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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智毅：中国银行业不可能再封闭．在既定体制下进行改革是我们必须面对的现实，结合国情，发挥中外资两种体制的作用，扬长避短是正确的选择。
当前有关中国银行业的热点、焦点有许多，在我看来，归根到底还是改革和开放的问题。要一句话讲清楚不容易，我们可以将这个问题细化成四个方面：
第一，中国的金融改革关起门来自己能不能改好?对于这个问题目前还没有绝对的答案。对持赞成观点的人来说，最有利的例子就是招商银行。招商银行没有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但它的绩效各方面都很好。这没有错，但是个案或者特例并不能够代表整体的情况。回过头来看看国有银行的改革就知道了，1998年国家发行2700億元特别国债补充四大国有商业银行资本金后，又剥离了四家银行近1．4万亿元的不良贷款并成立了四家资产管理公司，结果这个数目的不良资产在剥离了不到四年后又回来了，有人说国有商业银行是不良资产的“垃圾制造机”，这个比喻不一定准确，但说明了旧体制的顽固。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对我们国有商业银行体制和机制加以根本改变，国有银行是没有出路的。那么怎么改，以我个人的判断，如果不借助外力，纯粹关起门来自己改已经不现实，因为，我国已正式加入世贸组织，银行业的对外开放也是国家做出的战略选择。所以，银行业的问题还得在开放之中来解决，关起门来改已不可能。
第二，引进外资能不能把中国银行业改好?这个答案也是不确定的，但与关起门来改革相比至少存在着改好的可能性。中国的金融环境确实有待完善，但并不是说我们要等一切外部条件具备了再进行银行体制改革，银行体制改革与其他相关制度的改革可以同步进行。我们知道，董事会、高管层、监事会的设立是现代企业制度的一套体系，核心是对责、权、利的有机结合，形成三权分立，三会分设、相互制约、有效制衡的机制。但我们国家除了“三会”外，还有一个党委会。党管干部和党管人才的原则还在坚持，但党委同样要受到约束，在经营管理问题上党委已不再干预高管层，只要正确处理好了关系，就有利于增强各会之间的团结。引入外资恰好能够帮助在旧体制和新机制之间实现平衡，避免出现党委包办一切，董事会行同虚设的状况，因此也就存在国有银行改革成功的可能性。
第三，怎样在现有的体制下，发挥好外资的作用?这就需要有一套制度安排，我们专门制定了公司治理改革的指引，明确“四会”(董事会、监事会、高管层、党委会)之间的责权利关系，不断逼近真正意义上的现代金融企业制度。当然，对董事长、行长、监事长仍由国家保留任命权，但对中层以下的干部都采取了市场化任免的办法，取消了大部分干部的行政级别，这跟过去比是一个重大的进步。改革是一个渐进过程，只要不断地朝一个好的方向努力，体制机制不断得到好的改进，经营绩效一天比一天好，这个改革就是值得尝试和探索的，就是值得肯定的。
第四，为什么当前全社会对于我们国有金融企业的改革存在那么多质疑? 这一方面说明全社会都很关心银行业改革，另一方面，说明有关宣传工作还需加强。此外，我们也要看到在不同阶段，社会关注的热点也是不一样的，这也是很自然的事。目前，对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的问题比较多，就与当前所处的阶段有关系。其实在银监会出台的《公司治理改革指引》中就对国有银行改革制定了十个方面的措施，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其他还包括一系列改革内容。针对改革的目标，银监会还制定了三大类七项指标，根据世界排名前100家大银行的平均水平，都有定量考核指标。国家和政府有关职能部门对银行业改革还是采取非常审慎、非常认真的态度，至少出发点都是好的。
当然，银行业改革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又是一项空前的改革实践，在这一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这需要我们有及时的纠错机制，加强领导，不断改进，不断提高，把好事做好。
苟文均：对引入境外战略投资者需要有一个客观全面的认识，否则可能会对下一步深化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带来很大的负面影响。
最近，英国的《经济学家》和美国的《商业周刊》分别以“一场银行业的豪赌”、“下注中国的银行”为题，就外资人股中国商业银行发表了评论，其大概意思是说，中国国有银行存在很大的问题，投资中国银行业是一场“超级赌博”。与这个观点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国内一些舆论认为中国国有商业银行在引入境外战略投资者的过程中被贱卖了，甚至也有一些人认为目前银行业引资的作法会给中国的金融安全带来很大的隐患，从改善公司治理结构等目标看，境外战略投资者目前起到的作用也很有限。如果我们对此没有一个客观全面的认识，或者说不能从发展战略的高度处理好这个问题，这种舆论氛围可能会对下一步深化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带来很大的负面影响。
我认为，第一，经过财务重组和设立股份公司，改制后的国有商业银行有了一个健康的资产负债表和符合现代企业制度要求的公司治理架构，但并不意味着就已经建立起了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新机制，还有许多问题需要进一步解决。第二，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是从根本上解决公司治理等问题的重要途径，这也是我们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的根本目的，但长期累积的问题不可能在短期内因外资的进入而迎刃而解，建立真正现代的公司治理、商业文化需要一个过程，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肯定会大大缩短这一进程。第三，充分发挥境外战略投资者改善公司治理的作用，就必然涉及到公司控制权问题，如果外资在公司所占的股权比例过低，就难以在公司治理中发挥重要的责任或作用，改善公司治理目的就不可能达到。第四，境外投资者入股或控股中国的银行并不必然意味着会掌控中国金融业，并进而威胁到中国整个的金融安全和经济安全，应该说维护国家金融安全有许多手段和途径，包括对境外战略投资者股权转让实施限制等。第五，我国金融业对外开放程度总体上说还是比较低的，适当提高外资入股中国的银行的比例有助于银行改革目标的实现，无害于国家金融安全。
黄金老：25％的外资持股比例已经足够，应给国内的民营资本留有一定的投资空间。
在中国加入WTO的谈判中，中国以银行业全面开放为代价换取证券业少开放。然而，最近四年来大小企业多去香港上市，外资证券业趁此赚得厚利，国内的证券业并没有因为证券业少开放而获得保护。银行业方面，中国是完全遵守承诺，开放市场，并且开放甚至超过承诺内容，谓之“主动推进银行对外开放”。将单一外资股权比例提高到20％和合计外资股权比例提高到25％就是“主动开放”的结果。这一主动开放策略是正确的，不到两年时间就为中国银行业吸引到了200多亿美元的外资。对于外资持股比例的问题，我的看法是适可而止，维持这一股权比例限制既可以吸引外资人股，出资出技术出力改善银行业的治理结构和管理技能，又可以留出股权让内资有机会参与。中国目前的资金严重过剩，我们的政策应给内资留有余 地，说白了是给内资一点出路。国有银行国家要控股，铁定要占50％以上的股权，而外资已经占25％，剩下25％留给民营资本是合情合理的。所以，现在我们的政策不应是扩大外资股权比例，而应琢磨在合资银行获得国民待遇之前，如何制定一部法规在符合WTO协议的前提下将外资股权限制在25％以内。诸如“多个境外金融机构对上市中资金融机构投资入股比例合计达到或超过25％的，对该上市金融机构仍按照中资金融机构实施监督管理”这一明显为国有银行境外上市制定的权宜之策必须要改掉。有人也许会说，内资只是“资金”而非“资本”，因为其不会管理银行并且存在圈钱的嫌疑。是不是全国数千万家民营企业就找不出投资者呢?至少那些现在不要银行贷款或者银行竭力对其营销贷款的民营企业投资银行并不是出于圈钱目的。或者也可让现有的境外战略投资者增加董事和管理人数来达到提高管理效率的目的，而民营资本只出资少参与管理。也有人认为提高外资参股比例会促进外资更加投入地改进参股银行的治理结构，但我认为外资投了1／4的钱就已有足够的热情了。至于给经营不善的国内银行高额外资参股的特例作法，也非严肃执法者所为，口子一开了就难控其它。更主要的这类银行在出售前它的不良资产也剥离了，出售的仍是一个账面上的好银行。总之，不再提高国内银行外资股权比例，主要不是担心金融安全，而是为内资尽量留点好的投资对象。
黄润中：引进外资参与中国银行业的改革是非零和博弈的互动“双向双赢”，其绩效是帕累托改进的。
引进外资参与中国银行业的改革是非零和博弈的互动“双向双赢”，于我来说其绩效是帕累托改进的，首先是补充了银行的核心资本，使得银行可通过发行次级债、定向募集等增强了银行的资本实力，同时也使中国的机构投资者分享到改革的成果。其次，引资的同时引进了技术、专才、管理，信贷文化等，增强了激励与约束，改善了公司治理结构。第三，引进外资是一个过程和手段。利用这个有效手段，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国内投资者和国民都可以参与，包括参与次级债投资、将来在国内上市后购买股票、提出合理化建议、分享改革的成果等。
对外资入股中国银行业的比例，在符合“自愿互利、合乎程序、公平透明、为我所用”原则的前提下可以根据实践的需要与可能进行适当调整。引资的首要目的应是为我所用，要达到这个目标需要在与境外投资者博弈的过程中让外方有利可图，因为股东总是要求有回报的；同时，金融开放的过程应该是一个灵活博弈的过程，是一个双方在自愿互利、符合程序、公平透明、合作谈判过程中不断修正的过程。对于银行业，外资人股是否可以超过20％和25％，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从投资者的角度来说，不同的持股比例导致其对企业的关心度不同。一般而言，投资一个企业的持股比例低于20％可以不并表(如美国新桥投资以低于20％的比例相对控股深圳发展银行的相对控股者除外)，意味着对所投资企业的关心度也不太高或者只是一个财务投资者而不关心企业的长期发展。同理，25％的比例也可商榷，事实上，即便对于关乎国计民生的占据我国市场份额50％以上的工农中建以及交行在确保国家绝对控股的前提下，外资的比例也是可以突破25％的，比如建行上市后其外资比例就已达25．37％。可见，在“抓大放小”的改革思路下，银行业入股比例是可以根据实践需要和“一行一策”与时俱进地调整的。
中国银行业目前最需要考虑的问题是银行业入世过渡期结束后能否在与外资银行的竞争中壮大发展，中国银行业是否能在国际标准的框架下进行有效管理，是否更有利于我国金融改革开放发展和稳定。因此，我们不能总用过去传统的标准来衡量当前创新的实践，标准的制定与施行应充分考虑到中国金融业发展的需要，实事求是地修订、不断完善并及时采用经得起实践检验的标准。
最近媒体上有个别文章善意提出了注意防止引资的过程中出现金融主权控制、资产贱卖、信息安全等问题，应当说这种担心有一定的道理。从经济学上的成本效益分析来说，任何事情都有成本，引资也是如此。但是，引资确实是有利于提高中国银行业的资本实力和国际竞争力，有利于改善公司治理结构，有利于改造成为现代化银行，为此，做一些利益让步，付一些学费，算大账、长远看是值得的。评价一项工作的效果，一要用事实和数字说话，二要着眼于国内与国际、当前与长远、局部与全局的统筹。目前至少并没有客观事实表明，中国银行业引资导致了国家金融控制主权的丧失。至于有个别文章提出“引进外资并非是解决我国银行法人治理结构问题的惟一的出路”的观点也是值得商榷的。法人治理结构核心是激励与约束机制的规则制定和执行，尤其是约束机制；理论上讲，约束可分为所有者约束和代理者约束，应当说当前中国银行业最稀缺的是所有者约束，因此，引进外资某种程度上就是引进一双眼睛来盯住银行资产，建立约束机制，这就是当前中国银行业法人治理结构最需要解决的问题。至于说目前银行业法人治理结构还不完善，董事会、监事会职责交叉，高级管理人员的多重委托代理也可能会出现道德风险等等，这都是进一步在实践中需要不断用改革的方法来解决的发展问题，也是引资以后需要中外联手共同去解决的问题。
施華强：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能否解决，以及在多大程度上解决国有商业银行改革中面临的种种问题，需要用实践来回答。
对于中国国有商业银行引入境外战略投资者的认识，可以分成两个阶段讨论，一个是“引入”前，一个是“引入”后。对农行来说，讨论引入外国战略投资者的重点应该是需不需要引进，如何引进，如何从已经引入战略投资者的银行吸取经验；对于已经引入战略投资者的建行、中行、工行的问题就是在引入境外战略投资者之后，应该提供哪些配套措施保证战略投资者发挥最大的作用。
改革前，国有商业银行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是所有者缺位、委托代理关系复杂，层层委托、层层代理导致的效率低下、激励不兼容以及激励和约束不对称等问题。在引入境外战略投资者后，25％左右的股份的出资人和委托人问题得到了明确，但是占控股地位的国家股的委托人和代理人问题依然在一定程度存在。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能否解决、以及在多大程度上解决国有商业银行改革中面临的上述问题，需要实践来回答。
引入境外战略投资者的目的是改善国有银行的公司治理。这里隐含着一个假设前提，就是国有商业银行改革前的公司治理机制无法自我纠正或纠正成本至少大于引入战略投资者的成本。因此，对于没有引入战略投资者的商业银行，应该讨论国有商业银行原来的公司治理到底存在何种缺陷?这些公司治理方面的缺陷是商业银行本身的问题，还是所处的外部环境导致的?我们引入境外战略投资者的预期目的和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除了境外战略投资者我们还有没有其它的实现手段等。
对于已经引入战略投资者的国有商业银行而言，应该考虑如何创造环境发挥引入战略投资者的预期作用。公司治理结构 无非就是一种正式的议事规则，这种规则决定了委托人和代理人在整个公司治理结构里所处的位置和发言权，委托人和代理人拥有的资源和面临的约束等。既然公司的治理是一种正式的议事规则，与没有正式规则的决策机制相比，有时可能会影响到决策的效率，但是规则约束型决策的一个好处就是保证了决策的稳定和可预测，防止大起大落。但是，我们也看到，引入外资后，国家仍然掌握国有商业银行的控股权。在此，控股权可以理解为在公司治理结构中的发言权的大小和改变议事规则的权力。在外资仅持股25％左右、国有商业银行仍然绝对控股的情况下，国有商业银行的公司治理在多大程度上能和过去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的公司治理区别开来，这确实需要实践来回答。
境外战略投资者发挥预期作用的一个前提是，战略投资者必须和财务投资者有所区别，必须有长远的打算，准备将自身和入股的国有商业银行的利益长期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战略投资者持有20％的股份，相对于国有控股是小股东。那么，如何保证，以及在多大程度上能够保证作为小股东的境外战略投资者真正与国有商业银行荣辱与共，是一个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此外，一种制度的成功移植需要许多配套条件和措施。中国有个成语叫做“南橘北枳”，我们需要关注，引入境外战略投资者是否也会面临同样的问题。特别是，公司治理是一種正式的议事规则和制度，但是，其作用的发挥需要很多非正式规则的配合，毕竟，公司治理结构最终必将涉及不同文化之间的冲突。另外，境外战略投资人在完善公司治理方面的预期作用的发挥，还依赖许多配套措施，也就是外部环境。例如一个充分流动的经理人市场。在这个市场上，经理人必须在乎个人的市场声誉。现在，相对于激励而言，我们对经理人的约束可能相对多了一些。但是，在有效率的公司治理机制中，激励和约束应该相等。约束过多或者激励过多，都可能影响到公司治理机制的正常发挥。为此，必须给经理人提供对等的正式激励机制，例如逐渐引入“金手铐”等制度。许多市场经济国家的实践证明，这些薪酬制度设计在很大程度上有助于委托人和代理人的激励兼容。
我们必须认识到，引入境外战略投资者是一项前所未有的伟大改革，没有现成的经验。存不存在问题，需要实践来回答。同时，不管存在何种问题，我们都有能力不断解决和校正，这也是“摸着石头过河”思想的体现。
孙涛：国际经验表明．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不仅可以引进先进的管理技术和经验，完善银行的公司治理，而且可以提高金融效率，维护金融体系稳定，避免国家将来再度付出大规模的救助成本。
国际经验表明，财务重组股份制改革、引进战略投资者和发行上市是银行改革过程中缺一不可、相互关联的环节。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是完善公司治理的重要举措。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不仅可以引进先进的管理技术和经验，完善银行的公司治理，而且可以提高金融效率，维护金融体系稳定，避免国家将来再度付出大规模的救助成本。
引入境外战略投资者对国有银行改革能起到的最关键的作用是为我们完善公司治理提供了一个契机和切入点，是避免金融机构道德风险和国家再度救助风险的重要途径。从操作层面看，引入境外战略投资者可以大大增大银行上市的成功率。韩国和匈牙利就有这方面的成功经验。
1997年金融危机后，韩国开展了大规模的银行体系重组，旨在恢复金融体系的稳定，恢复银行的竞争能力，加强银行监管。1999年12月，韩国政府将韩一银行51％的股权出售给美国新桥集团。新桥入股后，大力完善韩一银行的公司治理，加强内控，提高经营管理水平，使韩一银行的经营业绩迅速提高。韩一银行在1999年亏损达到10亿美元，被新桥资本收购后的第二年，在韩国银行业整体亏损的情况下，韩一银行的税后利润达2．3亿美元。除韩一银行外，1999年2月汇丰控股银行公司购买汉城银行70％的股份。德国商业银行在韩国外汇银行投资2．49亿美元，以27．79％的股权成为该银行的第二大股东。到2004年韩国银行业的外资比例已经从1997年以前的不足1％增加到30％。
战略投资者的引进，使银行公司治理水平大幅提高，推进韩国金融业较快摆脱危机困境。到2001年，韩国金融业基本恢复正常，银行业不良贷款比率已经降至3％，银行业扭转连续4年亏损的局面，净利润为5．3万亿韩元。资本充足率和资产回报率等主要指标都有了明显好转。
匈牙利是第一个推进银行改革的中东欧转轨国家，也是目前国际公认的银行体系最为健全的转轨国家之一。其银行改革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成功地引进了战略投资者。20世纪90年代初银行危机爆发后，匈牙利政府制订了吸引战略投资者的明确战略。匈牙利政府认为，只有推动银行股份制改革，尤其是将银行优先出售给可提供足够资金、技术和专有技术的外国战略投资者，才能从根本上稳定银行体系。截至1995年底，6家国有银行引进了境外战略投资者。境外战略投资者的引进，迅速提高了银行公司治理水平，维护了金融稳定。匈牙利银行体系的资本充足率提高至14％，贷款质量大幅提高，不良贷款比重从1993年的30％下降到2000年的3％。总之，匈牙利的银行改革，通过大量吸引外国资金，有效地解决了银行业效率和稳定的问题。
现在有人担心，未来外资持有国有银行股份的比例会不会进一步提高，并由此导致我们丧失对国有银行的控股权。对控股权的问题，国务院已经有了明确的批示，就是坚决由国家控股国有商业银行。还有人提出质疑，既然中国银行业可以对外开放，为什么不能对内开放，引入民间资本。之所以目前没有推动民间资本入股中国银行业，主要有两个顾虑。第一个顾虑是担心出现东南亚国家普遍出现的裙带资本主义、家族控股企业、关联交易等问题，这些问题是否在中国可以避免我们还没有把握。第二个顾虑是从完善公司治理、提高经营水平上看，一股说来，民营企业的金融实力和经济实力以及竞争力都与外资进入银行有一定差距，因此，其参与国有大银行股份制改革的能力有限。但随着改革的深入，将有越来越多的国内民营资本入股国内银行业。
肖璞：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有助手巩固和发展中资银行的资本基础，有利于从体制上消除国有商业银行经营失败后指望国家救助的道德风险，使高标准的监管问责制能够实施。
在近几年我国银行业的改革和对外开放中，引入战略投资者特别是境外战略投资者是一个备受关注的现象。我国银行业改革的根本目的是把国有商业银行改造成为真正的商业银行，提升中资银行在国内外金融市场上的竞争能力。这么多年来国有商业银行改革实践表明，国有商业银行之所以需要国家一而再、再而三地注资，其根本症结是银行自身没有建立起自我发展、自我约束、自我防范和消化风险的体制机制。在单一的国有股权结构下，国有商业银行难以建立有效的公司治理与内控机制，也难以按照商业化、市场化来运作。引进战略投资者，有 助于为商业银行搭建把引进境内外公众资本同提升银行业国际先进经营管理能力结合起来，同促进信息披露和透明度建设、加强风险控制结合起来，同加强市场纪律、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结合起来的重要平台。从这个意义上讲，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不仅有助于巩固和发展中资银行的资本基础，而且有利于从体制上消除国有商业银行经营失败后指望国家救助的道德风险，迫使其面向市场、立足自身、改善经营，从根本上排除国家再度“输血”的可能，使高标准的监管问责制能够实施。
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是我国银行业加快改革发展的重要战略。当前，商业银行在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中，要坚持有序推进、严格条件，真正达到“为我所用、于我有利”，促进境外战略投资者加快管理经验、先进技术的转化转让。需要引起注意的是，对境外战略投资者也要严格区别其是财务投资者还战略投资者，其进入中国市场的目的是投机还是投资，注意防范外部风险，维护国家金融稳定和安全。在引进境外战略投资方面，当前要防止急躁症，一方面，商业银行改革要克服抢时间、赶速度、相互争夺投资者或搞上市竞赛的倾向；另一方面，社会在关注银行引进战略投资者改革的同时，对改革的效应也要考虑到时滞因素，应允许商业银行通过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在改革机制、改革管理、改善经营方面有一个过程，任何事情都不可能立杆见影、一蹴而就。我国银行业改革开放已经进入攻坚克难的关键时期，尤其需要坚定决心、凝聚人心、增强信心。
余贤群：银行改革需要大力推进，但也不能急功近利，在大的体制环境没有根本改观的情况下，指望在一。两年内就彻底解决国有商业银行的问题，可能会扭曲改革的初衷和方向。
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是我国银行业改革开放迈出的重要一步。迈出这一步能否迎来我国银行业发展的曙光?还有待实践的检验。四家国有商业银行改革是我国国有企业改革中最为艰难的一幕。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最大目的是为了改善国有银行的治理结构。应该说，国有企业改革这么多年来，我国的许多大型国有企业都已经建立了自己的治理结构，董事会、监事会、管理层都有，问题在于没有发挥出应有的作用，或有效性非常不足。这是为什么?难道简简单单地就是因为缺少“老外”的眼睛监督?通过对国有企业改革的研究，其实国有企业最根本、最核心的问题恐怕在于那套行政色彩很濃、很强的干部人事管理制度。试想董事长、总经理、监事长都是上级行政任命的，谁还有彼此监督、制约的责任和动力?出于对自身利益的考虑，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对改进我国国有银行的治理结构可能会有一定的效果，但把所有的“宝”都压在这个方面，风险也很大。
现在社会上有多方面关于银行改革的关注，有些还是批评。这些关注和批评，总体而言都是善意的，有助于决策层、管理层从各个角度思考一些问题，从而使得决策更加完善、更加科学。作为决策层和管理层应该更多地欢迎这些关注和批评。中国银行业出现的问题不是短时间内形成的，许多都是体制性因素造成的，而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在相当程度上还是技术层面的改革。银行改革需要大力推进，但也不能急功近利，在大的体制环境没有根本改观的情况下，指望在一、两年内就彻底解决国有商业银行的问题，可能会扭曲改革的初衷和方向。
责任编辑：陶艳艳
Taoyanyan@ChinaBanker.net
当前有关中国银行业的热点、焦点有许多，在我看来，归根到底还是改革和开放的问题。要一句话讲清楚不容易，我们可以将这个问题细化成四个方面：
第一，中国的金融改革关起门来自己能不能改好?对于这个问题目前还没有绝对的答案。对持赞成观点的人来说，最有利的例子就是招商银行。招商银行没有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但它的绩效各方面都很好。这没有错，但是个案或者特例并不能够代表整体的情况。回过头来看看国有银行的改革就知道了，1998年国家发行2700億元特别国债补充四大国有商业银行资本金后，又剥离了四家银行近1．4万亿元的不良贷款并成立了四家资产管理公司，结果这个数目的不良资产在剥离了不到四年后又回来了，有人说国有商业银行是不良资产的“垃圾制造机”，这个比喻不一定准确，但说明了旧体制的顽固。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对我们国有商业银行体制和机制加以根本改变，国有银行是没有出路的。那么怎么改，以我个人的判断，如果不借助外力，纯粹关起门来自己改已经不现实，因为，我国已正式加入世贸组织，银行业的对外开放也是国家做出的战略选择。所以，银行业的问题还得在开放之中来解决，关起门来改已不可能。
第二，引进外资能不能把中国银行业改好?这个答案也是不确定的，但与关起门来改革相比至少存在着改好的可能性。中国的金融环境确实有待完善，但并不是说我们要等一切外部条件具备了再进行银行体制改革，银行体制改革与其他相关制度的改革可以同步进行。我们知道，董事会、高管层、监事会的设立是现代企业制度的一套体系，核心是对责、权、利的有机结合，形成三权分立，三会分设、相互制约、有效制衡的机制。但我们国家除了“三会”外，还有一个党委会。党管干部和党管人才的原则还在坚持，但党委同样要受到约束，在经营管理问题上党委已不再干预高管层，只要正确处理好了关系，就有利于增强各会之间的团结。引入外资恰好能够帮助在旧体制和新机制之间实现平衡，避免出现党委包办一切，董事会行同虚设的状况，因此也就存在国有银行改革成功的可能性。
第三，怎样在现有的体制下，发挥好外资的作用?这就需要有一套制度安排，我们专门制定了公司治理改革的指引，明确“四会”(董事会、监事会、高管层、党委会)之间的责权利关系，不断逼近真正意义上的现代金融企业制度。当然，对董事长、行长、监事长仍由国家保留任命权，但对中层以下的干部都采取了市场化任免的办法，取消了大部分干部的行政级别，这跟过去比是一个重大的进步。改革是一个渐进过程，只要不断地朝一个好的方向努力，体制机制不断得到好的改进，经营绩效一天比一天好，这个改革就是值得尝试和探索的，就是值得肯定的。
第四，为什么当前全社会对于我们国有金融企业的改革存在那么多质疑? 这一方面说明全社会都很关心银行业改革，另一方面，说明有关宣传工作还需加强。此外，我们也要看到在不同阶段，社会关注的热点也是不一样的，这也是很自然的事。目前，对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的问题比较多，就与当前所处的阶段有关系。其实在银监会出台的《公司治理改革指引》中就对国有银行改革制定了十个方面的措施，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其他还包括一系列改革内容。针对改革的目标，银监会还制定了三大类七项指标，根据世界排名前100家大银行的平均水平，都有定量考核指标。国家和政府有关职能部门对银行业改革还是采取非常审慎、非常认真的态度，至少出发点都是好的。
当然，银行业改革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又是一项空前的改革实践，在这一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这需要我们有及时的纠错机制，加强领导，不断改进，不断提高，把好事做好。
苟文均：对引入境外战略投资者需要有一个客观全面的认识，否则可能会对下一步深化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带来很大的负面影响。
最近，英国的《经济学家》和美国的《商业周刊》分别以“一场银行业的豪赌”、“下注中国的银行”为题，就外资人股中国商业银行发表了评论，其大概意思是说，中国国有银行存在很大的问题，投资中国银行业是一场“超级赌博”。与这个观点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国内一些舆论认为中国国有商业银行在引入境外战略投资者的过程中被贱卖了，甚至也有一些人认为目前银行业引资的作法会给中国的金融安全带来很大的隐患，从改善公司治理结构等目标看，境外战略投资者目前起到的作用也很有限。如果我们对此没有一个客观全面的认识，或者说不能从发展战略的高度处理好这个问题，这种舆论氛围可能会对下一步深化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带来很大的负面影响。
我认为，第一，经过财务重组和设立股份公司，改制后的国有商业银行有了一个健康的资产负债表和符合现代企业制度要求的公司治理架构，但并不意味着就已经建立起了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新机制，还有许多问题需要进一步解决。第二，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是从根本上解决公司治理等问题的重要途径，这也是我们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的根本目的，但长期累积的问题不可能在短期内因外资的进入而迎刃而解，建立真正现代的公司治理、商业文化需要一个过程，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肯定会大大缩短这一进程。第三，充分发挥境外战略投资者改善公司治理的作用，就必然涉及到公司控制权问题，如果外资在公司所占的股权比例过低，就难以在公司治理中发挥重要的责任或作用，改善公司治理目的就不可能达到。第四，境外投资者入股或控股中国的银行并不必然意味着会掌控中国金融业，并进而威胁到中国整个的金融安全和经济安全，应该说维护国家金融安全有许多手段和途径，包括对境外战略投资者股权转让实施限制等。第五，我国金融业对外开放程度总体上说还是比较低的，适当提高外资入股中国的银行的比例有助于银行改革目标的实现，无害于国家金融安全。
黄金老：25％的外资持股比例已经足够，应给国内的民营资本留有一定的投资空间。
在中国加入WTO的谈判中，中国以银行业全面开放为代价换取证券业少开放。然而，最近四年来大小企业多去香港上市，外资证券业趁此赚得厚利，国内的证券业并没有因为证券业少开放而获得保护。银行业方面，中国是完全遵守承诺，开放市场，并且开放甚至超过承诺内容，谓之“主动推进银行对外开放”。将单一外资股权比例提高到20％和合计外资股权比例提高到25％就是“主动开放”的结果。这一主动开放策略是正确的，不到两年时间就为中国银行业吸引到了200多亿美元的外资。对于外资持股比例的问题，我的看法是适可而止，维持这一股权比例限制既可以吸引外资人股，出资出技术出力改善银行业的治理结构和管理技能，又可以留出股权让内资有机会参与。中国目前的资金严重过剩，我们的政策应给内资留有余 地，说白了是给内资一点出路。国有银行国家要控股，铁定要占50％以上的股权，而外资已经占25％，剩下25％留给民营资本是合情合理的。所以，现在我们的政策不应是扩大外资股权比例，而应琢磨在合资银行获得国民待遇之前，如何制定一部法规在符合WTO协议的前提下将外资股权限制在25％以内。诸如“多个境外金融机构对上市中资金融机构投资入股比例合计达到或超过25％的，对该上市金融机构仍按照中资金融机构实施监督管理”这一明显为国有银行境外上市制定的权宜之策必须要改掉。有人也许会说，内资只是“资金”而非“资本”，因为其不会管理银行并且存在圈钱的嫌疑。是不是全国数千万家民营企业就找不出投资者呢?至少那些现在不要银行贷款或者银行竭力对其营销贷款的民营企业投资银行并不是出于圈钱目的。或者也可让现有的境外战略投资者增加董事和管理人数来达到提高管理效率的目的，而民营资本只出资少参与管理。也有人认为提高外资参股比例会促进外资更加投入地改进参股银行的治理结构，但我认为外资投了1／4的钱就已有足够的热情了。至于给经营不善的国内银行高额外资参股的特例作法，也非严肃执法者所为，口子一开了就难控其它。更主要的这类银行在出售前它的不良资产也剥离了，出售的仍是一个账面上的好银行。总之，不再提高国内银行外资股权比例，主要不是担心金融安全，而是为内资尽量留点好的投资对象。
黄润中：引进外资参与中国银行业的改革是非零和博弈的互动“双向双赢”，其绩效是帕累托改进的。
引进外资参与中国银行业的改革是非零和博弈的互动“双向双赢”，于我来说其绩效是帕累托改进的，首先是补充了银行的核心资本，使得银行可通过发行次级债、定向募集等增强了银行的资本实力，同时也使中国的机构投资者分享到改革的成果。其次，引资的同时引进了技术、专才、管理，信贷文化等，增强了激励与约束，改善了公司治理结构。第三，引进外资是一个过程和手段。利用这个有效手段，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国内投资者和国民都可以参与，包括参与次级债投资、将来在国内上市后购买股票、提出合理化建议、分享改革的成果等。
对外资入股中国银行业的比例，在符合“自愿互利、合乎程序、公平透明、为我所用”原则的前提下可以根据实践的需要与可能进行适当调整。引资的首要目的应是为我所用，要达到这个目标需要在与境外投资者博弈的过程中让外方有利可图，因为股东总是要求有回报的；同时，金融开放的过程应该是一个灵活博弈的过程，是一个双方在自愿互利、符合程序、公平透明、合作谈判过程中不断修正的过程。对于银行业，外资人股是否可以超过20％和25％，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从投资者的角度来说，不同的持股比例导致其对企业的关心度不同。一般而言，投资一个企业的持股比例低于20％可以不并表(如美国新桥投资以低于20％的比例相对控股深圳发展银行的相对控股者除外)，意味着对所投资企业的关心度也不太高或者只是一个财务投资者而不关心企业的长期发展。同理，25％的比例也可商榷，事实上，即便对于关乎国计民生的占据我国市场份额50％以上的工农中建以及交行在确保国家绝对控股的前提下，外资的比例也是可以突破25％的，比如建行上市后其外资比例就已达25．37％。可见，在“抓大放小”的改革思路下，银行业入股比例是可以根据实践需要和“一行一策”与时俱进地调整的。
中国银行业目前最需要考虑的问题是银行业入世过渡期结束后能否在与外资银行的竞争中壮大发展，中国银行业是否能在国际标准的框架下进行有效管理，是否更有利于我国金融改革开放发展和稳定。因此，我们不能总用过去传统的标准来衡量当前创新的实践，标准的制定与施行应充分考虑到中国金融业发展的需要，实事求是地修订、不断完善并及时采用经得起实践检验的标准。
最近媒体上有个别文章善意提出了注意防止引资的过程中出现金融主权控制、资产贱卖、信息安全等问题，应当说这种担心有一定的道理。从经济学上的成本效益分析来说，任何事情都有成本，引资也是如此。但是，引资确实是有利于提高中国银行业的资本实力和国际竞争力，有利于改善公司治理结构，有利于改造成为现代化银行，为此，做一些利益让步，付一些学费，算大账、长远看是值得的。评价一项工作的效果，一要用事实和数字说话，二要着眼于国内与国际、当前与长远、局部与全局的统筹。目前至少并没有客观事实表明，中国银行业引资导致了国家金融控制主权的丧失。至于有个别文章提出“引进外资并非是解决我国银行法人治理结构问题的惟一的出路”的观点也是值得商榷的。法人治理结构核心是激励与约束机制的规则制定和执行，尤其是约束机制；理论上讲，约束可分为所有者约束和代理者约束，应当说当前中国银行业最稀缺的是所有者约束，因此，引进外资某种程度上就是引进一双眼睛来盯住银行资产，建立约束机制，这就是当前中国银行业法人治理结构最需要解决的问题。至于说目前银行业法人治理结构还不完善，董事会、监事会职责交叉，高级管理人员的多重委托代理也可能会出现道德风险等等，这都是进一步在实践中需要不断用改革的方法来解决的发展问题，也是引资以后需要中外联手共同去解决的问题。
施華强：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能否解决，以及在多大程度上解决国有商业银行改革中面临的种种问题，需要用实践来回答。
对于中国国有商业银行引入境外战略投资者的认识，可以分成两个阶段讨论，一个是“引入”前，一个是“引入”后。对农行来说，讨论引入外国战略投资者的重点应该是需不需要引进，如何引进，如何从已经引入战略投资者的银行吸取经验；对于已经引入战略投资者的建行、中行、工行的问题就是在引入境外战略投资者之后，应该提供哪些配套措施保证战略投资者发挥最大的作用。
改革前，国有商业银行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是所有者缺位、委托代理关系复杂，层层委托、层层代理导致的效率低下、激励不兼容以及激励和约束不对称等问题。在引入境外战略投资者后，25％左右的股份的出资人和委托人问题得到了明确，但是占控股地位的国家股的委托人和代理人问题依然在一定程度存在。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能否解决、以及在多大程度上解决国有商业银行改革中面临的上述问题，需要实践来回答。
引入境外战略投资者的目的是改善国有银行的公司治理。这里隐含着一个假设前提，就是国有商业银行改革前的公司治理机制无法自我纠正或纠正成本至少大于引入战略投资者的成本。因此，对于没有引入战略投资者的商业银行，应该讨论国有商业银行原来的公司治理到底存在何种缺陷?这些公司治理方面的缺陷是商业银行本身的问题，还是所处的外部环境导致的?我们引入境外战略投资者的预期目的和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除了境外战略投资者我们还有没有其它的实现手段等。
对于已经引入战略投资者的国有商业银行而言，应该考虑如何创造环境发挥引入战略投资者的预期作用。公司治理结构 无非就是一种正式的议事规则，这种规则决定了委托人和代理人在整个公司治理结构里所处的位置和发言权，委托人和代理人拥有的资源和面临的约束等。既然公司的治理是一种正式的议事规则，与没有正式规则的决策机制相比，有时可能会影响到决策的效率，但是规则约束型决策的一个好处就是保证了决策的稳定和可预测，防止大起大落。但是，我们也看到，引入外资后，国家仍然掌握国有商业银行的控股权。在此，控股权可以理解为在公司治理结构中的发言权的大小和改变议事规则的权力。在外资仅持股25％左右、国有商业银行仍然绝对控股的情况下，国有商业银行的公司治理在多大程度上能和过去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的公司治理区别开来，这确实需要实践来回答。
境外战略投资者发挥预期作用的一个前提是，战略投资者必须和财务投资者有所区别，必须有长远的打算，准备将自身和入股的国有商业银行的利益长期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战略投资者持有20％的股份，相对于国有控股是小股东。那么，如何保证，以及在多大程度上能够保证作为小股东的境外战略投资者真正与国有商业银行荣辱与共，是一个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此外，一种制度的成功移植需要许多配套条件和措施。中国有个成语叫做“南橘北枳”，我们需要关注，引入境外战略投资者是否也会面临同样的问题。特别是，公司治理是一種正式的议事规则和制度，但是，其作用的发挥需要很多非正式规则的配合，毕竟，公司治理结构最终必将涉及不同文化之间的冲突。另外，境外战略投资人在完善公司治理方面的预期作用的发挥，还依赖许多配套措施，也就是外部环境。例如一个充分流动的经理人市场。在这个市场上，经理人必须在乎个人的市场声誉。现在，相对于激励而言，我们对经理人的约束可能相对多了一些。但是，在有效率的公司治理机制中，激励和约束应该相等。约束过多或者激励过多，都可能影响到公司治理机制的正常发挥。为此，必须给经理人提供对等的正式激励机制，例如逐渐引入“金手铐”等制度。许多市场经济国家的实践证明，这些薪酬制度设计在很大程度上有助于委托人和代理人的激励兼容。
我们必须认识到，引入境外战略投资者是一项前所未有的伟大改革，没有现成的经验。存不存在问题，需要实践来回答。同时，不管存在何种问题，我们都有能力不断解决和校正，这也是“摸着石头过河”思想的体现。
孙涛：国际经验表明．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不仅可以引进先进的管理技术和经验，完善银行的公司治理，而且可以提高金融效率，维护金融体系稳定，避免国家将来再度付出大规模的救助成本。
国际经验表明，财务重组股份制改革、引进战略投资者和发行上市是银行改革过程中缺一不可、相互关联的环节。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是完善公司治理的重要举措。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不仅可以引进先进的管理技术和经验，完善银行的公司治理，而且可以提高金融效率，维护金融体系稳定，避免国家将来再度付出大规模的救助成本。
引入境外战略投资者对国有银行改革能起到的最关键的作用是为我们完善公司治理提供了一个契机和切入点，是避免金融机构道德风险和国家再度救助风险的重要途径。从操作层面看，引入境外战略投资者可以大大增大银行上市的成功率。韩国和匈牙利就有这方面的成功经验。
1997年金融危机后，韩国开展了大规模的银行体系重组，旨在恢复金融体系的稳定，恢复银行的竞争能力，加强银行监管。1999年12月，韩国政府将韩一银行51％的股权出售给美国新桥集团。新桥入股后，大力完善韩一银行的公司治理，加强内控，提高经营管理水平，使韩一银行的经营业绩迅速提高。韩一银行在1999年亏损达到10亿美元，被新桥资本收购后的第二年，在韩国银行业整体亏损的情况下，韩一银行的税后利润达2．3亿美元。除韩一银行外，1999年2月汇丰控股银行公司购买汉城银行70％的股份。德国商业银行在韩国外汇银行投资2．49亿美元，以27．79％的股权成为该银行的第二大股东。到2004年韩国银行业的外资比例已经从1997年以前的不足1％增加到30％。
战略投资者的引进，使银行公司治理水平大幅提高，推进韩国金融业较快摆脱危机困境。到2001年，韩国金融业基本恢复正常，银行业不良贷款比率已经降至3％，银行业扭转连续4年亏损的局面，净利润为5．3万亿韩元。资本充足率和资产回报率等主要指标都有了明显好转。
匈牙利是第一个推进银行改革的中东欧转轨国家，也是目前国际公认的银行体系最为健全的转轨国家之一。其银行改革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成功地引进了战略投资者。20世纪90年代初银行危机爆发后，匈牙利政府制订了吸引战略投资者的明确战略。匈牙利政府认为，只有推动银行股份制改革，尤其是将银行优先出售给可提供足够资金、技术和专有技术的外国战略投资者，才能从根本上稳定银行体系。截至1995年底，6家国有银行引进了境外战略投资者。境外战略投资者的引进，迅速提高了银行公司治理水平，维护了金融稳定。匈牙利银行体系的资本充足率提高至14％，贷款质量大幅提高，不良贷款比重从1993年的30％下降到2000年的3％。总之，匈牙利的银行改革，通过大量吸引外国资金，有效地解决了银行业效率和稳定的问题。
现在有人担心，未来外资持有国有银行股份的比例会不会进一步提高，并由此导致我们丧失对国有银行的控股权。对控股权的问题，国务院已经有了明确的批示，就是坚决由国家控股国有商业银行。还有人提出质疑，既然中国银行业可以对外开放，为什么不能对内开放，引入民间资本。之所以目前没有推动民间资本入股中国银行业，主要有两个顾虑。第一个顾虑是担心出现东南亚国家普遍出现的裙带资本主义、家族控股企业、关联交易等问题，这些问题是否在中国可以避免我们还没有把握。第二个顾虑是从完善公司治理、提高经营水平上看，一股说来，民营企业的金融实力和经济实力以及竞争力都与外资进入银行有一定差距，因此，其参与国有大银行股份制改革的能力有限。但随着改革的深入，将有越来越多的国内民营资本入股国内银行业。
肖璞：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有助手巩固和发展中资银行的资本基础，有利于从体制上消除国有商业银行经营失败后指望国家救助的道德风险，使高标准的监管问责制能够实施。
在近几年我国银行业的改革和对外开放中，引入战略投资者特别是境外战略投资者是一个备受关注的现象。我国银行业改革的根本目的是把国有商业银行改造成为真正的商业银行，提升中资银行在国内外金融市场上的竞争能力。这么多年来国有商业银行改革实践表明，国有商业银行之所以需要国家一而再、再而三地注资，其根本症结是银行自身没有建立起自我发展、自我约束、自我防范和消化风险的体制机制。在单一的国有股权结构下，国有商业银行难以建立有效的公司治理与内控机制，也难以按照商业化、市场化来运作。引进战略投资者，有 助于为商业银行搭建把引进境内外公众资本同提升银行业国际先进经营管理能力结合起来，同促进信息披露和透明度建设、加强风险控制结合起来，同加强市场纪律、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结合起来的重要平台。从这个意义上讲，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不仅有助于巩固和发展中资银行的资本基础，而且有利于从体制上消除国有商业银行经营失败后指望国家救助的道德风险，迫使其面向市场、立足自身、改善经营，从根本上排除国家再度“输血”的可能，使高标准的监管问责制能够实施。
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是我国银行业加快改革发展的重要战略。当前，商业银行在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中，要坚持有序推进、严格条件，真正达到“为我所用、于我有利”，促进境外战略投资者加快管理经验、先进技术的转化转让。需要引起注意的是，对境外战略投资者也要严格区别其是财务投资者还战略投资者，其进入中国市场的目的是投机还是投资，注意防范外部风险，维护国家金融稳定和安全。在引进境外战略投资方面，当前要防止急躁症，一方面，商业银行改革要克服抢时间、赶速度、相互争夺投资者或搞上市竞赛的倾向；另一方面，社会在关注银行引进战略投资者改革的同时，对改革的效应也要考虑到时滞因素，应允许商业银行通过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在改革机制、改革管理、改善经营方面有一个过程，任何事情都不可能立杆见影、一蹴而就。我国银行业改革开放已经进入攻坚克难的关键时期，尤其需要坚定决心、凝聚人心、增强信心。
余贤群：银行改革需要大力推进，但也不能急功近利，在大的体制环境没有根本改观的情况下，指望在一。两年内就彻底解决国有商业银行的问题，可能会扭曲改革的初衷和方向。
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是我国银行业改革开放迈出的重要一步。迈出这一步能否迎来我国银行业发展的曙光?还有待实践的检验。四家国有商业银行改革是我国国有企业改革中最为艰难的一幕。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最大目的是为了改善国有银行的治理结构。应该说，国有企业改革这么多年来，我国的许多大型国有企业都已经建立了自己的治理结构，董事会、监事会、管理层都有，问题在于没有发挥出应有的作用，或有效性非常不足。这是为什么?难道简简单单地就是因为缺少“老外”的眼睛监督?通过对国有企业改革的研究，其实国有企业最根本、最核心的问题恐怕在于那套行政色彩很濃、很强的干部人事管理制度。试想董事长、总经理、监事长都是上级行政任命的，谁还有彼此监督、制约的责任和动力?出于对自身利益的考虑，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对改进我国国有银行的治理结构可能会有一定的效果，但把所有的“宝”都压在这个方面，风险也很大。
现在社会上有多方面关于银行改革的关注，有些还是批评。这些关注和批评，总体而言都是善意的，有助于决策层、管理层从各个角度思考一些问题，从而使得决策更加完善、更加科学。作为决策层和管理层应该更多地欢迎这些关注和批评。中国银行业出现的问题不是短时间内形成的，许多都是体制性因素造成的，而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在相当程度上还是技术层面的改革。银行改革需要大力推进，但也不能急功近利，在大的体制环境没有根本改观的情况下，指望在一、两年内就彻底解决国有商业银行的问题，可能会扭曲改革的初衷和方向。
责任编辑：陶艳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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