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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时间11月1日，君特·沙博夫斯基的妻子向德新社确认，她的丈夫在柏林的一家养老院安然地去世了，享年86岁。
君特·沙博夫斯基是前东德政治局委员，因为他在一场新闻发布会上的失误，导致了柏林墙倒塌，同时也加速了前东德倒台。
应该说在1989年11月9日之前，沙博夫斯基还藉藉无名。他只是东德执政党“德国统一社会党”的一名普通官员，是这架庞大的机器上的一枚螺丝钉。
但是在这天之后，他的一个“错误”产生了蝴蝶效应，直接推翻了柏林墙，更加速了民主德国的倒台，促进了两德的统一。
这一切，都要从那天的一个新闻发布会说起……
一个措手不及的提问
1989年11月9日下午6点，乌央央的东柏林人结束了一天的工作，回到各自的家中。在伯恩霍莫大街边境哨所（东西德人群来往的主要哨所）执行看守任务的哈拉德·雅格尔中校，正要去餐厅吃晚餐。
餐厅里的电视机正直播一场记者招待会，荧屏里的东德官僚们正在就新召开的政治局党代会大谈特谈。百无聊赖的雅格尔中校一边打着饭，一边盯着电视机。
发布会已开了50多分钟，在场的记者们都哈欠连连。
就在发布会将要结束的时候，意大利安莎通讯社的记者里卡尔多·埃尔曼向媒体官员君特·沙博夫斯基提问：“沙博夫斯基先生，您刚才谈到了错误，那么您是否认为，你们前几天所起草的旅游法草案，也是一个极大的错误呢？”
这一问题让沙博夫斯基有些措手不及。
沙博夫斯基翻动着桌前的资料，寻找他应该宣读的文件，翻找了好一阵。一位助手递给他一份文件，他戴上眼镜，念道：“公民可以自由申请私人出国旅游，而无须符合任何旅行或者探亲状况的先决条件，申请将会很快得到批准。”
在场的记者目瞪口呆。另一名西德记者大喊着追问道：“这将何时生效？是从现在开始吗？”
沙博夫斯基一字一句、有些笨拙地说道：“就我所知……现在，马上。”
又有两个记者追问道：“这也适用于西柏林吗？”
沙博夫斯基回答道：“是的，是的，都可以永久性离境。”
随后，沙博夫斯基合上文件，离开了现场，留下一屋子错愕的记者。
一个改变历史的夜晚
“立即生效！”雅格尔中校惊讶地从饭桌边跳了起来，感到一阵窒息，“难道他们的脑子坏掉了吗？”心急如焚的雅格尔中校扔下晚饭，赶忙奔向哨所。
当晚，各大媒体的头条都是：东德人民可以自由地离开这个国家，柏林墙上的大门打开了！
东柏林人沸腾了，这个天大的好消息来得太突然了。激动的人群浩浩荡荡地向各边境站集结，要求前往西德。
“新的规定出台了，我不知道说什么好，我曾经整夜地哭泣过，现在终于不需要再哭泣了。”一名东柏林市民在接受电视采访时说。
声明发布短短20分钟之后，雅格尔中校便看到一群人向哨所涌来，有步行来的，有坐电车来的，也有开车来的。人们喊着“开放边界，打开大门”，态度坚决。
这时，有官员让他们出示护照和签证，这群人说：“我们没有这些文件。你们没有听见沙博夫斯基说的话吗？他说我们可以立即离开！”
错乱的边防军不知是否可以使用致命武器。曾经有200多人命丧穿越柏林墙的路途。寡不敌众的边防军难以招架越来越多的人群，终于，在当晚22点45分，边防军放弃了阻拦，允许人们自由出境，不需出示任何证件。
顷刻间，压抑的洪水突破了柏林墙。在另一边等候多时的西德人热情欢迎，向涌入的同胞献上鲜花、香槟和水果，陌生人相互拥抱，不少酒吧提供免费啤酒，边界洋溢着欢庆的气氛，许多人爬上柏林墙欢呼。
没有流血，没有暴力。横亘28年见证东西两德意识形态对峙的柏林墙，一夜之间倒塌了。
一个理解错误的答案
事实上，东德政府确实有取消出行限制的计划。但并不打算在这个始料未及的时刻宣布，也并没想“放开”得那么彻底。
事情要从1989年说起，这一年对铁幕东边的国家来说是极其动荡的一年。波兰最先发生变革，随后如多米诺骨牌般浪潮席卷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等东欧国家。
这一年的5月，率先实行民主化的邻国匈牙利开放了与奥地利的边境，成为第一个掀开铁幕一角、允许民众向西方世界自由流动的国家。匈牙利政府宣布撤销与东德政府长达20年的协定，单方允许东德难民经匈牙利前往“他们想去的国家”。成千上万的东德人取道波兰或捷克斯洛伐克到达匈牙利，再通过奥地利，涌向西德。西德时任总理公开赞赏匈牙利为东德难民敞开大门的行为是“一个人道主义决定”。
据《纽约时报》1989年11月的报道，1989年就有近17万东德人离开国家，人数占东德总人口的1%。东德对匈牙利的政策十分恼火，但他们对大量涌出的人流也是毫无办法。
变革的力量开始敲打民主德国。越来越多的东德人走上街头抗议，要求出行自由。东德政府面临着空前的压力。
就在发布会的前几天，东德政府决定适当放宽旅游限制，宣布了一项允许普通公民出国旅行的规定草案。在此之前，出国行是一项只有特权阶层才能享有的权利。
但草案中限制繁多，如公民因私出国只能在国外待30天，且要提前30天申请。而要永久出境，必须得到上级的“安全许可”，这在许多人看来几乎是不可能获得的。此外，在东德兑换外币受严格限制，且汇率极高。
尽管这项草案对政府来说已经是开明的一步，但这对大批离境的东德人来说无关痛痒，民众对这种小规模的“开口”并不感冒。因此，意大利记者才在发布会上质问沙博夫斯基这项草案是不是一个“极大的错误”。
一个党派官员对《纽约时报》说：“人们受不了官僚对他们的生活指指点点了，他们希望自己能决定想去哪就去哪，想啥时候走就走，想走几次就走几次。”
在发布会前几小时，东德执政党党首埃贡·克伦茨点头通过了另一份新的旅行法，进一步放开，居民出境可以申请签证。但克伦茨要求封锁消息，11月10日凌晨4点之后，才能颁发。
混乱之中，包括沙博夫斯基将这份规定误解为东德将“完全”开放边境。
克伦茨闻讯沙博夫斯基意外说漏了嘴，要求他通知各大媒体，收回这一新闻，等到明早4点再发。但编辑出身、受过良好新闻学教育的沙博夫斯基知道为时已晚，收回消息是不可能的。
东德局势加速恶化。当时，还在波兰访问的西德总理赫尔穆特·科尔赶忙回国，宣布了促进两德统一的“十点纲领”。
1990年6月，东德政府正式拆除柏林墙。10月3日，两德最终统一。
一个被历史审判的晚年
无意间推动了自由和平进程的沙博夫斯基，并非历史的宠儿。
两德统一后不久，改组后的东德统一社会党将沙博夫斯基剔除出了党组织。有人说，若是东德还在，沙博夫斯基本是克伦茨之后另一名最有潜力的党首继任者。
1992年，沙博夫斯基重操旧业，当起了地区小报的编辑。他成为东德少数反思东德政府错误行为的官员之一，他不但深深自责，更一次次抨击苏联式的社会主义。
但柏林墙边的血债终要有人来偿还。1997年，沙博夫斯基同其他东德官员一道，被控是射杀逃亡难民的共犯，接受了柏林一家法院的审判。沙博夫斯基被判三年有期徒刑。他在沉默中接受了判决。他于1999年12月起服刑，直到2000年12月，他获得了柏林市长的特赦，也就是说他只服刑了一年。
“我不后悔发生的一切，”沙博夫斯基在1989年“犯错误”的那晚，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我们这些身居要职的人应该对自己坦诚，整个体制已经不可能存活了。我曾经是那部分想改变它的人之一，但我们行动得太晚了，抗议运动带来的压力也很大。我们已没有余地进行演习。”
张宁据《弧度》张梦圆/文
君特·沙博夫斯基是前东德政治局委员，因为他在一场新闻发布会上的失误，导致了柏林墙倒塌，同时也加速了前东德倒台。
应该说在1989年11月9日之前，沙博夫斯基还藉藉无名。他只是东德执政党“德国统一社会党”的一名普通官员，是这架庞大的机器上的一枚螺丝钉。
但是在这天之后，他的一个“错误”产生了蝴蝶效应，直接推翻了柏林墙，更加速了民主德国的倒台，促进了两德的统一。
这一切，都要从那天的一个新闻发布会说起……
一个措手不及的提问
1989年11月9日下午6点，乌央央的东柏林人结束了一天的工作，回到各自的家中。在伯恩霍莫大街边境哨所（东西德人群来往的主要哨所）执行看守任务的哈拉德·雅格尔中校，正要去餐厅吃晚餐。
餐厅里的电视机正直播一场记者招待会，荧屏里的东德官僚们正在就新召开的政治局党代会大谈特谈。百无聊赖的雅格尔中校一边打着饭，一边盯着电视机。
发布会已开了50多分钟，在场的记者们都哈欠连连。
就在发布会将要结束的时候，意大利安莎通讯社的记者里卡尔多·埃尔曼向媒体官员君特·沙博夫斯基提问：“沙博夫斯基先生，您刚才谈到了错误，那么您是否认为，你们前几天所起草的旅游法草案，也是一个极大的错误呢？”
这一问题让沙博夫斯基有些措手不及。
沙博夫斯基翻动着桌前的资料，寻找他应该宣读的文件，翻找了好一阵。一位助手递给他一份文件，他戴上眼镜，念道：“公民可以自由申请私人出国旅游，而无须符合任何旅行或者探亲状况的先决条件，申请将会很快得到批准。”
在场的记者目瞪口呆。另一名西德记者大喊着追问道：“这将何时生效？是从现在开始吗？”
沙博夫斯基一字一句、有些笨拙地说道：“就我所知……现在，马上。”
又有两个记者追问道：“这也适用于西柏林吗？”
沙博夫斯基回答道：“是的，是的，都可以永久性离境。”
随后，沙博夫斯基合上文件，离开了现场，留下一屋子错愕的记者。
一个改变历史的夜晚
“立即生效！”雅格尔中校惊讶地从饭桌边跳了起来，感到一阵窒息，“难道他们的脑子坏掉了吗？”心急如焚的雅格尔中校扔下晚饭，赶忙奔向哨所。
当晚，各大媒体的头条都是：东德人民可以自由地离开这个国家，柏林墙上的大门打开了！
东柏林人沸腾了，这个天大的好消息来得太突然了。激动的人群浩浩荡荡地向各边境站集结，要求前往西德。
“新的规定出台了，我不知道说什么好，我曾经整夜地哭泣过，现在终于不需要再哭泣了。”一名东柏林市民在接受电视采访时说。
声明发布短短20分钟之后，雅格尔中校便看到一群人向哨所涌来，有步行来的，有坐电车来的，也有开车来的。人们喊着“开放边界，打开大门”，态度坚决。
这时，有官员让他们出示护照和签证，这群人说：“我们没有这些文件。你们没有听见沙博夫斯基说的话吗？他说我们可以立即离开！”
错乱的边防军不知是否可以使用致命武器。曾经有200多人命丧穿越柏林墙的路途。寡不敌众的边防军难以招架越来越多的人群，终于，在当晚22点45分，边防军放弃了阻拦，允许人们自由出境，不需出示任何证件。
顷刻间，压抑的洪水突破了柏林墙。在另一边等候多时的西德人热情欢迎，向涌入的同胞献上鲜花、香槟和水果，陌生人相互拥抱，不少酒吧提供免费啤酒，边界洋溢着欢庆的气氛，许多人爬上柏林墙欢呼。
没有流血，没有暴力。横亘28年见证东西两德意识形态对峙的柏林墙，一夜之间倒塌了。
一个理解错误的答案
事实上，东德政府确实有取消出行限制的计划。但并不打算在这个始料未及的时刻宣布，也并没想“放开”得那么彻底。
事情要从1989年说起，这一年对铁幕东边的国家来说是极其动荡的一年。波兰最先发生变革，随后如多米诺骨牌般浪潮席卷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等东欧国家。
这一年的5月，率先实行民主化的邻国匈牙利开放了与奥地利的边境，成为第一个掀开铁幕一角、允许民众向西方世界自由流动的国家。匈牙利政府宣布撤销与东德政府长达20年的协定，单方允许东德难民经匈牙利前往“他们想去的国家”。成千上万的东德人取道波兰或捷克斯洛伐克到达匈牙利，再通过奥地利，涌向西德。西德时任总理公开赞赏匈牙利为东德难民敞开大门的行为是“一个人道主义决定”。
据《纽约时报》1989年11月的报道，1989年就有近17万东德人离开国家，人数占东德总人口的1%。东德对匈牙利的政策十分恼火，但他们对大量涌出的人流也是毫无办法。
变革的力量开始敲打民主德国。越来越多的东德人走上街头抗议，要求出行自由。东德政府面临着空前的压力。
就在发布会的前几天，东德政府决定适当放宽旅游限制，宣布了一项允许普通公民出国旅行的规定草案。在此之前，出国行是一项只有特权阶层才能享有的权利。
但草案中限制繁多，如公民因私出国只能在国外待30天，且要提前30天申请。而要永久出境，必须得到上级的“安全许可”，这在许多人看来几乎是不可能获得的。此外，在东德兑换外币受严格限制，且汇率极高。
尽管这项草案对政府来说已经是开明的一步，但这对大批离境的东德人来说无关痛痒，民众对这种小规模的“开口”并不感冒。因此，意大利记者才在发布会上质问沙博夫斯基这项草案是不是一个“极大的错误”。
一个党派官员对《纽约时报》说：“人们受不了官僚对他们的生活指指点点了，他们希望自己能决定想去哪就去哪，想啥时候走就走，想走几次就走几次。”
在发布会前几小时，东德执政党党首埃贡·克伦茨点头通过了另一份新的旅行法，进一步放开，居民出境可以申请签证。但克伦茨要求封锁消息，11月10日凌晨4点之后，才能颁发。
混乱之中，包括沙博夫斯基将这份规定误解为东德将“完全”开放边境。
克伦茨闻讯沙博夫斯基意外说漏了嘴，要求他通知各大媒体，收回这一新闻，等到明早4点再发。但编辑出身、受过良好新闻学教育的沙博夫斯基知道为时已晚，收回消息是不可能的。
东德局势加速恶化。当时，还在波兰访问的西德总理赫尔穆特·科尔赶忙回国，宣布了促进两德统一的“十点纲领”。
1990年6月，东德政府正式拆除柏林墙。10月3日，两德最终统一。
一个被历史审判的晚年
无意间推动了自由和平进程的沙博夫斯基，并非历史的宠儿。
两德统一后不久，改组后的东德统一社会党将沙博夫斯基剔除出了党组织。有人说，若是东德还在，沙博夫斯基本是克伦茨之后另一名最有潜力的党首继任者。
1992年，沙博夫斯基重操旧业，当起了地区小报的编辑。他成为东德少数反思东德政府错误行为的官员之一，他不但深深自责，更一次次抨击苏联式的社会主义。
但柏林墙边的血债终要有人来偿还。1997年，沙博夫斯基同其他东德官员一道，被控是射杀逃亡难民的共犯，接受了柏林一家法院的审判。沙博夫斯基被判三年有期徒刑。他在沉默中接受了判决。他于1999年12月起服刑，直到2000年12月，他获得了柏林市长的特赦，也就是说他只服刑了一年。
“我不后悔发生的一切，”沙博夫斯基在1989年“犯错误”的那晚，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我们这些身居要职的人应该对自己坦诚，整个体制已经不可能存活了。我曾经是那部分想改变它的人之一，但我们行动得太晚了，抗议运动带来的压力也很大。我们已没有余地进行演习。”
张宁据《弧度》张梦圆/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