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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至十四世纪，兴起于漠北草原的蒙古族群，历经数十年西征南伐，“起朔漠，并西域，平西夏，灭女真，臣高丽，定南诏，遂下江南，而天下为一。故其地北逾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元史》卷五八《地理一》），建立起横跨欧亚的元王朝，其疆域远迈汉唐，实现了五代、宋、辽、金时期未能实现的对于辽阔疆土的大统一。以陆、海丝绸之路为主要通道的中西交通和以南北运河与海洋航线为主要通道的南北交通，实现了南、北、东、西之间全球化的互联互通，使得元人的游历首次具有了世界性，成为十三至十四世纪全球范围内兴起的远距离游历与跨文化互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如美国学者本特利（Jerry Bentley）、齐格勒（Herllert ziegler）（《新全球史：文明的传承与交流（1000-1800）》第五版，北京大学出版社二。一四年版）指出的那样，蒙古以及其他游牧民族所建立的庞大帝国为远距离、跨文化的交流互动提供了政治基础和安全通道，航海技术的改进提高了印度洋和南中国海上的交通。其时东半球各民族在旅行、贸易、交流和互动方面比以往任何一个时期都更为频繁和密切，远距离旅行变得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加容易，出现了以伊本·白图泰、马可·波罗为代表的穿行在东西方世界的众多商人、外交人员、传教士以及其他旅行者。
那是一个前所未有的以四海为家、无此疆彼界之分的时期。元人也经常发出“某也东西南北人”（丘处机：《大风傍北山西来黄沙蔽天不相物色以诗自叹》）、“去年闽海今沙漠”（张养浩：《中都道中》）、“北走京师南走越”（傅若金：《远将归》）的感慨。丝路拓通背景下元人的全球化游历，见证并记录了十三至十四世纪东西方世界多样化的山川气候、衣食住行、宗教习俗、贸易特产、民情风俗等文化景观，也深刻反映了四方游历路途中的元人心理状态和精神世界。
元人西游与蒙古西征以及由此带来的陆上丝绸之路的重新贯通密切相关。长春真人丘处机、必阁赤耶律楚材、投下官常德和景教徒扫马是西游元人中的佼佼者。特别是扫马，被认为是历史上第一个访问欧洲的中国旅行家（党宝海：《蒙元时代的中国西行者》，《文史知识》二0一五年十一月）。
耶律楚材是最早游历西域并留下诗歌作品的元代文人。一二一八年夏，他受到成吉思汗征召，从燕京出发，始发永安，过居庸、宣德、云中、天山（今呼和浩特北大青山），穿越大漠，用了大概三个月的时间，抵达克鲁伦河畔的成吉思汗大帐。一二一九年夏，成吉思汗发兵西征。耶律楚材追随成吉思汗西征六万余里，途经今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等国家，历时近十年，“北漠绝穷域，西隅抵大洋……回鹘交游熟，昆仑事迹详”（耶律楚材：《和张敏之诗七十韵》三首），并长期居住河中府（今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以今天的眼光看，这是一次超远距离的跨国之旅，其足迹游历之广远，在中国古代文人中首屈一指。一二二八年，耶律楚材回到燕京，撰写《西游录》记录其亲历西域的种种见闻。
作为具有高度汉文化修养的契丹文人，耶律楚材“万里渡流沙，十霜泊西域”（《为子铸作诗三十韵》）的西域游历经历，使其有机会进入前代中原文人很少进入的地域，见所未见，闻所未闻，那些“西域诸蕃古未知”（《和人韵二首》）的雄奇山川、奇异习俗，让诗人目不暇接。其中，最为研究者津津乐道的是耶律楚材的《西域河中十咏》。“河中”指阿姆河与锡尔河之间的撒马尔罕等处，在今乌兹别克斯坦境内。向达在《西游录》前言中说：“蒙古大军攻破河中府后，徙河中豪民子弟四百人至此屯田，并委楚材负管理之责，所以楚材在此住过一段时间。”《西域河中十咏》对河中府的人民生活、饮食习惯、居住条件、服饰风俗等做了细致的描写。其一云：“寂寞河中府，连甍及万家。葡萄亲酿酒，杷榄看开花。饱啖鸡舌肉，分餐马首瓜。人生唯口腹，何碍过流沙。”这些异域的饮食瓜果让诗人流连忘返，甚至表示“一从西到此，更不忆吾乡”（其十）。另外，楚材《赠蒲察元帅七首》其五云：“素袖佳人学汉舞，碧髯官妓拨胡琴。”从中可以看到当地佳人学习汉族的舞蹈，官妓学习游牧地区的琴艺，刻画了西域地区多民族文化融合的历史图景。对于西域山川的赞叹更是俯拾即是，比如《过金山用人韵》诗云：“雪压山峰八月寒，羊肠樵路曲盘盘。千岩竞秀清人思，万壑争流壮我观。山腹云开岚色润，松巅风起雨声干。光风满贮诗囊去，一度思山一度看。”意象开阔明朗有力度，已经不同于唐代边塞诗中的苦寒压抑了。
比耶律楚材稍晚一点到达西域的是“直教大国垂明诏，万里风沙走极边”的丘处机。一二一九年，正在西征途中的成吉思汗派遣刘仲禄到莱州邀请丘处机前往传道。丘处机率领十八名弟子，西行万里，于一二二二年在今阿富汗境内谒见成吉思汗。其一行人先后经过现内蒙古地区、蒙古国、新疆地区、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一二二四年返回燕京。一二二七年，丘处机死后，随行西游的弟子李志常编写《长春真人西游记》，记述西游见闻：“凡山川道里之险易，水土风气之差殊，与夫衣服、饮食、百果、草木、禽虫之别，粲然靡不毕载”（孙锡：《（长春真人西游记）序》）。丘处机《大风傍北山西来黄沙蔽天不相物色以诗自叹》云：“某也东西南北人，从来失道走风尘。不堪白发垂垂老，又蹈黄沙远远巡。未死且令观世界，残生無分乐天真。四山五岳多游遍，八表飞腾后入神。”丘处机感慨自己在白发苍苍的年纪远蹈黄沙，但并不过分渲染这份哀愁，反倒宽慰自己的远行乃是“未死且令观世界”，结尾更是直言“四山五岳多游遍，八表飞腾后入神”，带有道教信仰的色彩。对于自己的西行，丘处机抱有“我之帝所临河上，欲罢干戈致太平”（《中秋》）的用世之心。从诗歌史的角度来看，丘处机的西域诗记载了西域的奇山奇水、奇事奇人、奇景奇俗，拓展了元代诗歌的题材空间和审美空间，拓展了元代的诗歌版图。
唐代以后，中国的经济重点逐渐南移。宋元易代，南北统一，随即出现了南北之问人口流动加速的现象，所谓“南人求利赴北都，北人徇利多南趋”（萨都剌：《苣鞋》）。胡祗通、卢挚、高克恭、鲜于枢、关汉卿、白朴等北方籍文学家先后游历南方，发出了“这答儿忒富贵，满城中绣幕风帘，一哄地人烟凑集”（关汉卿：《南吕·一枝花·杭州景》）的感叹。在“铁马秋风冀北”的环境中生活久了的北方文人，一旦来到了“杏花春雨江南”的南方，就着迷于南方清新明丽的山水风物、捕鱼贩鱼的生活方式、发达普遍的商品贸易等，“闲情任飘泊，到处欲登临”（马祖常：《舟中》）。 色目士人马祖常《壮游八十韵》对自己的南方游历有所总结：“远行探禹穴，六月剖丹荔。巫峡与洞庭，仿佛苍梧帝。三吴震泽区，幼妇蛾眉细。唱歌搅人心，不可久留滞。”所谓的“不可久留滞”恰恰是过于迷恋南方生活而对自己发出的自警之言。马祖常《闽浙之交五首其一》云：“月出山头犬吠云，隔林钟磬鹤应闻。老僧见客闲留坐，风落松花满寺门。”有静有动，有景有人有物，充满生机，具有鲜明的画面感。其他如《淮南田歌十首》《淮南鱼歌十首》《忆江南》等诗歌展现了牧童、鱼郎、妩媚吴娃等南方人物和生活场景，使我们对南方民众的日常生活有了更多更真切的认识。马祖常南游行旅诗受到了江南地域文化的深刻影响，可以看作是元代南北诗风交融影响的例证。
此外，北方士人张之翰（一二四三至一二九六）长期在南方宦游、生活，“行尽东南数十州”（《过分水岭二首》其二）、“行色画图里，去程文字中”（《舟中书事》）、“偶因王事得迟留，尽著新诗纪胜游”（《寄东州诸君二首》）。许有壬曾以官事南游，抒发“红树青山照辔丝，江南無地不宜诗”（《李正德御史分行广西予行广东相遇滕王阁醉中次其韵二首》）的感慨。比如《横浦登舟》：“南征殊不恶，乐事总相关。马上行思句，舟中卧看山。尽收烟景去，满载月明还。何往不自得，浩歌天地问。”诗人的悠然自得如在目前。受南方自然山水的激发，诗人的诗兴颇浓，“风物今朝好，诗成未觉难”（《曾原道中二首》）。
那种在南宋时期欲北游而不得的期待，在南北一统以后得到了巨大的释放，畅意北游，蔚然成风。“东南慷慨士大夫异时局于地狭，不得远游为恨。自中原道开，游者响奔影赴，惟恐居后。”（戴表元：《送郑圣与游阙里序》）江西士人艾庭梧的话说出了广大南方士人的心声：“吾生四十年前，欲一望大河之外，不可得。今幸遭盛明，极日月所出，车辙马迹皆可至，柰何守一丘一壑，而自比于井中之蛙乎？吾将浮游乎齐、鲁、燕、赵、韩、魏、秦、陇之郊，问古帝王之所都、圣贤之所起，其余风遗俗犹有存者乎？其高人魁士犹有伏畎亩、偃林薮而未起者乎？吾将求之，以益吾所欲闻。”（吴澄：《送艾庭梧序》）
特别是元代实行两都制度，大都和上都。大都即今北京，上都位于今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正蓝旗境内。北游使得南方士人有机会走向塞外，打开了更为壮阔的草原画卷，由此兴起了独具元代特色的上京纪行诗创作热潮。“白天历、至顺，当天下文明之运，春秋扈从之臣，涵陶德化，苟能文词者，莫不抽情抒思，形之歌咏。”（揭侯斯：《跋上京纪行诗》）元代上京纪行诗是在两都制度背景下产生的、古代文学史中首次出现的以塞外风物生活习俗等为主要对象的大规模写作。此前，士人们大多只是通过文史书籍想象塞外。到了元代，一切都是亲历亲闻、可亲可感。
来自江南水乡的诗人胡助在诗中表达了既诚惶诚恐又激动感慨的心情：“……平生所未到，扈跸敢辞烦。……历历纪瑰伟，一见胜百闻。兹游偿夙愿，庶用归田园。”（《同吕仲实宿城外早行》）元后期江西士人周伯琦多次扈从游历上京：“今予所历，又在上古、渔阳、重关大漠之北千余里，皆古时骑置之所不至，辙迹之罕及者。”（周伯琦：《扈从集后序》）历史上的不至、罕及之地，对于元代文人来说却成为易至之地。草原风光和游牧习俗成为南方士人笔下的诗材。元后期江西士人危素《赠潘子华序》云：“开平昔在绝塞之外，其动植之物，若金莲、紫菊、地椒、白翎爵、阿监之属，皆居庸以南所未尝有。当封疆阻越，非将与使，勿至其地。至亦不暇求其物产而玩之矣。”“上京六月凉如水”（萨都剌：《上京杂咏》）的气候，“紫菊花开香满衣，地椒生处乳羊肥”的物产（杨允孚：《滦京杂咏》），“葡萄马湮醉南人”的饮品（胡助：《滦阳杂咏》），黄羊、熊掌、驼峰、驼唇等草原肉食，展示“皇元典章文物之盛事”（胡助：《滦阳十咏跋》）的诈马宴，“土风殊楚越”（袁桷：《上京杂咏再次韵》）的草原游牧文化等，都给游历上都的南方士人留下深刻印象，大大拓展了南方士人的眼界，自然也极大地丰富了元代诗歌的题材。更重要的是，塞外不再是一个“月黑雁飞高，单于夜遁逃。欲将轻骑逐，大雪满弓刀”（卢纶：《和张仆射塞下曲》）的充满杀伐之气的战争空间，而是成为一个景色优美、风俗淳美的田园。陈孚《怀来县》：
榆林青茫茫，塞烟三十里。忽闻鸡犬声，见此千家市。
石桥百尺横，其下跨妫水。人言古妫州，残城无乃是。
民家坐土床，嬉笑围老稚。粝饭侑山葱，劝客颜有喜。
足迹半天下，爱此俗淳美。醉就软莎眠，梦游葛天氏。
元中期江西士人虞集在一首诗序中提到了这种风俗之美：“每怀扈从东道，往来缙山道中，见其风土之胜，民俗之美，未尝不谈道以为乐。”而在成长于江南的色目士人翅贤笔下，塞上生活宛如田园般美好，其《塞上曲五首》其五云：“乌桓城下雨初晴，紫菊金莲漫地生。最爱多情白翎雀，一双飞近马边鸣。”如此悠然自得的诗境和心情，在元代以前的边塞诗歌中极其少见的。
终元一代，形成了以海运为主、河运为辅的漕运格局。元人游历海上主要是通过南北海运和海上丝绸之路。对于元代海运，《元史》评价很高：“元都于燕，去江南极远，而百司庶府之繁，卫士编民之众，无不仰给于江南。自丞相伯颜献海运之言，而江南之粮分为春夏二运。盖至于京师者一岁多至三百万余石，民无挽输之劳，国有储蓄之富，岂非一代之良法欤！”（《元史》卷九三）
与元人的海上游历经验相关的是，元代的海洋文学创作颇多，且都是以亲身经历写亲身感受。元代出现了第一部海洋纪行诗集《鲸背吟集》（作于一二九一年），记载了作者海上航行“所历海洋山岛，与夫风物所闻，舟航所见”。戴良《泛海》等诗记录了作者“远近浪为国，周围天作疆”（《泛海》）的航行观感。吴莱《还合后人来问海上事诗以答之》表达了诗人“我犹爱其然，恨不少淹留”的热爱海洋的情感。赵叔英《运粮行》描写了元代南粮北运的情形及其社会影响。贡师泰《海歌十首》对海船水手的航海技艺等进行特写式的描写，与纯粹将海洋作为想象的对象或诗中点缀意象不同。李士瞻《坏舵歌》则记录了一次海运途中海船船舵损坏的有惊无险事件，彰显了海神天妃的护国之功，体现了元代的海神信仰。
那是一个前所未有的以四海为家、无此疆彼界之分的时期。元人也经常发出“某也东西南北人”（丘处机：《大风傍北山西来黄沙蔽天不相物色以诗自叹》）、“去年闽海今沙漠”（张养浩：《中都道中》）、“北走京师南走越”（傅若金：《远将归》）的感慨。丝路拓通背景下元人的全球化游历，见证并记录了十三至十四世纪东西方世界多样化的山川气候、衣食住行、宗教习俗、贸易特产、民情风俗等文化景观，也深刻反映了四方游历路途中的元人心理状态和精神世界。
一、元人西游：“北漠绝穷域，西隅抵大洋”
元人西游与蒙古西征以及由此带来的陆上丝绸之路的重新贯通密切相关。长春真人丘处机、必阁赤耶律楚材、投下官常德和景教徒扫马是西游元人中的佼佼者。特别是扫马，被认为是历史上第一个访问欧洲的中国旅行家（党宝海：《蒙元时代的中国西行者》，《文史知识》二0一五年十一月）。
耶律楚材是最早游历西域并留下诗歌作品的元代文人。一二一八年夏，他受到成吉思汗征召，从燕京出发，始发永安，过居庸、宣德、云中、天山（今呼和浩特北大青山），穿越大漠，用了大概三个月的时间，抵达克鲁伦河畔的成吉思汗大帐。一二一九年夏，成吉思汗发兵西征。耶律楚材追随成吉思汗西征六万余里，途经今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等国家，历时近十年，“北漠绝穷域，西隅抵大洋……回鹘交游熟，昆仑事迹详”（耶律楚材：《和张敏之诗七十韵》三首），并长期居住河中府（今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以今天的眼光看，这是一次超远距离的跨国之旅，其足迹游历之广远，在中国古代文人中首屈一指。一二二八年，耶律楚材回到燕京，撰写《西游录》记录其亲历西域的种种见闻。
作为具有高度汉文化修养的契丹文人，耶律楚材“万里渡流沙，十霜泊西域”（《为子铸作诗三十韵》）的西域游历经历，使其有机会进入前代中原文人很少进入的地域，见所未见，闻所未闻，那些“西域诸蕃古未知”（《和人韵二首》）的雄奇山川、奇异习俗，让诗人目不暇接。其中，最为研究者津津乐道的是耶律楚材的《西域河中十咏》。“河中”指阿姆河与锡尔河之间的撒马尔罕等处，在今乌兹别克斯坦境内。向达在《西游录》前言中说：“蒙古大军攻破河中府后，徙河中豪民子弟四百人至此屯田，并委楚材负管理之责，所以楚材在此住过一段时间。”《西域河中十咏》对河中府的人民生活、饮食习惯、居住条件、服饰风俗等做了细致的描写。其一云：“寂寞河中府，连甍及万家。葡萄亲酿酒，杷榄看开花。饱啖鸡舌肉，分餐马首瓜。人生唯口腹，何碍过流沙。”这些异域的饮食瓜果让诗人流连忘返，甚至表示“一从西到此，更不忆吾乡”（其十）。另外，楚材《赠蒲察元帅七首》其五云：“素袖佳人学汉舞，碧髯官妓拨胡琴。”从中可以看到当地佳人学习汉族的舞蹈，官妓学习游牧地区的琴艺，刻画了西域地区多民族文化融合的历史图景。对于西域山川的赞叹更是俯拾即是，比如《过金山用人韵》诗云：“雪压山峰八月寒，羊肠樵路曲盘盘。千岩竞秀清人思，万壑争流壮我观。山腹云开岚色润，松巅风起雨声干。光风满贮诗囊去，一度思山一度看。”意象开阔明朗有力度，已经不同于唐代边塞诗中的苦寒压抑了。
比耶律楚材稍晚一点到达西域的是“直教大国垂明诏，万里风沙走极边”的丘处机。一二一九年，正在西征途中的成吉思汗派遣刘仲禄到莱州邀请丘处机前往传道。丘处机率领十八名弟子，西行万里，于一二二二年在今阿富汗境内谒见成吉思汗。其一行人先后经过现内蒙古地区、蒙古国、新疆地区、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一二二四年返回燕京。一二二七年，丘处机死后，随行西游的弟子李志常编写《长春真人西游记》，记述西游见闻：“凡山川道里之险易，水土风气之差殊，与夫衣服、饮食、百果、草木、禽虫之别，粲然靡不毕载”（孙锡：《（长春真人西游记）序》）。丘处机《大风傍北山西来黄沙蔽天不相物色以诗自叹》云：“某也东西南北人，从来失道走风尘。不堪白发垂垂老，又蹈黄沙远远巡。未死且令观世界，残生無分乐天真。四山五岳多游遍，八表飞腾后入神。”丘处机感慨自己在白发苍苍的年纪远蹈黄沙，但并不过分渲染这份哀愁，反倒宽慰自己的远行乃是“未死且令观世界”，结尾更是直言“四山五岳多游遍，八表飞腾后入神”，带有道教信仰的色彩。对于自己的西行，丘处机抱有“我之帝所临河上，欲罢干戈致太平”（《中秋》）的用世之心。从诗歌史的角度来看，丘处机的西域诗记载了西域的奇山奇水、奇事奇人、奇景奇俗，拓展了元代诗歌的题材空间和审美空间，拓展了元代的诗歌版图。
二、元人南游：“杏花春雨江南”的诱惑
唐代以后，中国的经济重点逐渐南移。宋元易代，南北统一，随即出现了南北之问人口流动加速的现象，所谓“南人求利赴北都，北人徇利多南趋”（萨都剌：《苣鞋》）。胡祗通、卢挚、高克恭、鲜于枢、关汉卿、白朴等北方籍文学家先后游历南方，发出了“这答儿忒富贵，满城中绣幕风帘，一哄地人烟凑集”（关汉卿：《南吕·一枝花·杭州景》）的感叹。在“铁马秋风冀北”的环境中生活久了的北方文人，一旦来到了“杏花春雨江南”的南方，就着迷于南方清新明丽的山水风物、捕鱼贩鱼的生活方式、发达普遍的商品贸易等，“闲情任飘泊，到处欲登临”（马祖常：《舟中》）。 色目士人马祖常《壮游八十韵》对自己的南方游历有所总结：“远行探禹穴，六月剖丹荔。巫峡与洞庭，仿佛苍梧帝。三吴震泽区，幼妇蛾眉细。唱歌搅人心，不可久留滞。”所谓的“不可久留滞”恰恰是过于迷恋南方生活而对自己发出的自警之言。马祖常《闽浙之交五首其一》云：“月出山头犬吠云，隔林钟磬鹤应闻。老僧见客闲留坐，风落松花满寺门。”有静有动，有景有人有物，充满生机，具有鲜明的画面感。其他如《淮南田歌十首》《淮南鱼歌十首》《忆江南》等诗歌展现了牧童、鱼郎、妩媚吴娃等南方人物和生活场景，使我们对南方民众的日常生活有了更多更真切的认识。马祖常南游行旅诗受到了江南地域文化的深刻影响，可以看作是元代南北诗风交融影响的例证。
此外，北方士人张之翰（一二四三至一二九六）长期在南方宦游、生活，“行尽东南数十州”（《过分水岭二首》其二）、“行色画图里，去程文字中”（《舟中书事》）、“偶因王事得迟留，尽著新诗纪胜游”（《寄东州诸君二首》）。许有壬曾以官事南游，抒发“红树青山照辔丝，江南無地不宜诗”（《李正德御史分行广西予行广东相遇滕王阁醉中次其韵二首》）的感慨。比如《横浦登舟》：“南征殊不恶，乐事总相关。马上行思句，舟中卧看山。尽收烟景去，满载月明还。何往不自得，浩歌天地问。”诗人的悠然自得如在目前。受南方自然山水的激发，诗人的诗兴颇浓，“风物今朝好，诗成未觉难”（《曾原道中二首》）。
三、元人北游：草原风光与游牧风俗
那种在南宋时期欲北游而不得的期待，在南北一统以后得到了巨大的释放，畅意北游，蔚然成风。“东南慷慨士大夫异时局于地狭，不得远游为恨。自中原道开，游者响奔影赴，惟恐居后。”（戴表元：《送郑圣与游阙里序》）江西士人艾庭梧的话说出了广大南方士人的心声：“吾生四十年前，欲一望大河之外，不可得。今幸遭盛明，极日月所出，车辙马迹皆可至，柰何守一丘一壑，而自比于井中之蛙乎？吾将浮游乎齐、鲁、燕、赵、韩、魏、秦、陇之郊，问古帝王之所都、圣贤之所起，其余风遗俗犹有存者乎？其高人魁士犹有伏畎亩、偃林薮而未起者乎？吾将求之，以益吾所欲闻。”（吴澄：《送艾庭梧序》）
特别是元代实行两都制度，大都和上都。大都即今北京，上都位于今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正蓝旗境内。北游使得南方士人有机会走向塞外，打开了更为壮阔的草原画卷，由此兴起了独具元代特色的上京纪行诗创作热潮。“白天历、至顺，当天下文明之运，春秋扈从之臣，涵陶德化，苟能文词者，莫不抽情抒思，形之歌咏。”（揭侯斯：《跋上京纪行诗》）元代上京纪行诗是在两都制度背景下产生的、古代文学史中首次出现的以塞外风物生活习俗等为主要对象的大规模写作。此前，士人们大多只是通过文史书籍想象塞外。到了元代，一切都是亲历亲闻、可亲可感。
来自江南水乡的诗人胡助在诗中表达了既诚惶诚恐又激动感慨的心情：“……平生所未到，扈跸敢辞烦。……历历纪瑰伟，一见胜百闻。兹游偿夙愿，庶用归田园。”（《同吕仲实宿城外早行》）元后期江西士人周伯琦多次扈从游历上京：“今予所历，又在上古、渔阳、重关大漠之北千余里，皆古时骑置之所不至，辙迹之罕及者。”（周伯琦：《扈从集后序》）历史上的不至、罕及之地，对于元代文人来说却成为易至之地。草原风光和游牧习俗成为南方士人笔下的诗材。元后期江西士人危素《赠潘子华序》云：“开平昔在绝塞之外，其动植之物，若金莲、紫菊、地椒、白翎爵、阿监之属，皆居庸以南所未尝有。当封疆阻越，非将与使，勿至其地。至亦不暇求其物产而玩之矣。”“上京六月凉如水”（萨都剌：《上京杂咏》）的气候，“紫菊花开香满衣，地椒生处乳羊肥”的物产（杨允孚：《滦京杂咏》），“葡萄马湮醉南人”的饮品（胡助：《滦阳杂咏》），黄羊、熊掌、驼峰、驼唇等草原肉食，展示“皇元典章文物之盛事”（胡助：《滦阳十咏跋》）的诈马宴，“土风殊楚越”（袁桷：《上京杂咏再次韵》）的草原游牧文化等，都给游历上都的南方士人留下深刻印象，大大拓展了南方士人的眼界，自然也极大地丰富了元代诗歌的题材。更重要的是，塞外不再是一个“月黑雁飞高，单于夜遁逃。欲将轻骑逐，大雪满弓刀”（卢纶：《和张仆射塞下曲》）的充满杀伐之气的战争空间，而是成为一个景色优美、风俗淳美的田园。陈孚《怀来县》：
榆林青茫茫，塞烟三十里。忽闻鸡犬声，见此千家市。
石桥百尺横，其下跨妫水。人言古妫州，残城无乃是。
民家坐土床，嬉笑围老稚。粝饭侑山葱，劝客颜有喜。
足迹半天下，爱此俗淳美。醉就软莎眠，梦游葛天氏。
元中期江西士人虞集在一首诗序中提到了这种风俗之美：“每怀扈从东道，往来缙山道中，见其风土之胜，民俗之美，未尝不谈道以为乐。”而在成长于江南的色目士人翅贤笔下，塞上生活宛如田园般美好，其《塞上曲五首》其五云：“乌桓城下雨初晴，紫菊金莲漫地生。最爱多情白翎雀，一双飞近马边鸣。”如此悠然自得的诗境和心情，在元代以前的边塞诗歌中极其少见的。
四、元人游历海上：“远近浪为国，周围天作疆”
终元一代，形成了以海运为主、河运为辅的漕运格局。元人游历海上主要是通过南北海运和海上丝绸之路。对于元代海运，《元史》评价很高：“元都于燕，去江南极远，而百司庶府之繁，卫士编民之众，无不仰给于江南。自丞相伯颜献海运之言，而江南之粮分为春夏二运。盖至于京师者一岁多至三百万余石，民无挽输之劳，国有储蓄之富，岂非一代之良法欤！”（《元史》卷九三）
与元人的海上游历经验相关的是，元代的海洋文学创作颇多，且都是以亲身经历写亲身感受。元代出现了第一部海洋纪行诗集《鲸背吟集》（作于一二九一年），记载了作者海上航行“所历海洋山岛，与夫风物所闻，舟航所见”。戴良《泛海》等诗记录了作者“远近浪为国，周围天作疆”（《泛海》）的航行观感。吴莱《还合后人来问海上事诗以答之》表达了诗人“我犹爱其然，恨不少淹留”的热爱海洋的情感。赵叔英《运粮行》描写了元代南粮北运的情形及其社会影响。贡师泰《海歌十首》对海船水手的航海技艺等进行特写式的描写，与纯粹将海洋作为想象的对象或诗中点缀意象不同。李士瞻《坏舵歌》则记录了一次海运途中海船船舵损坏的有惊无险事件，彰显了海神天妃的护国之功，体现了元代的海神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