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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言情小说是中国社会从封闭走向开放、从传统走向现代的一种反映，是社会现代化发展的重要文本。民国时期言情小说是通俗文学的重要组成，也是文学现代化的体现。文章以《啼笑因缘》《秋海棠》为研究切入点，试图站在现代性的角度，从对爱情和婚姻自由追求、平民化视角展示时代生活、丰富完善现代小说艺术等方面对民国时期形成的言情小说创作进行分析。
一、表现对自由爱情和自主婚姻的追求
（一）追求独立自主的婚姻
民国小说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以男女相爱作为主题，情节曲折浪漫，情调悠扬缠绵。在民国时期，社会开始朝着现代化的方向发展，人们的意识开始觉醒，这种思想上的觉醒在爱情上的表现是男女双方对爱情的追求。在《啼笑因缘》中，樊家树是小说的主人公，这个人物形象最突出的一个特点就是没有阶级观念，不对家境显赫的何丽娜趋之若鹜，只是有着自己内心的评价：“家树先不必看她那人，就闻到一阵芬芳馥郁的脂粉味，自己虽不看她，然而心里头，总不免在那里揣想着，以为这人美丽是美丽，放荡也就太放荡了……”而对身份低微的关寿峰父女表示敬佩：“那要什么紧！天桥那地方，我看虽是下等社会人多，不能说那里就没有好人，这老头子人极爽快，说话很懂情理。”并喜欢上了唱大鼓的沈凤喜。
文章在表现樊家树性格特点的时候是通过他人的语言来表现的，比如听差刘福听到樊家树和关氏父女有来往时，他说出了这样的一段话：“唉！表少爷，你刚刚来这里，不懂得这里的情形，天桥上这地方，什么样子的人都有，怎么样和他们谈起交情来了？”在这样的对话对比中充分凸显出了樊家树这个新知识青年的平等思想。作为一个新时代的青年，樊家树的思想观念是比较开放的，在和人交流的时候不会受到旧式制度的束缚，他看到已经嫁给刘将军的沈凤喜的时候，他说：“我们的爱情，都是在精神上的，不是在形式上的，只要在精神上是一致的。”樊家树这样的思想放在现代并不是被所有人都能够接受的，但是樊家树作为新时代的青年，却能够很自然地说出这样的话，透过言语能够充分看到樊家树思想上的进步性。
（二）女性权利意识的觉醒
在《啼笑因缘》中，沈凤喜是追求自由的女性，她始终拥有追求美好生活的强烈愿望，在被迫嫁给刘将军之后，她决定要和樊家树决裂，并且在和樊家树交流的时候说出了挑战男权地位的话：“你为什么要这样对待我？我的身子，是我自己的，我要嫁给谁，就嫁给谁，有什么法子来干涉我？”
《啼笑因缘》创作于“五四”时期，在作品表现的过程中充分彰显了时代潮流中的动荡与思想变化。抗战之后的言情小说更多是站在人们心灵启迪的视角上对男女爱情进行深入探讨，借助男女爱情的悲剧来反映出真实的社会和人生。比如《秋海棠》描写了戏班唱戏旦角秋海棠和罗湘绮同样的命运，两个人的相爱在法律层面上是不合乎规定的，两个人的爱情超脱了法律的限制，是爱情的力量支撑着两个人打破了世俗的限制。秋海棠和罗湘绮不顾世俗的一切阻隔相爱，以死相拼，两个人都为爱情的实现付出了自己的勇气。
爱情是文学作品创作永恒的主题，民国言情小说体现了人们对爱情的追求和对人生的一种理解。随着时代的变化，爱情的观念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其中，《啼笑因缘》中爱情的选择深受市民化审美情趣的影响，《秋海棠》则内蕴着抗战背景下对人生的另一种思考。
二、透过平民的视角展现日常生活场景
（一）都市现代化进程中的市民生活
民国言情小说的人物会被安排在宏大的社会时代背景下，在言情表达的过程中融入一些时代与社会内容。言情的主题会被泛化为一种平民意识。民国时期的言情小说多描写一般市民家庭平常的生活、社会中的平常人物，通过这些市民美好理想的表达能够彰显出一种平等、自由的意识。在小说中作者不再局限于讲述一个传奇的故事，而是注重将小说的叙述模式从猎奇的状态、启蒙思想状态中解放出来。小说的叙述视角也从生活场景转变到了个体的日常生活。
民国言情小说所表现的内容多是处于社会底层的小人物，描写的内容体现在小人物活动在推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小人物的生存负担和小人物在社会中的心态变化。
通俗文学一般乐于表现市井话题、通俗故事和百姓的日常生活场景。《啼笑因缘》的主要表现特色就是趣味十足的市井情趣和浓郁的民族文化特点，充满故事性和趣味性的叙述融入了市井意识和市民色彩。
1.言情与社会生活交织的市井化叙事
《啼笑因缘》的主线是富家子弟樊家树和唱大鼓艺人沈凤喜、部长千金何丽娜、侠女秀姑三个人的情爱故事。故事在表达的过程中融合了上层社会与下层社会的内容，表现内容与情趣涵盖社会、武侠和言情。
2.说故事与写人物显现的世俗化审美趣味
张恨水根据民众喜欢听故事的特点来编制小说故事，他的小说充分吸收和借鉴了传统章回体通俗文学的创作与叙述方式，又适当进行了变革。张恨水在表达上照顾了市民阶层的传统心理和审美趣味，在市民阅读需求的基础上改良，使得小说的故事以实际生活为重要参考力量，通过巧合、误会等因素，配合实际生活的细节来进行小说的创作构思。《啼笑因缘》是社会言情和武侠传奇故事的一种融合，既描写了才子佳人的爱情悲喜，也穿插了仁人志士的打抱不平和除暴安良等传奇武侠情节。
（二）社会转型时期的平民意识
在《啼笑因缘》中，张恨水将樊家树和几个少女的感情作为描写主线，将小说描写和表达的视角放在了普通的民众生活上，在表现的过程中还原了一些生活场景，以小见大，由此来展现民国政局动荡时期的社会变革。
个人的性格与行为深受其所处环境的影响，时代的变迁固然影响并造就了人物命运的悲剧，但是人物的原生家庭、成长环境与性格也深远影响了未来的发展轨迹与人生选择。比如生活在富裕之家的樊家树有较好的修养，也带有公子哥的劣根性。樊家树养凤喜就像驯服小兽一样，想把女人变成自己想要的样子，他骨子里是看不起唱大鼓的凤喜，所以才有了改造凤喜的计划。当凤喜剪着短发穿着新潮学生服时，他是很有成就感的，自身骨子里的优越感凸显出来。他希望凤喜变得优雅一些，可以成为他想象的样子。而樊家树对何丽娜的态度与对沈凤喜的态度却是不同的，何丽娜拥有独立思维、有挑选权利，在拥有独立自我的情况下，在和他人相处的过程中也会更加容易获得他人的尊重。何丽娜在各方面优于樊家树，樊家树遇上优雅富足的何丽娜因此有了自卑感，他的行为标准又有了一些变化。他不喜欢何丽娜的浮华，想插手何丽娜的生活，何丽娜虽然喜欢樊家树，但是坚定的自我意识是其不能夠被樊家树所改造的，这些侧面反映了人物真实的行为逻辑和性格上的缺陷，形成了人物性格冲突，推动了情节发展。当樊家树得知关氏父女杀死刘军长时，第一反应没有担心关氏父女的安危，没有动情于秀姑的侠义之举，而是担心自己会被此事连累影响，从而逃避责任，折射出樊家树也只是一个懦弱的富家子弟。 和《啼笑因缘》相比，《秋海棠》没有从正面描写时局动荡，也没有刻意地去描写上层社会生活，而是注重从历史的角度分析历史发展对小人物以及平民阶层的影响。民国小说与市民阶层结缘，注重展现日常生活，在创作和叙述上注重个体生活，人物形象呈现了社会转型时期个体思想上的复杂性、开放性、民主性和自由性。
小说所描写和刻画的一般是一个小家庭，不是一个大的家族，主要表现底层民众的一种生存状态。这一时期的作者通过描写近现代都市人群的日常生活场景，展现了民国动乱时期的历史生活状况，在时代浪潮中个体对传统思想与生活的反叛，这种反叛带有人物自身内在的局限性。
沈凤喜的心性和她的家境存在密切的关联，沈凤喜生在贫困的家庭，家庭中充斥着拜金的氛围，这样的家庭氛围难免会对沈凤喜的思想和言行产生十分不利的影响。在小说表达的时候作者就塑造出了一个举止轻浮、任性的女孩子，沈凤喜是一个心智不够成熟而且有着强烈攀比心的女孩，沈凤喜和樊家树之间的爱情一开始就与金钱存在密切的关联，虽然樊家树在向沈凤喜表白的时候说道“我们的爱情不是建立在金钱基础上的”，但是，沈凤喜和樊家树就是因为金钱走在一起的，在沈凤喜上课之后她就向樊家树要了很多东西，这些东西并不是沈凤喜所必需的，仅仅是她看到别人拥有而自己也想要拥有的。这样性格的沈凤喜也为其后来被刘将军的钱财迷惑埋下了伏笔。沈凤喜内心是单纯的，但是成长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难免会被社会的不良风气所影响。沈凤喜映射到实际生活中类似于现代《蜗居》中的郭海藻，从一个单纯的女孩走上了堕落的道路，最终落到了悲惨的境地。
三、走向现代小说的艺术形式探索
（一）现代与传统交融的创作手法
上个世纪初我国处于新旧文化交替的重要时期，现代和传统的对立与交融使之形成了一种特殊的文化。这样背景下张恨水的小说创作具备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第一，在小说的表现形式上，张恨水在立足古典小说章回体的同时能够在其中融入对人物的心理描写、对景物的细节描写，从而使得整个小说的创作手法打破了以往的叙述模式。心理描写和细节描写在《啼笑因缘》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沈凤喜在爱情抉择面前一方面想起的是刘将军的钱，一方面想起的是樊家树对自己的好。这样的刻画充分展现出了一个女子内心的矛盾。除此之外，整个小说的叙述还十分关注细节描写，通过小人物的细微动作来表现人物的心理动态。比如在描写秀姑和樊家树共同游玩什刹海的时候，张恨水做出了这样的描述：“秀姑站在柳树的下面，那垂下来的长柳条，如垂着的绿蔓一般，披散在她的肩膀上，她左手拿住了一根柳条，右手将柳条上的绿叶子一片片地扯下来，向地下抛去……”这样的描写将秀姑内心的哀怨心理充分地刻画出来。《啼笑因缘》在叙事方式上延续了传统意义上的时间性叙事模式，根据情节的发展变化展开叙述。作为一部章回体小说，整个小说包含了22回，按照樊家树与三个女性之间的情感纠葛来推动了故事情节的发展。小说在最开始描写的时候展示了樊家树和沈凤喜之间的相识，后来随着二人的交往使得感情加深，在第十回到第十二回的时候，刘将军利用金钱和权势强势抢走了沈凤喜，一时间使得沈凤喜和樊家树的爱情遭受了变动。但是如果整个小说的叙述完全地遵照章回体小说叙述形式将无法满足读者的阅读心理与审美期待，很容易让读者产生枯燥的心理感受。为此，张恨水在章回体小说表达的过程中作出了新的突破，在叙述表达上抛弃了以往的叙述方式，开始采取一种概括性的叙述模式，这种概括性的叙述具体体现在第十三回和第十九回对关氏妇女侠义行为的一种描述。在中间的历史时间点上没有着重描绘关家父女的行为。小说中使用时间闪回的技巧来对故事情节进行交替叙述，樊家树和沈凤喜分手的场景就使用了时间闪回的技巧，通过情景的对照来充分衬托主人公的心境，创造出一种物是人非的审美情境。
第二，在小说的内容、主题选择上，张恨水抛弃了才子佳人的情节模式，在继承古典小说现实主义基础上通过歌颂青年男女纯真爱情来抨击腐朽社会，由此来表达市民的心声，贴近时代主题与市民期待心理，表现重要的现实意义。在叙述的过程中插入了武侠小说中常见的侠客形象，这种融合言情、武侠、社会于一体的小说是现代小说创作和传统融合的重要表现形式。不仅如此，在樊家树这个小说主要人物身上也呈现了现代和传统的融合。
（二）雅俗共赏的艺术魅力
适应市民阶层审美趣味和时代主调，民国的言情小说出入于雅俗之间，小说大多以传统的高雅为标准，善于使用雅化的、精致的语言。在《啼笑因缘》中，回目中上下联的字数是十分对等的，小说中的文字多数是典雅清丽的，小说虽然以连载的形式发表出来，但是作者尽量避免粗制滥造。小说也积极向新文学看齐，在叙述上以新文学为重要参考标准，张恨水虽然没有采取新文学的表现形式，却在小说技巧和主题上更加靠近新文学。
同样，适合市民审美情调与阅读心理，张恨水的《啼笑因缘》继续使用传统章回体形式架构整部作品，即便引入了心理描写等不同于传统的叙述手法，能够被转型时期的市民接受，但在时代背景下和新文学倡导中，章回体逐渐落入到俗文学的行列。作为一个通俗小说家的作者在小说创作的过程中以读者接受作为基本前提，大到整个作品的框架，小到人物言行以及情節安排，充分照顾到了读者的审美接受心理与道德水平。
“鸳鸯蝴蝶派”秦瘦鸥的《秋海棠》在艺术上虽然没有采用章回体的结构方式，但适应时代发展，作品中加入了新的表现方法，如“她睁着一双泪眼，只瞥了湘绮一下，于是将整个身子扑到她的怀抱里去”“妈……妈！”“梅宝，可怜的孩子，妈整整地想了你十八年”“湘绮忘掉了周围的一切，紧紧地搂着梅宝，一边滴着眼泪，一边喃喃地说”。在通俗化的情节模式中，采用单一的叙事结构来塑造人物并安排情节，围绕人物的命运展开叙事，呈现出人物语言的个性化和叙述语言的简洁性。
以《啼笑因缘》《秋海棠》为代表的民国言情小说立足于时代与社会发展，特别是市民阶层的审美趣味，将言情和谴责结合在一起，将对人生的关照与时代的现实内容融入到了小说的创作中，小说在雅与俗、现代与传统、熟悉与陌生之间营造了张力，使通俗小说，特别是传统章回体小说在上世纪进一步焕发出旺盛的生命力。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民国言情小说基于市民阶层的阅读期待与审美趣味，也深受新文学的影响，出入于雅俗之间，在叙述中引入心理描写等写作手法，塑造人物并展开情节，也力图在作品中呈现不同于传统的时代内容，展现世态人情，贴近时代背景，其发展也充分体现了通俗小说适应时代与读者需求，既有对传统小说的继承与突破，又有对现代小说艺术形式的自觉追求与探索。
一、表现对自由爱情和自主婚姻的追求
（一）追求独立自主的婚姻
民国小说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以男女相爱作为主题，情节曲折浪漫，情调悠扬缠绵。在民国时期，社会开始朝着现代化的方向发展，人们的意识开始觉醒，这种思想上的觉醒在爱情上的表现是男女双方对爱情的追求。在《啼笑因缘》中，樊家树是小说的主人公，这个人物形象最突出的一个特点就是没有阶级观念，不对家境显赫的何丽娜趋之若鹜，只是有着自己内心的评价：“家树先不必看她那人，就闻到一阵芬芳馥郁的脂粉味，自己虽不看她，然而心里头，总不免在那里揣想着，以为这人美丽是美丽，放荡也就太放荡了……”而对身份低微的关寿峰父女表示敬佩：“那要什么紧！天桥那地方，我看虽是下等社会人多，不能说那里就没有好人，这老头子人极爽快，说话很懂情理。”并喜欢上了唱大鼓的沈凤喜。
文章在表现樊家树性格特点的时候是通过他人的语言来表现的，比如听差刘福听到樊家树和关氏父女有来往时，他说出了这样的一段话：“唉！表少爷，你刚刚来这里，不懂得这里的情形，天桥上这地方，什么样子的人都有，怎么样和他们谈起交情来了？”在这样的对话对比中充分凸显出了樊家树这个新知识青年的平等思想。作为一个新时代的青年，樊家树的思想观念是比较开放的，在和人交流的时候不会受到旧式制度的束缚，他看到已经嫁给刘将军的沈凤喜的时候，他说：“我们的爱情，都是在精神上的，不是在形式上的，只要在精神上是一致的。”樊家树这样的思想放在现代并不是被所有人都能够接受的，但是樊家树作为新时代的青年，却能够很自然地说出这样的话，透过言语能够充分看到樊家树思想上的进步性。
（二）女性权利意识的觉醒
在《啼笑因缘》中，沈凤喜是追求自由的女性，她始终拥有追求美好生活的强烈愿望，在被迫嫁给刘将军之后，她决定要和樊家树决裂，并且在和樊家树交流的时候说出了挑战男权地位的话：“你为什么要这样对待我？我的身子，是我自己的，我要嫁给谁，就嫁给谁，有什么法子来干涉我？”
《啼笑因缘》创作于“五四”时期，在作品表现的过程中充分彰显了时代潮流中的动荡与思想变化。抗战之后的言情小说更多是站在人们心灵启迪的视角上对男女爱情进行深入探讨，借助男女爱情的悲剧来反映出真实的社会和人生。比如《秋海棠》描写了戏班唱戏旦角秋海棠和罗湘绮同样的命运，两个人的相爱在法律层面上是不合乎规定的，两个人的爱情超脱了法律的限制，是爱情的力量支撑着两个人打破了世俗的限制。秋海棠和罗湘绮不顾世俗的一切阻隔相爱，以死相拼，两个人都为爱情的实现付出了自己的勇气。
爱情是文学作品创作永恒的主题，民国言情小说体现了人们对爱情的追求和对人生的一种理解。随着时代的变化，爱情的观念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其中，《啼笑因缘》中爱情的选择深受市民化审美情趣的影响，《秋海棠》则内蕴着抗战背景下对人生的另一种思考。
二、透过平民的视角展现日常生活场景
（一）都市现代化进程中的市民生活
民国言情小说的人物会被安排在宏大的社会时代背景下，在言情表达的过程中融入一些时代与社会内容。言情的主题会被泛化为一种平民意识。民国时期的言情小说多描写一般市民家庭平常的生活、社会中的平常人物，通过这些市民美好理想的表达能够彰显出一种平等、自由的意识。在小说中作者不再局限于讲述一个传奇的故事，而是注重将小说的叙述模式从猎奇的状态、启蒙思想状态中解放出来。小说的叙述视角也从生活场景转变到了个体的日常生活。
民国言情小说所表现的内容多是处于社会底层的小人物，描写的内容体现在小人物活动在推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小人物的生存负担和小人物在社会中的心态变化。
通俗文学一般乐于表现市井话题、通俗故事和百姓的日常生活场景。《啼笑因缘》的主要表现特色就是趣味十足的市井情趣和浓郁的民族文化特点，充满故事性和趣味性的叙述融入了市井意识和市民色彩。
1.言情与社会生活交织的市井化叙事
《啼笑因缘》的主线是富家子弟樊家树和唱大鼓艺人沈凤喜、部长千金何丽娜、侠女秀姑三个人的情爱故事。故事在表达的过程中融合了上层社会与下层社会的内容，表现内容与情趣涵盖社会、武侠和言情。
2.说故事与写人物显现的世俗化审美趣味
张恨水根据民众喜欢听故事的特点来编制小说故事，他的小说充分吸收和借鉴了传统章回体通俗文学的创作与叙述方式，又适当进行了变革。张恨水在表达上照顾了市民阶层的传统心理和审美趣味，在市民阅读需求的基础上改良，使得小说的故事以实际生活为重要参考力量，通过巧合、误会等因素，配合实际生活的细节来进行小说的创作构思。《啼笑因缘》是社会言情和武侠传奇故事的一种融合，既描写了才子佳人的爱情悲喜，也穿插了仁人志士的打抱不平和除暴安良等传奇武侠情节。
（二）社会转型时期的平民意识
在《啼笑因缘》中，张恨水将樊家树和几个少女的感情作为描写主线，将小说描写和表达的视角放在了普通的民众生活上，在表现的过程中还原了一些生活场景，以小见大，由此来展现民国政局动荡时期的社会变革。
个人的性格与行为深受其所处环境的影响，时代的变迁固然影响并造就了人物命运的悲剧，但是人物的原生家庭、成长环境与性格也深远影响了未来的发展轨迹与人生选择。比如生活在富裕之家的樊家树有较好的修养，也带有公子哥的劣根性。樊家树养凤喜就像驯服小兽一样，想把女人变成自己想要的样子，他骨子里是看不起唱大鼓的凤喜，所以才有了改造凤喜的计划。当凤喜剪着短发穿着新潮学生服时，他是很有成就感的，自身骨子里的优越感凸显出来。他希望凤喜变得优雅一些，可以成为他想象的样子。而樊家树对何丽娜的态度与对沈凤喜的态度却是不同的，何丽娜拥有独立思维、有挑选权利，在拥有独立自我的情况下，在和他人相处的过程中也会更加容易获得他人的尊重。何丽娜在各方面优于樊家树，樊家树遇上优雅富足的何丽娜因此有了自卑感，他的行为标准又有了一些变化。他不喜欢何丽娜的浮华，想插手何丽娜的生活，何丽娜虽然喜欢樊家树，但是坚定的自我意识是其不能夠被樊家树所改造的，这些侧面反映了人物真实的行为逻辑和性格上的缺陷，形成了人物性格冲突，推动了情节发展。当樊家树得知关氏父女杀死刘军长时，第一反应没有担心关氏父女的安危，没有动情于秀姑的侠义之举，而是担心自己会被此事连累影响，从而逃避责任，折射出樊家树也只是一个懦弱的富家子弟。 和《啼笑因缘》相比，《秋海棠》没有从正面描写时局动荡，也没有刻意地去描写上层社会生活，而是注重从历史的角度分析历史发展对小人物以及平民阶层的影响。民国小说与市民阶层结缘，注重展现日常生活，在创作和叙述上注重个体生活，人物形象呈现了社会转型时期个体思想上的复杂性、开放性、民主性和自由性。
小说所描写和刻画的一般是一个小家庭，不是一个大的家族，主要表现底层民众的一种生存状态。这一时期的作者通过描写近现代都市人群的日常生活场景，展现了民国动乱时期的历史生活状况，在时代浪潮中个体对传统思想与生活的反叛，这种反叛带有人物自身内在的局限性。
沈凤喜的心性和她的家境存在密切的关联，沈凤喜生在贫困的家庭，家庭中充斥着拜金的氛围，这样的家庭氛围难免会对沈凤喜的思想和言行产生十分不利的影响。在小说表达的时候作者就塑造出了一个举止轻浮、任性的女孩子，沈凤喜是一个心智不够成熟而且有着强烈攀比心的女孩，沈凤喜和樊家树之间的爱情一开始就与金钱存在密切的关联，虽然樊家树在向沈凤喜表白的时候说道“我们的爱情不是建立在金钱基础上的”，但是，沈凤喜和樊家树就是因为金钱走在一起的，在沈凤喜上课之后她就向樊家树要了很多东西，这些东西并不是沈凤喜所必需的，仅仅是她看到别人拥有而自己也想要拥有的。这样性格的沈凤喜也为其后来被刘将军的钱财迷惑埋下了伏笔。沈凤喜内心是单纯的，但是成长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难免会被社会的不良风气所影响。沈凤喜映射到实际生活中类似于现代《蜗居》中的郭海藻，从一个单纯的女孩走上了堕落的道路，最终落到了悲惨的境地。
三、走向现代小说的艺术形式探索
（一）现代与传统交融的创作手法
上个世纪初我国处于新旧文化交替的重要时期，现代和传统的对立与交融使之形成了一种特殊的文化。这样背景下张恨水的小说创作具备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第一，在小说的表现形式上，张恨水在立足古典小说章回体的同时能够在其中融入对人物的心理描写、对景物的细节描写，从而使得整个小说的创作手法打破了以往的叙述模式。心理描写和细节描写在《啼笑因缘》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沈凤喜在爱情抉择面前一方面想起的是刘将军的钱，一方面想起的是樊家树对自己的好。这样的刻画充分展现出了一个女子内心的矛盾。除此之外，整个小说的叙述还十分关注细节描写，通过小人物的细微动作来表现人物的心理动态。比如在描写秀姑和樊家树共同游玩什刹海的时候，张恨水做出了这样的描述：“秀姑站在柳树的下面，那垂下来的长柳条，如垂着的绿蔓一般，披散在她的肩膀上，她左手拿住了一根柳条，右手将柳条上的绿叶子一片片地扯下来，向地下抛去……”这样的描写将秀姑内心的哀怨心理充分地刻画出来。《啼笑因缘》在叙事方式上延续了传统意义上的时间性叙事模式，根据情节的发展变化展开叙述。作为一部章回体小说，整个小说包含了22回，按照樊家树与三个女性之间的情感纠葛来推动了故事情节的发展。小说在最开始描写的时候展示了樊家树和沈凤喜之间的相识，后来随着二人的交往使得感情加深，在第十回到第十二回的时候，刘将军利用金钱和权势强势抢走了沈凤喜，一时间使得沈凤喜和樊家树的爱情遭受了变动。但是如果整个小说的叙述完全地遵照章回体小说叙述形式将无法满足读者的阅读心理与审美期待，很容易让读者产生枯燥的心理感受。为此，张恨水在章回体小说表达的过程中作出了新的突破，在叙述表达上抛弃了以往的叙述方式，开始采取一种概括性的叙述模式，这种概括性的叙述具体体现在第十三回和第十九回对关氏妇女侠义行为的一种描述。在中间的历史时间点上没有着重描绘关家父女的行为。小说中使用时间闪回的技巧来对故事情节进行交替叙述，樊家树和沈凤喜分手的场景就使用了时间闪回的技巧，通过情景的对照来充分衬托主人公的心境，创造出一种物是人非的审美情境。
第二，在小说的内容、主题选择上，张恨水抛弃了才子佳人的情节模式，在继承古典小说现实主义基础上通过歌颂青年男女纯真爱情来抨击腐朽社会，由此来表达市民的心声，贴近时代主题与市民期待心理，表现重要的现实意义。在叙述的过程中插入了武侠小说中常见的侠客形象，这种融合言情、武侠、社会于一体的小说是现代小说创作和传统融合的重要表现形式。不仅如此，在樊家树这个小说主要人物身上也呈现了现代和传统的融合。
（二）雅俗共赏的艺术魅力
适应市民阶层审美趣味和时代主调，民国的言情小说出入于雅俗之间，小说大多以传统的高雅为标准，善于使用雅化的、精致的语言。在《啼笑因缘》中，回目中上下联的字数是十分对等的，小说中的文字多数是典雅清丽的，小说虽然以连载的形式发表出来，但是作者尽量避免粗制滥造。小说也积极向新文学看齐，在叙述上以新文学为重要参考标准，张恨水虽然没有采取新文学的表现形式，却在小说技巧和主题上更加靠近新文学。
同样，适合市民审美情调与阅读心理，张恨水的《啼笑因缘》继续使用传统章回体形式架构整部作品，即便引入了心理描写等不同于传统的叙述手法，能够被转型时期的市民接受，但在时代背景下和新文学倡导中，章回体逐渐落入到俗文学的行列。作为一个通俗小说家的作者在小说创作的过程中以读者接受作为基本前提，大到整个作品的框架，小到人物言行以及情節安排，充分照顾到了读者的审美接受心理与道德水平。
“鸳鸯蝴蝶派”秦瘦鸥的《秋海棠》在艺术上虽然没有采用章回体的结构方式，但适应时代发展，作品中加入了新的表现方法，如“她睁着一双泪眼，只瞥了湘绮一下，于是将整个身子扑到她的怀抱里去”“妈……妈！”“梅宝，可怜的孩子，妈整整地想了你十八年”“湘绮忘掉了周围的一切，紧紧地搂着梅宝，一边滴着眼泪，一边喃喃地说”。在通俗化的情节模式中，采用单一的叙事结构来塑造人物并安排情节，围绕人物的命运展开叙事，呈现出人物语言的个性化和叙述语言的简洁性。
以《啼笑因缘》《秋海棠》为代表的民国言情小说立足于时代与社会发展，特别是市民阶层的审美趣味，将言情和谴责结合在一起，将对人生的关照与时代的现实内容融入到了小说的创作中，小说在雅与俗、现代与传统、熟悉与陌生之间营造了张力，使通俗小说，特别是传统章回体小说在上世纪进一步焕发出旺盛的生命力。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民国言情小说基于市民阶层的阅读期待与审美趣味，也深受新文学的影响，出入于雅俗之间，在叙述中引入心理描写等写作手法，塑造人物并展开情节，也力图在作品中呈现不同于传统的时代内容，展现世态人情，贴近时代背景，其发展也充分体现了通俗小说适应时代与读者需求，既有对传统小说的继承与突破，又有对现代小说艺术形式的自觉追求与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