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玉崑一定是经过了相当激烈的思想斗争，才决心帮助日本人的，这固然有上峰的密令，但更多的是他也如同那个年代大多数中国一样，坚信日本人总要比老毛子好些。
　　作为一位68岁的老人，马玉崑还得继续带兵上前线。虽说是前线，可马玉崑和他的部下们并不需要参加任何战斗，因为他们只是这场战争的旁观者：日本和沙俄在中国东北大打出手。大清政府已宣告局外中立，并且划定了交战区和中立区。马玉崑的任务，就是带兵驻守交战区和中立区的边界，严防战争的任一方将战火引向中立区，尤其是引向关内。
　　这是1904年，马玉崑官居直隶提督，统率精锐的北洋军武卫左军。这是一支相当具有战斗力的老部队，原来叫“毅军”。是李鸿章一手创建的淮军中的精锐，其第一任领导人是山东蓬莱人宋庆。宋庆带着这支部队，因剿杀太平军和捻军有功。被赐号毅勇巴图鲁，所以这支部队得名“毅军”。毅军在平叛战争中，纵横大半个中国，南至长江沿岸、北至蒙古高原、东至朝鲜、西至新疆，成了一支响当当的铁军，而且“人才”辈出，当年的小兵中后来成为大人物的就有张勋、曹锟、张作霖等。
　　马玉崑的老家在安徽蒙城，但他自小在涡阳长大。太平军起事后，他以武童身份在家乡办起民兵(团练)，随后便投奔了毅军，因战功升为都司，又升至总兵。赏栽花翎，赐振勇巴图鲁名号。1874年，他担任左宗棠的前锋副主将，率大军进入新疆，平息阿古柏叛乱，威名震撼沙俄。平叛后，他驻守新疆16年，御外敌，平内乱，垦田地，修水利，为保卫和发展新疆，贡献良多。
　　马玉崑调防直隶后不久，中日关系紧张。甲午年间，他被补授山西太原镇总兵，担任毅军后军统领提督，驻守旅顺。战争爆发后，马玉崑率所部二千人马跨过鸭绿江，赶赴平壤，驻守大同江东岸。在平壤保卫战中，马亲自上阵杀敌，率部挡住了数万装备精良的日军的进攻。而当时，马部领到的德国新枪械居然有很多假冒伪劣产品，能用的枪支都集中给前哨阵地，其余将士包括马本人在内只能靠战刀肉搏。如是坚守数日。直到统帅叶志超怯战放弃平壤，马率部撤回营口、田台庄等地继续狙击日军。次年，其部于海城太平山与日军发生激战，陷入重围。他率主力突围后，又骑马重入包围圈寻找余下官兵，战马被击中就换马再战，连易三骑，终于带着余部全部冲出包围圈。
　　马部军纪严明，秋毫无犯，与当时军纪普遍败坏的清军部队形成鲜明对比。朝鲜人为他建庙祭祀，把他与唐朝的薛仁贵、明朝的戚继光并称为“中国三杰”。
　　庚子年间，八国联军入侵，马玉崑率部先后在天津、北仓等地抗击，屡败屡战。最后扈从慈禧太后、光绪皇帝撤离，担任护驾大任，次年因功加太子少保。1902年宋庆去世后，马玉崑全面统领毅军。
　　这么一位战功卓著的抗日名将，却在日俄战争爆发后，全力协助日军：他为日军的敌后游击队“特别任务班”提供了大量军火和经费，特别任务班成员甚至能在危急时遁入清军兵营获得庇护；他还秘密协助日军招募马贼，组建所谓的“正义军”。
　　甲午战争后，经历了相对短暂的仇日后，中国掀起了向日本学习的高潮，而日本也积极地进行“种族主义”宣传，推行亚洲主义，并积极帮助中国进行全面改革。中日关系进入了一个长达十年的黄金时间。八国联军入侵之后，一度被大清国当作真心朋友的沙俄露出了凶相，中国便更紧地靠向日本。日俄战争期间，大清国从官方到民间都充满了“联日拒俄”的呼声。
　　大量的留日学生组织抗俄义勇队，回国配合日军作战；日军以“长白侠士”、“辽海义民”之类名义撰写檄文，在东北到处张贴散发，号召民众助日抗俄；据史料记载，当时沙俄所征用的中国民工中，就潜伏了大量的日本特工，也有更多的中国百姓无偿或低价为日本提供情报。
　　大清官方既然表面上中立。对日支持便在极端秘密状态下进行。马玉崑的顶头上司、直隶总督袁世凯，就亲自接见日本驻华公使馆的武官青木宣纯。青未曾当过北洋军教官，与袁世凯交情不浅。他们确定了双方联合组织秘密情报机构和招募东北“马贼”等，袁世凯还从北洋军中挑选数十名毕业于测绘学堂等军事学校的精干士官，与日军组成了联合侦探队，这其中就有后来大名鼎鼎的“秀才丘八”吴佩孚。
　　以反满革命为使命的孙中山、秋瑾等人，听到日军战胜俄军的捷报无一不欢呼雀跃，鉴湖女侠那句脍炙人口的诗句：“拼将十万头颅血，须把乾坤力挽回”，就是对目军的赞歌。支持日本，居然成为大清国超越不同政见的全民共识，甚至连抗日英雄也向积极伸出援手，历史的深处总是充满了吊诡和神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