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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阐明真理，增进一般劳动同胞的知识，研究些方法，以指导一般劳动同胞。”这句话来源于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创办的《劳动音>周刊的办刊宗旨。《劳动音》创办于1920年11月7日，被誉为“劳动者的喉舌”，其主编就是邓中夏。
邓中夏认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如果“只向知识阶级作‘学理’的宣传，而不向无产阶级作实际的运动，结果还是空谈”。因此，他提出“研究些方法，以指导一般劳动同胞”。可以说，循着这一目标，邓中夏以自己的艰辛探索，为群众宣传工作积累了宝贵经验。
我们到底为谁讲演？
“五四”前后，马克思主义己开始在中国广泛传播。李大钊提出“知识阶级与劳工阶级打成一片”的号召，鼓励青年知识分子投身到劳动人民中去，通过“共同劳动”来改造中国和改造自己。
此时的邓中夏，在北大校长蔡元培和陈独秀、李大钊等的支持下，于1919年3月发起组织了“平民教育讲演团”。讲演团想要达到的目的是，启发群众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觉悟和阶级觉悟。
讲演的目的明确了，下一步就是寻找讲演的对象。既然宣传的是自身解放的内容，那么越是受压迫深重的人，越能与讲演者达到更好的沟通。从城区的范围来看，人力车夫似乎是最好的讲演对象。
邓中夏带领讲演团成员首先到人力车夫的居住地区去调查。车夫贫困悲惨的生活震撼了他们，“调查回来，大家相顾失色，叹息不止，都现出一种极伤心且不平的样子。”于是，按照调查项目结果，邓中夏等人到街上动员车夫集体拦路，目的是增加待遇。出乎他们意料的是，响应者寥寥，仅有的少数车夫还被警察砸了车。讲演没有成功，反而还赔偿车夫损失费。一些人讽刺邓中夏：“工人运动搞得怎么样？讲演的宣传效果如何？”
“我们到底为谁讲演？”这个现实问题摆在邓中夏和其他刚从“象牙塔”走出来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面前。反复思考后，邓中夏感到，人力车夫属于比较散漫的个体劳动者，且容易受到帮会影响，真正的宣传应到有组织的产业工人中去。
到劳动者中间去
1920年4月起，讲演团的12名成员分作两组，分赴农村和工厂，试图与农民和产业工人建立联系、宣传革命道理。这是讲演团成员及讲演内容接近工农群众的新一次尝试。
这次，讲演团面对的群众更加具有普遍性。问题的关键是，讲演者采用什么技巧才能把自己的观点灌输到听众的心中，让广大受众产生共鸣？
果不其然，挫折再一次袭来。在几个讲演场地，讲演组大谈特谈“北大平民夜校和本村国民学校的区别”“女子应当和男子一样读书”“缠足的危害”，而台下的孩子和老人则一脸茫然，显然，他们听不懂这一群学生在讲什么。
邓中夏原本带来了尚属稀罕之物的留声机，每当开讲前，先放留声机吸引群众，但“讲不到两个人，他们觉得没有趣味，也就渐渐引去”……
显然，这些年轻的知识分子仅仅是依靠一腔热情来讲演，还没有把握好宣传工作的具体方法和技巧，不知道群众想听什么、想要什么。讲演的内容缺乏群众语言，群众必然不买账。有一名大学生在讲演时，问一名工人：“生活丰富不丰富？”这样居高临下且又颇具小资情调的问话，让那个工人“瞠目结舌，骇而疾走”。
掌握了知识，并不等于具备了运用知识的本领。从一个个教训中，邓中夏等人逐步找出根源：“……虽然到过多少地方，看过多少工厂，但是想问劳动者三句真正的话都问不出来。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穿的不是劳动者的衣服，吃的不是劳动者的饭，住的不是劳动者的社会，说的不是劳动者的话……所以劳动者看见我们不是劳动者，不过是穿长衫的‘先生’。他们既然认为同他们没有关系，又不是他们的同类，所以无怪连三句真话都不肯说了。”
抱着虚心学习和钻研的态度，讲演团的成员们逐渐学会用通俗的群众语言进行宣传。他们的秘诀就是：“养猴子的人，必须自己变成猴子。”为此，讲演团成员疾呼：“我们有志于群众的青年啊！我们也不要怨谁，也不要恨谁……商人不知道的，我们当带着秤杆刀尺去告诉他们；工人不知道的，我们当背了斧头凿子去告诉他们；农人不知道的，我们当牵了耕牛、荷了锄头去告诉他们……”
让工人在认字中接受新理念
1920年lO月，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讲演团便成为党组织的外围机构，其活动直接为宣传共产主义、扩大党团影响而服务，以便促使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
1920年冬，邓中夏再次来到工厂，开展北京共产党小组最早工人运动的革命工作。他一身长衫，站在高台上开始讲演，宣传劳工神圣，但效果并不明显。一会儿聚集的工人们就纷纷散去了。
老问题似乎又出现了。
于是，邓中夏和工厂中的进步工人史文彬探讨为什么讲演效果不好。史文彬说，工人们大部分连字都不认识，更别提接受新思想。他建议开办学校，实行“文化救国”，让工人们来上课。
1920年12月，经邓中夏積极筹措，一所面向工人的劳动补习学校创办起来。学校创办的目的，便是让工人认字，继而把提高文化水平和接受革命思想融合起来，更好地学习理解马克思主义。
用什么课本教工人呢？有人建议用平民常用字课本就行。而邓中夏则认为，课本就是宣传工具，而宣传就是要讲群众听得懂的话。因此，他根据工人生活、劳动的情况，自己编了一个识字课本，把工人劳动常用的工具、器物编进去，让工人知道“老虎钳”怎么写，“锉刀”是哪两个字…… 邓中夏给工人们讲课时，语言通俗易懂，善于抓住工人思想，因而深受欢迎。他从工人们熟悉的生活实际出发，阐述了“工人的劳动创造了世界一切”这一深刻道理，并
使工人们明白了自己的“穷是世界上最大的不合理”，只有团结起来，进行革命，才能铲除这吃人的罪恶制度。
劳动补习学校开办后，工人的政治觉悟得到迅速提高，邓中夏等人所进行的启发式教育，使工人深刻认识到受剥削和压迫的根源，认识到工人阶级力量的伟大，从而坚定地站到马克思主义者一边。另一方面，以邓中夏为代表的先进知识分子也从工人那里学到了许多优秀的品格，更增长了与群众的交往和沟通能力，在群众宣传工作方面越来越如鱼得水。正如邓中夏在一篇日记中所说的那样：“……工人见我们到了，十分欢迎。对于我们很亲热，我们也觉得他们很友爱，好比兄弟一般，而他们工人也互相亲爱。一种融和团结的气象，令我见了很喜欢。我常痛恨现在社会上的人群太无感情，互相诈虞倾轧，所以对于工人那样团结融洽，就生出无限希望。”
邓中夏认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如果“只向知识阶级作‘学理’的宣传，而不向无产阶级作实际的运动，结果还是空谈”。因此，他提出“研究些方法，以指导一般劳动同胞”。可以说，循着这一目标，邓中夏以自己的艰辛探索，为群众宣传工作积累了宝贵经验。
我们到底为谁讲演？
“五四”前后，马克思主义己开始在中国广泛传播。李大钊提出“知识阶级与劳工阶级打成一片”的号召，鼓励青年知识分子投身到劳动人民中去，通过“共同劳动”来改造中国和改造自己。
此时的邓中夏，在北大校长蔡元培和陈独秀、李大钊等的支持下，于1919年3月发起组织了“平民教育讲演团”。讲演团想要达到的目的是，启发群众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觉悟和阶级觉悟。
讲演的目的明确了，下一步就是寻找讲演的对象。既然宣传的是自身解放的内容，那么越是受压迫深重的人，越能与讲演者达到更好的沟通。从城区的范围来看，人力车夫似乎是最好的讲演对象。
邓中夏带领讲演团成员首先到人力车夫的居住地区去调查。车夫贫困悲惨的生活震撼了他们，“调查回来，大家相顾失色，叹息不止，都现出一种极伤心且不平的样子。”于是，按照调查项目结果，邓中夏等人到街上动员车夫集体拦路，目的是增加待遇。出乎他们意料的是，响应者寥寥，仅有的少数车夫还被警察砸了车。讲演没有成功，反而还赔偿车夫损失费。一些人讽刺邓中夏：“工人运动搞得怎么样？讲演的宣传效果如何？”
“我们到底为谁讲演？”这个现实问题摆在邓中夏和其他刚从“象牙塔”走出来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面前。反复思考后，邓中夏感到，人力车夫属于比较散漫的个体劳动者，且容易受到帮会影响，真正的宣传应到有组织的产业工人中去。
到劳动者中间去
1920年4月起，讲演团的12名成员分作两组，分赴农村和工厂，试图与农民和产业工人建立联系、宣传革命道理。这是讲演团成员及讲演内容接近工农群众的新一次尝试。
这次，讲演团面对的群众更加具有普遍性。问题的关键是，讲演者采用什么技巧才能把自己的观点灌输到听众的心中，让广大受众产生共鸣？
果不其然，挫折再一次袭来。在几个讲演场地，讲演组大谈特谈“北大平民夜校和本村国民学校的区别”“女子应当和男子一样读书”“缠足的危害”，而台下的孩子和老人则一脸茫然，显然，他们听不懂这一群学生在讲什么。
邓中夏原本带来了尚属稀罕之物的留声机，每当开讲前，先放留声机吸引群众，但“讲不到两个人，他们觉得没有趣味，也就渐渐引去”……
显然，这些年轻的知识分子仅仅是依靠一腔热情来讲演，还没有把握好宣传工作的具体方法和技巧，不知道群众想听什么、想要什么。讲演的内容缺乏群众语言，群众必然不买账。有一名大学生在讲演时，问一名工人：“生活丰富不丰富？”这样居高临下且又颇具小资情调的问话，让那个工人“瞠目结舌，骇而疾走”。
掌握了知识，并不等于具备了运用知识的本领。从一个个教训中，邓中夏等人逐步找出根源：“……虽然到过多少地方，看过多少工厂，但是想问劳动者三句真正的话都问不出来。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穿的不是劳动者的衣服，吃的不是劳动者的饭，住的不是劳动者的社会，说的不是劳动者的话……所以劳动者看见我们不是劳动者，不过是穿长衫的‘先生’。他们既然认为同他们没有关系，又不是他们的同类，所以无怪连三句真话都不肯说了。”
抱着虚心学习和钻研的态度，讲演团的成员们逐渐学会用通俗的群众语言进行宣传。他们的秘诀就是：“养猴子的人，必须自己变成猴子。”为此，讲演团成员疾呼：“我们有志于群众的青年啊！我们也不要怨谁，也不要恨谁……商人不知道的，我们当带着秤杆刀尺去告诉他们；工人不知道的，我们当背了斧头凿子去告诉他们；农人不知道的，我们当牵了耕牛、荷了锄头去告诉他们……”
让工人在认字中接受新理念
1920年lO月，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讲演团便成为党组织的外围机构，其活动直接为宣传共产主义、扩大党团影响而服务，以便促使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
1920年冬，邓中夏再次来到工厂，开展北京共产党小组最早工人运动的革命工作。他一身长衫，站在高台上开始讲演，宣传劳工神圣，但效果并不明显。一会儿聚集的工人们就纷纷散去了。
老问题似乎又出现了。
于是，邓中夏和工厂中的进步工人史文彬探讨为什么讲演效果不好。史文彬说，工人们大部分连字都不认识，更别提接受新思想。他建议开办学校，实行“文化救国”，让工人们来上课。
1920年12月，经邓中夏積极筹措，一所面向工人的劳动补习学校创办起来。学校创办的目的，便是让工人认字，继而把提高文化水平和接受革命思想融合起来，更好地学习理解马克思主义。
用什么课本教工人呢？有人建议用平民常用字课本就行。而邓中夏则认为，课本就是宣传工具，而宣传就是要讲群众听得懂的话。因此，他根据工人生活、劳动的情况，自己编了一个识字课本，把工人劳动常用的工具、器物编进去，让工人知道“老虎钳”怎么写，“锉刀”是哪两个字…… 邓中夏给工人们讲课时，语言通俗易懂，善于抓住工人思想，因而深受欢迎。他从工人们熟悉的生活实际出发，阐述了“工人的劳动创造了世界一切”这一深刻道理，并
使工人们明白了自己的“穷是世界上最大的不合理”，只有团结起来，进行革命，才能铲除这吃人的罪恶制度。
劳动补习学校开办后，工人的政治觉悟得到迅速提高，邓中夏等人所进行的启发式教育，使工人深刻认识到受剥削和压迫的根源，认识到工人阶级力量的伟大，从而坚定地站到马克思主义者一边。另一方面，以邓中夏为代表的先进知识分子也从工人那里学到了许多优秀的品格，更增长了与群众的交往和沟通能力，在群众宣传工作方面越来越如鱼得水。正如邓中夏在一篇日记中所说的那样：“……工人见我们到了，十分欢迎。对于我们很亲热，我们也觉得他们很友爱，好比兄弟一般，而他们工人也互相亲爱。一种融和团结的气象，令我见了很喜欢。我常痛恨现在社会上的人群太无感情，互相诈虞倾轧，所以对于工人那样团结融洽，就生出无限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