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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近现代的评弹名家中，姚荫梅是一位能编擅说的奇才。
1952年，上海人民评弹团作为新建立的国家剧团开展“民主改革运动”，开始时，有一个回忆身世、启发觉悟的环节，放映了一部讲述艺人子弟悲苦遭遇的电影《罪恶之家》。在观摩电影的过程中，姚荫梅泣不成声。“民改工作队”发现姚荫梅作为女艺人的子弟，有着十分凄苦的童年和十分坎坷的学艺生涯，便安排他在全团做了“忆苦”报告。他的讲述声泪俱下，他凄苦的身世，引起了全团的同情。
壹
姚荫梅的外祖父叫王海翔，原是江苏常熟虞山镇上的一位伤科医生，会武术，又能演出苏州评话《金台传》《五义图》等长篇书目。姚荫梅的母亲叫王小虹，自幼受父亲熏陶，也会拳术和说评话，还曾向人学唱弹词《三笑》和苏滩。长成后，便到苏州一带乡镇码头演出，卖艺贴补家用。姚荫梅的父亲叫姚寄梅，是苏州甪直镇一户地主的子弟，性喜弄丝竹，唱昆曲，听说书。1906年左右，听书时，遇上了王小虹，产生了爱情。他不顾家长的强烈反对，竟与家庭毅然决裂，与王小虹结为夫妻，并随着王小虹一起闯荡江湖，并且在妻子王小虹的指点下，将《七侠五义》小说改编为评话，夫妻双双跑码头，一同登台献艺，养家糊口。1907年1月生下了儿子荫梅。
漂泊江湖的生活毕竟是艰苦的。在姚荫梅三岁那年，姚寄梅在浙江新市演出期间，染上了菌痢一病不起，溘然去世。遭此打击，孤苦无依的王小虹，只得雇了一只小船，载了亡夫的尸体到甪直姚宅报丧。谁知船到码头，姚家人把姚寄梅离家出走和病故异乡的怒气、积愤，都倾倒在王小虹身上，非但不许尸体进门，还将王小虹用链条锁在停放在码头的尸体上，并对王百般辱骂，扬言要她偿命。无奈之下，随船同去的王小虹的娘家人挽请当地乡董出面讲情，终于释放了王小虹，但是把幼小的姚荫梅作为姚家的骨血扣了下来。王小虹痛失丈夫，又被夺走了爱子，心如刀绞，日夜啼哭思念。几个月后，她设法转辗托人，说通了姚家的下人，终于趁黑夜将荫梅抱出了姚家。姚家原不喜欢这孩子，扣留他只是为了出气。孩子被抱走之后，也没有追究。
从此，幼小的姚荫梅回到了母亲的身边，跟着母亲跑码头，卖艺度日。可怜王小虹，一个年轻的女艺人，每天又要登台奏艺，又要照顾年幼的孩子。她上台说书时，孩子无人照看，只好让他坐在书桌台肚里的搁脚凳上，拿一些零食给他消磨时光。一次小荫梅在桌肚里口渴了，拉着母亲的裤管要水喝。王小虹说着书，顺手将自己书桌上才泡的热茶，送到桌肚里去。桌肚里是黑暗的，口渴的孩子忙着伸手去接，却不慎把小手伸进了热水杯中，直烫得在桌下哇哇大哭。
就这样窘迫艰苦的生活，母子二人苦撑着度过了三年，直到姚荫梅六岁那年，王小虹把他送到苏州继父（会说《描金凤》又能变戏法的柳逢春）家寄养，在那里读了两年小学。后来，王小虹改用艺名“也是娥”，进入上海，在新世界演出，便把姚荫梅接到上海入学，读到高小一年级，十一岁时辍学。辍学之后，姚荫梅一度跟随母亲跑码头，听母亲演出《金台传》。又有一个时期，到文明戏和苏锡滩簧班子里，充当群众演员，演一些童子生的角色。十五岁那年，他在一个文明戏班里找到一个固定位置，随班出码头到武汉演出。哪知到了武汉业务惨淡，经办人员发不出包银，逃之夭夭。姚荫梅差一点流落武汉，回不了家乡。
他母亲原本不愿他学评弹的，他武汉回来之后，他母亲再三考虑，为了找一个固定职业，终于决定让他学说书。可是当时艺人受行规约束，思想保守，都不愿收女艺人的子弟做徒弟。一再央人说情，总算有一位以说唱《描金凤》闻名的唐芝云，答应收姚荫梅为徒，从此，姚荫梅走上了演唱评弹的道路。
贰
唐芝云是一位好老师，可惜姚荫梅跟他学艺不久，师傅却因病不幸去世。1922年左右，闲荡在家、无所事事的姚荫梅遇到了师兄夏莲君。夏正在组班演唱“化妆弹词”，就邀他搭班。当年夏莲君创办的“化妆弹词”，就是将传统的弹词书目《珍珠塔》《描金凤》《三笑》等，改编分场，分角色化妆上台，加强了表演動作，同时运用了评弹原有的说表和弹唱，再加乐队伴奏，也即是后来的“书戏”。演出地点大都是上海的游乐场，如“大世界”、“新世界”等。
姚荫梅在“大世界”演出“化妆弹词”的时期，正好弹词名家“描（金凤）王”夏荷生也在“大世界”书场中演出。姚荫梅抓紧演出的空隙，到书场听书观摩学习，补全了长篇《描金凤》。停演了“化妆弹词”，他就放单档到江浙小码头演出《描金凤》，但是当时说《描金凤》的人很多，初出道的姚荫梅在演出中屡受挫折。他母亲关心他，要他另外编说一部少有人说的“生书”。在十八岁那年，他几经考虑，决定根据石印本《玉连环》，编说一部长篇。《玉连环》虽然也是传统书目，但情节平淡，所以是很少人说的冷门书。要使其能吸引人，就必须进行加工，使其人物生动，戏剧性矛盾激烈，增强悬念。姚荫梅结合前一阶段学习传统的演出“化妆弹词”的经验，对《玉连环》进行“拆卸改造”，组织“关子”，并加强了演出的表演性。终于在码头上，边演边改，十年之后，他凭《玉连环》书目，在书坛上站稳了脚。二十八岁那年，他凭《玉连环》长篇进入了上海的大书场演出，还在“光裕社”出了大道，获得了收授艺徒的资格。
1936年那年的中秋节，姚荫梅应同道蔡筱舫的请求，和他对调书场，从上海调到金山朱泾憩园书场。谁知到了书场，只见水牌上挂的是“姚荫梅日夜弹唱《啼笑因缘》”，不免大吃一惊。他只会说《描金凤》和《玉连环》，从未说过《啼笑因缘》。一问场方，原来，当时张恨水的《啼笑因缘》十分走红，戏曲曲艺界都有改编演出的。评弹响档朱耀祥、赵稼秋也约请作家陆澹庵编成了长篇弹词，搬上了书坛，在听众中已经有了较大的影响。憩园书场的场方知道姚荫梅几年前在与周剑虹拼档时，为了演唱传统书目《大红袍》，遵从“光裕社”行规，必须有所师承，曾经拜朱耀祥为师，就想当然，他认为姚荫梅和朱耀祥一样，也能说《啼笑因缘》了。
书牌既已挂出，听众纷纷赶来。姚荫梅虽然坦言，自己没有说过《啼笑因缘》，热情的听客却拿来了陆澹庵编写出版的《啼笑因缘》脚本，要他照本宣科。 姚荫梅看到满座听众，觉得盛情难却，就决定尝试一下。谁知起始两天，他作好准备，在臺上照文本说唱时，台下传来了阵阵翻动书页的声音。姚荫梅在台上说，听众拿了书在台下对照着看脚本。姚荫梅觉得这样无法发挥自己的表演艺术，也不可能有什么感染人的效果，注定要失败的。经过反复思考，他觉得再不能这样背诵式的演出了。于是他另想别法。他根据评弹作为表演艺术的特性，把剧本上表述的地方改为角色表演和弹唱，唱篇又改为说表，这样，果然听众听书时，不再翻看脚本了。他们开始把本子放在一旁，全神贯注地听看演出了，效果也逐渐好了。
说好《啼笑因缘》，对姚荫梅来说，多了一部受听众欢迎的新书，在当时也是跟上时代的创新。从此，姚荫梅研读原作，收集资料，调动自己的生活经验，专心致志地对《啼笑因缘》书目，组织“关子”，在表演上创造角色。可以说对陆澹庵的改编本重起炉灶，另行开辟了一条创新之路。历时九年，不但对书目不断丰富加工，自己的表演艺术也大为精进。到1945年，他到上海沧州书场演出，轰动书坛，接着上海各大书场纷纷延请他演出，成为了一位演出《啼笑因缘》的大响档。
通过对《玉连环》，尤其是《啼笑因缘》的编演，姚荫梅在评弹的编写、演出上都有了很高的造诣，成为了评弹界当代少有的能编善演会说的奇才。他构思巧妙，语言生动，描述细腻，刻画传神，说表亲切自然，更擅各地方言，被道众称誉为“巧嘴”。他将自己的编演经验总结为“懂、通、松、重、动”五字艺诀。懂，在于准确透彻的表现力;通，在于书情的以理为先，入情入理，令人信服;松，既是诙谐轻松，笑谑趣味，也是演出的张弛有度，松紧自如;重，在于内涵充实，感染力深刻;动，指的是人物动作，在矛盾冲突中展开情节，形成“关子”。姚荫梅的五字艺诀在辅导后辈、传承发展评弹艺术中，起了不小的作用。
姚荫梅除了评弹艺术方面的高精成就外，他的象棋也下得很好。他看到马路边摆棋摊的骗取行人的钱财，心中不服，他研究了他们的棋路，就到路上去和他们对着干，结果把那些棋摊都下输了，只好连连和他打招呼，求饶。
叁
新中国成立之后，1951年上海市文化局创办了国家评弹团——上海市人民评弹工作团。姚荫梅放弃了高额的演出收入，参加国家剧团，成为了建团第一批的十八艺人之一。
上海市人民评弹工作团是参照当时的文工团体制建立的，演员都过集体生活，纪律严谨。姚荫梅自幼过的是流荡江湖的卖艺生活，养成了自由散漫、放荡不羁的性格习惯。在旧社会为了生存自保，对抗各种恶势力的欺压凌辱，更养成了一种桀骜不驯、敢做敢当的脾气。年轻时，一次在江苏枫泾镇受了一个西瓜店老板的欺侮，他竟拿起一把水果刀，朝那人袒露的肚皮上划了一刀。丢下刀，奔过桥，逃到了浙江境内的嘉善。后来，十年之后，他又到枫泾，偶过那家水果店，还看到水果店老板敞开的肚腹上那个刀疤。还有一次，他在码头上演出时，受到当地一个伪警官的敲诈恫吓。伪警官拔出手枪，对他扬扬。姚荫梅不为所动，反抓住他的手，对着手枪的枪口里张张，喃喃地说：“里面到底有没有子弹？”那伪警官反被他震慑住了，把手缩了回去。还有一次，他不甘流氓头子的欺辱，和他们顶嘴，流氓头子要打他。他在前面逃，流氓头子就在后面追，两人绕着屋子的墙角兜圈子。流氓停了脚步立定下来叫骂，他也立定下来与流氓对骂。流氓又追，他就再逃，在屋子四角兜来兜去，好像捉迷藏一般，引得看的人哄然大笑，流氓头子对他毫无办法。年轻时代的姚荫梅就是这样养成一个无惧无畏、敢说敢做的江湖艺人。因此，初进上海人民评弹团，过起了集体生活，受到种种纪律的约束，他觉得很不习惯。
开始时，团里开生活小组会，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他坐在一旁玩弄着一只军用水壶，说：“我没有什么自我批评，你们要批评就批评，但不要来批评我。”
上海人民评弹工作团成立之后，即由领导决定全团演员参加上海市文联组织的治淮宣传工作队，开赴安徽治淮工地，深入工人、民工，生活劳动，先到五河漴潼河工地，后又到新建的佛子岭水库。三个多月的治淮工作十分艰苦，和工人、民工同吃同住同劳动，使姚荫梅和评弹团的艺人们受到了深刻教育。回沪之后，通过“民主改革”的学习，姚荫梅又经过带头忆苦，提高了觉悟，开始建立了“为人民服务”的人生价值观。
之后这五六年间，姚荫梅积极发挥他的编演才能，在编演新书目、整理传统书目和艺术创新发展等方面，都为评弹事业作出了卓著的贡献。
他在集体编创的中篇评弹《一定要把淮河修好》中，独立编写了一回人物鲜明、叙事生动的《杨光林转变》，后又改编了中篇评弹《刘胡兰》《猎虎记》和长篇书目《方珍珠》等，由他整理改编的传统长篇选回《玄都求雨》《汪宣断案》《媒婆代嫁》等，都成了经典性的保留节目。
1955年左右，姚荫梅被推选担任了上海市人民评弹团的艺委会主任。他曾参学新文艺剧团的排练制度，对团内中篇、选回等的排练，建立艺术指导制度，辅助演员，提高对书目人物的理解及表演艺术，使演出质量得到了保证。
这期间，他不但克服了自己自由散漫的习气，也开始注意维护团的纪律和良好作风。团里一个女青年演员经常疯疯癫癫地撒野胡闹，众人拿她没有办法。一次在吃早饭时，拿了一碗热粥跳来跳去，与人厮闹。她走到姚荫梅面前，姚荫梅对她说，你不要闹了，要再闹，我把这碗热粥倒进你口袋里去。那青年只以为他只是说说的，便对着他说，你倒，你倒。姚荫梅拿起那碗粥，真的往她口袋里倒了下去。姚荫梅原是敢说敢做的，他就是用他自己的方式压住了她的气焰，教育了这个青年，从此她再不敢对人撒娇胡闹了。
由于姚荫梅在工作中发挥的积极作用，他被文艺工会评为先进工作者。1956年，又当选了民盟评弹团支部的负责人。1957年“大鸣大放”时，他作为民盟支部的代表参加了市里召开的民主党派座谈会。他在会上讲了一些工作中的意见，他的发言引起了市委主要负责同志的注意，于是再加上他平时的一些率直言论，在“运动”中受了批判，最后受到了处理。在错划为“右派”之后，虽仍能登台演出，但挂牌时，已不能用他自己的名字。但他是一个人单档演出的，不用姓名，无法挂牌。书场的广告和水牌上，姚荫梅只好都写上了“姚单档”。他参与编写的作品，也就不再有他的署名了。 也许姚荫梅自幼历经了坎坷，对这些突然的打击，他都能逆來顺受，并没有情绪上的太大波动。他还是积极接受了团里的各项编演任务。他参与编演了《白毛女》《冰化雪消》《急浪丹心》等多部中篇，还改编演出了《双按院》《义胜春秋》等长篇。在《双按院》中，他创意编写的《智释马山》《炼印》等选回，成了评弹经典性的书目，受到广泛的好评。
不过姚荫梅的性格是强的，该说该做的，他还是照说照做。这在极“左”思潮高涨的年代里，他往往被带有成见的人看作是顽固不化，思想反动。在三年灾荒的年代里，他在食堂里看到同桌一个青年演员吃到饭里一粒砂石，就把整口的米饭都吐到了桌上，姚荫梅说了一句“粮食紧张啊”，随即把桌上那口饭捧起来吞了下去。可是这件事却被说成了他用恶作剧的举动，来发泄对粮食紧张的灾荒形势的不满。就由于这种种的成见和非议，当“文革”风暴掀起时，姚荫梅就在劫难逃了。当时，甚至有激进的“造反派”贴出大字报，提出：“要枪毙姚荫梅”。姚荫梅受到殴打，被打进了牛棚。
肆
“文革”一开始，姚荫梅作为“牛鬼蛇神”，即成了我同进“牛棚”的难友。
开始时，姚荫梅对同进“牛棚”的干部还有歧视和戒心，渐渐的就没有顾忌了。他和我被派去打扫垃圾。各处收拾下来的垃圾要倒到一只竹篾编的大箩筐里，由两人抬了，再倒进后门外的大垃圾箱里。没有几天，箩筐受脏水污物浸蚀，箩底霉烂、洞穿，不能再承载垃圾，又不能找人换一只。我显得束手无策，他却找来了细竹竿，劈成竹篾，教我穿扎箩底，把漏洞补了起来，解决了倒垃圾的难题。我们又被派到团门口刷大标语，他年纪大，就由我爬上竹梯或站在台上搭的高凳上，他在下面挡着，不断地提醒我，当心脚下，不要“看野眼”。他比我大二十岁，阅历丰富，在生活中适应性强。在这段时间里，我总觉得他把我当个后辈一样，有时严厉，有时温情地呵护、提示着。1968年夏天，一个下午，我们一老一少两个人，被派拿了一大捆大字报，拎了浆糊桶，到淮海路去刷批判自己的大字报。我们从淮海中路西头，穿过闹市，贴到东头。我们默默地做着，我觉得他很能顺应环境，做什么事都很认真，从不马虎敷衍，心情又很平静淡定。直到把大字报刷完，浆糊桶空了，天也暗了，才走回团里。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姚荫梅得到了彻底平反。人们更认识了他在评弹艺术上的高深造诣和所作的卓越贡献，也认清了他的艺德艺品和敬业精神。作为一位优秀的老艺术家，他得到了全团的尊敬。他虽然办了退休，却对这个生活工作了数十年的评弹团集体有着深厚的感情，时常到团里来，上至领导，下至门卫，到处走走、谈谈。
团领导发现了他编说的《双按院》选回《智释马山》是一回思想性、艺术性都高的优秀书目，向陈云同志作了推介，陈云同志在杭州听了他的演出，并接见了他，和他交谈了一个多小时，勉励他继续为评弹事业出人出书，发挥余热。
一位在“文革”中对他作了粗暴批斗的青年学员，后来有了认识，并登门向他悔过、认错，姚荫梅不计前嫌，和他建立了亲密的师徒关系，对他悉心授艺。那青年也勤奋学艺，传承他的艺术，发扬他的风格，成为了他的爱徒。
有一位研究中国近代文学的日本学者来沪，请人辅导研读吴语小说《海上花列传》，对外文协找到了上海评弹团，评弹团推荐了姚荫梅。于是，他每天去锦江饭店和这位日本学者共同切磋研读，使那位日本友人满意而归。
1988年左右，姚荫梅倾毕生心力改编的苏州弹词本《啼笑因缘》，继他改编的长篇弹词《双按院》之后，分上下两集，由上海文艺出版社编辑出版，受到了听众、读者的欢迎。
姚荫梅享年九十一岁。作为一位颠沛半生卓有成就的老艺术家，姚荫梅受到了各界的尊敬。他的晚年是过得平静、充实的。
1952年，上海人民评弹团作为新建立的国家剧团开展“民主改革运动”，开始时，有一个回忆身世、启发觉悟的环节，放映了一部讲述艺人子弟悲苦遭遇的电影《罪恶之家》。在观摩电影的过程中，姚荫梅泣不成声。“民改工作队”发现姚荫梅作为女艺人的子弟，有着十分凄苦的童年和十分坎坷的学艺生涯，便安排他在全团做了“忆苦”报告。他的讲述声泪俱下，他凄苦的身世，引起了全团的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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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荫梅的外祖父叫王海翔，原是江苏常熟虞山镇上的一位伤科医生，会武术，又能演出苏州评话《金台传》《五义图》等长篇书目。姚荫梅的母亲叫王小虹，自幼受父亲熏陶，也会拳术和说评话，还曾向人学唱弹词《三笑》和苏滩。长成后，便到苏州一带乡镇码头演出，卖艺贴补家用。姚荫梅的父亲叫姚寄梅，是苏州甪直镇一户地主的子弟，性喜弄丝竹，唱昆曲，听说书。1906年左右，听书时，遇上了王小虹，产生了爱情。他不顾家长的强烈反对，竟与家庭毅然决裂，与王小虹结为夫妻，并随着王小虹一起闯荡江湖，并且在妻子王小虹的指点下，将《七侠五义》小说改编为评话，夫妻双双跑码头，一同登台献艺，养家糊口。1907年1月生下了儿子荫梅。
漂泊江湖的生活毕竟是艰苦的。在姚荫梅三岁那年，姚寄梅在浙江新市演出期间，染上了菌痢一病不起，溘然去世。遭此打击，孤苦无依的王小虹，只得雇了一只小船，载了亡夫的尸体到甪直姚宅报丧。谁知船到码头，姚家人把姚寄梅离家出走和病故异乡的怒气、积愤，都倾倒在王小虹身上，非但不许尸体进门，还将王小虹用链条锁在停放在码头的尸体上，并对王百般辱骂，扬言要她偿命。无奈之下，随船同去的王小虹的娘家人挽请当地乡董出面讲情，终于释放了王小虹，但是把幼小的姚荫梅作为姚家的骨血扣了下来。王小虹痛失丈夫，又被夺走了爱子，心如刀绞，日夜啼哭思念。几个月后，她设法转辗托人，说通了姚家的下人，终于趁黑夜将荫梅抱出了姚家。姚家原不喜欢这孩子，扣留他只是为了出气。孩子被抱走之后，也没有追究。
从此，幼小的姚荫梅回到了母亲的身边，跟着母亲跑码头，卖艺度日。可怜王小虹，一个年轻的女艺人，每天又要登台奏艺，又要照顾年幼的孩子。她上台说书时，孩子无人照看，只好让他坐在书桌台肚里的搁脚凳上，拿一些零食给他消磨时光。一次小荫梅在桌肚里口渴了，拉着母亲的裤管要水喝。王小虹说着书，顺手将自己书桌上才泡的热茶，送到桌肚里去。桌肚里是黑暗的，口渴的孩子忙着伸手去接，却不慎把小手伸进了热水杯中，直烫得在桌下哇哇大哭。
就这样窘迫艰苦的生活，母子二人苦撑着度过了三年，直到姚荫梅六岁那年，王小虹把他送到苏州继父（会说《描金凤》又能变戏法的柳逢春）家寄养，在那里读了两年小学。后来，王小虹改用艺名“也是娥”，进入上海，在新世界演出，便把姚荫梅接到上海入学，读到高小一年级，十一岁时辍学。辍学之后，姚荫梅一度跟随母亲跑码头，听母亲演出《金台传》。又有一个时期，到文明戏和苏锡滩簧班子里，充当群众演员，演一些童子生的角色。十五岁那年，他在一个文明戏班里找到一个固定位置，随班出码头到武汉演出。哪知到了武汉业务惨淡，经办人员发不出包银，逃之夭夭。姚荫梅差一点流落武汉，回不了家乡。
他母亲原本不愿他学评弹的，他武汉回来之后，他母亲再三考虑，为了找一个固定职业，终于决定让他学说书。可是当时艺人受行规约束，思想保守，都不愿收女艺人的子弟做徒弟。一再央人说情，总算有一位以说唱《描金凤》闻名的唐芝云，答应收姚荫梅为徒，从此，姚荫梅走上了演唱评弹的道路。
贰
唐芝云是一位好老师，可惜姚荫梅跟他学艺不久，师傅却因病不幸去世。1922年左右，闲荡在家、无所事事的姚荫梅遇到了师兄夏莲君。夏正在组班演唱“化妆弹词”，就邀他搭班。当年夏莲君创办的“化妆弹词”，就是将传统的弹词书目《珍珠塔》《描金凤》《三笑》等，改编分场，分角色化妆上台，加强了表演動作，同时运用了评弹原有的说表和弹唱，再加乐队伴奏，也即是后来的“书戏”。演出地点大都是上海的游乐场，如“大世界”、“新世界”等。
姚荫梅在“大世界”演出“化妆弹词”的时期，正好弹词名家“描（金凤）王”夏荷生也在“大世界”书场中演出。姚荫梅抓紧演出的空隙，到书场听书观摩学习，补全了长篇《描金凤》。停演了“化妆弹词”，他就放单档到江浙小码头演出《描金凤》，但是当时说《描金凤》的人很多，初出道的姚荫梅在演出中屡受挫折。他母亲关心他，要他另外编说一部少有人说的“生书”。在十八岁那年，他几经考虑，决定根据石印本《玉连环》，编说一部长篇。《玉连环》虽然也是传统书目，但情节平淡，所以是很少人说的冷门书。要使其能吸引人，就必须进行加工，使其人物生动，戏剧性矛盾激烈，增强悬念。姚荫梅结合前一阶段学习传统的演出“化妆弹词”的经验，对《玉连环》进行“拆卸改造”，组织“关子”，并加强了演出的表演性。终于在码头上，边演边改，十年之后，他凭《玉连环》书目，在书坛上站稳了脚。二十八岁那年，他凭《玉连环》长篇进入了上海的大书场演出，还在“光裕社”出了大道，获得了收授艺徒的资格。
1936年那年的中秋节，姚荫梅应同道蔡筱舫的请求，和他对调书场，从上海调到金山朱泾憩园书场。谁知到了书场，只见水牌上挂的是“姚荫梅日夜弹唱《啼笑因缘》”，不免大吃一惊。他只会说《描金凤》和《玉连环》，从未说过《啼笑因缘》。一问场方，原来，当时张恨水的《啼笑因缘》十分走红，戏曲曲艺界都有改编演出的。评弹响档朱耀祥、赵稼秋也约请作家陆澹庵编成了长篇弹词，搬上了书坛，在听众中已经有了较大的影响。憩园书场的场方知道姚荫梅几年前在与周剑虹拼档时，为了演唱传统书目《大红袍》，遵从“光裕社”行规，必须有所师承，曾经拜朱耀祥为师，就想当然，他认为姚荫梅和朱耀祥一样，也能说《啼笑因缘》了。
书牌既已挂出，听众纷纷赶来。姚荫梅虽然坦言，自己没有说过《啼笑因缘》，热情的听客却拿来了陆澹庵编写出版的《啼笑因缘》脚本，要他照本宣科。 姚荫梅看到满座听众，觉得盛情难却，就决定尝试一下。谁知起始两天，他作好准备，在臺上照文本说唱时，台下传来了阵阵翻动书页的声音。姚荫梅在台上说，听众拿了书在台下对照着看脚本。姚荫梅觉得这样无法发挥自己的表演艺术，也不可能有什么感染人的效果，注定要失败的。经过反复思考，他觉得再不能这样背诵式的演出了。于是他另想别法。他根据评弹作为表演艺术的特性，把剧本上表述的地方改为角色表演和弹唱，唱篇又改为说表，这样，果然听众听书时，不再翻看脚本了。他们开始把本子放在一旁，全神贯注地听看演出了，效果也逐渐好了。
说好《啼笑因缘》，对姚荫梅来说，多了一部受听众欢迎的新书，在当时也是跟上时代的创新。从此，姚荫梅研读原作，收集资料，调动自己的生活经验，专心致志地对《啼笑因缘》书目，组织“关子”，在表演上创造角色。可以说对陆澹庵的改编本重起炉灶，另行开辟了一条创新之路。历时九年，不但对书目不断丰富加工，自己的表演艺术也大为精进。到1945年，他到上海沧州书场演出，轰动书坛，接着上海各大书场纷纷延请他演出，成为了一位演出《啼笑因缘》的大响档。
通过对《玉连环》，尤其是《啼笑因缘》的编演，姚荫梅在评弹的编写、演出上都有了很高的造诣，成为了评弹界当代少有的能编善演会说的奇才。他构思巧妙，语言生动，描述细腻，刻画传神，说表亲切自然，更擅各地方言，被道众称誉为“巧嘴”。他将自己的编演经验总结为“懂、通、松、重、动”五字艺诀。懂，在于准确透彻的表现力;通，在于书情的以理为先，入情入理，令人信服;松，既是诙谐轻松，笑谑趣味，也是演出的张弛有度，松紧自如;重，在于内涵充实，感染力深刻;动，指的是人物动作，在矛盾冲突中展开情节，形成“关子”。姚荫梅的五字艺诀在辅导后辈、传承发展评弹艺术中，起了不小的作用。
姚荫梅除了评弹艺术方面的高精成就外，他的象棋也下得很好。他看到马路边摆棋摊的骗取行人的钱财，心中不服，他研究了他们的棋路，就到路上去和他们对着干，结果把那些棋摊都下输了，只好连连和他打招呼，求饶。
叁
新中国成立之后，1951年上海市文化局创办了国家评弹团——上海市人民评弹工作团。姚荫梅放弃了高额的演出收入，参加国家剧团，成为了建团第一批的十八艺人之一。
上海市人民评弹工作团是参照当时的文工团体制建立的，演员都过集体生活，纪律严谨。姚荫梅自幼过的是流荡江湖的卖艺生活，养成了自由散漫、放荡不羁的性格习惯。在旧社会为了生存自保，对抗各种恶势力的欺压凌辱，更养成了一种桀骜不驯、敢做敢当的脾气。年轻时，一次在江苏枫泾镇受了一个西瓜店老板的欺侮，他竟拿起一把水果刀，朝那人袒露的肚皮上划了一刀。丢下刀，奔过桥，逃到了浙江境内的嘉善。后来，十年之后，他又到枫泾，偶过那家水果店，还看到水果店老板敞开的肚腹上那个刀疤。还有一次，他在码头上演出时，受到当地一个伪警官的敲诈恫吓。伪警官拔出手枪，对他扬扬。姚荫梅不为所动，反抓住他的手，对着手枪的枪口里张张，喃喃地说：“里面到底有没有子弹？”那伪警官反被他震慑住了，把手缩了回去。还有一次，他不甘流氓头子的欺辱，和他们顶嘴，流氓头子要打他。他在前面逃，流氓头子就在后面追，两人绕着屋子的墙角兜圈子。流氓停了脚步立定下来叫骂，他也立定下来与流氓对骂。流氓又追，他就再逃，在屋子四角兜来兜去，好像捉迷藏一般，引得看的人哄然大笑，流氓头子对他毫无办法。年轻时代的姚荫梅就是这样养成一个无惧无畏、敢说敢做的江湖艺人。因此，初进上海人民评弹团，过起了集体生活，受到种种纪律的约束，他觉得很不习惯。
开始时，团里开生活小组会，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他坐在一旁玩弄着一只军用水壶，说：“我没有什么自我批评，你们要批评就批评，但不要来批评我。”
上海人民评弹工作团成立之后，即由领导决定全团演员参加上海市文联组织的治淮宣传工作队，开赴安徽治淮工地，深入工人、民工，生活劳动，先到五河漴潼河工地，后又到新建的佛子岭水库。三个多月的治淮工作十分艰苦，和工人、民工同吃同住同劳动，使姚荫梅和评弹团的艺人们受到了深刻教育。回沪之后，通过“民主改革”的学习，姚荫梅又经过带头忆苦，提高了觉悟，开始建立了“为人民服务”的人生价值观。
之后这五六年间，姚荫梅积极发挥他的编演才能，在编演新书目、整理传统书目和艺术创新发展等方面，都为评弹事业作出了卓著的贡献。
他在集体编创的中篇评弹《一定要把淮河修好》中，独立编写了一回人物鲜明、叙事生动的《杨光林转变》，后又改编了中篇评弹《刘胡兰》《猎虎记》和长篇书目《方珍珠》等，由他整理改编的传统长篇选回《玄都求雨》《汪宣断案》《媒婆代嫁》等，都成了经典性的保留节目。
1955年左右，姚荫梅被推选担任了上海市人民评弹团的艺委会主任。他曾参学新文艺剧团的排练制度，对团内中篇、选回等的排练，建立艺术指导制度，辅助演员，提高对书目人物的理解及表演艺术，使演出质量得到了保证。
这期间，他不但克服了自己自由散漫的习气，也开始注意维护团的纪律和良好作风。团里一个女青年演员经常疯疯癫癫地撒野胡闹，众人拿她没有办法。一次在吃早饭时，拿了一碗热粥跳来跳去，与人厮闹。她走到姚荫梅面前，姚荫梅对她说，你不要闹了，要再闹，我把这碗热粥倒进你口袋里去。那青年只以为他只是说说的，便对着他说，你倒，你倒。姚荫梅拿起那碗粥，真的往她口袋里倒了下去。姚荫梅原是敢说敢做的，他就是用他自己的方式压住了她的气焰，教育了这个青年，从此她再不敢对人撒娇胡闹了。
由于姚荫梅在工作中发挥的积极作用，他被文艺工会评为先进工作者。1956年，又当选了民盟评弹团支部的负责人。1957年“大鸣大放”时，他作为民盟支部的代表参加了市里召开的民主党派座谈会。他在会上讲了一些工作中的意见，他的发言引起了市委主要负责同志的注意，于是再加上他平时的一些率直言论，在“运动”中受了批判，最后受到了处理。在错划为“右派”之后，虽仍能登台演出，但挂牌时，已不能用他自己的名字。但他是一个人单档演出的，不用姓名，无法挂牌。书场的广告和水牌上，姚荫梅只好都写上了“姚单档”。他参与编写的作品，也就不再有他的署名了。 也许姚荫梅自幼历经了坎坷，对这些突然的打击，他都能逆來顺受，并没有情绪上的太大波动。他还是积极接受了团里的各项编演任务。他参与编演了《白毛女》《冰化雪消》《急浪丹心》等多部中篇，还改编演出了《双按院》《义胜春秋》等长篇。在《双按院》中，他创意编写的《智释马山》《炼印》等选回，成了评弹经典性的书目，受到广泛的好评。
不过姚荫梅的性格是强的，该说该做的，他还是照说照做。这在极“左”思潮高涨的年代里，他往往被带有成见的人看作是顽固不化，思想反动。在三年灾荒的年代里，他在食堂里看到同桌一个青年演员吃到饭里一粒砂石，就把整口的米饭都吐到了桌上，姚荫梅说了一句“粮食紧张啊”，随即把桌上那口饭捧起来吞了下去。可是这件事却被说成了他用恶作剧的举动，来发泄对粮食紧张的灾荒形势的不满。就由于这种种的成见和非议，当“文革”风暴掀起时，姚荫梅就在劫难逃了。当时，甚至有激进的“造反派”贴出大字报，提出：“要枪毙姚荫梅”。姚荫梅受到殴打，被打进了牛棚。
肆
“文革”一开始，姚荫梅作为“牛鬼蛇神”，即成了我同进“牛棚”的难友。
开始时，姚荫梅对同进“牛棚”的干部还有歧视和戒心，渐渐的就没有顾忌了。他和我被派去打扫垃圾。各处收拾下来的垃圾要倒到一只竹篾编的大箩筐里，由两人抬了，再倒进后门外的大垃圾箱里。没有几天，箩筐受脏水污物浸蚀，箩底霉烂、洞穿，不能再承载垃圾，又不能找人换一只。我显得束手无策，他却找来了细竹竿，劈成竹篾，教我穿扎箩底，把漏洞补了起来，解决了倒垃圾的难题。我们又被派到团门口刷大标语，他年纪大，就由我爬上竹梯或站在台上搭的高凳上，他在下面挡着，不断地提醒我，当心脚下，不要“看野眼”。他比我大二十岁，阅历丰富，在生活中适应性强。在这段时间里，我总觉得他把我当个后辈一样，有时严厉，有时温情地呵护、提示着。1968年夏天，一个下午，我们一老一少两个人，被派拿了一大捆大字报，拎了浆糊桶，到淮海路去刷批判自己的大字报。我们从淮海中路西头，穿过闹市，贴到东头。我们默默地做着，我觉得他很能顺应环境，做什么事都很认真，从不马虎敷衍，心情又很平静淡定。直到把大字报刷完，浆糊桶空了，天也暗了，才走回团里。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姚荫梅得到了彻底平反。人们更认识了他在评弹艺术上的高深造诣和所作的卓越贡献，也认清了他的艺德艺品和敬业精神。作为一位优秀的老艺术家，他得到了全团的尊敬。他虽然办了退休，却对这个生活工作了数十年的评弹团集体有着深厚的感情，时常到团里来，上至领导，下至门卫，到处走走、谈谈。
团领导发现了他编说的《双按院》选回《智释马山》是一回思想性、艺术性都高的优秀书目，向陈云同志作了推介，陈云同志在杭州听了他的演出，并接见了他，和他交谈了一个多小时，勉励他继续为评弹事业出人出书，发挥余热。
一位在“文革”中对他作了粗暴批斗的青年学员，后来有了认识，并登门向他悔过、认错，姚荫梅不计前嫌，和他建立了亲密的师徒关系，对他悉心授艺。那青年也勤奋学艺，传承他的艺术，发扬他的风格，成为了他的爱徒。
有一位研究中国近代文学的日本学者来沪，请人辅导研读吴语小说《海上花列传》，对外文协找到了上海评弹团，评弹团推荐了姚荫梅。于是，他每天去锦江饭店和这位日本学者共同切磋研读，使那位日本友人满意而归。
1988年左右，姚荫梅倾毕生心力改编的苏州弹词本《啼笑因缘》，继他改编的长篇弹词《双按院》之后，分上下两集，由上海文艺出版社编辑出版，受到了听众、读者的欢迎。
姚荫梅享年九十一岁。作为一位颠沛半生卓有成就的老艺术家，姚荫梅受到了各界的尊敬。他的晚年是过得平静、充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