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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前半叶，中国古窑址探索先后展开，中国陶瓷史的研究也开始萌芽，这些考古工作成果为现当代中国陶瓷的研究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定窑研究的展开亦是肇始于定窑窑址的发现，近代以来有关定窑的著作十分丰富。本文将通过定窑考古发现历史的梳理及定窑研究概况的概述，为读者呈现近年来定窑研究的进展和新走向。
定窑窑址的考古发现
新中国成立以前，学者们根据文献记载对定窑窑址进行了田野考察。20世纪初期，日本学者就开始依据文献资料在河北中部寻找定窑窑址，根据“窑以州名”的认知，认为窑址在定州，结果考察未取得有价值的发现（上田恭辅《关于定窑的考察》，《陶雅会》，1925年；尾崎洵盛《支那陶瓷小考》，《宝云舍》，1934年，页177）。20世纪30年代，叶麟趾先生最早指出定窑窑址位于今河北省曲阳县剪子村（即涧磁村），其西的仰泉村（即燕川村）也为定瓷产地（叶麟趾《古今中外陶瓷汇编》，北平文奎堂书庄，1934年，页10；关于叶先生发现定窑遗址的具体时间，参见冯先铭《瓷器浅说》（续），《文物》1959年第7期，页67-71；秦大树《定窑的历史地位及考古工作》，北京艺术博物馆编《中国定窑》，中国华侨出版社，2012年8月，页260）。之后，小山富士夫根据叶先生的线索，进行了实地考察并采集了大量标本（小山富士夫《定窯々址の凳见に就ぃて》，《陶磁》13卷2号，1941年，页5-6）。这两位先生被学界称为“定窑窑址的发现者”。最近日本学者小林仁提出了新的意见。他根据当时小山富士夫在北京与叶先生面谈记录的内容，认为叶先生可能是根据剪子村（即涧磁村）当地人所提供的古窑址名称等信息来对应文献中记载定窑的具体地点，很可能并未进行实地考察确认，大阪市立东洋陶磁美术馆编《定窑·优雅白の世界》，北京今日新雅彩印制版技术有限公司，2013年11月，页221-224）。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全国各地基建工程的展开，大量的古代居住遗址、墓葬及瓷窑遗址被发现，并出土了大量的瓷器与瓷片标本，其中包括对定窑窑址的考古调查工作。1951年，故宫博物院陈万里先生对河北省曲阳县定窑窑址进行了实地调查（陈万里《邢越二窑及定窑》，《文物参考资料》，1953年第9期，页98-106），确认了定窑窑址的具体分布地点，并根据文献和调查资料，对定窑的创烧时间进行了推测，同时概括了早期定窑生产状况。1957年，故宫博物院冯先铭先生为了解决定窑烧造的上下时限、“紫定”和“黑定”等问题，前往定窑窑址进行调查，并采集了大量的标本（冯先铭，前揭，页67-71）。其后，故宫博物院为了确定馆藏定窑瓷器的时代等问题，于1977年、1982年、1991年及2000年、2005年多次对涧磁村、燕川村定窑窑址进行调查，并采集了大量标本，并连同陈万里、冯先铭两位先生两次调查所获对其成果进行了出版刊布（故宫博物院古陶瓷研究中心编《故宫博物院藏中国古代窑址标本·河北卷·定窑》，紫禁城出版社，2006年，页179-253）。
进入21世纪以后，为了判明冯先铭先生1957年调查所述北朝末期到隋代的一些青釉瓷片，河北省文物研究所于2009年定窑考古发掘期间及2012年11月，又对涧磁岭附近地区进行了详细踏查，采集了具有早期风格的青釉瓷片。黄信据地表采集的遗物分析，该遗址的时代为隋代，同时据窑具、粘接类残品的发现情况，认为调查采集的青釉产品为本区域窑场所烧，由此便提出定窑隋代创烧说前揭，大阪市立东洋陶磁美术馆，2013年，页79-80）。
以上均为定窑窑址的调查情况。就发掘情况而言，截至目前，对该窑址的系统发掘共有三次。
1960-1962年，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对定窑遗址进行了调查及试掘，面积达420平方米（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河北曲阳县涧磁村定窑遗址调查与试掘》，《考古》，1965年第8期，页394-412）。发掘的地点在今北镇南村北的第一台地上，通过地层及出土遗物对定窑晚唐至宋代的烧造历史进行了初步分期。据出土的晚唐作风的遗物及其所压叠的地层关系，再结合文献记载，发掘者将涧磁村定窑创烧和最初发展阶段定为晚唐和五代（中国硅酸盐学会主编《中国陶瓷史》，1982年，页204、232-237）。
1985-1987年，为了深入了解定窑发展面貌，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对定窑进行了大规模发掘，也取得了丰富的成果。此次发掘总面积达1859平方米，发掘地点为代表定窑遗址不同时期堆积的北镇区、涧磁区、燕川区、野北区（刘世枢《曲阳县唐、宋定窑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1986年，页90-91；刘世枢《曲阳县定窑遗址发掘》，《中国考古学年鉴》，1987年，页106-107；刘世枢《曲阳县定窑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1988年，页126）。可惜发掘报告迄今未发表。
2009-2010年（2011年6月小规模补发掘），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曲阳县定窑遗址文物保管所联合对定窑遗址进行了再次发掘，发掘总面积达796平方米（2009年776平方米，2011年补充发掘面积20平方米），发掘了北镇区、涧磁岭区、涧西区，燕川区四个区域的6处地点，出土了大量各时期的瓷器和窑具。此次考古发掘的重要收获之一是基本确定了定窑的创烧时间为中唐时期。定窑的分期编年、装烧工艺的变迁及各期宫廷用瓷的生产状况等方面的信息为定窑研究提供了新的突破点（韩立森、秦大树、黄信、刘未《定窑遗址考古发掘取得重要成果》，《中国文物报》总第1796期，2010年1月22日；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等《河北曲阳县涧磁岭定窑遗址A区发掘简报》，《考古》2014年第2期，页3-25）。
定窑研究概况
一、有关定窑的主要学术活动
1969年河北定县两座宋代塔基被发现后，两塔基所出土的定窑白瓷成为研究重点。70年代起，金代纪年墓葬中出土的定瓷日渐丰富，人们对于定窑的认识不断深化，定瓷也引起更多学者的关注。 80年代以后，一系列定窑专著先后出版，比如根津美术馆《定窑白磁》（根津美术馆，1983年）、冯先铭主编（（中国陶瓷·定窑》（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3年）、台北故宫博物院《定窑白瓷特展图录》（台北故宫博物院，1987年）、出光美术馆《地下宫殿の遗一中国河北省定州北宋塔基出土文物展》（出光美术馆，1997年）、穆青《定瓷艺术》（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等相继出版，汇总了各地出土定瓷及其研究情况。
1997年“中国古陶瓷研究会年会”在石家庄召开，主要以河北四大窑为研究重点，其中包括有关定窑的研究（郑绍宗主编《文物春秋》1997年增刊）。2002年上海博物馆举办的“中国古代白瓷国际学术研讨会”推动了定窑白瓷研究，《中国古代白瓷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书画出版社，2005年）中收录的论文，基本涵盖了从白瓷的出现到各时期各窑的发展面貌。
2010年至今，随着对2009年定窑窑址出土遗物整理工作的进展，部分发掘成果已发表，定窑研究形成新热潮，各地先后举行了配合学术研讨会的定窑特展并出版图录，包括北京故宫博物院主办的“洁白恬静一故宫博物院定窑瓷器展”（2012年9月19日一2013年7月31日）和《定窑雅集：故宫博物院珍藏及出土定窑瓷器荟萃》（故宫出版社，2012年9月）；北京艺术博物馆主办的“中和之美一定窑陶瓷艺术展”（2012年9月21日-12月21日）和《中国定窑》（前揭）；日本大阪东洋陶磁美术馆主办的“定窑·优雅白の世界一窑址发掘成果展”（2013年11月23日一2014年3月23日）和《定窑·优雅白の世界》（前揭）；台北故宫博物院主办的“定窑花瓷一院藏定窑系白瓷特展”（2013年11月30-2014年9月30日）和《定窑花瓷》（台北故宫博物院，2014年）。
二、定窑研究热点问题
20世纪前半叶为定窑研究的萌芽期，通过对窑址的调查和发掘，出土了大量实物资料，初步了解了定窑窑业的发展情况。20世纪后半叶，伴随着第二次考古发掘工作的展开及各地墓葬、塔基、窖藏等遗址中定瓷的大量出土，定窑研究主题走向多样化。但是纪年瓷器或其他可依据断代资料有限，研究主题大多集中于定窑创烧年代、分期问题、铭文定瓷（字款）的研究、装烧、装饰工艺的研究等方面。2000年前后，各种悬案问题的争论停滞不前。为了解决这些学术问题，2009年的发掘选取了从唐至元代定窑整个发展时期的遗址，揭露了各期考古地层，出土了典型器物标本。这些收获大大促进了定窑研究，并扩大了定窑研究的视野。近年来定窑研究的热点如下：
1.定窑创烧年代和分期问题
定窑的分期问题目前主要见于林洪、冯先铭、李辉柄、谢明良、张金茹、穆青、秦大树等人的研究（参见表一）。对定窑创烧年代的看法，大致归纳为四种观点：隋代说（黄信），初唐说（冯先铭、李辉柄、谢明良、穆青、刘毅）、中唐说（权奎山、张金茹、秦大树、高美京、喻珊、李鑫）、晚唐说（林洪）。关于定窑的下限的研究并不多，主要有金代后期（刘淼）和元代（林洪、冯先铭、李辉柄、张金茹）两种。据2009年考古发掘初步整理结果，定窑生产上限时间据北镇区窑业发展情况应定为中唐，下限时间据燕川地区的窑业发展情况应定为元代前期（秦大树《定窑的历史地位及考古工作》前揭，2013年，页263）。
目前尚未见到根据考古地层出土的遗物分析所得的分期研究成果，以往的观点大多以部分试掘标本和纪年器物进行对比推断。
2.铭文定瓷（字款）的研究
定窑瓷器上出现的铭文十分多样，比如“官”“新官”“尚食局”“尚药局”“奉化”“吴王府”“会稽”“东宫”“德寿”“德寿苑”“寿成殿”等。其中与宫廷用瓷有关的铭文一直受到学界关注。具有代表性的研究如下：
关于“尚食局”、“尚药局”款，刘涛《“尚食局”、“尚药局”铭定瓷年代的再认识》一文中对其进行了年代考证，认为“尚药局”铭文瓷器生产于北宋末崇宁二年至靖康元年之间；“尚食局”铭文瓷器的年代上限不早于金朝熙宗时期（《宋辽金纪年瓷器》，文物出版社，2004年，页161-168）。而郑嘉励认为即便“尚食局”款定瓷确有金代制品，但其中有北宋制品的事实依然无须怀疑，个别有晚至金代的可能（《定窑“尚食局”款瓷器及“有芒不堪用”》，《中国古陶瓷研究》第11辑，紫禁城出版社，2005年11月，页256-260）。彭善国在《俄罗斯滨海地区出土定窑瓷器的探讨》一文中，以阿纳耶夫斯克耶古城遗址金代房址（F30）所出“尚食局”铭碗为例，补充了刘涛的观点（《考古》2007年第1期，页79-86）。值得提到的是，在2009年发掘的涧磁岭A区北宋晚期地层中出土了一件外壁刻划龙纹、口沿部位划刻“尚食局”铭文的细白瓷直口碗（JCAT2⑥：16），证明了“尚食局”款器物的生产可以早到北宋末期（《定窑涧磁岭窑区发展阶段初探》前揭，91页）。
关于“官”、“新官”字款，主要有对其流行时代、产地、字款含义等方面的讨论。其观点有所不同（参见表二），以冯先铭、冯永谦、李辉柄、权奎山、谢明良的研究为代表。就“官”、“新官”字款的流行时代而言，虽观点有所不同，但随着考古新发现的不断获得而得到修正，从目前的考古资料来看，该字款流行时代基本确定为唐末至北宋初。
此外，关于定窑铭文研究还有以下几方面值得重视。
陆明华在《邢窑“盈”字及定窑“易定”考》中认为，“易定”款小碗应是“曲陽定碗”、“曲陽定器”一类名词的简称，可能是五代后期烧造，人贡后周朝廷的贡瓷（《上海博物馆集刊》第四期，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页257-262）。汪庆正在《记上海博物馆所藏带铭定窑》中，认为出窑后再刻“奉华”款的白瓷折腰盘，为南渡后通过贸易手段获得并在南方加刻铭文（《上海博物馆集刊》第五期，1990年，页122-127）。李仲谋《“奉华”铭瓷器研究》中，对“奉华”铭瓷器进行了细致的考察，通过对刻铭工艺及书法风格的比较分析，认为现在“奉华”铭文中除两例定窑器外，其余均非南宋原刻（《上海博物馆集刊》第九期，上海书画出版社，2002年，页247-255）。另外，还有涉及刻铭定瓷与宫廷用瓷之间关系的研究（胡云法、金志伟《定窑白瓷铭文与南宋宫廷用瓷之我见》前揭，上海书画出版社，2005年，页285-299；刘森《从定瓷铭文看定窑生产与宋金宫廷用瓷》，《文博》2006年第2期，页90-94）。 3.装烧、装饰工艺及其相关研究
定窑白瓷的发展与覆烧法的开创关系密切，因此对装烧工艺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覆烧法出现的时间。李辉柄、刘新园、孙新民、秦大树等人的主张有所不同。对定窑覆烧装烧法开创时间的主要观点参见下表（表三）。
芒口定瓷除了装烧工艺上的问题外，还涉及到北宋后期定窑的供御问题，蔡玫芬在《论“定州白瓷器，有芒不堪用”句的真确性及十二世纪官方瓷器之诸问题》中，据文献和考古资料结合考证，认为芒口并不一定是因覆烧产生，也可能是为装镶金属边釦而为之（《故宫学术季刊》第15卷，1998年，页63-102）。小林仁在《定窑覆轮考》中介绍了唐至明清时期镶金属边瓷器的情况和用途（《2013年故宫博物院定窑研讨会论文集》，待刊）。黄信以2009年出土定窑外刮釉瓷器为例，否定了所谓“挂烧”装烧法的存在（《关于定窑的“挂烧”问题》，《文物世界》2011年第6期，页37-40；《定窑外刮釉器装烧方法探析》，《中国定窑》前揭，页292-299）。
除此之外，还有学者对定窑瓷器上常见的装饰技法及纹样含义进行了解析（穆青《定窑白瓷装饰技法及鼎盛期的典型纹样》，《中国定窑》，2012年，页272-291；蔡玫芬《自然与规范：宋金定窑白瓷的风格》，《定窑花瓷》，2014年，页266-290）。
4.古文献中的定窑瓷器研究
（1）定窑创烧年代
关于（（唐恒岳故禅师影堂纪德之碑》的研究。目前学界主要针对定窑在唐代后期的管理机构及中国古代手工业管理制度等问题进行了探讨，这对了解早期定窑的生产模式和创烧年代有重要意义。值得关注的如：王丽敏、张建锁《唐定窑瓷生产规模佐证》（《中国文物报》2006年11月29日第7版）；王丽敏、田韶品（《曲阳发现<唐恒岳故禅师影堂纪德之碑>》（《文物春秋》2009年第6期，页57）；孙继民、王丽敏《唐后期手工业管理重要史料的发现及其意义——<唐恒岳故禅师影堂纪德之碑>碑阴题记试析》（《中国经济史研究》2011年第3期，页104）；冯金忠《（唐恒岳故禅师影堂纪德之碑>所见唐代之定窑》（《故宫博物院院刊》2013年第3期，页39）；孟繁峰、黄信《唐后期的定窑是藩镇义武军官窑——也谈<唐恒岳故禅师影堂纪德之碑>有关题刻》等人的研究。
（2）定州红瓷、花瓷
关于苏轼《东坡志林》记载的“定州花瓷琢红玉”一句（中华书局点校本，1981年版，页76），冯先铭在《中国陶瓷：定窑》中认为“定州红瓷”是酱红釉或酱釉中闪现红斑者，是以铁为呈色元素，与钧釉以铜呈色不同。而刘毅认为“定州红瓷”是带有花饰的定瓷，即白釉刻划花瓷或印花瓷（刘毅《定州花瓷琢红玉辨》，《收藏家》1995年第2期，页28-29）。申献友也在《谈定州红瓷》中，将带有刻、划和印花装饰效果的定窑白瓷称为“定州红瓷”（《文物春秋》2000年第4期，页63-70）。谢明良提出“定州花瓷琢红玉”并非指茶或茶色，应是指红色玻璃茶盏（谢明良《“定州花瓷琢红玉”非定窑红瓷辨》，《陶瓷手记——陶瓷史思索和操作的轨迹》，石头出版，2008年，页143-149）。又彭善国认为，定州红瓷产品发现极少，红釉的定窑瓷器，可能就属于诏令禁断的违制器用而遭“变毁”，这大概就是定州红瓷见于史载而罕见流传、出土的原因所在（彭善国《定州红瓷浅议》，《文物春秋》2001年第1期，页19-21）。
（3）定窑瓷器的鉴藏史
余佩瑾在《乾隆皇帝的古陶瓷鉴赏》一文中，探讨乾隆皇帝包括定瓷在内的古陶瓷收藏趣味的含义（余佩瑾主编《得佳趣：乾隆皇帝的陶瓷品味》，台北故宫博物院，2012年，页14-40）。李鑫在《为古董的定窑瓷器——定瓷鉴藏史小议》一文中，根据唐至清代古文献中所见的有关定窑记录来解释历代对定瓷的看法（《故宫文物月刊》第369期，2013年12月）。
5.定窑瓷器的流通
主要为出土定瓷的研究。刘淼在《金代定窑瓷器的研究》中探讨了金代定瓷的行销情况，认为其时定窑全国性销售市场已经形成，并将金代定窑发展的原因归结为北宋晚期以来定窑持续发展、金代经济的恢复、宋金战争的影响、统治者的重视以及日益增长的用瓷需要（南开大学博士论文，2006年）。
喻珊在《略论唐五代定瓷的流布》（《中国定窑》前揭，2012年，页300-317）和《略论宋金定瓷的流布》（《2013年故宫博物院定窑研讨会论文集》，待刊）中，对窑址外所出的唐至金时期定瓷进行了分期，并分析了各期流布情况及特点。蔡玫芬在《南宋的定窑瓷器》中，聚焦于南宋的定窑瓷器，此外她认为杭州都城的宫殿、居住遗址及浙江、江西、湖南、四川、福建等地纪年墓、窖藏中出土的定窑瓷器来自北方定窑，通过贸易与订烧的方式获得，而非北宋的遗留或是南方相关窑址的产物；南方的订烧正是宋金战后定窑复苏的重要因素之一，盱眙是当时南北方定瓷流通的中心（《2013年故宫博物院定窑研讨会论文集》，待刊）。
定窑的外销问题以秦大树的研究为代表。比如《拾遗南海补阙中土——谈井里汶沉船的出水瓷器》（《故宫博物院院刊》2007年第6期，页91-101）、《中国古代陶瓷外销的第一个高峰——9-10世纪陶瓷外销的规模和特点》（《故宫博物院院刊》2013年第5期，页32-49），介绍沉船及国外发现的中国瓷器，并分析了定窑瓷器的外销情况。
6.定窑与其他窑口之间的关系
在定窑研究中，邢窑与定窑的关系，仿定瓷器或定窑系的问题是长期以来学术界一直讨论的问题。秦大树在（（论磁州窑与定窑的联系和相互影响》中，对定窑和磁州窑的联系和相互影响进行了研究：北宋前期为定窑对磁州窑的单向影响；北宋后期到金代，两窑的工艺技术相互影响；元代，定窑和磁州窑先后进入了衰败时期，定窑转向生产磁州窑类型器物（《故宫博物院院刊》1999年第4期，页43-56）。
日本学者森达也在《关于定窑白瓷的仿铜礼器制作——从与汝窑南宋官窑的比较谈起》中，对定窑白瓷、汝窑青瓷以及南宋官窑青瓷的仿青铜礼器制作进行了分析E匕较。汝窑等窑口模仿汉代及商周青铜礼器的做法反映了朝廷与皇帝的嗜好，与宫廷关系密切，能够直接领受皇室与宫廷的指示，制作迎合皇帝喜好的产品，而定窑与宫廷之间的关系并非如此，只是供给宫廷上等实用瓷器的贡窑（《2013年故宫博物院定窑研讨会论文集》，待刊；《宋代定窑白瓷的历史定位——与汝窑、南宋官窑之比较视点》，《故宫文物月刊》第369期，2013年12月）。
7.其他问题
关于定窑低温釉陶及三彩、黑、酱釉瓷等白瓷之外品种的研究也有所进展。其中有通过科学检测得出的新认识，比较系统的有对2009年定窑遗址发掘出土的各期地层标本的科学测试，对定窑瓷器的胎釉化学组成时代演进有了一定的了解。分析结果显示，早期定窑细白瓷瓷胎的配方为高岭土和一定量的作为助熔剂的钙质原料；到了北宋晚期以及金代，钙质原料被含钾的原料所代替。釉的配方呈现了和胎配方一致的变化趋势（崔剑锋等《定窑、邢窑和巩义窑部分白瓷的成分分析及比较研究》，《文物保护与考古科学》2012年第4期；崔剑锋、秦大树、高美京、李鑫《定窑细白瓷胎釉化学组成时代演进的研究》，《2013年故宫博物院定窑研讨会论文集》，待刊；等等）。
结语
从叶麟趾先生发现定窑窑址至今，定窑研究已经走过了80年的历程。以往定窑研究中，由于缺乏窑址出土资料，可讨论问题有限。进入2000年后，定窑研究主题明显多样化。除了定窑窑业本身的发展问题之外，器物的用途和性质、各期流行纹样的题材和内涵、与其他手工艺之间的互动交流等问题也开始受到关注；值得一提的是，在研究方法上，陶瓷考古与美术学、历史学等不同学科之间的交叉研究等新视角也不断涌现。目前对2009年定窑遗址的发掘整理工作已初步完毕，公布的部分成果已经引起了学界的关注。即将问世的定窑遗址考古发掘报告将在此基础上不断充实考古资料，为学术界提供可靠的分期和编年，以此为基础，不断开拓定窑研究的新视野。
（责任编辑：李珍萍）
定窑窑址的考古发现
新中国成立以前，学者们根据文献记载对定窑窑址进行了田野考察。20世纪初期，日本学者就开始依据文献资料在河北中部寻找定窑窑址，根据“窑以州名”的认知，认为窑址在定州，结果考察未取得有价值的发现（上田恭辅《关于定窑的考察》，《陶雅会》，1925年；尾崎洵盛《支那陶瓷小考》，《宝云舍》，1934年，页177）。20世纪30年代，叶麟趾先生最早指出定窑窑址位于今河北省曲阳县剪子村（即涧磁村），其西的仰泉村（即燕川村）也为定瓷产地（叶麟趾《古今中外陶瓷汇编》，北平文奎堂书庄，1934年，页10；关于叶先生发现定窑遗址的具体时间，参见冯先铭《瓷器浅说》（续），《文物》1959年第7期，页67-71；秦大树《定窑的历史地位及考古工作》，北京艺术博物馆编《中国定窑》，中国华侨出版社，2012年8月，页260）。之后，小山富士夫根据叶先生的线索，进行了实地考察并采集了大量标本（小山富士夫《定窯々址の凳见に就ぃて》，《陶磁》13卷2号，1941年，页5-6）。这两位先生被学界称为“定窑窑址的发现者”。最近日本学者小林仁提出了新的意见。他根据当时小山富士夫在北京与叶先生面谈记录的内容，认为叶先生可能是根据剪子村（即涧磁村）当地人所提供的古窑址名称等信息来对应文献中记载定窑的具体地点，很可能并未进行实地考察确认，大阪市立东洋陶磁美术馆编《定窑·优雅白の世界》，北京今日新雅彩印制版技术有限公司，2013年11月，页221-224）。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全国各地基建工程的展开，大量的古代居住遗址、墓葬及瓷窑遗址被发现，并出土了大量的瓷器与瓷片标本，其中包括对定窑窑址的考古调查工作。1951年，故宫博物院陈万里先生对河北省曲阳县定窑窑址进行了实地调查（陈万里《邢越二窑及定窑》，《文物参考资料》，1953年第9期，页98-106），确认了定窑窑址的具体分布地点，并根据文献和调查资料，对定窑的创烧时间进行了推测，同时概括了早期定窑生产状况。1957年，故宫博物院冯先铭先生为了解决定窑烧造的上下时限、“紫定”和“黑定”等问题，前往定窑窑址进行调查，并采集了大量的标本（冯先铭，前揭，页67-71）。其后，故宫博物院为了确定馆藏定窑瓷器的时代等问题，于1977年、1982年、1991年及2000年、2005年多次对涧磁村、燕川村定窑窑址进行调查，并采集了大量标本，并连同陈万里、冯先铭两位先生两次调查所获对其成果进行了出版刊布（故宫博物院古陶瓷研究中心编《故宫博物院藏中国古代窑址标本·河北卷·定窑》，紫禁城出版社，2006年，页179-253）。
进入21世纪以后，为了判明冯先铭先生1957年调查所述北朝末期到隋代的一些青釉瓷片，河北省文物研究所于2009年定窑考古发掘期间及2012年11月，又对涧磁岭附近地区进行了详细踏查，采集了具有早期风格的青釉瓷片。黄信据地表采集的遗物分析，该遗址的时代为隋代，同时据窑具、粘接类残品的发现情况，认为调查采集的青釉产品为本区域窑场所烧，由此便提出定窑隋代创烧说前揭，大阪市立东洋陶磁美术馆，2013年，页79-80）。
以上均为定窑窑址的调查情况。就发掘情况而言，截至目前，对该窑址的系统发掘共有三次。
1960-1962年，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对定窑遗址进行了调查及试掘，面积达420平方米（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河北曲阳县涧磁村定窑遗址调查与试掘》，《考古》，1965年第8期，页394-412）。发掘的地点在今北镇南村北的第一台地上，通过地层及出土遗物对定窑晚唐至宋代的烧造历史进行了初步分期。据出土的晚唐作风的遗物及其所压叠的地层关系，再结合文献记载，发掘者将涧磁村定窑创烧和最初发展阶段定为晚唐和五代（中国硅酸盐学会主编《中国陶瓷史》，1982年，页204、232-237）。
1985-1987年，为了深入了解定窑发展面貌，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对定窑进行了大规模发掘，也取得了丰富的成果。此次发掘总面积达1859平方米，发掘地点为代表定窑遗址不同时期堆积的北镇区、涧磁区、燕川区、野北区（刘世枢《曲阳县唐、宋定窑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1986年，页90-91；刘世枢《曲阳县定窑遗址发掘》，《中国考古学年鉴》，1987年，页106-107；刘世枢《曲阳县定窑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1988年，页126）。可惜发掘报告迄今未发表。
2009-2010年（2011年6月小规模补发掘），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曲阳县定窑遗址文物保管所联合对定窑遗址进行了再次发掘，发掘总面积达796平方米（2009年776平方米，2011年补充发掘面积20平方米），发掘了北镇区、涧磁岭区、涧西区，燕川区四个区域的6处地点，出土了大量各时期的瓷器和窑具。此次考古发掘的重要收获之一是基本确定了定窑的创烧时间为中唐时期。定窑的分期编年、装烧工艺的变迁及各期宫廷用瓷的生产状况等方面的信息为定窑研究提供了新的突破点（韩立森、秦大树、黄信、刘未《定窑遗址考古发掘取得重要成果》，《中国文物报》总第1796期，2010年1月22日；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等《河北曲阳县涧磁岭定窑遗址A区发掘简报》，《考古》2014年第2期，页3-25）。
定窑研究概况
一、有关定窑的主要学术活动
1969年河北定县两座宋代塔基被发现后，两塔基所出土的定窑白瓷成为研究重点。70年代起，金代纪年墓葬中出土的定瓷日渐丰富，人们对于定窑的认识不断深化，定瓷也引起更多学者的关注。 80年代以后，一系列定窑专著先后出版，比如根津美术馆《定窑白磁》（根津美术馆，1983年）、冯先铭主编（（中国陶瓷·定窑》（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3年）、台北故宫博物院《定窑白瓷特展图录》（台北故宫博物院，1987年）、出光美术馆《地下宫殿の遗一中国河北省定州北宋塔基出土文物展》（出光美术馆，1997年）、穆青《定瓷艺术》（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等相继出版，汇总了各地出土定瓷及其研究情况。
1997年“中国古陶瓷研究会年会”在石家庄召开，主要以河北四大窑为研究重点，其中包括有关定窑的研究（郑绍宗主编《文物春秋》1997年增刊）。2002年上海博物馆举办的“中国古代白瓷国际学术研讨会”推动了定窑白瓷研究，《中国古代白瓷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书画出版社，2005年）中收录的论文，基本涵盖了从白瓷的出现到各时期各窑的发展面貌。
2010年至今，随着对2009年定窑窑址出土遗物整理工作的进展，部分发掘成果已发表，定窑研究形成新热潮，各地先后举行了配合学术研讨会的定窑特展并出版图录，包括北京故宫博物院主办的“洁白恬静一故宫博物院定窑瓷器展”（2012年9月19日一2013年7月31日）和《定窑雅集：故宫博物院珍藏及出土定窑瓷器荟萃》（故宫出版社，2012年9月）；北京艺术博物馆主办的“中和之美一定窑陶瓷艺术展”（2012年9月21日-12月21日）和《中国定窑》（前揭）；日本大阪东洋陶磁美术馆主办的“定窑·优雅白の世界一窑址发掘成果展”（2013年11月23日一2014年3月23日）和《定窑·优雅白の世界》（前揭）；台北故宫博物院主办的“定窑花瓷一院藏定窑系白瓷特展”（2013年11月30-2014年9月30日）和《定窑花瓷》（台北故宫博物院，2014年）。
二、定窑研究热点问题
20世纪前半叶为定窑研究的萌芽期，通过对窑址的调查和发掘，出土了大量实物资料，初步了解了定窑窑业的发展情况。20世纪后半叶，伴随着第二次考古发掘工作的展开及各地墓葬、塔基、窖藏等遗址中定瓷的大量出土，定窑研究主题走向多样化。但是纪年瓷器或其他可依据断代资料有限，研究主题大多集中于定窑创烧年代、分期问题、铭文定瓷（字款）的研究、装烧、装饰工艺的研究等方面。2000年前后，各种悬案问题的争论停滞不前。为了解决这些学术问题，2009年的发掘选取了从唐至元代定窑整个发展时期的遗址，揭露了各期考古地层，出土了典型器物标本。这些收获大大促进了定窑研究，并扩大了定窑研究的视野。近年来定窑研究的热点如下：
1.定窑创烧年代和分期问题
定窑的分期问题目前主要见于林洪、冯先铭、李辉柄、谢明良、张金茹、穆青、秦大树等人的研究（参见表一）。对定窑创烧年代的看法，大致归纳为四种观点：隋代说（黄信），初唐说（冯先铭、李辉柄、谢明良、穆青、刘毅）、中唐说（权奎山、张金茹、秦大树、高美京、喻珊、李鑫）、晚唐说（林洪）。关于定窑的下限的研究并不多，主要有金代后期（刘淼）和元代（林洪、冯先铭、李辉柄、张金茹）两种。据2009年考古发掘初步整理结果，定窑生产上限时间据北镇区窑业发展情况应定为中唐，下限时间据燕川地区的窑业发展情况应定为元代前期（秦大树《定窑的历史地位及考古工作》前揭，2013年，页263）。
目前尚未见到根据考古地层出土的遗物分析所得的分期研究成果，以往的观点大多以部分试掘标本和纪年器物进行对比推断。
2.铭文定瓷（字款）的研究
定窑瓷器上出现的铭文十分多样，比如“官”“新官”“尚食局”“尚药局”“奉化”“吴王府”“会稽”“东宫”“德寿”“德寿苑”“寿成殿”等。其中与宫廷用瓷有关的铭文一直受到学界关注。具有代表性的研究如下：
关于“尚食局”、“尚药局”款，刘涛《“尚食局”、“尚药局”铭定瓷年代的再认识》一文中对其进行了年代考证，认为“尚药局”铭文瓷器生产于北宋末崇宁二年至靖康元年之间；“尚食局”铭文瓷器的年代上限不早于金朝熙宗时期（《宋辽金纪年瓷器》，文物出版社，2004年，页161-168）。而郑嘉励认为即便“尚食局”款定瓷确有金代制品，但其中有北宋制品的事实依然无须怀疑，个别有晚至金代的可能（《定窑“尚食局”款瓷器及“有芒不堪用”》，《中国古陶瓷研究》第11辑，紫禁城出版社，2005年11月，页256-260）。彭善国在《俄罗斯滨海地区出土定窑瓷器的探讨》一文中，以阿纳耶夫斯克耶古城遗址金代房址（F30）所出“尚食局”铭碗为例，补充了刘涛的观点（《考古》2007年第1期，页79-86）。值得提到的是，在2009年发掘的涧磁岭A区北宋晚期地层中出土了一件外壁刻划龙纹、口沿部位划刻“尚食局”铭文的细白瓷直口碗（JCAT2⑥：16），证明了“尚食局”款器物的生产可以早到北宋末期（《定窑涧磁岭窑区发展阶段初探》前揭，91页）。
关于“官”、“新官”字款，主要有对其流行时代、产地、字款含义等方面的讨论。其观点有所不同（参见表二），以冯先铭、冯永谦、李辉柄、权奎山、谢明良的研究为代表。就“官”、“新官”字款的流行时代而言，虽观点有所不同，但随着考古新发现的不断获得而得到修正，从目前的考古资料来看，该字款流行时代基本确定为唐末至北宋初。
此外，关于定窑铭文研究还有以下几方面值得重视。
陆明华在《邢窑“盈”字及定窑“易定”考》中认为，“易定”款小碗应是“曲陽定碗”、“曲陽定器”一类名词的简称，可能是五代后期烧造，人贡后周朝廷的贡瓷（《上海博物馆集刊》第四期，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页257-262）。汪庆正在《记上海博物馆所藏带铭定窑》中，认为出窑后再刻“奉华”款的白瓷折腰盘，为南渡后通过贸易手段获得并在南方加刻铭文（《上海博物馆集刊》第五期，1990年，页122-127）。李仲谋《“奉华”铭瓷器研究》中，对“奉华”铭瓷器进行了细致的考察，通过对刻铭工艺及书法风格的比较分析，认为现在“奉华”铭文中除两例定窑器外，其余均非南宋原刻（《上海博物馆集刊》第九期，上海书画出版社，2002年，页247-255）。另外，还有涉及刻铭定瓷与宫廷用瓷之间关系的研究（胡云法、金志伟《定窑白瓷铭文与南宋宫廷用瓷之我见》前揭，上海书画出版社，2005年，页285-299；刘森《从定瓷铭文看定窑生产与宋金宫廷用瓷》，《文博》2006年第2期，页90-94）。 3.装烧、装饰工艺及其相关研究
定窑白瓷的发展与覆烧法的开创关系密切，因此对装烧工艺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覆烧法出现的时间。李辉柄、刘新园、孙新民、秦大树等人的主张有所不同。对定窑覆烧装烧法开创时间的主要观点参见下表（表三）。
芒口定瓷除了装烧工艺上的问题外，还涉及到北宋后期定窑的供御问题，蔡玫芬在《论“定州白瓷器，有芒不堪用”句的真确性及十二世纪官方瓷器之诸问题》中，据文献和考古资料结合考证，认为芒口并不一定是因覆烧产生，也可能是为装镶金属边釦而为之（《故宫学术季刊》第15卷，1998年，页63-102）。小林仁在《定窑覆轮考》中介绍了唐至明清时期镶金属边瓷器的情况和用途（《2013年故宫博物院定窑研讨会论文集》，待刊）。黄信以2009年出土定窑外刮釉瓷器为例，否定了所谓“挂烧”装烧法的存在（《关于定窑的“挂烧”问题》，《文物世界》2011年第6期，页37-40；《定窑外刮釉器装烧方法探析》，《中国定窑》前揭，页292-299）。
除此之外，还有学者对定窑瓷器上常见的装饰技法及纹样含义进行了解析（穆青《定窑白瓷装饰技法及鼎盛期的典型纹样》，《中国定窑》，2012年，页272-291；蔡玫芬《自然与规范：宋金定窑白瓷的风格》，《定窑花瓷》，2014年，页266-290）。
4.古文献中的定窑瓷器研究
（1）定窑创烧年代
关于（（唐恒岳故禅师影堂纪德之碑》的研究。目前学界主要针对定窑在唐代后期的管理机构及中国古代手工业管理制度等问题进行了探讨，这对了解早期定窑的生产模式和创烧年代有重要意义。值得关注的如：王丽敏、张建锁《唐定窑瓷生产规模佐证》（《中国文物报》2006年11月29日第7版）；王丽敏、田韶品（《曲阳发现<唐恒岳故禅师影堂纪德之碑>》（《文物春秋》2009年第6期，页57）；孙继民、王丽敏《唐后期手工业管理重要史料的发现及其意义——<唐恒岳故禅师影堂纪德之碑>碑阴题记试析》（《中国经济史研究》2011年第3期，页104）；冯金忠《（唐恒岳故禅师影堂纪德之碑>所见唐代之定窑》（《故宫博物院院刊》2013年第3期，页39）；孟繁峰、黄信《唐后期的定窑是藩镇义武军官窑——也谈<唐恒岳故禅师影堂纪德之碑>有关题刻》等人的研究。
（2）定州红瓷、花瓷
关于苏轼《东坡志林》记载的“定州花瓷琢红玉”一句（中华书局点校本，1981年版，页76），冯先铭在《中国陶瓷：定窑》中认为“定州红瓷”是酱红釉或酱釉中闪现红斑者，是以铁为呈色元素，与钧釉以铜呈色不同。而刘毅认为“定州红瓷”是带有花饰的定瓷，即白釉刻划花瓷或印花瓷（刘毅《定州花瓷琢红玉辨》，《收藏家》1995年第2期，页28-29）。申献友也在《谈定州红瓷》中，将带有刻、划和印花装饰效果的定窑白瓷称为“定州红瓷”（《文物春秋》2000年第4期，页63-70）。谢明良提出“定州花瓷琢红玉”并非指茶或茶色，应是指红色玻璃茶盏（谢明良《“定州花瓷琢红玉”非定窑红瓷辨》，《陶瓷手记——陶瓷史思索和操作的轨迹》，石头出版，2008年，页143-149）。又彭善国认为，定州红瓷产品发现极少，红釉的定窑瓷器，可能就属于诏令禁断的违制器用而遭“变毁”，这大概就是定州红瓷见于史载而罕见流传、出土的原因所在（彭善国《定州红瓷浅议》，《文物春秋》2001年第1期，页19-21）。
（3）定窑瓷器的鉴藏史
余佩瑾在《乾隆皇帝的古陶瓷鉴赏》一文中，探讨乾隆皇帝包括定瓷在内的古陶瓷收藏趣味的含义（余佩瑾主编《得佳趣：乾隆皇帝的陶瓷品味》，台北故宫博物院，2012年，页14-40）。李鑫在《为古董的定窑瓷器——定瓷鉴藏史小议》一文中，根据唐至清代古文献中所见的有关定窑记录来解释历代对定瓷的看法（《故宫文物月刊》第369期，2013年12月）。
5.定窑瓷器的流通
主要为出土定瓷的研究。刘淼在《金代定窑瓷器的研究》中探讨了金代定瓷的行销情况，认为其时定窑全国性销售市场已经形成，并将金代定窑发展的原因归结为北宋晚期以来定窑持续发展、金代经济的恢复、宋金战争的影响、统治者的重视以及日益增长的用瓷需要（南开大学博士论文，2006年）。
喻珊在《略论唐五代定瓷的流布》（《中国定窑》前揭，2012年，页300-317）和《略论宋金定瓷的流布》（《2013年故宫博物院定窑研讨会论文集》，待刊）中，对窑址外所出的唐至金时期定瓷进行了分期，并分析了各期流布情况及特点。蔡玫芬在《南宋的定窑瓷器》中，聚焦于南宋的定窑瓷器，此外她认为杭州都城的宫殿、居住遗址及浙江、江西、湖南、四川、福建等地纪年墓、窖藏中出土的定窑瓷器来自北方定窑，通过贸易与订烧的方式获得，而非北宋的遗留或是南方相关窑址的产物；南方的订烧正是宋金战后定窑复苏的重要因素之一，盱眙是当时南北方定瓷流通的中心（《2013年故宫博物院定窑研讨会论文集》，待刊）。
定窑的外销问题以秦大树的研究为代表。比如《拾遗南海补阙中土——谈井里汶沉船的出水瓷器》（《故宫博物院院刊》2007年第6期，页91-101）、《中国古代陶瓷外销的第一个高峰——9-10世纪陶瓷外销的规模和特点》（《故宫博物院院刊》2013年第5期，页32-49），介绍沉船及国外发现的中国瓷器，并分析了定窑瓷器的外销情况。
6.定窑与其他窑口之间的关系
在定窑研究中，邢窑与定窑的关系，仿定瓷器或定窑系的问题是长期以来学术界一直讨论的问题。秦大树在（（论磁州窑与定窑的联系和相互影响》中，对定窑和磁州窑的联系和相互影响进行了研究：北宋前期为定窑对磁州窑的单向影响；北宋后期到金代，两窑的工艺技术相互影响；元代，定窑和磁州窑先后进入了衰败时期，定窑转向生产磁州窑类型器物（《故宫博物院院刊》1999年第4期，页43-56）。
日本学者森达也在《关于定窑白瓷的仿铜礼器制作——从与汝窑南宋官窑的比较谈起》中，对定窑白瓷、汝窑青瓷以及南宋官窑青瓷的仿青铜礼器制作进行了分析E匕较。汝窑等窑口模仿汉代及商周青铜礼器的做法反映了朝廷与皇帝的嗜好，与宫廷关系密切，能够直接领受皇室与宫廷的指示，制作迎合皇帝喜好的产品，而定窑与宫廷之间的关系并非如此，只是供给宫廷上等实用瓷器的贡窑（《2013年故宫博物院定窑研讨会论文集》，待刊；《宋代定窑白瓷的历史定位——与汝窑、南宋官窑之比较视点》，《故宫文物月刊》第369期，2013年12月）。
7.其他问题
关于定窑低温釉陶及三彩、黑、酱釉瓷等白瓷之外品种的研究也有所进展。其中有通过科学检测得出的新认识，比较系统的有对2009年定窑遗址发掘出土的各期地层标本的科学测试，对定窑瓷器的胎釉化学组成时代演进有了一定的了解。分析结果显示，早期定窑细白瓷瓷胎的配方为高岭土和一定量的作为助熔剂的钙质原料；到了北宋晚期以及金代，钙质原料被含钾的原料所代替。釉的配方呈现了和胎配方一致的变化趋势（崔剑锋等《定窑、邢窑和巩义窑部分白瓷的成分分析及比较研究》，《文物保护与考古科学》2012年第4期；崔剑锋、秦大树、高美京、李鑫《定窑细白瓷胎釉化学组成时代演进的研究》，《2013年故宫博物院定窑研讨会论文集》，待刊；等等）。
结语
从叶麟趾先生发现定窑窑址至今，定窑研究已经走过了80年的历程。以往定窑研究中，由于缺乏窑址出土资料，可讨论问题有限。进入2000年后，定窑研究主题明显多样化。除了定窑窑业本身的发展问题之外，器物的用途和性质、各期流行纹样的题材和内涵、与其他手工艺之间的互动交流等问题也开始受到关注；值得一提的是，在研究方法上，陶瓷考古与美术学、历史学等不同学科之间的交叉研究等新视角也不断涌现。目前对2009年定窑遗址的发掘整理工作已初步完毕，公布的部分成果已经引起了学界的关注。即将问世的定窑遗址考古发掘报告将在此基础上不断充实考古资料，为学术界提供可靠的分期和编年，以此为基础，不断开拓定窑研究的新视野。
（责任编辑：李珍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