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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巴小男孩埃连已经成了世纪之交的新闻人物。围绕着他的去与留,美国各界展开了激烈的争论。然而,这个事件仅仅涉及一个孩子,相比40年前的一件往事,埃连事件只具有某种象征性。
1.4万多古巴孩子前往美国
1959年,卡斯特罗上台后,古巴人中间很快流传着一个小道消息,说政府将要把儿童和他们的父母分开,把儿童直接安置在政府的教育营里。这个消息使得很多人惶惶不安。就在这时,美国驻哈瓦那的使馆宣布:美国取消儿童申请签证必须有父母同行的规定,儿童可以单独申请去美国的签证。这个决定传开后,很多古巴人都带着小孩前往美国使馆,以各种名义为他们单独申请去美国的签证。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有至少1.4万名18岁以下的古巴孩子在没有父母陪伴的情况下到了美国。这些古巴孩子到美国后,有的在亲友家落脚,没有亲友投靠的,由政府和慈善机构抚养一段时间后,多数在一些愿意收养的人家找到了归宿。他们的亲生父母,有的在后来几十年的时间里陆陆续续通过偷渡或正当移民途径来了美国,更多的一直到现在也没有机会和在美国的子女团聚。佛罗里达海峡就这样无情地隔开了天伦和亲情。
40年过去了。这些当年孤身来美的古巴孩子早已成了地道的美国人,很多是中产阶级。
他们常常怀着复杂的心情回顾往事。从一方面来说,美国给了他们自由和成功;但从另一方面说,这使得他们失去了父母的关爱,这又是人生永远无法弥补的缺憾。当他们来美国时,是父母替他们作的决定;当他们成人以后,免不了会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如果当初不来美国,而是和父母生活在一起,他们会比现在幸福吗?
中央情报局的“阴谋”?
就在这时,一个当年的古巴难童、现在在美国芝加哥德保罗(DEPAUL)大学工作的女士完成了一项有关研究,说这1.4万古巴儿童来美国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阴谋,目的是要动摇古巴的人心,搞垮卡斯特罗政权。她说当时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出的主意,由司法部长、美国总统肯尼迪的兄弟罗伯特·肯尼迪批准。中央情报局先在古巴散布谣言,搞得人心惶惶,然后由美国大使馆宣布改变儿童签证条件。换句话说,这1.4万多古巴孩子来美国绝不是美国人发善心的结果,而是美国政府颠覆古巴战略的一部分。这项行动的代号叫“皮特·潘”。皮特·潘是欧美童话故事中会飞的小精灵,他帮助儿童逃脱恶人的摆布,飞到了梦的国度,过上了传奇生活。用这个名字作为这个行动的代号,其含义不言而喻。
只要在美国生活一段时间,人们就会从学术和新闻界那里听到形形色色的政府“阴谋”,而它们多半并非空穴来风。对这个“阴谋”,笔者觉得完全有可能是真的。因为一个国家的大使馆不可能自作主张改变签证条件,而美国中央情报局当时也确实一心要把卡斯特罗赶下台,因此,破例允许这1.4万多古巴孩子来美国的背后多半会有政治目的。何况美国对古巴的移民政策本来就是反卡斯特罗战略的一部分,因此这甚至不是阴谋,而是尽人皆知的阳谋。
不过,阴谋也好阳谋也罢,都无法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古巴人为什么会被“政府要把子女和父母分开”这个传言搞得人心惶惶呢?美国中央情报局难道有这样的神通,只要散布一个谣言就能让别的国家的老百姓自觉自愿地把子女送到异国它乡吗?
还是让历史来回答这个问题吧。
亲子隔离的教育政策
1958年1月,当卡斯特罗还在打游击时,一个法国记者采访了他。卡斯特罗畅谈了他将要在这个加勒比的岛国上实行的农村公社乌托邦:
“我将建立起2.5万人左右的农业单位……这些单位将为儿童设立训练中心,因为教育儿童比教育成年人容易得多……儿童们将由集体负责他们的居住、饮食、穿着和教育,但这些儿童将用他们自己的劳动来使得他们的中心经济上自立,偿还国家提供给他们的工厂和机器。”
卡斯特罗上台后一年多一点,就发起了一个全国规模的扫盲运动。古巴所有的中学被关闭,13岁以上的少年男女组成“纵队”开赴农村和边远山区为农民“扫盲”。另外学生还要宣传农业改革,将农村革命化。运动持续了一年,动员了25万以上的学生。
同一年,卡斯特罗又建立了“革命指导学校”系统,招收14岁以上的学生接受革命教育,把他们培养成未来的干部。这个学校有地方分支和全国中心,这些都设在农村,学生必须和家庭分开,过集体性的军事生活。
也在1961年,卡斯特罗建立了培养小学教师的专门学校,招收12岁以上的儿童,送到他曾经打游击的马埃特腊山区,在那里用自己的劳动盖校舍。和“革命指导学校”一样,学生和家庭隔绝,在这里过两年集体军事化生活,然后去另一个农村学校训练两年,最后才被允许回到哈瓦那,在一所教育学院学习。
不但如此,古巴革命后教育改革的中心就是要把儿童和家庭分开,为此国家投入大量财力建立寄宿学校,还有全日制托儿所,父母必须把出生一个月的婴儿放进去。卡斯特罗甚至有时觉得学生在星期六也没有必要和父母团聚,他说:“学生从星期一进学校,一直到星期五或者星期六回家。我们还要看看哪个办法更好:是让他们星期五回家,还是让他们在星期六参加完了体育活动后在下午回家。”
了解了这些真实的历史,人们就会理解那些把子女送往美国的古巴父母的惶恐和迫不得已了。在强横的国家机器面前,他们无法保护子女。亲子分离是痛苦的,但被迫过军事化的集体生活更为恐怖。两者相较,这些父母还是选择了前者。
热心于揭露“皮特·潘行动”这类“阴谋”的人,可能有两种。一种是对政府和权力———无论是专制制度还是民主制度———始终充满警惕的人;另一种是对自由习以为常到了以为不需要付出代价的人。前者是社会的清醒剂,后者是社会的腐蚀剂。□
1.4万多古巴孩子前往美国
1959年,卡斯特罗上台后,古巴人中间很快流传着一个小道消息,说政府将要把儿童和他们的父母分开,把儿童直接安置在政府的教育营里。这个消息使得很多人惶惶不安。就在这时,美国驻哈瓦那的使馆宣布:美国取消儿童申请签证必须有父母同行的规定,儿童可以单独申请去美国的签证。这个决定传开后,很多古巴人都带着小孩前往美国使馆,以各种名义为他们单独申请去美国的签证。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有至少1.4万名18岁以下的古巴孩子在没有父母陪伴的情况下到了美国。这些古巴孩子到美国后,有的在亲友家落脚,没有亲友投靠的,由政府和慈善机构抚养一段时间后,多数在一些愿意收养的人家找到了归宿。他们的亲生父母,有的在后来几十年的时间里陆陆续续通过偷渡或正当移民途径来了美国,更多的一直到现在也没有机会和在美国的子女团聚。佛罗里达海峡就这样无情地隔开了天伦和亲情。
40年过去了。这些当年孤身来美的古巴孩子早已成了地道的美国人,很多是中产阶级。
他们常常怀着复杂的心情回顾往事。从一方面来说,美国给了他们自由和成功;但从另一方面说,这使得他们失去了父母的关爱,这又是人生永远无法弥补的缺憾。当他们来美国时,是父母替他们作的决定;当他们成人以后,免不了会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如果当初不来美国,而是和父母生活在一起,他们会比现在幸福吗?
中央情报局的“阴谋”?
就在这时,一个当年的古巴难童、现在在美国芝加哥德保罗(DEPAUL)大学工作的女士完成了一项有关研究,说这1.4万古巴儿童来美国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阴谋,目的是要动摇古巴的人心,搞垮卡斯特罗政权。她说当时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出的主意,由司法部长、美国总统肯尼迪的兄弟罗伯特·肯尼迪批准。中央情报局先在古巴散布谣言,搞得人心惶惶,然后由美国大使馆宣布改变儿童签证条件。换句话说,这1.4万多古巴孩子来美国绝不是美国人发善心的结果,而是美国政府颠覆古巴战略的一部分。这项行动的代号叫“皮特·潘”。皮特·潘是欧美童话故事中会飞的小精灵,他帮助儿童逃脱恶人的摆布,飞到了梦的国度,过上了传奇生活。用这个名字作为这个行动的代号,其含义不言而喻。
只要在美国生活一段时间,人们就会从学术和新闻界那里听到形形色色的政府“阴谋”,而它们多半并非空穴来风。对这个“阴谋”,笔者觉得完全有可能是真的。因为一个国家的大使馆不可能自作主张改变签证条件,而美国中央情报局当时也确实一心要把卡斯特罗赶下台,因此,破例允许这1.4万多古巴孩子来美国的背后多半会有政治目的。何况美国对古巴的移民政策本来就是反卡斯特罗战略的一部分,因此这甚至不是阴谋,而是尽人皆知的阳谋。
不过,阴谋也好阳谋也罢,都无法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古巴人为什么会被“政府要把子女和父母分开”这个传言搞得人心惶惶呢?美国中央情报局难道有这样的神通,只要散布一个谣言就能让别的国家的老百姓自觉自愿地把子女送到异国它乡吗?
还是让历史来回答这个问题吧。
亲子隔离的教育政策
1958年1月,当卡斯特罗还在打游击时,一个法国记者采访了他。卡斯特罗畅谈了他将要在这个加勒比的岛国上实行的农村公社乌托邦:
“我将建立起2.5万人左右的农业单位……这些单位将为儿童设立训练中心,因为教育儿童比教育成年人容易得多……儿童们将由集体负责他们的居住、饮食、穿着和教育,但这些儿童将用他们自己的劳动来使得他们的中心经济上自立,偿还国家提供给他们的工厂和机器。”
卡斯特罗上台后一年多一点,就发起了一个全国规模的扫盲运动。古巴所有的中学被关闭,13岁以上的少年男女组成“纵队”开赴农村和边远山区为农民“扫盲”。另外学生还要宣传农业改革,将农村革命化。运动持续了一年,动员了25万以上的学生。
同一年,卡斯特罗又建立了“革命指导学校”系统,招收14岁以上的学生接受革命教育,把他们培养成未来的干部。这个学校有地方分支和全国中心,这些都设在农村,学生必须和家庭分开,过集体性的军事生活。
也在1961年,卡斯特罗建立了培养小学教师的专门学校,招收12岁以上的儿童,送到他曾经打游击的马埃特腊山区,在那里用自己的劳动盖校舍。和“革命指导学校”一样,学生和家庭隔绝,在这里过两年集体军事化生活,然后去另一个农村学校训练两年,最后才被允许回到哈瓦那,在一所教育学院学习。
不但如此,古巴革命后教育改革的中心就是要把儿童和家庭分开,为此国家投入大量财力建立寄宿学校,还有全日制托儿所,父母必须把出生一个月的婴儿放进去。卡斯特罗甚至有时觉得学生在星期六也没有必要和父母团聚,他说:“学生从星期一进学校,一直到星期五或者星期六回家。我们还要看看哪个办法更好:是让他们星期五回家,还是让他们在星期六参加完了体育活动后在下午回家。”
了解了这些真实的历史,人们就会理解那些把子女送往美国的古巴父母的惶恐和迫不得已了。在强横的国家机器面前,他们无法保护子女。亲子分离是痛苦的,但被迫过军事化的集体生活更为恐怖。两者相较,这些父母还是选择了前者。
热心于揭露“皮特·潘行动”这类“阴谋”的人,可能有两种。一种是对政府和权力———无论是专制制度还是民主制度———始终充满警惕的人;另一种是对自由习以为常到了以为不需要付出代价的人。前者是社会的清醒剂,后者是社会的腐蚀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