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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无土时代》中,赵本夫以匪夷所思的想像为我们讲述了一个都市生活中的现代神话:
在木城这个已经高度现代化的大都市里,一夜之间竟长出了361块麦田。茁壮的麦苗迎风飘拂,拔节生长,扬花抽穗。当金灿灿的麦穗压弯了头时,新麦的香味溢满了木城,全城的人看到身边的麦田个个都欣喜若狂,像过节一样。同样也是一夜之间,人们纷纷拥向麦田,这城里稀罕的麦子就被人们抢收得精光。
这个神话无疑表达了作者深深的忧思和理想的愿望。他的忧思是对城市文明病症积重难返的忧思,因为城市被钢筋水泥和沥青严严实实地包裹了起来,人们再也感受不到氤氲的地气。而他的愿望来自土地,他希冀通过在土地上长出的麦苗来抚平城市的伤口。但赵本夫又把这个神话讲述得充满现实性。因为城市里长出来的麦田靠的不是神力,也不是幻想,而是到城里来打工的一帮农民工亲手种植的。市长将城市里的绿化工作交给农民工来做,于是他们玩了一个狸猫换太子的花招,麦苗换绿草,将本该种植草皮的空地全部种上了麦苗。如此挑衅城市规则的行为,竟然让思想开明的周市长宽宏大量地容忍了。
也许中国作家的内心都留着一片空间种植绿色草木,这样他们才与悠久的历史文化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在城市里种植麦苗并不是赵本夫的独创,我记得几年前曾在一篇小说中也读到过类似的情节。但那只是一个农民工在他打工的餐馆门前偷偷扔下几颗麦种而已。难得像赵本夫这样在城市大规模地种植农作物,甚至将这样的行为合法化。你看他笔下的木城:“这个城市的各个角落,凡是有土的地方,早已长出各种庄稼:高粱、玉米、大豆、山芋、谷子、稷子、芝麻、花生……还有各种蔬菜:黄瓜、茄子、辣椒、丝瓜、扁豆、青菜。甚至还发现了西瓜、南瓜、甜瓜……一时间,这成了木城人最重要的话题。”赵本夫在这里透露出他心目中最理想化的城市模样。
面对城市化带来的巨变,作家们不是多了一份欣喜,而是多了一份忧思。于是城乡冲突就成为当代文学的一个重要主题。这证明文学的灵魂并没有泯灭。在城乡冲突的文学叙述中,作家的情感立场多半是站在乡村的一边。有人曾以此讥讽作家们感情不真实,因为他们基本上都生活在城市,享受着城市的一切舒适和便利,却说着城市的坏话;还因为他们大多来自乡村,嘴上对乡村极尽赞美之词,却没有一个人愿意真的返回乡村去。其实这样的讥讽完全是错怪了作家们。正因为他们生活在城市,才会对城市化带来的弊病有着切身的感受;也正因为他们大多来自乡村,所以他们在设想如何匡救城市化的弊病时,乡村精神就成了他们最现成的武器。赵本夫也是一位对城乡冲突和城市化弊病深怀忧思的作家,有一个写作“地母”系列的宏大计划。《无土时代》是系列的第三部,前两部分别为《黑蚂蚁蓝眼睛》和《天地月亮地》。前两部的主要场景是乡村,城乡冲突以隐性的方式存在于其中。赵本夫在这两部作品里表达了他对乡村精神的缅怀和对乡村日益凋敝的忧虑。当然,这样的主题表达并不是赵本夫所独有的,他不过是加入到反思现代化和城市化的庄严大合唱之中。但《无土时代》是这大合唱中的一段清丽悦耳的独奏。独奏的旋律是那样的陌生又那样的让我们似曾相识。说它似曾相识,是因为小说仍然围绕着城市文明最显在的问题展开,用赵本夫自己的话说,就是“城市文明越是高度发展,城市文明病就越多,如厌食症、肥胖症、性无能、秃顶、肝病,以及无精打采、焦虑失眠、精神失常、互相攻讦、窥视等。”而这些城市文明病的表现症状在许多小说中都被描述过。说它陌生,是因为它虽然可以归结到城乡冲突,但它处理冲突的方式不再是通过对立来解决问题,而是要通过融合来解决问题。赵本夫理想化的城市就是通过融合来实现的。在赵本夫的笔下,城市与乡村的边界已经模糊。你看看当木城各个角落都种上庄稼的时候是什么情景吧:庄稼成了木城人最重要的话题,“以前是说张三道李四,现在是说高粱道茄子。大家都很亢奋”。而且赵本夫坚信,他的这一宏伟理想必将载入史册。小说中的周市长就是一位认同赵本夫理想的先知先觉者,所以市长相信若干年后,人们只会记住第一次为城市种植庄稼的天柱,却不会记住他这位大市长。
赵本夫的自信缘于他对土地的深刻理解。土地可以说是乡村文化的根本。离开了土地,乡村文化也就失去了灵魂。农民与土地的关系是血与肉的生死存亡的关系。因此在以往的乡土小说中,土地带有某种图腾的形态主宰着作品的精神走向。作家反思现代化对乡村的破坏时,也主要是从土地人手的。许多小说都表现了急剧扩张的城市化对农村土地的侵吞所造成的恶果。在赵本夫“地母”系列的前两部作品中也表达了类似的主题。但问题总有其两面性。我们在批判城市化的恶果时,并非要彻底放弃城市化进程,回到前现代的乡土社会。从文明发展的角度看,城市化似乎是一个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难道就没有办法解决城市化的问题和城市对乡村的破坏?赵本夫在写作“地母”系列的第三部时,笔锋一转,试图对此作出自己的回答。这就说到“无土时代”的含义了。赵本夫将今天的城市化时代命名为“无土时代”,这实在是一个伟大的创见。在赵本夫看来,城市吞并了农村的土地之后,还要用钢筋水泥沥青砖块等现代物质将土地覆盖,彻底切断了人与土地的关系,这“就像电流短路一样,所有污浊之气、不平之气、怨恨之气、邪恶之气、无名之气,无法被大地吸纳排解,一丝丝_缕缕一团团在大街小巷飘浮、游荡、汇集、凝聚、发酵,瘴气一样熏得人昏头昏脑,吸进五脏六腑,进入血液,才有了种种城市文明病,才有了丑陋的城里人”。为此,小说写了几位痴迷于土地的人物,一位是出版社的主编石陀,他在政协会上不断呼吁要拆除高楼,扒开水泥地,让人们亲近土地。为了实现这一主张,他拿着一把小锤头,有机会就到大街上破坏路面。还有一位是进城打工的天柱。他进城以后就不愿意回去了,但他留在城市不是迷恋城市的物质生活,而是因为他怀着一个野心,想要把整个木城变成一片庄稼地。他不像其他的农民工那样尽量寻找更能挣钱的工作,而是到人们不愿意去的绿化队,他在这里找到了种庄稼的感觉,而且也实现了他给城市种上庄稼的梦想。
赵本夫写的这两位痴迷于土地的人物都是从乡村草儿洼走出来的。赵本夫特别强调他们的乡土身份,强调他们为自己的乡土身份而自豪。他们虽然融入到城市生活之中,甚至像石陀其生活早已适应了城市的方式,但他们在记忆深处还保留着土地的芳香。我们嘲笑一位城里人缺乏修养时,往往就说他骨子里还是一个农民。但谁又能否认中国城市人口与农村的血缘关系?因此在当代小说的人物系列中,具有城市文化和乡村文化双重性格的人物占有很大的比例。不过以我阅读的经验来看,作家在把握这种双重性格的人物时,往往将乡村文 化置于弱势和守势的位置。但赵本夫在《无土时代》中完全改变了这一思路,他塑造的石陀、天柱是充满进取心和自信心的人物,而他们的进取心和自信心恰恰来自他们内心的乡村文化,来自他们对土地的信念。土地的信念之所以能够让他们充满信心,就在于土地恰恰是城市人的死穴。他们发现,城里人实际上在心里也把土地当成宝贝。城里人费尽心思弄来一点土,在阳台上摆几个花盆或隔出点空间种植花草。这是“对祖先种植的记忆”,对土地的记忆。赵本夫将这种对于土地和种植的记忆也看成是人的“本能”。显然,城里人一直压抑着这种本能,而乡下人却任其本能自由地伸展。因此,赵本夫所谓的“无土时代”从根本上说并不是指现实生活中失去了土地,而是指人们缺乏了一种土地的观念。当人们的内心处于“无土”的状态时,当人们的对种植和土地的“本能”被压抑时,才会导致那么多的文明病。小说中的石陀、天柱,也包括潜在的柴门,是赵本夫为我们提供的一组崭新的人物形象,这组人物形象都具有相同的土地意识。这种土地意识使他们变得强盛,这种土地意识也是解决城市问题的武器。他们凭着各自的努力,唤醒了木城人对于种植和土地的记忆,“木城人似乎又恢复了一点对大自然的敬畏之心”,于是诗意又回到木城来了:“满天繁星下的木城,从来没有这么安静过,忙碌了一天的人们,心终于沉静下来。这一夜,几乎所有人都睡得那么安稳,那么香甜。”
《无土时代》的思想价值就在于,赵本夫站在现代性的高度上赋予土地新的哲学意义。我以为,当现代化、城市化的问题不断纠集起来后,土地就成为了一个症结,我们必须要认真加以处理。这也是生态学以及生态美学的核心。美国学者奥尔多·利奥波特还提出了“土地伦理学”的概念,认为要把社会意识的尺度从人类扩展到土地,他将土地和人类的关系统称为一个“大地共同体”,呼吁人们应该以谦恭和善良的姿态对待土地,尊重土地。赵本夫在《无土时代》里表达了与利奥波特相类似的观点,而且我以为赵本夫在对待土地的态度上更加积极乐观。他将土地理解为具有灵魂和生命的存在,具有自我的意愿。因此土地与人类的沟通,就是生命与生命之间的沟通。那位孤儿院的金阿姨,并非理论家,却悟到了这一点,所以她说她的很多想法都来自土地。不必说她给谷子取了一个这么“土气”的名字,就是她收养谷子的善举,也可以说是听从土地的召唤。所以赵本夫借金阿姨之口,以最通俗的语言表达出最深刻的哲理:“其实‘土气’是个好东西,土气土气,是说大地有气息,有灵魂,有生命的呀!一个人有了‘土气’,人就厚了,就有了根基,就有了营养,就会不怕风雨,多好啊!”
小说的结构也是值得我们关注的事情。赵本夫将他对土地的独具智慧的阐释隐藏在一系列扑朔迷离的有关寻找与遗弃的故事之中。首先是石陀委派年轻编辑谷子去寻找作家柴门,其次是村长方全林和天柱共同在寻找二十多年失踪的天易。还有谷子对自己父母的寻找,梁朝东与黄鹂一起走进四川大山对谷子的寻找。因为遗弃才会有寻找。谷子的父母遗弃了自己的骨肉,年少的天易遗弃了自己的家乡。当然最大的遗弃是人们在茫然的兴奋之中就遗弃了与自己生命息息相关的土地。各种遗弃和各种寻找交织在一起,一个寻找与另一个寻找重叠在一起,从而使寻找变得更为复杂。比方说,石陀要寻找的作家柴门似乎就是方全林和天柱寻找了二十多年的天易。但是,谷子在寻找柴门的过程中又寻找到主编石陀的踪迹。以至始终关注寻找柴门的许一桃得出结论,柴门、天易和石陀就是一个人。显然小说包含着太多的玄机,赵本夫最终并没有破解这些玄机,而是把层层疑惑留给了读者。我以为,赵本夫选择这种充满玄机的故事结构,并不单纯是为了增加小说的可读性,而是体现了他对世界的理解和认识。现代化和城市化是建立在理性主义基础之上的,人类自认为知识就是力量,可以征服自然,征服世界。现代化的时代就是一个理性时代。但随着现代化进程中暴露出的种种弊端,让人类开始认识到理性的局限性。赵本夫所命名的“无土时代”,其实就是理性时代的表征之一,他在批判“无土时代”的同时也就是在质疑理性的绝对权威。所以他的小说结构是一种充满玄机的结构,现实世界的很多玄机是无法用理性来破解的。在这些玄机的背后也许就有一种神奇的力量在起作用。小说中有一个细节也许就是赵本夫领悟到神奇力量的作用而设计的。政协主席马万里几十年前在大学被团支书约到城墙上谈心。在朦胧的月色下,一桩奇事在他们眼皮下发生了,成千上万只黄鼠狼一只衔着一只的尾巴鱼贯着走过去。马万里当时就想到,这是一个不可泄露的天机。后来马万里当了十年的木城市市长,木城的现代化成就显然有他的功劳。但当他处在政协主席的位置上后,在委员们的影响下,也习惯于从负面看问题。于是他对“自己打拼十年建造的木城”也有了反省。马万里的经历印证了一个重要的“天机”:人类一手制造的“无土时代”将要使人类自食其恶果。为什么是由黄鼠狼来传达这么重要的“天机”,因为黄鼠狼就是土地上的神灵。在民间曾经盛传“五大仙”的崇拜。五大仙即狐狸、黄鼠狼、刺猬、蛇、老鼠五种与土地密切相关的动物。民间认为这些动物亦妖亦仙,比如黄鼠狼是可以左右人的精神世界的,人类如果侵犯了它们,就会受到不同程度的惩罚,如果敬奉它们,则会得到福祉。或者我们会说,这类动物崇拜的民间信仰不过是神性时代的产物,随着神性时代的终止,这样的民间信仰自然也会消失。但赵本夫把几乎让人们都遗忘掉的民间信仰化用到小说结构之中,他并不是要倡导神性,而是想以此唤醒我们记忆深处沉睡的关于土地和种植的“本能”,让我们懂得如何去敬畏自然万物。小说结尾再一次出现黄鼠狼的行踪,我们不妨看成是又一次的天机泄露,它是对木城人走出“无土时代”的肯定。
人类一味地臣服于神性固然是不行的,而一味地鼓吹理性也无助于人类的幸福。赵本夫的《无土时代》告诉我们,应该以智慧的方式去面对神秘莫测的自然天地。因此我想为赵本夫的这部小说做一个总结:走出无土时代,进入智性时代,人类的未来前景顿时广阔明亮起来。
在木城这个已经高度现代化的大都市里,一夜之间竟长出了361块麦田。茁壮的麦苗迎风飘拂,拔节生长,扬花抽穗。当金灿灿的麦穗压弯了头时,新麦的香味溢满了木城,全城的人看到身边的麦田个个都欣喜若狂,像过节一样。同样也是一夜之间,人们纷纷拥向麦田,这城里稀罕的麦子就被人们抢收得精光。
这个神话无疑表达了作者深深的忧思和理想的愿望。他的忧思是对城市文明病症积重难返的忧思,因为城市被钢筋水泥和沥青严严实实地包裹了起来,人们再也感受不到氤氲的地气。而他的愿望来自土地,他希冀通过在土地上长出的麦苗来抚平城市的伤口。但赵本夫又把这个神话讲述得充满现实性。因为城市里长出来的麦田靠的不是神力,也不是幻想,而是到城里来打工的一帮农民工亲手种植的。市长将城市里的绿化工作交给农民工来做,于是他们玩了一个狸猫换太子的花招,麦苗换绿草,将本该种植草皮的空地全部种上了麦苗。如此挑衅城市规则的行为,竟然让思想开明的周市长宽宏大量地容忍了。
也许中国作家的内心都留着一片空间种植绿色草木,这样他们才与悠久的历史文化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在城市里种植麦苗并不是赵本夫的独创,我记得几年前曾在一篇小说中也读到过类似的情节。但那只是一个农民工在他打工的餐馆门前偷偷扔下几颗麦种而已。难得像赵本夫这样在城市大规模地种植农作物,甚至将这样的行为合法化。你看他笔下的木城:“这个城市的各个角落,凡是有土的地方,早已长出各种庄稼:高粱、玉米、大豆、山芋、谷子、稷子、芝麻、花生……还有各种蔬菜:黄瓜、茄子、辣椒、丝瓜、扁豆、青菜。甚至还发现了西瓜、南瓜、甜瓜……一时间,这成了木城人最重要的话题。”赵本夫在这里透露出他心目中最理想化的城市模样。
面对城市化带来的巨变,作家们不是多了一份欣喜,而是多了一份忧思。于是城乡冲突就成为当代文学的一个重要主题。这证明文学的灵魂并没有泯灭。在城乡冲突的文学叙述中,作家的情感立场多半是站在乡村的一边。有人曾以此讥讽作家们感情不真实,因为他们基本上都生活在城市,享受着城市的一切舒适和便利,却说着城市的坏话;还因为他们大多来自乡村,嘴上对乡村极尽赞美之词,却没有一个人愿意真的返回乡村去。其实这样的讥讽完全是错怪了作家们。正因为他们生活在城市,才会对城市化带来的弊病有着切身的感受;也正因为他们大多来自乡村,所以他们在设想如何匡救城市化的弊病时,乡村精神就成了他们最现成的武器。赵本夫也是一位对城乡冲突和城市化弊病深怀忧思的作家,有一个写作“地母”系列的宏大计划。《无土时代》是系列的第三部,前两部分别为《黑蚂蚁蓝眼睛》和《天地月亮地》。前两部的主要场景是乡村,城乡冲突以隐性的方式存在于其中。赵本夫在这两部作品里表达了他对乡村精神的缅怀和对乡村日益凋敝的忧虑。当然,这样的主题表达并不是赵本夫所独有的,他不过是加入到反思现代化和城市化的庄严大合唱之中。但《无土时代》是这大合唱中的一段清丽悦耳的独奏。独奏的旋律是那样的陌生又那样的让我们似曾相识。说它似曾相识,是因为小说仍然围绕着城市文明最显在的问题展开,用赵本夫自己的话说,就是“城市文明越是高度发展,城市文明病就越多,如厌食症、肥胖症、性无能、秃顶、肝病,以及无精打采、焦虑失眠、精神失常、互相攻讦、窥视等。”而这些城市文明病的表现症状在许多小说中都被描述过。说它陌生,是因为它虽然可以归结到城乡冲突,但它处理冲突的方式不再是通过对立来解决问题,而是要通过融合来解决问题。赵本夫理想化的城市就是通过融合来实现的。在赵本夫的笔下,城市与乡村的边界已经模糊。你看看当木城各个角落都种上庄稼的时候是什么情景吧:庄稼成了木城人最重要的话题,“以前是说张三道李四,现在是说高粱道茄子。大家都很亢奋”。而且赵本夫坚信,他的这一宏伟理想必将载入史册。小说中的周市长就是一位认同赵本夫理想的先知先觉者,所以市长相信若干年后,人们只会记住第一次为城市种植庄稼的天柱,却不会记住他这位大市长。
赵本夫的自信缘于他对土地的深刻理解。土地可以说是乡村文化的根本。离开了土地,乡村文化也就失去了灵魂。农民与土地的关系是血与肉的生死存亡的关系。因此在以往的乡土小说中,土地带有某种图腾的形态主宰着作品的精神走向。作家反思现代化对乡村的破坏时,也主要是从土地人手的。许多小说都表现了急剧扩张的城市化对农村土地的侵吞所造成的恶果。在赵本夫“地母”系列的前两部作品中也表达了类似的主题。但问题总有其两面性。我们在批判城市化的恶果时,并非要彻底放弃城市化进程,回到前现代的乡土社会。从文明发展的角度看,城市化似乎是一个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难道就没有办法解决城市化的问题和城市对乡村的破坏?赵本夫在写作“地母”系列的第三部时,笔锋一转,试图对此作出自己的回答。这就说到“无土时代”的含义了。赵本夫将今天的城市化时代命名为“无土时代”,这实在是一个伟大的创见。在赵本夫看来,城市吞并了农村的土地之后,还要用钢筋水泥沥青砖块等现代物质将土地覆盖,彻底切断了人与土地的关系,这“就像电流短路一样,所有污浊之气、不平之气、怨恨之气、邪恶之气、无名之气,无法被大地吸纳排解,一丝丝_缕缕一团团在大街小巷飘浮、游荡、汇集、凝聚、发酵,瘴气一样熏得人昏头昏脑,吸进五脏六腑,进入血液,才有了种种城市文明病,才有了丑陋的城里人”。为此,小说写了几位痴迷于土地的人物,一位是出版社的主编石陀,他在政协会上不断呼吁要拆除高楼,扒开水泥地,让人们亲近土地。为了实现这一主张,他拿着一把小锤头,有机会就到大街上破坏路面。还有一位是进城打工的天柱。他进城以后就不愿意回去了,但他留在城市不是迷恋城市的物质生活,而是因为他怀着一个野心,想要把整个木城变成一片庄稼地。他不像其他的农民工那样尽量寻找更能挣钱的工作,而是到人们不愿意去的绿化队,他在这里找到了种庄稼的感觉,而且也实现了他给城市种上庄稼的梦想。
赵本夫写的这两位痴迷于土地的人物都是从乡村草儿洼走出来的。赵本夫特别强调他们的乡土身份,强调他们为自己的乡土身份而自豪。他们虽然融入到城市生活之中,甚至像石陀其生活早已适应了城市的方式,但他们在记忆深处还保留着土地的芳香。我们嘲笑一位城里人缺乏修养时,往往就说他骨子里还是一个农民。但谁又能否认中国城市人口与农村的血缘关系?因此在当代小说的人物系列中,具有城市文化和乡村文化双重性格的人物占有很大的比例。不过以我阅读的经验来看,作家在把握这种双重性格的人物时,往往将乡村文 化置于弱势和守势的位置。但赵本夫在《无土时代》中完全改变了这一思路,他塑造的石陀、天柱是充满进取心和自信心的人物,而他们的进取心和自信心恰恰来自他们内心的乡村文化,来自他们对土地的信念。土地的信念之所以能够让他们充满信心,就在于土地恰恰是城市人的死穴。他们发现,城里人实际上在心里也把土地当成宝贝。城里人费尽心思弄来一点土,在阳台上摆几个花盆或隔出点空间种植花草。这是“对祖先种植的记忆”,对土地的记忆。赵本夫将这种对于土地和种植的记忆也看成是人的“本能”。显然,城里人一直压抑着这种本能,而乡下人却任其本能自由地伸展。因此,赵本夫所谓的“无土时代”从根本上说并不是指现实生活中失去了土地,而是指人们缺乏了一种土地的观念。当人们的内心处于“无土”的状态时,当人们的对种植和土地的“本能”被压抑时,才会导致那么多的文明病。小说中的石陀、天柱,也包括潜在的柴门,是赵本夫为我们提供的一组崭新的人物形象,这组人物形象都具有相同的土地意识。这种土地意识使他们变得强盛,这种土地意识也是解决城市问题的武器。他们凭着各自的努力,唤醒了木城人对于种植和土地的记忆,“木城人似乎又恢复了一点对大自然的敬畏之心”,于是诗意又回到木城来了:“满天繁星下的木城,从来没有这么安静过,忙碌了一天的人们,心终于沉静下来。这一夜,几乎所有人都睡得那么安稳,那么香甜。”
《无土时代》的思想价值就在于,赵本夫站在现代性的高度上赋予土地新的哲学意义。我以为,当现代化、城市化的问题不断纠集起来后,土地就成为了一个症结,我们必须要认真加以处理。这也是生态学以及生态美学的核心。美国学者奥尔多·利奥波特还提出了“土地伦理学”的概念,认为要把社会意识的尺度从人类扩展到土地,他将土地和人类的关系统称为一个“大地共同体”,呼吁人们应该以谦恭和善良的姿态对待土地,尊重土地。赵本夫在《无土时代》里表达了与利奥波特相类似的观点,而且我以为赵本夫在对待土地的态度上更加积极乐观。他将土地理解为具有灵魂和生命的存在,具有自我的意愿。因此土地与人类的沟通,就是生命与生命之间的沟通。那位孤儿院的金阿姨,并非理论家,却悟到了这一点,所以她说她的很多想法都来自土地。不必说她给谷子取了一个这么“土气”的名字,就是她收养谷子的善举,也可以说是听从土地的召唤。所以赵本夫借金阿姨之口,以最通俗的语言表达出最深刻的哲理:“其实‘土气’是个好东西,土气土气,是说大地有气息,有灵魂,有生命的呀!一个人有了‘土气’,人就厚了,就有了根基,就有了营养,就会不怕风雨,多好啊!”
小说的结构也是值得我们关注的事情。赵本夫将他对土地的独具智慧的阐释隐藏在一系列扑朔迷离的有关寻找与遗弃的故事之中。首先是石陀委派年轻编辑谷子去寻找作家柴门,其次是村长方全林和天柱共同在寻找二十多年失踪的天易。还有谷子对自己父母的寻找,梁朝东与黄鹂一起走进四川大山对谷子的寻找。因为遗弃才会有寻找。谷子的父母遗弃了自己的骨肉,年少的天易遗弃了自己的家乡。当然最大的遗弃是人们在茫然的兴奋之中就遗弃了与自己生命息息相关的土地。各种遗弃和各种寻找交织在一起,一个寻找与另一个寻找重叠在一起,从而使寻找变得更为复杂。比方说,石陀要寻找的作家柴门似乎就是方全林和天柱寻找了二十多年的天易。但是,谷子在寻找柴门的过程中又寻找到主编石陀的踪迹。以至始终关注寻找柴门的许一桃得出结论,柴门、天易和石陀就是一个人。显然小说包含着太多的玄机,赵本夫最终并没有破解这些玄机,而是把层层疑惑留给了读者。我以为,赵本夫选择这种充满玄机的故事结构,并不单纯是为了增加小说的可读性,而是体现了他对世界的理解和认识。现代化和城市化是建立在理性主义基础之上的,人类自认为知识就是力量,可以征服自然,征服世界。现代化的时代就是一个理性时代。但随着现代化进程中暴露出的种种弊端,让人类开始认识到理性的局限性。赵本夫所命名的“无土时代”,其实就是理性时代的表征之一,他在批判“无土时代”的同时也就是在质疑理性的绝对权威。所以他的小说结构是一种充满玄机的结构,现实世界的很多玄机是无法用理性来破解的。在这些玄机的背后也许就有一种神奇的力量在起作用。小说中有一个细节也许就是赵本夫领悟到神奇力量的作用而设计的。政协主席马万里几十年前在大学被团支书约到城墙上谈心。在朦胧的月色下,一桩奇事在他们眼皮下发生了,成千上万只黄鼠狼一只衔着一只的尾巴鱼贯着走过去。马万里当时就想到,这是一个不可泄露的天机。后来马万里当了十年的木城市市长,木城的现代化成就显然有他的功劳。但当他处在政协主席的位置上后,在委员们的影响下,也习惯于从负面看问题。于是他对“自己打拼十年建造的木城”也有了反省。马万里的经历印证了一个重要的“天机”:人类一手制造的“无土时代”将要使人类自食其恶果。为什么是由黄鼠狼来传达这么重要的“天机”,因为黄鼠狼就是土地上的神灵。在民间曾经盛传“五大仙”的崇拜。五大仙即狐狸、黄鼠狼、刺猬、蛇、老鼠五种与土地密切相关的动物。民间认为这些动物亦妖亦仙,比如黄鼠狼是可以左右人的精神世界的,人类如果侵犯了它们,就会受到不同程度的惩罚,如果敬奉它们,则会得到福祉。或者我们会说,这类动物崇拜的民间信仰不过是神性时代的产物,随着神性时代的终止,这样的民间信仰自然也会消失。但赵本夫把几乎让人们都遗忘掉的民间信仰化用到小说结构之中,他并不是要倡导神性,而是想以此唤醒我们记忆深处沉睡的关于土地和种植的“本能”,让我们懂得如何去敬畏自然万物。小说结尾再一次出现黄鼠狼的行踪,我们不妨看成是又一次的天机泄露,它是对木城人走出“无土时代”的肯定。
人类一味地臣服于神性固然是不行的,而一味地鼓吹理性也无助于人类的幸福。赵本夫的《无土时代》告诉我们,应该以智慧的方式去面对神秘莫测的自然天地。因此我想为赵本夫的这部小说做一个总结:走出无土时代,进入智性时代,人类的未来前景顿时广阔明亮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