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长时段理论，本书研究的时段从14世纪的元末农民大起义开始一直到1930年代的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跨度长达7个世纪；研究的地域集中在湖北麻城。这种长时段和小地域的结合使得这本书能够挑战一般著作的历史分期，从宏观上透视中国政治社会的变迁，并暗示暴力超越时代和政权的恒久。作者对麻城地方史的细致研究，还使得本书深化了前人对地方社会的认识，在叙事中凸显各阶层对暴力的感知。
　　暴力的社会生态
　　麻城曾经是，现在仍然是一个农业社会
　　麻城位于大别山南麓，这道山脉将华北平原与长江中游地区分隔开来。纵贯大别山脉的五关，尤其是该县东北角的松子关和长岭关，在当地历史和帝国历史上都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这一蹄形的中心高地，是中华帝国最持久稳定的地区之一。本书附录收入了关于麻城人口的官方报告。此类官方数据虽然令人怀疑，但其一般趋势并不出人意料。就是说，麻城人口稳定地增长了10倍，从明初的10万增至1980年代的近100万。
　　当然，各个时期的情况并不一致。明代前期和中期出现了异乎寻常的激增，增幅在两倍以上，这表明在帝国持续和平的时期，这个并不富庶的县份会出现怎样的人口增长。相反，人口显著减少的两个时期，则显示了大规模暴力对当地居民死亡和逃亡的影响。明末的人口下降或许反映了帝国的一般趋势，但1920年代后期和1930年代的人口锐减则更具体地证实了该地区在这一时期所经历的可怕暴力。这两个悲惨时期，就是本书上下篇以之作结的“大屠杀”时期。
　　根据官方数据，1923年麻城县的男女性别比例为129∶100，由于麻城绝不是一个拓荒者或男性旅居者为主的社会，这一严重失衡的性别比例暗示了溺杀女婴行为的高发率（经过国共两党数十年的反溺婴运动，1964年达到了更加平衡的性别比例102∶100），还明确揭示了男性独身现象的高发率。奴仆制度对底层男性结婚率的强行控制（我们将会看到，这是数百年间麻城社会的一个特征），对于独身人口的长期存在起了关键性作用。这个人数众多的没有家庭纽带的男性群体，以及独特的暴力行为倾向，共同构成了帝制晚期和民国时期的所谓“光棍亚文化”。
　　麻城曾经是，现在仍然是一个农业社会，是美国农学家卜凯（John Lossing Buck）所说的中国“长江稻麦区”的一部分。不过麻城的大部分土地不适合耕作。卜凯本人在1930年代发现，该县总计4531平方公里的土地中，只有790平方公里的耕地，远远低于整个长江流域地区的38%。但是可耕作地区总有很好的土地，土壤肥沃，并得到充足雨水和山溪泉流的良好灌溉。县志中不乏干旱、洪水、大风雪之类的记载，而且往往伴随着歉收、饥馑和瘟疫，但其频率和程度并未超出华中地区的总体情况；事实上，麻城在历史上更多地不是制造难民，而是从农业匮乏地区接受难民（通常是豫南难民）。当地作家（无疑是精英）总是把本县描述为一块丰饶富庶之地、欢乐之地，只要能将暴力和混乱拒之门外。
　　战利品
　　每逢乱世，麻城总会变成战利品。
　　但毫无疑问，由于该县在帝国地缘政治上的战略中心地位，战争是难以避免的。每逢中央控制完全失效的乱世，麻城总会变成战利品。用帝制晚期的说法，它是一处兵冲或严邑，用现代白话来说则是兵家必争之地。
　　麻城几乎所有的地方志都会从该县的军事历史说起，首先是1535年熊吉的记载：
　　然崇山大川，重关复壁，天限南北。三国六朝晚唐季宋，是为形势必争之区，如[三国]满宠之所度，陆逊之所筑，[晋]石虎庾亮之所争，毛宝樊峻之所效死，[唐]吴少阳之所窃夺，李道古之所扼隘，[蒙古征服时期]阿海张柔之所觊觎，李埴夏阳之所防截，胡氏真氏之所经画，分合荡析殆无宁日，元气方复，疥疡迭乘，救死不赡，虽有名世之英、山泽之癯，谁则书之。
　　在当地人的意识中，最让人铭记在心的英雄传说，正是使该县得名“麻城”的那一个。东晋时期，一个叫麻秋的将军在朝中野心家石虎手下任职，他占据着今天麻城所在的地方。为巩固这一阵地，他责令当地百姓修建一座令人畏惧的城池。他让人们彻夜劳作，只有在早上公鸡打鸣才允许人们回家看望亲人。
　　根据传说，麻秋的女儿麻姑同情这些人，学会了鸟语。她模仿打鸣的公鸡，接着全县的公鸡都叫了起来，工人们早早回家睡觉了。她的父亲发现后暴跳如雷，麻姑只好逃进了山洞，在那里修习炼金之术，最终成仙。她得道升天的地方麻姑仙洞，至今仍是麻城人珍视的地标。
　　但麻城不仅仅是全国范围内军阀的战利品（他们常常穿过东北的关口或西南的河流席卷而去），它还见证了更具地方色彩的长期战斗。麻城漫长的北部边界位于大别山脉的中心，对大规模军队构成了障碍，但对当地交通来说却并不是不可逾越的。
　　我们已经提到该县接纳华北平原南部地区饥民的能力；关于这些多达数万人的饥民的报道，以及尽可能使之过上安宁生活的计划，成了好几个世纪当地文献中反复出现的一个主题。大别山非但不能庇护麻城，反倒是掠夺的通道、抢劫者的避风港。如1920年的《湖北通志》所说：“豫南汝宁、光州、南阳一带民性狂悍，当地无赖成帮结派，劫掠敲诈。”
　　我们将看到，这些来自河南的掠夺者是对麻城和平的一种毁灭性的侵扰。他们通常是自己为了掠夺财物而来，但也时常会应某一党派之请穿越省界，卷入该县本地的暴力行为。这种事件不一定是单向的，早期共产主义活动家王树声说，他的麻城同胞可能也经常翻越大山，到光山和商城县进行劫掠。
　　麻城的中部、西南部以及北部
　　宋埠是麻城最具开放性的地方
　　麻城中部和西南部，即仙居乡，从任何角度看都是该县的中心。它拥有该县最高的人口密度和行政密度。它还拥有该县绝大部分的批发商业，以及最大的集镇。它的码头区曾有活跃的水上交通，中心平原的东部边缘是阎家河，一个在19世纪中期拥有100多家店铺的富裕集镇，它是山区居民把低地产品交易到东部地区的中介。麻城南部的类似角色是由通常被视为东山门户的白果镇扮演的。白果比阎家河还要富有，它从整个鄂东地区买卖商品。 　　不过，麻城市镇最密集的地方是举水沿岸，这条河使县城轻而易举地与武汉—长江中游的大贸易中心汉口和更大区域的行政及文化中心武昌—直接联系起来。举水各支流将麻城县的西部和中部连为一体，并在长江中游与华北平原之间的跨地区贸易中占据了最大份额。其中最大的市镇是宋埠。整个帝制晚期和民国时期，宋埠无疑都是麻城最具开放性的地方，拥有各种旅居商人的同业公会。麻城县城由富有的本县士绅统治，宋埠则由旅居者和本县散居外地的商人所控制。宋埠被称为小汉口和武汉门户，明清时期45种主要贸易物资都从这里用船运往遍布华中和华北地区的各目的地。1909年，英商和鸡蛋厂在宋埠设立办事处，购买鸡蛋运往汉口，加工成蛋粉，再出口到欧洲和美国的糖果店。到1930年代后期，宋埠据称已有近800家商业企业。
　　被委婉地称作太平镇的麻城县北半部，本不该有那么大的差别—它是仙居中心地区的外围。这里是真正的大别山区，是我们曾经提到的土匪的巢穴和主要受害地区。强大的军阀对该县的周期性扫荡会让各地遭殃，但太平镇往往首当其冲。这个地区大致是山区和丘陵参半，大部分土地无法耕作。直到今天，这块边缘丛林地带上的农业基本上仍是糊口型的。占有农田几乎无利可图，所以毫不奇怪，地主所有制的规模比南部小得多；但已有的地主对向下层流动总是很恐惧，因而表现出异乎寻常的掠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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