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冰 重塑小人鹿子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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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冰喜欢开怀地憨笑,
  无论是聊严肃艺术还是家长里短,
  都会聊出一种「这个世界太逗了」的感觉。
  他爱说自己的话「都是拙见,都是瞎说」,
  但凡是跟他唠起嗑来的人,
  都不舍得停下嘴,
  说其有大巧若拙的智慧,
  也是低估了他。
  他显然不屑于做卫道士,
  但只要遇上丛生在命运沟壑中的大命题,
  就是一个看得分明,
  有理有据的辨析者。
  何冰 :1991年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演员,国家一级演员。


  1993年在话剧《鸟人》饰演人气角色“黄毛”,分别于1999年和2004年獲得戏剧梅花奖。2005年《大宋提刑官》饰演“宋慈”,2007年在受到好评的《天大地大》饰演“冯中丘”等。2015年,主演电影《十二公民》。
  这是何冰第一次接下时间跨度如此长的戏。从初夏拍到隆冬,回家时发现小小的孩儿已经长高了一个头。“没看着他怎么长的,心酸。”
  但自十二年前陈忠实先生亲手把《白鹿原》一书端端正正地呈送给他,并亲笔写上“何冰小弟雅正”字样开始,他就没后悔把鹿子霖的人生,在插科打诨中庄重走了一场。
  一开始投入这部铺展中国民族史的恢宏巨作时,何冰摩拳擦掌,有着战天斗地的亢奋;但拍完后,他心里忽尔空落落的。他记得鹿子霖戏份杀青那天是严寒的圣诞节,但大家心里都像窝着炉火,暖烘烘地相拥,然后洒泪别离。这是拍戏二十多年的他阔别已久的感觉了,刚入行时杀青都会哭,之后就麻木了,但《白鹿原》一戏,又让他当年的记忆活了过来。
  “一个剧组最后能到这个份上,一般不是在一起享过福,而是挨过苦。”何冰笑道。开拍前一个月,剧组为了最大限度重现白鹿原上的男耕女织生活,把一票主演拉到陕西蓝田,住在村民家里,男演员挑水、割麦、赶车、劈柴,女演员纺线、擀面、切菜、做饭,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剧组还专门种了一片麦田给演员割,因为割不好,怕糟蹋了别的粮食。几乎每个演员都减了十斤八斤,有割麦子时划拉的一道道口子,也有纺线时起的一块块茧,就是不让他们细皮嫩肉。
  尽管辛苦,但何冰对此倒是挺自在,干完农活,就蹲在田间地头和村民闲聊,看他们蹲着端大碗吃面条的姿势,心里记着。他时时刻刻为重塑鹿子霖而准备着。《白鹿原》中的这个劣绅,无疑是全书中最容易辨认出的小人,但同时他又是自己固守领土上的国王,高高在上,仗势欺人,却又在自己的软肋上反复栽跟头。
  极恶,极善
  早在2005年,北京人艺排演话剧版《白鹿原》时,何冰就请缨过鹿子霖一角,但终因年龄、气质的种种不适合,未能入选。如今时隔多年,何冰终于能挑起这个担子,也是了了一桩心事。他没问导演选择他的原因是什么,揣测着“可能是以往的某个反面角色演得比较生动”。鹿子霖确实是《白鹿原》一书中的卑劣狡诈之人,好色成性,但何冰却偏偏喜欢他。“鹿子霖身上有一种中国农民完整的生活状态,就是‘老婆孩子热炕头,多打粮食多赚钱’,盼望孩子将来子承父业,儿孙满堂,生生不息。我更相信他是真实的,他符合我内心对人真实的想象。”
  同时,何冰觉得鹿子霖这个人,很有趣。他在维护个人观念时是不择手段的,谁胆敢撼动一下,用何冰的话说,“跟你急眼”。他对传统道德是毁灭性的横冲直撞,但都不当一回事,比如在钱财算计上尔虞我诈,他觉得不过是发家致富嘛,又不偷不抢,道德上不承受负担,这些都符合何冰对一个农民真实的设想。“或者说,我自己身上就有这个东西。”
  白鹿原由白氏一族和鹿氏一族组成,各自的当权者白嘉轩和鹿子霖,分领一份掌门的族权和乡绅的政权,一代传一代地明争暗斗。作为一个肩负着宗祠观念的老地主,白嘉轩的出场词是“见善必行,闻过必改”,身上扛着道德教化,建立起诸多扼杀人性的宗族制度。虽然对戏最多,但对于这位家族流传下来的“死对头”,何冰觉得离自己很远。“我生活中就不愿意给别人建规矩,我是一个服从规矩的人。但我有反抗的私心。”
  对比起白嘉轩为恪守家规,用刺刷狠打与田小娥偷情的儿子白孝文,鹿子霖在爱护孩子方面则表现出极端的善。长子鹿兆鹏要参加共产党,他心急如焚,百般哀求,觉得外面的风雨与我们何干啊,父亲有的是钱和地,你娶个媳妇,咱们就子孙万代。尽管如此,鹿家最后还是出了两个精干的革命者,可见鹿子霖虽然闭塞自私,但还是忍痛作出了让步。“他的观念非常朴素,认为孩子不需要对社会负什么责任,做法上非常护犊子。白孝文那事若摊在他儿子身上,他一定想方设法把它抹过去。一个年轻的小伙子领了一个受欺负的小女孩回来,凭啥不让人进村生活,逼着两个孩子上天无路入地无门?打我儿子那更是不可能的,我不打你就不错了,哈哈。”何冰欣赏他这一点,敢于冲撞本身并不一定正确的规则。
  中国式的魔幻现实
  自1993年出版以来,《白鹿原》几乎把所有艺术形式都走了一遍,电影、秦腔、话剧、歌舞剧、连环画,唯独缺了原著作者陈忠实最期待的电视剧。遗憾的是,未等到这部捣腾打磨了近16年的巨作呈现,陈老先生就已经驾鹤仙逝。
  何冰曾亲耳听过陈老每逢送书就说的一句话:“这是我死后会拿来当枕头用的。”如今他已安眠,足够厚重的枕头相信也让他心满意足。何冰记得第一次看这书,是毕业没工作的那几年辗转落魄的光景里。“那时根本看不明白,说白了就是拿来当小黄书看。但后来陆陆续续又读了两三遍,特别在接了这个戏后,每晚睡觉前就拿着一直看,始觉不是一个什么描写西安白鹿原的故事,而是一部中国民族50年的变迁史。”
  活过了鹿子霖的一辈子后,何冰最大的感受,就是陈忠实先生实在太热爱他的故乡了。“虽然我读到的是他满篇的破口大骂,但确切能感到他对那八百里秦川的眷恋。不过他没有骂女性,在陈老的笔下,女人都是牺牲者和拯救者,男人都是一辈又一辈的浑蛋,包括白嘉轩也只是站在一个道德高点上道貌岸然。”他相信这不是偶然,一定是陈老有意为之。


  《白鹿原》一书,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中国式魔幻现实主义,包括“白鹿”这个意象, 是一个近乎于神话的民间传说——“一只雪白的神鹿,柔若无骨,欢欢蹦蹦,舞之蹈之,从南山飘逸而出,在开阔的原野上恣意嬉戏……”让整个原野都充满神秘又浪漫的气息。何冰大体认同这个标签,因为建国以后鲜有作家使用这样的西方写作手法,但又可以在中国乡村的传统思维中找到根源,带有原始宗教意味。
  “这其实反映了一个全人类的共同问题,我们活到今天,有些事情已经打开了答案,但有些是靠智识依然解决不了,很显然生活是一个谜。”何冰想,也许在我们的生活背后、天空之外还有一层,这是人类从古至今都有的困境,《白鹿原》把它描摹了出来。在书中,白鹿原遭遇过一场异常的旱灾,白嘉轩带领全村青壮年举行庄严肃穆的祈雨儀式,把刚出炉的铁烨紧紧攥在掌心,又在怒吼中把一根红亮亮的钢钎儿“扑哧”一声从左腮穿到右腮,装扮成马角神,几近传奇。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代表。何冰将此解释为“跟老天爷做一个交易”,把自己毁了,看能不能唤来一点雨水,让村民活下去。
  在何冰的个人解读里,陈忠实先生并没有写什么黑白分明的善恶,只是把这些人和事分成了几个方面。当它们发生碰撞后,就引领读者去思索,在我们整个民族的文化系统、吃喝拉撒的一整套生活模式里,到底有哪些窝藏在黑暗角落里的东西,需要被质疑,模糊人鬼界限的魔幻现实手法,也不过是为了揭开根植人性的恐惧与悲哀。
  人性与伦理,是永恒的斗争
  在片场上,何冰曾跟饰演白孝文的演员说笑道,我年纪太老了,也不如你漂亮,不然我想演你的角色。白家长子白孝文,是他偏爱又怜爱的一个血肉丰满的角色,“因为变化大”。在一连串的改朝换代中,相对于白嘉轩不变的家族掌门人和鹿子霖不变的村庄守财奴,后辈白孝文在命运之河中死命扑腾,逆流而上,从一个温良恭俭让的大公子,先变成乞丐,然后变成官员,最后又走向罪恶,亲手杀害了自家长工的孩子黑娃。
  “寻根溯源,这么好的一个孩子,大宅门里倾尽心血培养的长子嫡孙,他为何变成这样?我觉得直到今天,中国的年轻人看这个戏,还能认出白孝文在今天的意义。因为你们依然会迷茫,会遇到很多要求和约束,但依然会跟你的家长不和解,跟社会不和解。”何冰说,这是人性跟伦理在搏斗,是人类无法躲避的永恒的斗争。
  探讨到伦理,就不得不谈到田小娥这个塑造得极其成功的女性角色。何冰把她称为“恶之花”,他饰演的鹿子霖与她有展露万般丑态的对手戏,呈现出来的全是恶。她先屈从于鹿子霖,又报复了鹿子霖,最后死在窑里。可是,何冰打从心里痛惜这个女孩,她美丽得如同燕尾蝶,但这不是她的责任和错误。“一开始被迫嫁给老头,是命运的不公,她没必要去屈从这种侮辱和迫害。其实类似的事件在今天还不停地发生,而站在道德高峰上俯视的人也依然很多。但我们有问过为什么吗,真的女性干了个什么事情就是淫乱吗,社会对她们真的公平吗?”何冰赞赏她的勇敢,也对此愤愤不平。
  何冰觉得自己到了这个年岁,绝对原谅田小娥做的所有错事。她其实与白孝文和黑娃一样,是突然的觉醒,就决定“不那么活了”。“若是黑娃带她回家时,白嘉轩能变通一点人情世故,给一间房,半亩地,这个女孩过几年生下一男半女,正式入宗祠,那她就会是一个贤妻良母,也是白鹿原的人了。”何冰揣测,陈老写作的目的也是为了呼唤更尊重女性,并重视她们的力量。他在现实中也已为人父,一直对家中的每一句关爱心存感激,“从前是我姥姥对我唠叨,后来是我妈,现在是我媳妇,把我烦得啊……但若是没有这些,我无法想象我的生活会落入什么境地。”
  自如很易,松弛很难
  白嘉轩的出演者是张嘉译,何冰打趣说俩人的样子搁在一起时,跟人物的原型挺契合。两人是第一次合作,一开始何冰不是没有忐忑,但他很快发现,到了这个戏龄,当一段好戏和一个好对手摆在面前时,彼此一出手,戏路就铺好了。“因为已经过了蒙着眼演戏的阶段了,彼此心里都清楚,就看谁先张嘴。噢你出招了,我就知道该怎么接,对方就会紧跟着往正确的反方向走。”
  何冰的戏路很广,曾二度荣获戏剧梅花奖,但在悲喜剧之间,他坚定地喜欢演喜剧,特别是他的话剧《喜剧的忧伤》,他觉得在那2小时15分钟里,观众从头笑到尾,于演员而言,善莫大焉。“那欢笑是实打实的,你在生活中上哪找两个小时的哈哈大笑?生活就是这么一秒一秒组织起来的,此刻高兴了就好。由衷说,当我在台上看到观众拍着大腿乐的时候,自豪感油然而生。”因为人终将走向死亡,所以何冰给人生下了一个“忧伤”的定义。“每个人都会泯灭,所以瞬间的欢乐才是珍贵的。”
  他不在乎戏中有没有真正的营养,因为不相信一个原本不思索的人,看完一部戏会开始思考人生,也不认为所谓的营养,是演员给予的。“我举个例子,一盘胡萝卜丝,炒得那个好呀,切得那个细呀,色泽那个美呀,观众狼吞虎咽地吃了,但营养是胡萝卜素,你无法演这个,你只能演胡萝卜。我说清楚了吗?”何冰又开始哈哈大笑,被自己的话逗乐了。
  何冰说如今近半百的自己,会倾向于挑最难的角色出演,这在《十二公民》中有所体现,他饰演了从第一次投票就选择“判无罪”的8号陪审员,最终力挽狂澜,把其余11人的选择都掰转了过来。这个戏的难,在于演员并非真实出演某个人,而是十二份意念中的某一份。“这是一个概念,并且有立场,你要把它还原成一个人物,还相对生动地传递给观众。”何冰认为这跟《哈姆雷特》难演是一样的道理,因为他诞生了一个“生存还是毁灭”的概念,人类最大的困惑集中在一个王子身上了,这需要狠下功夫。
  说到演戏艺术,何冰说,其实做到镜头前自如这一关不难,难的是松弛,这是一生的功课。林兆华导演曾给过他一个特别重要的理论:提线木偶式表演,他认为演员是那个提线的表演者,角色是那个木偶。“对于这个,第一我没完成,第二我还在思索,第三我认为他是对的。”何冰在镜头前有过那个分离的瞬间,极度美妙,无法言传,遗憾的是未能把那种感觉连成片。“但可能这种极致的美也只能诞生在瞬间,若是每一秒都分离出去,那可能我疯了。”   表演,不能被毁掉的行当
  采访何冰的时候,恰好遇上宋方金的《“卧底”横店的一线实录:表演,一个正在被毁掉的行当》一文刷屏,他仔仔细细地看了,对文中的哀叹、痛惜和批评都点头赞同,但也提出了自己的一个新角度:这其实是创作上的无路可走。
  何冰的思路有一种张本继末的清晰,他把文中的IP、抠像和替身三个关键词分别提出来讨论。首先他不认为资本进入是一件坏事。“我们不能要求一个商人去懂戏,这有点要求过高。而一味地涌向IP,是因为我们现在原创的好剧本不够,剧组就只能根据网上点击率高的剧本转化成影像,因为有粉丝基础。反过来说,如果剧本库有大量的储备,有对现实生动的描摹,有犀利的观点,那你还奔IP吗?不会。”
  而关于抠像和替身,也不是今天才有,从前在天上飞来飞去的人,一直都是用这种技术加持。何冰觉得,当下的滥用是短时间内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结果,是多种力量搅和在一起形成的乱象,但这不意味着演戏这个行当就会毁在这一代的年轻演员中,也不会因此青黄不接。“千万别形成一种惯性思维,站在一个立场上把这批人都否定掉了,认为人才枯竭了。他们也不见得只会抠像表演,只是在怎样的处境当中,就做出怎样的反应。但可以肯定的是,此风不可长。”话刚说完,何冰顿了一顿,又笑着补充道,“但千万别认为我跟宋方金先生唱反调啊,我可不愿意跟他吵……他在帖子中的提醒,我都十分认同。”
  从何冰的谈吐之间,大概能估摸出他背后巨大的阅读量,濮存昕老師也曾赞叹过他在排练场上的滔滔不绝和口若悬河。但何冰不承认,“你们都被我骗了,我只是伶牙俐齿。好些名著提起来我就自惭形秽,比如《尤利西斯》什么的,实在是看不下去。”随即又是一场捧腹大笑。
  五十而知天命,老来的古语不会错,何冰觉得时间过得好快,就像一夜。年轻的时候总认为自己卓尔不群,但如今觉得也不过是个一般人,所以他希望自己在一把年纪里认真做的事,也能“回馈”于他,比如《白鹿原》,比如他用心重塑的鹿子霖。“这样好的一个作品,如果社会效应不好,我的心会拔凉拔凉的。我觉得一个好作品不是情节上多么巧怪,或构思上多么诡异,而是对国家社会一个历史阶段的反思。看戏的目的是什么呢,永远是观照今天,不是回顾昨天。这个要想起来可不得了,功在千秋。”
  《白鹿原》中的这个劣绅,无疑是全书中最容易辨认出的小人,但同时他又是自己固守领土上的国王,高高在上,仗势欺人,却又在自己的软肋上反复栽跟头。
  虽然我读到的是他满篇的破口大骂,但确切能感到他对那八百里秦川的眷恋。
  我觉得直到今天,中国的年轻人看这个戏,还能认出白孝文在今天的意义。
  因为你们依然会迷茫,会遇到很多要求和约束,但依然会跟你的家长不和解,跟社会不和解。
  到了这个戏龄,当一段好戏和一个好对手摆在面前时,彼此一出手,戏路就铺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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