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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章从克鲁格曼对东亚经济“神话”的质疑出发,通过对经济增长源泉的分析,讨论中国改革三十年以来的经济增长模式,得出要素积累是中国改革后经济增长的主要贡献力量,而技术进步也起着很大的推动作用。最后文章提出了关于转变我国经济增长模式的几点看法。
关键词:增长模式;要素积累;技术进步
中图分类号:F120.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8937(2009)14-0042-02
在很多西方经济学家大力推崇东亚经济的“神话”时,美国的克鲁格曼教授于1994 在《外交季刊》上发表了《东亚“奇迹”的神话》,这篇篇幅不长的文章,颠覆了当时许多人对于东亚经济的看法。他认为,东亚经济的高速增长主要是依靠不断扩大“有形资本”,如固定资产、劳动力、自然资源的投入,而不是像西方老牌发达国家一样是靠“无形资本”—技术进步带来的全要素生产率的持续增长。如此一来,投入过多导致资本的不断积累,必然出现边际收益递减,而不能带来人均收入的可持续增长,这种增长方式实际上只是“纸老虎”,是不可持续的。对于这个问题,国际上一直持有不同的观点以及看法。而我们所知道的是,东亚的中国,在举世瞩目的改革开放之后经历了经济高速的增长,那么,它的增长模式是要素积累呢,还是技术进步呢?中国的经济增长到底是不是可持续的呢?
1经济增长的源泉分析
哈罗德.多马提出:g=s/v,其中g代表产出增长率,v为资本产出比,因为这里v为常数,所以这里的资本产出比也即增量的资本产出比。这个方程式表示:厂房和设备投资所创造的资本,是增长的决定因素,而个人与公司的储蓄,则使投资成为可能,这代表的是以重化工业为主导产业的早期增长理论;后来,新古典经济学家索洛在哈罗德-多马的基础上强调了技术的重要性,认为资本收益存在递减,技术进步才是经济持续增长的源泉;后来的新经济增长理论则提出了技术的内生性。索洛还率先提出一个建立在实际数据基础上的会计分析框架,企图解决经济增长有多大部分可以归因于资本存量、劳动力的增长以及总体效率的变化,这种做法也即增长的源泉分析,推导后的方程为:
gY=a+WK*gk+WL*gL
上式中,gY,gk, gL分别为Y、K、L的增长率,WK, WL用于衡量资本,劳动占国民收入的比重,这样可以计算出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率a相对应的值。这个公式可以推算要素积累以及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程度。
如果一国强调增加投入,主要通过增加生产要素的数量来实现经济增长,那么这种靠投入驱动的增长类似于一种“粗放型”增长。这种增长方式主要依靠增加生产要素的投入,通过外延扩大再生产来实现经济的增长,片面追求产值和产量,不注意节约资源、降低成本、提高产品质量、开发新产品,不注意提高资本使用效率,不注意保护环境, 因而也被称为数量型、速度型、外延型的增长方式;而可持续的增长方式类似于一种“集约型”的增长,即强调改善投入产出关系,主要通过提高效率和效益来实现经济增长,它的增长动力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和技术创新、劳动力素质的改善, 通过内涵扩大再生产,提高综合生产率来实现经济的增长,被称为质量型、效益型、内涵型的增长方式。这种增长方式与“粗放型”增长方式相比,伴随着比较高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
2要素积累是主要贡献力量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历了经济上的高速增长,其增长率几乎达10%,远远高于美国、日本等其他发达国家同期的增长水平。而Young 在对我国的官方统计数字做了详尽的调整和修正后,在测算了我国1978～1998 年间的经济增长率和要素生产率后,他的主要结论是: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主要得益于实物投资的增加、劳动力投入的增加、教育水平的提高、以及劳动力的跨部门流动(这主要得益于我国的农村经济改革);Chow和Lin的研究也认为,在1978-1998年间我国GDP增长中,物质资本、劳动力和TFP的贡献率分别为62%,10%,和28%左右。世界银行得出的结果也是资本与劳动力的贡献达到将近2/3。这说明,虽然教育普及程度的改善,劳动力从农业向外的转移都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有所贡献,但是全要素生产率的相对增长并不快。从一系列数据的统计中可以看出,要素积累是中国改革开放后经济增长的主要贡献力量,这种增长方式势必会引发一系列问题。
①无效的资本积累。我国改革后,虽然在消除先行工业化国家早期增长模式和社会主义传统工业化道路影响的工作方面,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是还是存在很大的不足。
由于要素价格严重扭曲的情况依然存在,基础产业供应不足,能源、原材料、运输服务的供给缺乏市场价格这种筛选机制,有没有竞争力并不是企业能否取得这些资源与服务的条件,由此形成了基础条件与运行不佳的高速度,造成了投资过热,这种粗放型的靠投资驱动的高速增长往往并没有伴随着效益的提高,实际上是以对效率的损害为代价的。
②“流汗而非灵感”的增长。我国人口基数大,并拥有丰富的人才资源,可以在可能的范围内实现技术升级与产品升级,例如,在制造业中尽量向自主研发、品牌营销等具有较高附加值的上下游延伸。但是,正如上文所说,许多地方政府看重的还是短期效益,由于高技术产业很难在短期内有回报,投入不能立即收回,所以他们宁愿依靠投入廉价的劳动力、资本和自然资源生产技术含量不高的产品,以数量扩张取胜,而不愿在人力资本积累和自主技术开发上做出更大的努力并取得较大进展。
所以,由于出口企业产品附加值和盈利率过低,我国许多出口加工企业只能以量取胜,靠增加出口数量来维持。这种出口战略导致贸易摩擦、倾销诉讼的增多,据江苏省外贸厅统计,单江苏省今年1月至九月的贸易摩擦案件就
达31起。
3技术进步的作用不容忽视
虽然中国改革开放后的集约程度还是不高,但是快速增长的中国,资本积累在GNP的比例减小,劳动力人数也开始减少,而GNP的增长率从1979年以前的4.5%增至9%,由此数据可知相比世界上其他地区的发展中国家,中国还是存有较快的全要素增长率。实际上,在1973-1994年间,非洲、拉美和中东的平均要素生产率增长全部为负值。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在中国大陆地位明显。因此,即使全要素生产率不是中国增长的主要推动者,但它确实为增长做出了重要贡献。
①农业生产率的提高。生产率提高最显著的一个部门是农业。国家对农业的投资比例虽然不高(通常低于10%),但从1978到1984,农业部门年增长率达到7.3%。这一期间地方农产品市场开放,实行自由贸易,以比国家收购价格更高的市场价格直接向消费者出售。同时集体化生产体制解体,到1983年新的以家庭为中心的农业生产体制就建立起来了,也就是农民从市场得到了生产动机,能自由地采取相应的措施。由集体耕作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改革,以及一些农产品价格的上调,极大地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释放了大量生产潜能,导致了农业生产率和产出在数年内的快速上升。②非国有企业尤其是乡镇企业生产率的提高。国家通过对微观经营机制进行改革,放松了管理机制,为非国有企业,包括城镇集体经济、农村乡镇企业和城乡私人企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虽然这些企业得不到政府提供的优惠,职工得不到政府发放的各种补贴,必须在市场的竞争中维持生存与发展,然而,也正是因为市场竞争的压力,使这些企业产生优化资源配置的动力,而职工报酬与他做出的实际贡献相对应的分配制度,也极大地激励着每一个劳动者的积极性。优胜劣汰的市场竞争机制和按付出的有效劳动进行分配的激励机制,使非国有企业迅速地发展起来了。③FDI对技术进步的贡献。FDI不仅为我国带来先进技术,更为重要的是还具有技术扩散与外溢效应。由于FDI的进入,导致我国企业采取相应措施,从而以间接的方式获得技术。技术外溢是通过示范和竞争及人才流动过程实现的。外企会为潜在的供应商提供生产设备,向供应商提供技术支持和信息以提高供应产品的质量,在质量管理和组织方面给予培训帮助,在供应商购买原材料和零部件时给予技术和信息支持等,随着外企与本地企业建立起越来越多的联系,技术扩散会越来越普遍。技术转移、技术外溢和技术扩散促进了我国产业的技术进步。
4怎样实现增长方式的转变
中国改革三十年来的高速增长依靠的主要是要素的积累,但是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渐渐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潜在动力,因此,要实现我国增长方式的转变,就必须对旧式增长方式中潜在的问题予以改进,同时努力提高经济增长中全要素生产率的份额,逐渐地使我国走上依靠“灵感”持续发展的现代化增长道路。
①确保国民经济适度稳定的增长。适度增长是可持续的,是动态有效率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第八个五年计划纲要》指出:建设不能急于求成,对速度要求过高,往往导致经济不稳定。在改革中的急于求成,会使得高速增长没有伴随着效率的提高,形成“活—乱”循环,经济出现过热,进而速度与“瓶颈”相互制约。②健全适合新增长模式的制度环境。竞争性的市场经济体制是技术创新基础性的条件,要使得每一个企业,每一个产业都力争技术进步,这些不能依靠政府的指令,也不是靠政府的政策,而需要市场竞争环境和盈利的激励,让每个企业根据价格信号来选取最适当的技术,改革后乡镇企业等非国有企业的发展正说明了这一点,但是国有企业因为负有一定的政策性任务,改革还未完全奏效,其生存尤其是发展要靠制度的改进,此时,政府要灵活地进行调控。③加大教育投入,推动学校改革。仅仅增加资金投入是不够的,目前我国的教育机制存在问题,学生无法好好发挥自己的爱好和特长,所以,要对现有教育制度进行改革,为广大学生提供良好的学习环境,关心学生的身心健康,使他们全面发展。
参考文献:
[1] 林毅夫,蔡昉,李周.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增订版)[M].上海:三联书店,2008.
[2] 吴敬琏.中国增长模式选择[M].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06.
[3] 易纲,樊纲,李岩.关于中国经济增长与全要素生产率的理论思考[J].经济研究,2003,(8).
[4] Krugman.the myth of Asia’s miracle[J].Foreign Affairs,1994,(11).
[5] N·格里高利·曼昆.宏观经济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6] (美)德布拉吉·瑞.发展经济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7] 刘遵义.东亚经济增长的源泉与展望[J].数量经济技术研究,1997,(10).
关键词:增长模式;要素积累;技术进步
中图分类号:F120.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8937(2009)14-0042-02
在很多西方经济学家大力推崇东亚经济的“神话”时,美国的克鲁格曼教授于1994 在《外交季刊》上发表了《东亚“奇迹”的神话》,这篇篇幅不长的文章,颠覆了当时许多人对于东亚经济的看法。他认为,东亚经济的高速增长主要是依靠不断扩大“有形资本”,如固定资产、劳动力、自然资源的投入,而不是像西方老牌发达国家一样是靠“无形资本”—技术进步带来的全要素生产率的持续增长。如此一来,投入过多导致资本的不断积累,必然出现边际收益递减,而不能带来人均收入的可持续增长,这种增长方式实际上只是“纸老虎”,是不可持续的。对于这个问题,国际上一直持有不同的观点以及看法。而我们所知道的是,东亚的中国,在举世瞩目的改革开放之后经历了经济高速的增长,那么,它的增长模式是要素积累呢,还是技术进步呢?中国的经济增长到底是不是可持续的呢?
1经济增长的源泉分析
哈罗德.多马提出:g=s/v,其中g代表产出增长率,v为资本产出比,因为这里v为常数,所以这里的资本产出比也即增量的资本产出比。这个方程式表示:厂房和设备投资所创造的资本,是增长的决定因素,而个人与公司的储蓄,则使投资成为可能,这代表的是以重化工业为主导产业的早期增长理论;后来,新古典经济学家索洛在哈罗德-多马的基础上强调了技术的重要性,认为资本收益存在递减,技术进步才是经济持续增长的源泉;后来的新经济增长理论则提出了技术的内生性。索洛还率先提出一个建立在实际数据基础上的会计分析框架,企图解决经济增长有多大部分可以归因于资本存量、劳动力的增长以及总体效率的变化,这种做法也即增长的源泉分析,推导后的方程为:
gY=a+WK*gk+WL*gL
上式中,gY,gk, gL分别为Y、K、L的增长率,WK, WL用于衡量资本,劳动占国民收入的比重,这样可以计算出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率a相对应的值。这个公式可以推算要素积累以及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程度。
如果一国强调增加投入,主要通过增加生产要素的数量来实现经济增长,那么这种靠投入驱动的增长类似于一种“粗放型”增长。这种增长方式主要依靠增加生产要素的投入,通过外延扩大再生产来实现经济的增长,片面追求产值和产量,不注意节约资源、降低成本、提高产品质量、开发新产品,不注意提高资本使用效率,不注意保护环境, 因而也被称为数量型、速度型、外延型的增长方式;而可持续的增长方式类似于一种“集约型”的增长,即强调改善投入产出关系,主要通过提高效率和效益来实现经济增长,它的增长动力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和技术创新、劳动力素质的改善, 通过内涵扩大再生产,提高综合生产率来实现经济的增长,被称为质量型、效益型、内涵型的增长方式。这种增长方式与“粗放型”增长方式相比,伴随着比较高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
2要素积累是主要贡献力量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历了经济上的高速增长,其增长率几乎达10%,远远高于美国、日本等其他发达国家同期的增长水平。而Young 在对我国的官方统计数字做了详尽的调整和修正后,在测算了我国1978～1998 年间的经济增长率和要素生产率后,他的主要结论是: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主要得益于实物投资的增加、劳动力投入的增加、教育水平的提高、以及劳动力的跨部门流动(这主要得益于我国的农村经济改革);Chow和Lin的研究也认为,在1978-1998年间我国GDP增长中,物质资本、劳动力和TFP的贡献率分别为62%,10%,和28%左右。世界银行得出的结果也是资本与劳动力的贡献达到将近2/3。这说明,虽然教育普及程度的改善,劳动力从农业向外的转移都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有所贡献,但是全要素生产率的相对增长并不快。从一系列数据的统计中可以看出,要素积累是中国改革开放后经济增长的主要贡献力量,这种增长方式势必会引发一系列问题。
①无效的资本积累。我国改革后,虽然在消除先行工业化国家早期增长模式和社会主义传统工业化道路影响的工作方面,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是还是存在很大的不足。
由于要素价格严重扭曲的情况依然存在,基础产业供应不足,能源、原材料、运输服务的供给缺乏市场价格这种筛选机制,有没有竞争力并不是企业能否取得这些资源与服务的条件,由此形成了基础条件与运行不佳的高速度,造成了投资过热,这种粗放型的靠投资驱动的高速增长往往并没有伴随着效益的提高,实际上是以对效率的损害为代价的。
②“流汗而非灵感”的增长。我国人口基数大,并拥有丰富的人才资源,可以在可能的范围内实现技术升级与产品升级,例如,在制造业中尽量向自主研发、品牌营销等具有较高附加值的上下游延伸。但是,正如上文所说,许多地方政府看重的还是短期效益,由于高技术产业很难在短期内有回报,投入不能立即收回,所以他们宁愿依靠投入廉价的劳动力、资本和自然资源生产技术含量不高的产品,以数量扩张取胜,而不愿在人力资本积累和自主技术开发上做出更大的努力并取得较大进展。
所以,由于出口企业产品附加值和盈利率过低,我国许多出口加工企业只能以量取胜,靠增加出口数量来维持。这种出口战略导致贸易摩擦、倾销诉讼的增多,据江苏省外贸厅统计,单江苏省今年1月至九月的贸易摩擦案件就
达31起。
3技术进步的作用不容忽视
虽然中国改革开放后的集约程度还是不高,但是快速增长的中国,资本积累在GNP的比例减小,劳动力人数也开始减少,而GNP的增长率从1979年以前的4.5%增至9%,由此数据可知相比世界上其他地区的发展中国家,中国还是存有较快的全要素增长率。实际上,在1973-1994年间,非洲、拉美和中东的平均要素生产率增长全部为负值。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在中国大陆地位明显。因此,即使全要素生产率不是中国增长的主要推动者,但它确实为增长做出了重要贡献。
①农业生产率的提高。生产率提高最显著的一个部门是农业。国家对农业的投资比例虽然不高(通常低于10%),但从1978到1984,农业部门年增长率达到7.3%。这一期间地方农产品市场开放,实行自由贸易,以比国家收购价格更高的市场价格直接向消费者出售。同时集体化生产体制解体,到1983年新的以家庭为中心的农业生产体制就建立起来了,也就是农民从市场得到了生产动机,能自由地采取相应的措施。由集体耕作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改革,以及一些农产品价格的上调,极大地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释放了大量生产潜能,导致了农业生产率和产出在数年内的快速上升。②非国有企业尤其是乡镇企业生产率的提高。国家通过对微观经营机制进行改革,放松了管理机制,为非国有企业,包括城镇集体经济、农村乡镇企业和城乡私人企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虽然这些企业得不到政府提供的优惠,职工得不到政府发放的各种补贴,必须在市场的竞争中维持生存与发展,然而,也正是因为市场竞争的压力,使这些企业产生优化资源配置的动力,而职工报酬与他做出的实际贡献相对应的分配制度,也极大地激励着每一个劳动者的积极性。优胜劣汰的市场竞争机制和按付出的有效劳动进行分配的激励机制,使非国有企业迅速地发展起来了。③FDI对技术进步的贡献。FDI不仅为我国带来先进技术,更为重要的是还具有技术扩散与外溢效应。由于FDI的进入,导致我国企业采取相应措施,从而以间接的方式获得技术。技术外溢是通过示范和竞争及人才流动过程实现的。外企会为潜在的供应商提供生产设备,向供应商提供技术支持和信息以提高供应产品的质量,在质量管理和组织方面给予培训帮助,在供应商购买原材料和零部件时给予技术和信息支持等,随着外企与本地企业建立起越来越多的联系,技术扩散会越来越普遍。技术转移、技术外溢和技术扩散促进了我国产业的技术进步。
4怎样实现增长方式的转变
中国改革三十年来的高速增长依靠的主要是要素的积累,但是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渐渐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潜在动力,因此,要实现我国增长方式的转变,就必须对旧式增长方式中潜在的问题予以改进,同时努力提高经济增长中全要素生产率的份额,逐渐地使我国走上依靠“灵感”持续发展的现代化增长道路。
①确保国民经济适度稳定的增长。适度增长是可持续的,是动态有效率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第八个五年计划纲要》指出:建设不能急于求成,对速度要求过高,往往导致经济不稳定。在改革中的急于求成,会使得高速增长没有伴随着效率的提高,形成“活—乱”循环,经济出现过热,进而速度与“瓶颈”相互制约。②健全适合新增长模式的制度环境。竞争性的市场经济体制是技术创新基础性的条件,要使得每一个企业,每一个产业都力争技术进步,这些不能依靠政府的指令,也不是靠政府的政策,而需要市场竞争环境和盈利的激励,让每个企业根据价格信号来选取最适当的技术,改革后乡镇企业等非国有企业的发展正说明了这一点,但是国有企业因为负有一定的政策性任务,改革还未完全奏效,其生存尤其是发展要靠制度的改进,此时,政府要灵活地进行调控。③加大教育投入,推动学校改革。仅仅增加资金投入是不够的,目前我国的教育机制存在问题,学生无法好好发挥自己的爱好和特长,所以,要对现有教育制度进行改革,为广大学生提供良好的学习环境,关心学生的身心健康,使他们全面发展。
参考文献:
[1] 林毅夫,蔡昉,李周.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增订版)[M].上海:三联书店,2008.
[2] 吴敬琏.中国增长模式选择[M].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06.
[3] 易纲,樊纲,李岩.关于中国经济增长与全要素生产率的理论思考[J].经济研究,2003,(8).
[4] Krugman.the myth of Asia’s miracle[J].Foreign Affairs,1994,(11).
[5] N·格里高利·曼昆.宏观经济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6] (美)德布拉吉·瑞.发展经济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7] 刘遵义.东亚经济增长的源泉与展望[J].数量经济技术研究,1997,(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