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中华诗教意蕴丰厚，历久弥新，其内涵意义可大致分为三个方面的内容。首先是站在“用诗”的角度，以《诗三百》作为言志、抒情、教化的手段，产生了孔子“兴观群怨”的诗教和汉儒“温柔敦厚”的诗教观念;其次则是站在作诗与评诗的角度，无论《诗经》、《楚辞》、乐府、古诗、近体诗、词、曲乃至于现代诗，都可作为学诗及评诗的对象;最后，即将“诗教”理解为诗歌的教育，是一种实用教育的概念。
　　关键词：诗教;内涵;演进
　　一、上古诗教内涵
　　中国是诗的国度，诗歌的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有不可估量的崇高地位，其诗教作为诗歌文化的核心，亦源远流长，贯穿于中国诗文化的始末。《诗经》作为诗歌的源头，不同时期的文人士大夫结合当时的文化背景，引发出新的联想，注入新的时代内涵意义，使得《诗经》之作用生生不息，历久弥新。诗教初指《诗经》的教育，《诗经》的教育首先是一种社会现实的教育，在这背后，还有礼乐的教育，再这之后是周代人生理想和人生态度的教育，它和儒家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虽然“诗教”之名，最初见于《礼记·经解》：“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敦厚，《诗》教也。”但是“诗教”作为教化之方，治国驭民之术，产生于上古。的确，诗教以一种独特之功用，在上古时期就已经初露端倪。
　　当时社会祭祀、宴饮、举行射礼等场合都要歌《诗》，配合礼、乐、舞蹈，或言志，或讽谏。例如《国语》中邵公谏厉王止谤：“故天子之听政也，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而后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国语·周语上》）的言辞，这是诗教在发挥它的劝谏之功用，以防君主决策之失误。然至春秋，朝纲混乱，周天子之位名存实亡，礼乐之制，崩坏瓦解，孔子奋勇当先，力制颓波，在继承上古诗教的政治外交之功用的基础上，开设私人讲学之先河，以《诗》《书》教化弟子，旨在培养出德才兼备的理想型人才，“诗教”也因此逐渐成为社会伦理道德和文化建设的重要部分，这大大丰富了诗教的内涵。孔子在自己读诗和向学生讲授诗歌的过程中有所体悟，“不学《诗》，无以言”（《论语·季氏》），此乃强调《诗经》在当时社会中所具有的语言交际功能。“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提出了人格修养是兴起于《诗》的，同时以礼为依据，并由音乐来完成。在此诗、礼、乐浑然一体，对塑造中华民族精神文化品格意义重大。孔子还条理出“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等新的见谛。“观”可作观察世间万物、人情风俗、认识社会现实之解。“群”使合群，通过感情的交流达到和同，彼此感染，互相提高。“怨”即抒发心中不平之气，讥刺不良政治。其中“诗，可以兴”可以看作是孔子“诗教”的核心，主要指诗歌使人产生感发、联想，从中获得感悟的作用。
　　二、汉代及以后诗教内涵
　　至汉代，汉儒们对孔子诗教观念推崇备至，“温柔敦厚”的诗教也是在汉代儒家士子的手里才得以最终完成，并被充分予以实践的。为适应汉代大一统新形势，相应地出现了“美刺”“主文谲谏”“发乎情，止乎礼仪”等理论主张。不仅丰富了诗教的内涵，还使得诗教的传统以理论的形式确定下来。《诗大序》言：“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汉代的《诗》依然是社会伦理道德的重要衡量标准，带有政治教化的目的。至东汉末个人抒情之作《古诗十九首》的问世，在内容方面，摆脱了政治教化的意味;在形式方面，是五言诗的成熟之作，为之后文人抒情诗的创作提供了借鉴。魏晋以后，诗学摆脱了经学的束缚，脱离儒家所强调的政治教化的需要，文学开始呈现出自觉性和创作个性化的新面貌。文坛才人辈出，各具特色又有共同特征，使得文学呈现出一种群体性的风格。如《沧浪诗话》中便分类归纳出“建安体、黄初体、正始体、太康体、元嘉体、永明体”等等。建安年间和魏朝前期的文坛，以曹氏父子为中心，集中了王粲、刘祯等一批文学家，构成了“建安风骨”这一时代风格。
　　魏晉之际，玄学兴起，嵇康、阮籍在文坛上崭露头角，他们的作品揭露了封建礼教的虚伪，表现了政治的黑暗、内心的苦闷与抗议。至西晋武帝太康前后，文坛呈现繁荣复兴的局面，有三张、二陆、两潘、一左，承前启后，继往开来。晋宋易代之际，田园诗派的鼻祖陶渊明横空出世，代表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最高成就。相继而出的是谢灵运、鲍照、沈约、谢朓、王融、庾信等贡献突出的诗人。魏晋南北朝时期对文学的贡献，不可小觑，其影响所及，诚如钱志熙所言：“经过魏晋南北朝文人诗赋的发展，诗赋创作已成为一种传统，一种大家公认的量才标准。”这一时期的文学的自觉，加上诗人的个性解放，诗人们越来越关注诗歌自身的特征及其演变，因而文学理论、文学批评一时间灿若星辰，朗照整个魏晋文坛。对当时诗文创作乃至后世的评点诗文都有重要借鉴意义，曹丕的《典论·论文》、陆机的《文赋》、刘勰的《文心雕龙》、钟嵘的《诗品》等论著，以及萧统的《文选》、徐陵的《玉台新咏》等文学总集，形成了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的高峰，使得诗歌在言志抒情之外，也具有审美的趣味。曹丕的《典论·论文》提出“诗赋欲丽”的主张，陆机的《文赋》借评前人的作品来表达自己写作的心得体会、利弊得失之外，标举出不同文类的审美典范，如“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等等。刘勰的《文心雕龙》则是一部精妙绝伦的文学批评巨著，既重文章“风骨”又重诗文“情采”，钟嵘的《诗品》专品鉴批评古五言诗，提出诗具有“动天地，感鬼神”之效用，更提出“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采，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的评诗的高标准，萧统的《文选》选录了先秦到梁代共130人的作品，其中选诗所占篇幅很大，共334首，另外，此书在挖掘被忽视的优秀诗人诗作方面亦功不可没，之后的徐陵的《玉台新咏》主要收录男女闺情之作，重视民间文学，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近体诗”的成熟过程。
　　可见从曹丕、陆机以来，对诗歌的关照面，已开始从读者如何用诗的角度，向作者如何作诗、评诗的角度倾斜，甚至有以个人的审美要求为标准的诗文选集，不仅对文学作品的保留传承意义重大，对后世文人欣赏、评点诗文也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正是诗歌创作与诗歌批评的互相作用、互相影响，使得诗人别集及诗评、诗话一类的著作浩若烟海，生生不息，与历时一千多年的科举制度共存共荣，既发展出枝繁叶茂、花团锦簇的文人诗的新局面，又不断吸收出自民间的新体制而加以转化为文人词、文人曲，而合为广义的文人诗，使文人诗的形式风格更加多彩多姿。因此诗歌不但成为中华文化的精华，其影响且及于域外的日本、韩国、越南等将“汉诗”输入的国家。 　　缪钺先生生前有一则未刊的简短手稿，后收在《缪钺全集》“第七、八合卷”内，题为《诗教》，全文如下：
　　中华民族是爱好诗的民族，“诗教”是中华民族文化之精髓。所谓“诗教”不止是如《礼记·经解》所谓之“温柔敦厚”，而是指孔子所谓“兴、观、群、怨”，也就是诗对于政治、社会、文化、人生所发生的作用和影响。诗应该是最精美的语言，需要高度的艺术性，才能感动人，如醇醪之使人陶醉，但是如果专注重诗之艺术风格，而忽略其在政治、社会上之效益与作用，则也是不全面的。
　　确实如缪钺先生所说，中华民族是个“爱好诗的民族”，从上古歌谣、《诗经》、《楚辞》、汉魏六朝乐府詩及五言诗、唐代的古体诗及近体诗、宋词、元曲，直到白话诗及现代诗，诗歌在历史的长河中绵延不绝，波澜壮阔。诚然，诗不是孤立存在的，它必然要与社会、政治、文化、人生发生这样那样的联系。诗歌的语言之精妙，作用之感人，风格之独特，若忽视与社会政治的关系，那也是不会长久地存在的。诗教从孔子开始，直到汉代加以理论化，从此历朝历代都有不同角度的阐发，到现代仍在提倡诗教，今之诗教观念，与我们当下的教育亦有千丝万缕之联系。近来诗教传统对当下教育的意义引起学术界的重视，韩国学者康晓成对先秦儒家诗教传统从教育学角度进行深入研究，他认为：“诗教”即为文学教育，亦即美育之一环：诗者，为最具艺术美之文学精华，其所特具的美感对个人心灵之启沃，最足以得怡情悦性之功用，一个性情美好和谐之人必能创造美好人生，铸造健全人格，教育的最高目的亦即自然完成。诗人往往以精炼之字句，精密之手法，将其人生平所见所闻，所思所感，自然之景与人生之情，酝酿成精美之情意，凝铸成精心之文艺结构，因之可谓含有志、情、意完整教育之功能。邓峰、李建明在其发表的《孔门诗教及启示》一文中也指出，孔门诗教的内容富有浓厚的政教伦理色彩，强调教化，重视“为人”;其表现方式重艺术性，温柔和润;其手段表现富含教学原则和方法，学思结合，启发诱导，教学相长，给倡导素质教育的语文教学提供了许多借鉴之处。承认诗教传统对现代教育有重要借鉴意义的成果还有很多。的确，孔门诗教中的政教伦理色彩、对人思想品格的塑造以及学思结合、因材施教、启发式教学、教学相长等教学方法对当下的教育确实有重要的启迪作用。
　　虽然诗教不能完全等同于“诗歌教育”，但是诗教传统与诗歌教育关系非常密切确实是一个有目共睹的事实。在这里，大可承认诗歌教育是诗教传统延续下来的一支，这样的诗教是一个宽泛的概念，具有一定的历史延续性，它在孔子所倡导的“兴观群怨”、儒家诗教中的“温柔敦厚”“中和”等诗学美学原则的基础上，又增加了实用教育的概念，即将“诗教”理解为诗歌的教育，可以是讲授诗歌的作用、也可以是讲授诗歌的方法。因此诗教传统在当代教育上的重大意义也是值得探索的。
　　参考文献
　　[1]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 1980.
　　[2]梁大伟.汉代的诗教观[J].辽宁：鞍山师范学院学报，2011.
　　作者简介：
　　谭佳奇，女，汉族，吉林省扶余市，在读研究生，研究方向：古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