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上海市妇联的老领导孟燕堃主席谈到对上海音乐厅桂兴华专场朗诵会的印象时，说：“我对《韶山，一个小站》《中国红了》这两个节目感觉最好。”
　　10月8日晚上，风雨之夜的这两个节目，与秦怡、丁建华老师有关。
　　秦怡老师4日给我打电话说，“8日本来下午4点我从澳门起飞，太晚了，我已经叫他们改成中午11点起飞了，我直接从飞机场赶到上海音乐厅来合乐，然后演出。我把你的手机留给司机了，从几号门进来，你跟他说。”她6日是去澳门参加一个电影活动。一个92岁的名家，还这么争分夺秒地为艺术忙碌，我怎能不深深感动？第二天我就拿着嘉宾证、演出证，上吴兴路她家了。
　　丁建华呢，8日中午还在从济南赶回上海的火车上，下午4点已经出现在音乐厅的舞台上，爽朗地与指挥王永吉商量着伴奏音乐，还问她爱人朗诵的效果怎么样。
　　遗憾的是，当天的台风使上海飞澳门的航班取消了，秦怡老师在无奈中一等再等，二次来电。下午最后她女儿来电：“五点钟再不能起飞，你们就另外换人吧！”吃晚饭时，我只得对刘凝说：“《中国红了》这首诗，你和秦怡老师一起在世博会举办时，在浦东图书馆朗诵过，今天就请你和我顶一下吧！秦怡老师三年前怎么读，我就跟着来！……”
　　回想我的作品专场朗诵演出活动，这些年来主要有：上海商城《跨世纪的毛泽东》朗诵会；文化部的朗诵会上朗诵《邓小平之歌》；上海兰馨大戏院《邓小平之歌》朗诵会；上海大剧院《中国豪情》朗诵会；北京音乐厅两场《中国豪情》朗诵会；浦东新舞台《永远的阳光》朗诵会；中国文联在北京工人文化宫的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大型演出；最近在上海音乐厅的《峥嵘岁月》朗诵会……
　　在这些活动中，秦怡、丁建华老师都尽心尽力帮了我的忙。
　　去年2月，秦怡专门来给我组建的“春风一步过江朗诵团”揭牌。我问她：“眼角怎么有些肿？”“我昨天撞在大玻璃窗上了。”说着，用手脱了脱自己的眼镜。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她还是拖着疲惫的步子，缓缓走进了塘桥会场。顿时，一道靓丽的春光闪现。我扶她坐下时，她轻轻地说了句：“我们是老朋友了。”
　　一句话，勾起了我16年来与她交往的记忆。我去她家请她为朗诵团题名，她二话没说，铺开纸写了两遍。送别时，我帮她拎着黑色小手提包，她坚决地说：“别把钱塞进去。”前几年在外地演出时，她一句：“我就念这几句话，还要拿钱？”令我感慨万分。
　　我想起：1997年2月19日小平去世以后，东方电视台反复播放着她和孙道临、丁建华等一起朗诵的《邓小平之歌》。那年3月初，《经济日报》记者采访了她。她说：“这些天自己的脑海里总是萦绕着《邓小平之歌》中的诗句。”而那时，文化部正在筹备一场朗诵会，主办者看了《经济日报》的报道后，立即找到了她和我。4月8日，北京音乐厅休息室，她看着自己手抄的诗句轻轻读着：“十字路口啊浓雾茫茫/他，久违的他/终于出现在体育馆的看台上！/首都刹那间拍红了欢呼的手掌！……”上台后，当她朗诵到小平在南昌那段艰难的生活时，我看到身旁的邓琳不断擦着眼泪。演出一结束，胡锦涛等中央领导就在贵宾室会见了我们。小平同志的三个女儿分别与秦怡合影。邓琳搀着她的胳膊说：“我是看着你的电影长大的。”
　　在东方艺术中心第六次复排时，她认真地在家中和我们一起排练。我发现：她每次朗诵，都是自己用钢笔抄一遍词的，她认为这样能加深记忆。建党90周年前夕，我与她排练将赴京演出的新诗，她自己放着CD，听伴奏音乐。我说：“你得有一个助手啊。”她说：“不用，不用。”我知道，小弟住院时，病房没床位，只能躺在走廊上。走廊里的空气非常浑浊，挤满了病人，只有一条小通道供护士走。她是不习惯开口求人的。大明星的儿子就躺着，大家都看不过去。后来，好不容易小弟才住进了病房……
　　比我小5岁的丁建华，总谦虚地喊我“桂老师”，有时候叫我“桂大哥”。说：“在我的艺术生涯中，参加过无数次不同形式的朗诵会，但整场诗朗诵的内容都是一个诗人创作的，除了桂兴华没有别人。在我朗诵的诗篇中，细算起来，时间最长，数量最多，场次最密的也是桂兴华的作品。当人们夸奖我的朗诵时，我总会情不自禁地说：首先是作品好。桂兴华的诗对我本人就很有冲击力，他的诗有一种穿透力，大题材中有许多小细节。”
　　从1993年起，她就朗诵过《韶山，一个小站》。那年去长沙，虽然时间很紧，但她还是执意要去韶山冲看看，她在毛主席故居的堂屋里对乔榛说，“这就是桂兴华诗里写到的神龛……”这次，又亲自将诗抄了一遍，在电话里与我一句一句核对。
　　丁建华历来很尊重诗人。如果要改动诗句，总事先征求我的意见。1997年，她和乔榛在长城上拍摄《邓小平之歌》的MV，对其中的一句“1978年那不是冬季的冬季”有不同的理解，就站在烽火台上两次与上海的我接通电话，在电波里和我沟通。那时候，身边的寒风正呼呼地吹，“那不是冬季的冬季”意味深长。
　　1999年，《中国豪情》在上海大剧院、南通师范学院等处演出。在去南通的长途汽车上，丁建华发现朗诵的伴奏带忘记带了。在排练时临时找来的音乐都不理想，她和乔榛就干脆决定“清诵”。有人担心：“十几分钟的朗诵，没有一点音乐，行吗？”而她却很自信，好歌好戏能清唱，好诗为什么就不能清诵呢？结果，有记者这样写道：“会场里响起如雷般的掌声，政治抒情诗在当代大学生中引起强烈反响，出乎人们的意料。”
　　丁建华对记者说：“我在朗诵中，眼前浮现出一幅幅画面。当朗诵到——更改出访行程的手啊，又一次拨响了正在巡视洪峰的总指挥的拂晓——我仿佛看到了洪水滔滔的大堤上，指挥部临时的帐篷里，总指挥那镇定自若的眼神、刚毅有力的话语和被洪水冲皱了的衬衣……”
　　秦怡、丁建华老师以一种面向滚滚人潮的抒情姿态，无论在艺术殿堂，还是在街头广场，为我的诗歌寻找到了一种符合群众需求的表达方式。时代需要正能量，群众以对于明朗诗风的特殊钟爱，接纳了我的诗，并且随着她们一阵阵令人荡气回肠的朗诵而激情荡漾。那天晚上，我代秦怡老师读《中国红了》之前，首先向还在澳门机场焦急的她问候，全场马上响起热烈的掌声，向已经90多岁的她深深致敬。我的眼前：秦怡老师满头银发，目光炯炯，白底红黑相间的一条呢制长围巾飘在胸前。
　　她去年出访美国时曾朗诵过我写的《春姑娘》。她笑着说：“我在三个地方都念了。”“就因为我们相伴着春姑娘，所以就永远只有青春，没有苍老！”这个春姑娘，是谁啊？是时代，也是一个个具体的朝气蓬勃的奋进者。
　　秦怡和丁建华，是其中最有代表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