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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一系列涉及文化和政治的英语语用例子证明英语表达中有些词汇因富含政治文化信息难以通过翻译传递出其内在的喻意，读者需要了解该表达形成的由来才可能对这样的表达产生比较精准的理解。
关键词：英语 政治 文化 喻意
英语表达中有些词汇因富含政治文化信息难以通过翻译传递出其内在的喻意，读者或者翻译人员需要了解这些表达形成的由来才可能对这样的表达产生比较精准的理解。
《圣经》之《旧约》中耶和华向他的以色列子民承诺会带领他们离开埃及，走向“a land flowing with honey and milk”。这片土地被译作“流着蜜与奶的土地”或者“乐土”。然而遗憾的是，上述两种翻译无论哪种都不能揭示出这片土地对当时的以色列人的意义。公元前1800年左右，因为严重干旱，以色列民族不得已从属于自己的迦南地流亡到埃及，希望在埃及找到立身之所，但不曾想他们的子孙却因此为埃及人所奴役。为了离开埃及地，以色列人寻求神的庇护，于是以色列的神耶和华作出了必定引领人们前往迦南地的许诺。迦南即是译文中的“乐土”。但是为什么有“蜜与奶”的土地就是以色列人心目中的乐土呢?一是因为这片土地本是于以色列民族的财产，二是因为该土地在非干枯季节草地丰美，适合放牧，也适合野蜂生长。以色列人本为长于放牧的民族，牲畜的奶汁自然成了生活中必须的食用品，当然，野蜂的蜂蜜对于当时的以色列民族而言也是不可少的食用品。故而言及土地“流着”蜂蜜和奶汁，不是指土地本身可以产出大量的奶与蜜，而是比喻土地的富饶可以解决人们的基本生计问题。在农耕社会出现之前，人们的生存非常依赖土地的肥沃程度，由此沃土就成了不同民族相互竞争的对象，沃土也就在某种意义上成了“乐土”。“City of gold”译文为“黄金之城”，这是在《新约》中耶稣基督通过其门徒向世人宣扬的美好天堂之境。这实际也是神对人类的承诺，认为人只要信仰基督教，最终必定取得善果，于死后进入福地。乐土和福地的相似之处在于：它们描绘的都是和人类物质生活息息相关的图景，一个是资源丰富之土，一个是金钱富余之地。这两个英语表达实际上透露出不同时期人们对美好生活始终不会变更的共同向往以及人们内心之中“美好”的涵义往往与物质财富的丰富紧密联系。
在一首名为“Greensleeves”(中译文为《绿袖子》)的著名民歌里，歌者以哀婉的声音吟唱了一个叫作Greensleeves的女人对爱情的背弃。这个女人的名字就直接被翻译为绿袖子，但是仅从译文来看，绿袖子究竟为谁，为什么是“绿袖子”而不是“黄袖子”､“蓝袖子”却没有一个清楚的答案。事实上，绿袖子是英王亨利八世的情人。这位美人喜穿绿衣，故被人称作“绿袖子”。亨利八世对他的这位情人很是喜爱，然而有一天他突然意识到自己的错爱，因为他在自己的爱人身上发现了新鲜的草汁色。于是《绿袖子》的民歌开始在民间流传，久而久之，绿色便因此带上了“不忠”和“妓女”的喻意。拉丁小说作家萨略的代表作之一《绿房子》讲述的就是妓院的故事。霍克斯翻译《红楼梦》时因以“the House of Green Delight”来对应“怡红院”而引起颇多争执，不少中国译界人士认为他以绿色来翻译中国的红色，无疑是对中国文化的一种曲解，更何况红色在此处有美人之意，而绿色在中国文化中和美女之意几乎是素不沾边。如果批评者换一个角度，以西方读者的观点来审视霍克斯的翻译，则不难发现，语言学家霍克斯实质上是在翻译中做出了恰当的文化处理，才避免了中国“红”色文化中的一面被西方人误读，因为红色在西方文化中的喻意往往和战争与鲜血相关。
有的时候，电影译名也会遭遇文化差异尴尬。不可否认，部分西方的影片名饱含了他们的民族文化，但是在我们试图对之进行翻译，并以简洁的题名形式表达出来时，对方的民族文化常会因为文字的深层意味没有被译出而显得突兀难懂。例如由尼古拉斯•凯奇主演的影片Matchstick Men被译者按照字面意思非常忠实的译成《火柴人》。但是何谓火柴人?中国的文化之中因为没有对等概念而使这样的翻译成为没有实际意义的误译。“Matchstick man”其实是以简笔画的形式通过漫画展现出来的人物图形，因为人的头和躯干看似一根火柴，故名曰火柴人。影片导演为该片命名为Matchstick Men 乃是要借助夸张的漫画手法表现剧中人的经历。影片The Pumpkin Eater被译为《食南瓜的人》。从字面看来，这种翻译和原文完全对应，然而片名之译还是没有揭示出原文的喻意，所以让初见影片之名的人一头雾水，不知所云。The pumpkin eater 其实来自一首英国童谣，童谣的开篇是这样的：Peter， Peter pumpkin eater， Had a wife but couldn’t keep her。影片撷取的就是童谣中“有不忠之妻”意思的表达。电影The Brave New World译名为《勇敢的新世界》，该片得名于赫胥黎的同名小说，该小说的标题现却被译成《美丽新世界》。同一种表达，却产生了不同译法，究竟孰是孰非?如果仅从表面意义来判断，人们会倾向于认同第一种翻译方法。然而什么才是“勇敢的世界”?标题究竟要表达什么?这种不明晰恐怕是身为读者的我们难以从译文中寻得线索的原因。稍微深究一下，brave new world 实为莎翁所著《暴风雨》第五幕中的人物米兰达之言，在赫胥黎小说第八回和第十五回中为主人公约翰引用。米兰达的原语是“How beauteous mankind is!O brave new world…”，其旨在刻画米兰达对人类世界之美好的向往之心。莎翁此处采用的brave一词不再有“勇敢的”之意义，而带上了“美好的､美丽的”的意思，这层含义来源于法语，至今法语里仍有表示“美丽”之意的单词brave。赫胥黎对莎士比亚作品的借用意在表达他对人类世界以机器文明取代人性的讥讽。
在西方的文学类作品中要注意词汇表述意义中的民族文化信息，在国家之间进行政治交往时也须注意词汇中微妙的政治信息传递，倘若稍有差池，则可能造成非常坏的影响。
1983年7月的某一日，时任英驻华大使的柯利达邀请我国外交部部长助理周南共进午餐。周南和柯利达分别是中英“香港回归”谈判的中方和英方代表。席间，柯利达告诉周南，中方提出的有关“香港主权移交”议程的英译文是“the transfer of sovereignty”，但是英国不能同意，原因是定冠词the的使用的潜在涵义就是英国已经承认了香港主权必须移交给中国，实际情况是中英双方就这一问题的谈判还没有一个肯定的结果。柯利达同时还建议把定冠词the改成不定冠词a。不定冠词如果用在此处，则意味着主权移交的不确定性。也就是说，此处柯利达虽然仅对冠词做了改动，但是却造成了极大的政治意义偏差，会对中国谈判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周南当然不会同意，他端出了自己的建议：去掉此处的冠词，直接将“香港主权移交”译为“transfer of sovereignty”。周南的模糊处理法避免了中英双方的尴尬，促进了双方的政治谈判。
在我国翻译人员翻译“毛泽东思想”这个短语的时候，他们出于惯常翻译，将之处理成“Mao Zedong’s Thought”。这样的翻译处理法完全符合英语语法，而且从文字的表面意义上而言也与原文字字对应。但是周恩来总理却指出这种译法有欠考虑，因为它把众人的思想化做了个体的思想，该翻译的言下之意则成了“毛泽东个人思想”，这恰中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下怀，因为他们要宣扬的正是毛泽东在政治上搞专制，仅凭其个人思想统治中国的所谓“事实”。如果把所有格的形式去掉，使译文成为“Mao Zedong Thought”，那么原译文中的错误隐含信息就将随之消失。由此，毛泽东思想的译文就固定成了后者。
1984年，美国里根总统访华的时候，邓小平以中央顾问委会员主任的身份会见了里根总统。邓小平指出：“世界局势不稳定，不安宁，但争取和平的前景良好。美国应从台湾､南朝鲜､以色列､南非这四个‘航空母舰’的圈子中走出来，更多考虑大多数国家，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的利益和愿望，否则美国将同世界上十几亿人口的疙瘩解不开，美国不可能在全球战略上取得主动。” “航空母舰”之说来自于美陆军上将道格拉斯•麦克阿瑟，他曾经把台湾称为美国的“unsinkable aircraft carrier”(即“不沉的航空母舰”)，意图表明台湾对于美国的政治和军事意义。邓小平借用麦克阿瑟的表达意在表明这四个地区实际上是美国的势力范围。当时邓小平身边的翻译并不了解“aircraft carrier”的政治意义，于是按字面意义将邓小平的原话翻译了出去，结果造成了里根总统的误会。
以上的例子可以看出，英语表达中可能含有丰富的政治和文化喻意，如果作为读者或者是译员的我们仅从字面理解原表达的意思，而对其由来缺乏相关深入了解，那么我们的认识始终将是肤浅的乃至错误的，而且这种错误还可能在政治语境中导致比较严重的后果。
关键词：英语 政治 文化 喻意
英语表达中有些词汇因富含政治文化信息难以通过翻译传递出其内在的喻意，读者或者翻译人员需要了解这些表达形成的由来才可能对这样的表达产生比较精准的理解。
《圣经》之《旧约》中耶和华向他的以色列子民承诺会带领他们离开埃及，走向“a land flowing with honey and milk”。这片土地被译作“流着蜜与奶的土地”或者“乐土”。然而遗憾的是，上述两种翻译无论哪种都不能揭示出这片土地对当时的以色列人的意义。公元前1800年左右，因为严重干旱，以色列民族不得已从属于自己的迦南地流亡到埃及，希望在埃及找到立身之所，但不曾想他们的子孙却因此为埃及人所奴役。为了离开埃及地，以色列人寻求神的庇护，于是以色列的神耶和华作出了必定引领人们前往迦南地的许诺。迦南即是译文中的“乐土”。但是为什么有“蜜与奶”的土地就是以色列人心目中的乐土呢?一是因为这片土地本是于以色列民族的财产，二是因为该土地在非干枯季节草地丰美，适合放牧，也适合野蜂生长。以色列人本为长于放牧的民族，牲畜的奶汁自然成了生活中必须的食用品，当然，野蜂的蜂蜜对于当时的以色列民族而言也是不可少的食用品。故而言及土地“流着”蜂蜜和奶汁，不是指土地本身可以产出大量的奶与蜜，而是比喻土地的富饶可以解决人们的基本生计问题。在农耕社会出现之前，人们的生存非常依赖土地的肥沃程度，由此沃土就成了不同民族相互竞争的对象，沃土也就在某种意义上成了“乐土”。“City of gold”译文为“黄金之城”，这是在《新约》中耶稣基督通过其门徒向世人宣扬的美好天堂之境。这实际也是神对人类的承诺，认为人只要信仰基督教，最终必定取得善果，于死后进入福地。乐土和福地的相似之处在于：它们描绘的都是和人类物质生活息息相关的图景，一个是资源丰富之土，一个是金钱富余之地。这两个英语表达实际上透露出不同时期人们对美好生活始终不会变更的共同向往以及人们内心之中“美好”的涵义往往与物质财富的丰富紧密联系。
在一首名为“Greensleeves”(中译文为《绿袖子》)的著名民歌里，歌者以哀婉的声音吟唱了一个叫作Greensleeves的女人对爱情的背弃。这个女人的名字就直接被翻译为绿袖子，但是仅从译文来看，绿袖子究竟为谁，为什么是“绿袖子”而不是“黄袖子”､“蓝袖子”却没有一个清楚的答案。事实上，绿袖子是英王亨利八世的情人。这位美人喜穿绿衣，故被人称作“绿袖子”。亨利八世对他的这位情人很是喜爱，然而有一天他突然意识到自己的错爱，因为他在自己的爱人身上发现了新鲜的草汁色。于是《绿袖子》的民歌开始在民间流传，久而久之，绿色便因此带上了“不忠”和“妓女”的喻意。拉丁小说作家萨略的代表作之一《绿房子》讲述的就是妓院的故事。霍克斯翻译《红楼梦》时因以“the House of Green Delight”来对应“怡红院”而引起颇多争执，不少中国译界人士认为他以绿色来翻译中国的红色，无疑是对中国文化的一种曲解，更何况红色在此处有美人之意，而绿色在中国文化中和美女之意几乎是素不沾边。如果批评者换一个角度，以西方读者的观点来审视霍克斯的翻译，则不难发现，语言学家霍克斯实质上是在翻译中做出了恰当的文化处理，才避免了中国“红”色文化中的一面被西方人误读，因为红色在西方文化中的喻意往往和战争与鲜血相关。
有的时候，电影译名也会遭遇文化差异尴尬。不可否认，部分西方的影片名饱含了他们的民族文化，但是在我们试图对之进行翻译，并以简洁的题名形式表达出来时，对方的民族文化常会因为文字的深层意味没有被译出而显得突兀难懂。例如由尼古拉斯•凯奇主演的影片Matchstick Men被译者按照字面意思非常忠实的译成《火柴人》。但是何谓火柴人?中国的文化之中因为没有对等概念而使这样的翻译成为没有实际意义的误译。“Matchstick man”其实是以简笔画的形式通过漫画展现出来的人物图形，因为人的头和躯干看似一根火柴，故名曰火柴人。影片导演为该片命名为Matchstick Men 乃是要借助夸张的漫画手法表现剧中人的经历。影片The Pumpkin Eater被译为《食南瓜的人》。从字面看来，这种翻译和原文完全对应，然而片名之译还是没有揭示出原文的喻意，所以让初见影片之名的人一头雾水，不知所云。The pumpkin eater 其实来自一首英国童谣，童谣的开篇是这样的：Peter， Peter pumpkin eater， Had a wife but couldn’t keep her。影片撷取的就是童谣中“有不忠之妻”意思的表达。电影The Brave New World译名为《勇敢的新世界》，该片得名于赫胥黎的同名小说，该小说的标题现却被译成《美丽新世界》。同一种表达，却产生了不同译法，究竟孰是孰非?如果仅从表面意义来判断，人们会倾向于认同第一种翻译方法。然而什么才是“勇敢的世界”?标题究竟要表达什么?这种不明晰恐怕是身为读者的我们难以从译文中寻得线索的原因。稍微深究一下，brave new world 实为莎翁所著《暴风雨》第五幕中的人物米兰达之言，在赫胥黎小说第八回和第十五回中为主人公约翰引用。米兰达的原语是“How beauteous mankind is!O brave new world…”，其旨在刻画米兰达对人类世界之美好的向往之心。莎翁此处采用的brave一词不再有“勇敢的”之意义，而带上了“美好的､美丽的”的意思，这层含义来源于法语，至今法语里仍有表示“美丽”之意的单词brave。赫胥黎对莎士比亚作品的借用意在表达他对人类世界以机器文明取代人性的讥讽。
在西方的文学类作品中要注意词汇表述意义中的民族文化信息，在国家之间进行政治交往时也须注意词汇中微妙的政治信息传递，倘若稍有差池，则可能造成非常坏的影响。
1983年7月的某一日，时任英驻华大使的柯利达邀请我国外交部部长助理周南共进午餐。周南和柯利达分别是中英“香港回归”谈判的中方和英方代表。席间，柯利达告诉周南，中方提出的有关“香港主权移交”议程的英译文是“the transfer of sovereignty”，但是英国不能同意，原因是定冠词the的使用的潜在涵义就是英国已经承认了香港主权必须移交给中国，实际情况是中英双方就这一问题的谈判还没有一个肯定的结果。柯利达同时还建议把定冠词the改成不定冠词a。不定冠词如果用在此处，则意味着主权移交的不确定性。也就是说，此处柯利达虽然仅对冠词做了改动，但是却造成了极大的政治意义偏差，会对中国谈判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周南当然不会同意，他端出了自己的建议：去掉此处的冠词，直接将“香港主权移交”译为“transfer of sovereignty”。周南的模糊处理法避免了中英双方的尴尬，促进了双方的政治谈判。
在我国翻译人员翻译“毛泽东思想”这个短语的时候，他们出于惯常翻译，将之处理成“Mao Zedong’s Thought”。这样的翻译处理法完全符合英语语法，而且从文字的表面意义上而言也与原文字字对应。但是周恩来总理却指出这种译法有欠考虑，因为它把众人的思想化做了个体的思想，该翻译的言下之意则成了“毛泽东个人思想”，这恰中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下怀，因为他们要宣扬的正是毛泽东在政治上搞专制，仅凭其个人思想统治中国的所谓“事实”。如果把所有格的形式去掉，使译文成为“Mao Zedong Thought”，那么原译文中的错误隐含信息就将随之消失。由此，毛泽东思想的译文就固定成了后者。
1984年，美国里根总统访华的时候，邓小平以中央顾问委会员主任的身份会见了里根总统。邓小平指出：“世界局势不稳定，不安宁，但争取和平的前景良好。美国应从台湾､南朝鲜､以色列､南非这四个‘航空母舰’的圈子中走出来，更多考虑大多数国家，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的利益和愿望，否则美国将同世界上十几亿人口的疙瘩解不开，美国不可能在全球战略上取得主动。” “航空母舰”之说来自于美陆军上将道格拉斯•麦克阿瑟，他曾经把台湾称为美国的“unsinkable aircraft carrier”(即“不沉的航空母舰”)，意图表明台湾对于美国的政治和军事意义。邓小平借用麦克阿瑟的表达意在表明这四个地区实际上是美国的势力范围。当时邓小平身边的翻译并不了解“aircraft carrier”的政治意义，于是按字面意义将邓小平的原话翻译了出去，结果造成了里根总统的误会。
以上的例子可以看出，英语表达中可能含有丰富的政治和文化喻意，如果作为读者或者是译员的我们仅从字面理解原表达的意思，而对其由来缺乏相关深入了解，那么我们的认识始终将是肤浅的乃至错误的，而且这种错误还可能在政治语境中导致比较严重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