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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的早春二月,不足十六岁的我满怀着对新生活的憧憬,登上为我们武汉市第二十中学六九届毕业生赴湖北枣阳县的专列,开始了难忘的下乡插队知青生涯。和所有时代的同龄人一样,我们毫不畏惧个人命运所面临的挑战,迫切希望尽快投入那田园诗画般的农村生活,在列车上举行的联欢会上,我还即兴来了一段二胡独奏《北京有个金太阳》。
可惜“太阳”在我们身上环绕的时间太短暂了。到枣阳后,我们被一辆牛车拉至鹿头区吉庄公社胡庄大队的小鲁庄。初始欢迎的话语,丰盛的“派饭”招待很快散去,现实迅速让我们领教到生活的艰辛。下乡没几天我们都出现了水土不服,浑身上下长满了“疙瘩疮”,奇痒难熬。公社的“赤脚医生”发给我们“苯海拉明”药片来抗过敏,这种药服用后副作用特别大,人犹如天旋地转般难受。还不等我们适应当地的水土,就马上随着生产队的钟声投入到不曾停顿的春耕夏种秋收等繁重的体力劳动中去了。割麦、插秧,我似乎还对付得过去,但是遇到挑担子这样的硬活,就有些吃不住了。特别是挑稻谷捆时,因稻穗是向下的,为防止稻穗触地撒落,中途不允许停歇,要从稻田一口气挑到稻场上。一担稻谷轻的一百多斤,重则达一百五六十斤。为了表达“接受再教育”的诚心,我咬着牙挑起超过我体重的稻谷担子,几天拼下来终因体力不支,在稻场大口吐出血来。至今胸内尚留旧伤,遇天阴变化仍隐隐作痛。
由于那时处在“红海洋”的特殊年代,在繁忙的农业生产中,“早请示,晚汇报”是必不可少的。然而就是在那样“政治高压”形势之下,农民兄弟还是表现出“聪明”的应对方式。他们所信奉并践行的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三大真”,即“吃饭、穿衣、油点灯”,言下之意,除此之外的都是虚东西。元旦、五一、十一这类阳历节日乡亲们是从来不当回事去过的。而遇正月十五、端午、中秋这类阴历节,再忙,乡亲们也要挤时间炸点果子,走走亲戚。我曾在公社“活学活用”讲用会场上,亲眼看见队里民兵排长将小“红宝书”一页一页撕下来卷烟叶抽,面对如此“现行反革命”行为,我们露出惊讶的眼神,而这位怀抱钢枪的民兵排长一边悠然吞云吐雾,一边露出“狡狯”的微笑,我就是从他这“狡狯”的微笑中读懂了农民,继而读懂了当今社会的。
在我们知青生活圈子周边,因年龄志趣的原因,很自然地聚集了一批同龄的农村青年。其中印象深一点的有一位年龄长我们几岁的姓童的青年,他家是“地主”出身。在当时,“地主”的女儿会很快地嫁到贫下中农屋里去,而“地主”的儿子则清一色只能“打光棍”。这种近乎残酷的现象,现在想来是不可思议的。小童当时可能是对我们的一位女知青产生了感情,却苦于自己的身份而无法表达,他只能每天来我们的住地搭讪,我们也乘机将挑水、担柴这样的重活派给他干,他为了那位“心仪”的姑娘竟是乐此不疲。只是,这类故事的结局最终只能以悲剧收场就是了。
我们在农村很快地适应了点煤油灯,到井里挑水、用柴火灶做饭这样的生活方式。由于集体生产未能调动农民积极性,生产队的粮食总是不够吃,我们一天三顿饭也只能是中午吃顿“干饭”,早晚都是胡乱对付些杂粮瓜菜之类,油水更是少得可怜,谁家要是割了点肉,一定会在全庄子炫耀一番的。和当地农民一样,我们的烧柴完全靠到离住地十多里外的荒山野岭去捡。所谓捡柴,其实就是“刮草皮”。因为树木早已砍光了,只有用平头铁铲将山坡上长得稍厚一点的草皮连根铲起,打铺成捆,挑回家里去烧。这也让我对“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理解比別人更多一层,可怜几座方圆不足十里的小秃山,居然经受住了成千上万户人家代代不绝的铲刮。多少年后,当我在城市里品咖啡、吃烧烤的时候,总是难得忘记当年我们的农民兄弟为生存而无奈“举铲向草皮”的艰辛!
现在回想起来,我们下乡知青在对待个人前途问题上,随着对农村现状的深入了解和对社会发展潮流逐步认识,有一个从“盲从”到思考的转变过程。当年在我们知青中广为传唱的一首《怀念江城》(全国其他地区也有不同题目但意境类似)的歌曲,其凄凉、悲怆曲调中充满了对未来生活方向的迷惘。好在党中央及时察觉到了知青们的这种心态,不久全国性的“知青大返城”开始了,我们相继离开了农村,开始了人生价值新的追求。而这短暂的知青生涯中所积淀下来的人生历练使我受益终生,无论是何种逆境,多少坎坷,我总是拿农村艰苦生活经历来作一番比较,从而抱定“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信心去面对现实的挑战。
农历戊子年(2008年)国庆长假,我们几个当年插队的“老知青”结伴回到阔别近四十年的“小鲁庄”。令我们感慨的是:生产队挂钟的那棵大榆树还在,我们洗衣裳的堰塘、吃水的水井都还在,但是当年所熟悉的农民伯伯们多已作古。那位“地主”的儿子小童居然健在,只是不到六十岁的他被岁月风霜打磨得俨然年逾古稀一般,至今尚未婚娶。寥寥不多的几位当年的熟识者非常热情地向我们介绍他们这里的“巨变”,由于党的富民政策力度加大,村庄通了公路,吃上了机井自然水,用上了沼气,家家通了电,家里还能上互联网。如今吃饭早已不成问题,早晚三餐都是“干饭”。他们一边介绍一边为我们张罗迎客酒,还邀我们来年再来看他们生活的新变化。我们当然乐于看到这些新变化,并且大家相约:为乡亲们能够过上更好的新生活,我们也要努力争取尽一份心,出一把力!
可惜“太阳”在我们身上环绕的时间太短暂了。到枣阳后,我们被一辆牛车拉至鹿头区吉庄公社胡庄大队的小鲁庄。初始欢迎的话语,丰盛的“派饭”招待很快散去,现实迅速让我们领教到生活的艰辛。下乡没几天我们都出现了水土不服,浑身上下长满了“疙瘩疮”,奇痒难熬。公社的“赤脚医生”发给我们“苯海拉明”药片来抗过敏,这种药服用后副作用特别大,人犹如天旋地转般难受。还不等我们适应当地的水土,就马上随着生产队的钟声投入到不曾停顿的春耕夏种秋收等繁重的体力劳动中去了。割麦、插秧,我似乎还对付得过去,但是遇到挑担子这样的硬活,就有些吃不住了。特别是挑稻谷捆时,因稻穗是向下的,为防止稻穗触地撒落,中途不允许停歇,要从稻田一口气挑到稻场上。一担稻谷轻的一百多斤,重则达一百五六十斤。为了表达“接受再教育”的诚心,我咬着牙挑起超过我体重的稻谷担子,几天拼下来终因体力不支,在稻场大口吐出血来。至今胸内尚留旧伤,遇天阴变化仍隐隐作痛。
由于那时处在“红海洋”的特殊年代,在繁忙的农业生产中,“早请示,晚汇报”是必不可少的。然而就是在那样“政治高压”形势之下,农民兄弟还是表现出“聪明”的应对方式。他们所信奉并践行的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三大真”,即“吃饭、穿衣、油点灯”,言下之意,除此之外的都是虚东西。元旦、五一、十一这类阳历节日乡亲们是从来不当回事去过的。而遇正月十五、端午、中秋这类阴历节,再忙,乡亲们也要挤时间炸点果子,走走亲戚。我曾在公社“活学活用”讲用会场上,亲眼看见队里民兵排长将小“红宝书”一页一页撕下来卷烟叶抽,面对如此“现行反革命”行为,我们露出惊讶的眼神,而这位怀抱钢枪的民兵排长一边悠然吞云吐雾,一边露出“狡狯”的微笑,我就是从他这“狡狯”的微笑中读懂了农民,继而读懂了当今社会的。
在我们知青生活圈子周边,因年龄志趣的原因,很自然地聚集了一批同龄的农村青年。其中印象深一点的有一位年龄长我们几岁的姓童的青年,他家是“地主”出身。在当时,“地主”的女儿会很快地嫁到贫下中农屋里去,而“地主”的儿子则清一色只能“打光棍”。这种近乎残酷的现象,现在想来是不可思议的。小童当时可能是对我们的一位女知青产生了感情,却苦于自己的身份而无法表达,他只能每天来我们的住地搭讪,我们也乘机将挑水、担柴这样的重活派给他干,他为了那位“心仪”的姑娘竟是乐此不疲。只是,这类故事的结局最终只能以悲剧收场就是了。
我们在农村很快地适应了点煤油灯,到井里挑水、用柴火灶做饭这样的生活方式。由于集体生产未能调动农民积极性,生产队的粮食总是不够吃,我们一天三顿饭也只能是中午吃顿“干饭”,早晚都是胡乱对付些杂粮瓜菜之类,油水更是少得可怜,谁家要是割了点肉,一定会在全庄子炫耀一番的。和当地农民一样,我们的烧柴完全靠到离住地十多里外的荒山野岭去捡。所谓捡柴,其实就是“刮草皮”。因为树木早已砍光了,只有用平头铁铲将山坡上长得稍厚一点的草皮连根铲起,打铺成捆,挑回家里去烧。这也让我对“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理解比別人更多一层,可怜几座方圆不足十里的小秃山,居然经受住了成千上万户人家代代不绝的铲刮。多少年后,当我在城市里品咖啡、吃烧烤的时候,总是难得忘记当年我们的农民兄弟为生存而无奈“举铲向草皮”的艰辛!
现在回想起来,我们下乡知青在对待个人前途问题上,随着对农村现状的深入了解和对社会发展潮流逐步认识,有一个从“盲从”到思考的转变过程。当年在我们知青中广为传唱的一首《怀念江城》(全国其他地区也有不同题目但意境类似)的歌曲,其凄凉、悲怆曲调中充满了对未来生活方向的迷惘。好在党中央及时察觉到了知青们的这种心态,不久全国性的“知青大返城”开始了,我们相继离开了农村,开始了人生价值新的追求。而这短暂的知青生涯中所积淀下来的人生历练使我受益终生,无论是何种逆境,多少坎坷,我总是拿农村艰苦生活经历来作一番比较,从而抱定“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信心去面对现实的挑战。
农历戊子年(2008年)国庆长假,我们几个当年插队的“老知青”结伴回到阔别近四十年的“小鲁庄”。令我们感慨的是:生产队挂钟的那棵大榆树还在,我们洗衣裳的堰塘、吃水的水井都还在,但是当年所熟悉的农民伯伯们多已作古。那位“地主”的儿子小童居然健在,只是不到六十岁的他被岁月风霜打磨得俨然年逾古稀一般,至今尚未婚娶。寥寥不多的几位当年的熟识者非常热情地向我们介绍他们这里的“巨变”,由于党的富民政策力度加大,村庄通了公路,吃上了机井自然水,用上了沼气,家家通了电,家里还能上互联网。如今吃饭早已不成问题,早晚三餐都是“干饭”。他们一边介绍一边为我们张罗迎客酒,还邀我们来年再来看他们生活的新变化。我们当然乐于看到这些新变化,并且大家相约:为乡亲们能够过上更好的新生活,我们也要努力争取尽一份心,出一把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