也是这次领导人非正式会晤的一个重要议题。”孔铉佑向媒体坦陈。他表示,习近平主席和莫迪总理就此深入交换了意见,也反复强调,增进互信是中印关系稳定发展的一个重要基础。双方还是要登高望远,从战略上把握好中印关系。
  印度尼赫鲁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斯瓦兰,辛格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称,最近三年的龃龉让印中合作出现了一段时间的停滞,突破这种停滞,要求两国领导人采取大胆的举措,武汉会晤提供了“关键的临门一脚”。在他看来,印中双方希望通过协调各自策略来重新设定双边关系的方针政策并展示全球领导地位,武汉会晤有助于实现当前两国关系发展的首要目标,就是建立信任。
  孔铉佑也表示,这次会晤主要的任务,就是通过领导人的接触,加强彼此的战略沟通和思想交流,对两国关系提出一种战略性、政治性的指导意见。通过这种方式,首先要进一步增进两国领导人之间的政治互信,而具体问题应由双方的相关部门根据两国领导人达成的一系列重要共识,在后续工作中加以妥善处理,或者推进有关问题的解决进程。
  就如何增进中印之间的战略互信,习近平在会晤中向莫迪着重从几个角度阐释了中方的看法:如何看待对方的存在,如何看待对方的发展,如何看待对方的意图,并且强调双方要本着积极、开放、包容的心态,正确看待对方,避免相互猜疑和战略误判。“我们的感觉,莫迪总理听了习主席的介绍后,他是完全同意这个重要意见。”孔铉佑说。
  这次会晤中,习近平再次谈及对中印关系的重大战略判断:和平发展大势不可逆转;“中印应该是好邻居,好朋友”;中印各自的发展壮大是彼此的机遇,而不是威胁。这些判断也得到了莫迪的积极回应。
  此外,中印双方承诺,奉行独立自主、和平发展的政策,要走出一条符合时代要求的两个伟大邻邦友好合作的大道。双方领导人都同意,要推进全方位合作,支持各自国家现代化进程,以释放两大新兴经济体的蓬勃活力。
  “会晤达成的是战略性的共识,对于两国关系具有方向性的指引作用。”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南亚研究所副所长李莉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两国领导人的再次会见是确认了今后扩大双边合作的意向,为即将举行的上海经合组织青岛峰会预热。
  “中印双方在多边领域的合作,尤其在维护自由贸易秩序和推进全球化上,双方合作的意愿是明显上升的。”李莉认为,贸易保护主义盛行对于印度来说压力剧增,作为志在提升经济发展的新兴经济体,印度更需要一个自由和开放的空间。
  辛格认为,武汉会晤可能催生的化学反应在于,两国领导人向外界展示他们在武汉共度的时光、彼此的交流和了解,将有助于地区的稳定,给邻国带来和平,“让世界不必在新德里和北京中做出单边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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