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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我们的文化，就没有我们的历史。没有我们的历史，就没有我们的将来”。
“皮村，是位于北京市朝阳区东五环与东六环之间的一个村庄。毗邻温榆河，距离市中心乘车路线40多公里，本村常住人口有1000多人，外来人口5000多。”
这是纪录片《皮村》的开场白。在今年5月举行的北京宋庄“第六届中国纪录片交流周”上，这部时长52分钟的纪录片吸引了人们的目光。
评委毫不讳言地指出，《皮村》的技术水准“可以说是报名影片中最为粗糙的一部 ”，“但是朴实得让人发笑的‘技巧’反而成就了影片”。在评委眼中，皮村和这片土地上真实的生活和故事，是这部纪录片最触动人心之处。
影片的拍摄者王德志，1995年从内蒙古科尔沁老家来到北京。当时还不满20岁的他单纯地幻想着来北京能上“春晚”、说相声。在梦想撞上现实之后，王德志做过厨师，当过面包加工师，也送过水、发过小广告。工作更迭、住处辗转，王德志在京十几年的经历和千千万万的外来务工人员似乎并无不同。
要说有什么不同，就是王德志业余时间还说着相声。不过，他早已不再梦想着上“春晚”。他在皮村说相声，那里有一群和他一样的打工诗人、打工歌唱家。他们不仅写诗、唱歌、说相声，还办起了自己的“打工文化艺术节”，以及拥有记录自己历史的“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
第一个打工者创办的博物馆
“5000只是最保守的数据，皮村居住的外来人口可能过万。”“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的创始人孙恒向《瞭望东方周刊》介绍。
这个村落比在纪录片中的影像中看起来还要局促一点。村内没有超过二层的房屋。一条纵贯东西的街道就是村子的主干道。街边参差开着各种商店和小饭馆，“两元店”循环播放的吆喝叫卖的录音回荡在街道上。在街道的最东头是孙恒他们办的同心实验学校。
在学校门口见到孙恒的时候，他正向3名前来参观的日本客人道别。时值暑假，学校里空空荡荡。据孙恒介绍，平日里有400多名学生，基本上都是外来务工人员的孩子。因为这里处于城市边缘，生活成本低，所以聚集了大量的外来打工者。年轻的本地人都进城去了，留下的老人大多靠出租房屋维持生计。
“北京周边，五环六环之间，有很多像皮村一样的打工者聚集村落。”孙恒说，皮村的存在并不是一个特殊现象，“但对生活在三环里的人来说，恐怕很难想象，这里也是北京。”
与这种地理上的“难以想象”相伴的，是认识上的空白。在孙恒看来，30多年中国经济的腾飞，农民工贡献巨大，但对他们的书写却寥寥无几。
“没有我们的文化，就没有我们的历史。没有我们的历史，就没有我们的将来。”孙恒说，发出自己的声音，书写自己的历史，这就是“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的宗旨，“历史、文化需要一个载体，而博物馆就是这样的载体。”
200平方米左右的博物馆里，摆满了形形色色的展品。数量最多的是暂住证，放满了几个玻璃展柜。展厅的墙上，挂着精心制作的展板，上面用详细的数据、图表配合文字，梳理了1949年共和国成立至今的迁徙政策。
除了城乡之间的挣扎，在城里工作和生活的艰辛也被一件件展品默默诉说着。有工友寄来自己的工资条，也有工友将自制的烤羊肉串的铁皮架子捐献出来。在特别设置的“女工”展厅，一个玻璃柜中并排放了三块不同颜色的毛巾——这些是一个女“小时工”擦拭不同物品时用的工具。
还是在“女工”展厅，一封家书被装裱在镜框里挂在墙上。书信是一个打工妹寄给老家双亲的。这封信寄出4个月后，写信的女孩就在一场火灾中丧生—— 1993年11月深圳致丽玩具厂的大火，一共夺去了82名花季女工的生命。
这些并不令人愉快的物品、细节、经历，是在官方的博物馆难以看到的。在介绍“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时，孙恒特别强调，这是国内第一个“打工者自己创办的”博物馆，叙述的“主体性”是他和伙伴们最看重的。
自己搭台自己唱
孙恒的名片上印的头衔是“工友之家”总干事，不过他最为人熟知的身份还是“打工青年艺术团”团长。
1998年，孙恒带着一把吉他出走家乡。在此之前，他是开封一所学校的音乐老师。来到北京，最现实的问题是生存。他不得不打一些短工，当搬运工时，每个月的工资是400元。现在的孙恒谈起这些轻描淡写。但是说到音乐，他一脸认真，说自己一直喜欢唱歌，也一直没有停止歌唱。
2002年，他在一次演出时遇到了王德志。两人一合计，“打工青年文艺团”应运而生。最初的成员只有两三个，都是在业余时间背着乐器挤公交车前往工地为打工兄弟们演出。演出多了，《团结一心讨工钱》、《天下打工是一家》几首歌也渐渐在京城打工人群中传唱开来。不仅在工地上、厂房间，甚至高校校园里都能看到“打工青年艺术团”的身影。几年下来，“打工青年文艺团”演出达几百场，步伐也不仅仅停留在北京，大江南北甚至香港都留下了他们的足迹。
2005年，他们艺术团的第一张专辑《天下打工是一家》通过京文唱片发行。出人意料，没有赔钱，卖出近5万张。有了唱片的版税，在大学生志愿者的帮助下，同一年，“同心实验学校”在皮村建成。
2008年国际劳动节，“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正式对外开放。2009年元旦，基于一个帐篷剧场改建的“新工人”剧场正式落成，真正实现了孙恒说的“自己搭台，自己唱戏”。学校、博物馆、“同心互惠”二手商店、“新工人”剧场，这些场所构成了皮村的“打工文化圈”。
今年年初，“打工青年艺术团”的第三张专辑问世。更为重要的是，第一届“打工文化艺术节”在“新工人”剧场里举行了。
参加了打工文化艺术节的中国社科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研究员卜卫，在开幕辞中讲了这样一段话：
“今天，我们会聚在‘新工人剧场’，参加第一届打工文化艺术节。孙恒曾经为这个新剧场写了一首诗，说要‘自己搭台，自己唱戏’。有了剧场，我们再也不用到别人的舞台上去‘作秀’，去被自上而下地‘关爱’。从博物馆到‘新工人’剧场，从记录移民工人的文化到创造自己表达的舞台，打工者文化正在这里崛起，他们到工地、车间、社区去发现、记录和表达自己的声音。”
“像地火一样，喷发出最震撼人心的力量”
“自己的声音”，这是为时三天的“打工文化艺术节”发出的最强声响，也是所有打工作品的共同旋律。艺术节上朗诵、演出的诗歌和民谣，汇成了厚厚一本册子。这些作品有对逝去生命的缅怀，有对城市生活光怪陆离的发问，更多的是对打工生活苦涩的倾吐。
“……小朋友最爱看我摊煎饼/简直摊出了艺术感/我感到了成就感 ……”
徐芳的这首《煎饼之歌》是“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的藏品之一，在艺术节上也被朗诵过。1998年，徐芳从山东来到北京，在一个小区门口支摊卖煎饼。十年过去了，她还站在这个摊子后面。《煎饼之歌》的文字异常简朴，甚至有些笨拙，但却将打工生活最真实的一面展现出来。
在皮村，像徐芳一样的“打工诗人”并不少，郝志喜就是大家公认写得不错的一个。
“我的诗用主流观点来看并不算诗歌。”一见面，郝志喜就略带羞涩地对本刊记者说。对于“诗人”的称号，他连说“不敢当”。在他看来，自己只不过是一个喜欢写诗的人罢了。 在他的手记中，有一句话：“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城市是每一个刚辍学者的唯一向往。”
1996年，郝志喜带着这种向往离开故乡前往深圳，诗歌写作从那时就开始了。写作的初衷非常简单，“为了记录打工生活”。选择诗歌这种体裁是因为他觉得“文章太啰嗦，不如诗歌简单”。
2007年，通过一次活动，郝志喜结识了皮村的打工艺术家们。一年后，他北上成为皮村的一名专职工作者。如今，郝志喜的诗歌作品已经有40多首，但他却始终认为诗歌只是“业余的事情”，只为了表达自己的想法而已。
谈到创作理想，郝志喜很认真地想了想。他说他有一个愿望：让更多打工者看到自己的诗歌，让那些迷惘的打工者清楚自己为什么打工。
郝志喜的愿望同样也是许强的心愿。正是在这个心愿的推动下，许强与几个川籍打工老乡决定自费办诗刊。2001年5月31日，第一期《打工诗人》报问世。现在，这份报纸已成为全国范围内最具影响力的打工者自办刊物。
西南财经大学毕业的许强算是“打工诗人”里的一个异类。1994年，刚刚大学毕业的许强放弃了分配的工作，带着几十块钱南下深圳。因为没有办暂住证，到深圳的第一天他就被治安队带走。尝过有上顿没下顿的滋味，也体会过找不着工作的焦虑、流浪的辛酸。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许强说经历过这些后，他觉得教育背景并不能代表什么，没有吃透打工生活的艰苦，就不会有刻骨铭心的体验。
生活的磨砺也给了一直写诗的许强更深的感悟。源于生活的真实体验——在许强看来—— 这是打工诗歌最打动人之处。他说，与一般诗人不同，“打工诗人”普遍缺少浪漫主义情怀，也没有创作上的远大抱负。但对很多一无所有的打工者来说，诗歌是唯一支撑精神的东西，因而他们写出的作品，往往“像地火一样，喷发出最震撼人心的力量”。
“怎么能说我们是边缘?我们就是主流啊!”
为了让这股力量感染更多的人，许强开始筹建“打工文学博物馆”。
与“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一样，这也是打工者自己办的博物馆，同样是为了“真实记录打工者的文化”。不同的是，这座计划于今年9月在苏州木渎建成的博物馆，更注重表现打工者的文化生活和文学创作。
在许强看来，建立这个博物馆的时机已经成熟。“现在全国有二三万打工文学作者，出版的相关著作超过了500本。”
2008年初，“打工文学”就已经入藏中国现代文学馆。今年6月，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了许强和另外两位“打工诗人”罗德远、陈忠村主编的《2008中国打工诗歌精选》一书，它是继《1995-2005中国打工诗歌精选》(珠海出版社2007年出版)之后的第二部“打工诗歌”选集，也是全国第一部打工诗歌年度选集。
许强对“打工文学”被一些主流文化出版单位认可感到欣慰，“慢慢在被主流容纳。”他非常肯定地对本刊记者说，“并不是像大家普遍认为的整体质量都不高。”
当本刊记者提及“边缘地位”的话题，许强有些激动：“打工人口近三亿，怎么能说我们是边缘?我们就是主流啊!”
许强的激动或许不是没有道理。
卜卫向《瞭望东方周刊》表示：“在移民、农民、进城打工者、工人被社会边缘化的同时，他们的文化也被边缘化了。在大众媒介上，很少能听到劳动者的声音，他们是‘沉默的大多数’。”不过这种局面正被打工文艺作品所打破，“打工文化正在通过在文化上自主发声，来促进声音、信息的公平流动，同时也建立打工者的文化自主性。”
“长久以来，人们似乎已经习惯了文化就是专家学者的权利。”在孙恒看来，打工者发展自己的文化没什么值得惊讶的，他对“打工文化”充满信心：“因为这是来自当代劳动者心中最真实的呐喊与表达。”
“皮村，是位于北京市朝阳区东五环与东六环之间的一个村庄。毗邻温榆河，距离市中心乘车路线40多公里，本村常住人口有1000多人，外来人口5000多。”
这是纪录片《皮村》的开场白。在今年5月举行的北京宋庄“第六届中国纪录片交流周”上，这部时长52分钟的纪录片吸引了人们的目光。
评委毫不讳言地指出，《皮村》的技术水准“可以说是报名影片中最为粗糙的一部 ”，“但是朴实得让人发笑的‘技巧’反而成就了影片”。在评委眼中，皮村和这片土地上真实的生活和故事，是这部纪录片最触动人心之处。
影片的拍摄者王德志，1995年从内蒙古科尔沁老家来到北京。当时还不满20岁的他单纯地幻想着来北京能上“春晚”、说相声。在梦想撞上现实之后，王德志做过厨师，当过面包加工师，也送过水、发过小广告。工作更迭、住处辗转，王德志在京十几年的经历和千千万万的外来务工人员似乎并无不同。
要说有什么不同，就是王德志业余时间还说着相声。不过，他早已不再梦想着上“春晚”。他在皮村说相声，那里有一群和他一样的打工诗人、打工歌唱家。他们不仅写诗、唱歌、说相声，还办起了自己的“打工文化艺术节”，以及拥有记录自己历史的“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
第一个打工者创办的博物馆
“5000只是最保守的数据，皮村居住的外来人口可能过万。”“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的创始人孙恒向《瞭望东方周刊》介绍。
这个村落比在纪录片中的影像中看起来还要局促一点。村内没有超过二层的房屋。一条纵贯东西的街道就是村子的主干道。街边参差开着各种商店和小饭馆，“两元店”循环播放的吆喝叫卖的录音回荡在街道上。在街道的最东头是孙恒他们办的同心实验学校。
在学校门口见到孙恒的时候，他正向3名前来参观的日本客人道别。时值暑假，学校里空空荡荡。据孙恒介绍，平日里有400多名学生，基本上都是外来务工人员的孩子。因为这里处于城市边缘，生活成本低，所以聚集了大量的外来打工者。年轻的本地人都进城去了，留下的老人大多靠出租房屋维持生计。
“北京周边，五环六环之间，有很多像皮村一样的打工者聚集村落。”孙恒说，皮村的存在并不是一个特殊现象，“但对生活在三环里的人来说，恐怕很难想象，这里也是北京。”
与这种地理上的“难以想象”相伴的，是认识上的空白。在孙恒看来，30多年中国经济的腾飞，农民工贡献巨大，但对他们的书写却寥寥无几。
“没有我们的文化，就没有我们的历史。没有我们的历史，就没有我们的将来。”孙恒说，发出自己的声音，书写自己的历史，这就是“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的宗旨，“历史、文化需要一个载体，而博物馆就是这样的载体。”
200平方米左右的博物馆里，摆满了形形色色的展品。数量最多的是暂住证，放满了几个玻璃展柜。展厅的墙上，挂着精心制作的展板，上面用详细的数据、图表配合文字，梳理了1949年共和国成立至今的迁徙政策。
除了城乡之间的挣扎，在城里工作和生活的艰辛也被一件件展品默默诉说着。有工友寄来自己的工资条，也有工友将自制的烤羊肉串的铁皮架子捐献出来。在特别设置的“女工”展厅，一个玻璃柜中并排放了三块不同颜色的毛巾——这些是一个女“小时工”擦拭不同物品时用的工具。
还是在“女工”展厅，一封家书被装裱在镜框里挂在墙上。书信是一个打工妹寄给老家双亲的。这封信寄出4个月后，写信的女孩就在一场火灾中丧生—— 1993年11月深圳致丽玩具厂的大火，一共夺去了82名花季女工的生命。
这些并不令人愉快的物品、细节、经历，是在官方的博物馆难以看到的。在介绍“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时，孙恒特别强调，这是国内第一个“打工者自己创办的”博物馆，叙述的“主体性”是他和伙伴们最看重的。
自己搭台自己唱
孙恒的名片上印的头衔是“工友之家”总干事，不过他最为人熟知的身份还是“打工青年艺术团”团长。
1998年，孙恒带着一把吉他出走家乡。在此之前，他是开封一所学校的音乐老师。来到北京，最现实的问题是生存。他不得不打一些短工，当搬运工时，每个月的工资是400元。现在的孙恒谈起这些轻描淡写。但是说到音乐，他一脸认真，说自己一直喜欢唱歌，也一直没有停止歌唱。
2002年，他在一次演出时遇到了王德志。两人一合计，“打工青年文艺团”应运而生。最初的成员只有两三个，都是在业余时间背着乐器挤公交车前往工地为打工兄弟们演出。演出多了，《团结一心讨工钱》、《天下打工是一家》几首歌也渐渐在京城打工人群中传唱开来。不仅在工地上、厂房间，甚至高校校园里都能看到“打工青年艺术团”的身影。几年下来，“打工青年文艺团”演出达几百场，步伐也不仅仅停留在北京，大江南北甚至香港都留下了他们的足迹。
2005年，他们艺术团的第一张专辑《天下打工是一家》通过京文唱片发行。出人意料，没有赔钱，卖出近5万张。有了唱片的版税，在大学生志愿者的帮助下，同一年，“同心实验学校”在皮村建成。
2008年国际劳动节，“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正式对外开放。2009年元旦，基于一个帐篷剧场改建的“新工人”剧场正式落成，真正实现了孙恒说的“自己搭台，自己唱戏”。学校、博物馆、“同心互惠”二手商店、“新工人”剧场，这些场所构成了皮村的“打工文化圈”。
今年年初，“打工青年艺术团”的第三张专辑问世。更为重要的是，第一届“打工文化艺术节”在“新工人”剧场里举行了。
参加了打工文化艺术节的中国社科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研究员卜卫，在开幕辞中讲了这样一段话：
“今天，我们会聚在‘新工人剧场’，参加第一届打工文化艺术节。孙恒曾经为这个新剧场写了一首诗，说要‘自己搭台，自己唱戏’。有了剧场，我们再也不用到别人的舞台上去‘作秀’，去被自上而下地‘关爱’。从博物馆到‘新工人’剧场，从记录移民工人的文化到创造自己表达的舞台，打工者文化正在这里崛起，他们到工地、车间、社区去发现、记录和表达自己的声音。”
“像地火一样，喷发出最震撼人心的力量”
“自己的声音”，这是为时三天的“打工文化艺术节”发出的最强声响，也是所有打工作品的共同旋律。艺术节上朗诵、演出的诗歌和民谣，汇成了厚厚一本册子。这些作品有对逝去生命的缅怀，有对城市生活光怪陆离的发问，更多的是对打工生活苦涩的倾吐。
“……小朋友最爱看我摊煎饼/简直摊出了艺术感/我感到了成就感 ……”
徐芳的这首《煎饼之歌》是“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的藏品之一，在艺术节上也被朗诵过。1998年，徐芳从山东来到北京，在一个小区门口支摊卖煎饼。十年过去了，她还站在这个摊子后面。《煎饼之歌》的文字异常简朴，甚至有些笨拙，但却将打工生活最真实的一面展现出来。
在皮村，像徐芳一样的“打工诗人”并不少，郝志喜就是大家公认写得不错的一个。
“我的诗用主流观点来看并不算诗歌。”一见面，郝志喜就略带羞涩地对本刊记者说。对于“诗人”的称号，他连说“不敢当”。在他看来，自己只不过是一个喜欢写诗的人罢了。 在他的手记中，有一句话：“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城市是每一个刚辍学者的唯一向往。”
1996年，郝志喜带着这种向往离开故乡前往深圳，诗歌写作从那时就开始了。写作的初衷非常简单，“为了记录打工生活”。选择诗歌这种体裁是因为他觉得“文章太啰嗦，不如诗歌简单”。
2007年，通过一次活动，郝志喜结识了皮村的打工艺术家们。一年后，他北上成为皮村的一名专职工作者。如今，郝志喜的诗歌作品已经有40多首，但他却始终认为诗歌只是“业余的事情”，只为了表达自己的想法而已。
谈到创作理想，郝志喜很认真地想了想。他说他有一个愿望：让更多打工者看到自己的诗歌，让那些迷惘的打工者清楚自己为什么打工。
郝志喜的愿望同样也是许强的心愿。正是在这个心愿的推动下，许强与几个川籍打工老乡决定自费办诗刊。2001年5月31日，第一期《打工诗人》报问世。现在，这份报纸已成为全国范围内最具影响力的打工者自办刊物。
西南财经大学毕业的许强算是“打工诗人”里的一个异类。1994年，刚刚大学毕业的许强放弃了分配的工作，带着几十块钱南下深圳。因为没有办暂住证，到深圳的第一天他就被治安队带走。尝过有上顿没下顿的滋味，也体会过找不着工作的焦虑、流浪的辛酸。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许强说经历过这些后，他觉得教育背景并不能代表什么，没有吃透打工生活的艰苦，就不会有刻骨铭心的体验。
生活的磨砺也给了一直写诗的许强更深的感悟。源于生活的真实体验——在许强看来—— 这是打工诗歌最打动人之处。他说，与一般诗人不同，“打工诗人”普遍缺少浪漫主义情怀，也没有创作上的远大抱负。但对很多一无所有的打工者来说，诗歌是唯一支撑精神的东西，因而他们写出的作品，往往“像地火一样，喷发出最震撼人心的力量”。
“怎么能说我们是边缘?我们就是主流啊!”
为了让这股力量感染更多的人，许强开始筹建“打工文学博物馆”。
与“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一样，这也是打工者自己办的博物馆，同样是为了“真实记录打工者的文化”。不同的是，这座计划于今年9月在苏州木渎建成的博物馆，更注重表现打工者的文化生活和文学创作。
在许强看来，建立这个博物馆的时机已经成熟。“现在全国有二三万打工文学作者，出版的相关著作超过了500本。”
2008年初，“打工文学”就已经入藏中国现代文学馆。今年6月，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了许强和另外两位“打工诗人”罗德远、陈忠村主编的《2008中国打工诗歌精选》一书，它是继《1995-2005中国打工诗歌精选》(珠海出版社2007年出版)之后的第二部“打工诗歌”选集，也是全国第一部打工诗歌年度选集。
许强对“打工文学”被一些主流文化出版单位认可感到欣慰，“慢慢在被主流容纳。”他非常肯定地对本刊记者说，“并不是像大家普遍认为的整体质量都不高。”
当本刊记者提及“边缘地位”的话题，许强有些激动：“打工人口近三亿，怎么能说我们是边缘?我们就是主流啊!”
许强的激动或许不是没有道理。
卜卫向《瞭望东方周刊》表示：“在移民、农民、进城打工者、工人被社会边缘化的同时，他们的文化也被边缘化了。在大众媒介上，很少能听到劳动者的声音，他们是‘沉默的大多数’。”不过这种局面正被打工文艺作品所打破，“打工文化正在通过在文化上自主发声，来促进声音、信息的公平流动，同时也建立打工者的文化自主性。”
“长久以来，人们似乎已经习惯了文化就是专家学者的权利。”在孙恒看来，打工者发展自己的文化没什么值得惊讶的，他对“打工文化”充满信心：“因为这是来自当代劳动者心中最真实的呐喊与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