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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不久前召開的第三次新城區規劃詢大會和澳廣視就新城區規劃舉行的澳門論壇，與會官員、議員、社團代表和一般市民，幾乎都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地公開發表他們的看法，焦點則幾乎都集中在“樓宇限高”，亦即B區興建的新樓宇是否會完全遮掩住主教山和西望洋山上面比較具有文物價值，甚至世界文化遺產的建築物的問題。
綜觀各位與會者的發言，一如既往，當然是代表建築界利益的商人和建築師有他們“不限高”的主張，其他市民有其他市民“必須限高”的主張，“商說商有理，民說民有理”，永遠都沒有交集，於是，有關官員亦享有“上下其手”的機會，多講無謂。
其實，這次包括A、B、C、D、E五塊土地，面積約頃的新城區填海計劃，是繼1890年代的北灣（內港）填海，1930年代的東灣和南灣（新口岸）填海，和1990年代的南灣湖西灣湖填海之後，澳門有史以來第四次，也是最大規模的一次填海造地計劃。由於城市地理面貌的劇烈改變和必然隨之出現的各式新型建築物，澳門的城市形象，亦必然會出現第四次的劇變。
澳門城市形象
不是一成不變的
對大多數外地人來說，不管是“葡萄牙殖民地”、“中國澳門特別行政區”、“東方蒙地卡羅”、還是“東方拉斯維加斯”，一旦提到“澳門”，大多數人都是先會想起澳門是一個賭場林立的“賭城”。
然而，實際上，除了“賭場”之外，澳門還有相當悠久的歷史文化遺產和其他豐富的旅遊資源，例如“澳門八景”的“鏡海長虹”、“媽閣紫煙”、“三巴聖跡”、“普濟尋幽”、“燈塔松濤”、“盧園探勝”、“龍環葡韻”、“黑沙踏浪”，或者已被列為“世界文化遺產”的“舊城區”裡面的古代城牆、古堡、炮台、教堂、廟宇、街道、廣場、雕塑、建築等歷史悠久的觀光景點，和在城區內星羅棋布的葡國餐廳、廣東茶樓、中西美食店、手信禮品店、首飾服裝店、古董傢俱店等等。
過去的不少民意調查也指出，大多數的外地遊客來澳門，首要的也不是來賭錢，而是到到處逛逛和品嚐美食，賭錢最多只是排名第三。
回顧過去的歷史，澳門的“城市形象”一直都在不斷變化之中。澳門“城市形象”的變化，大致上可以分為三個時期，即明末至清代中葉（1557～1841）的“國際通商口岸”、清末至民國初年（1842～1930）的“鴉片走私兼海外華工貿易中心”和民國末年至當代（1931～2015）的“賭城”。
對明末至清代中葉（1557～1841）到澳門遊歷的外國人和中國人來說，澳門不但是一個典型的“國際通商口岸”，也是一個“天主教傳教中心”（到處都是教堂和修道院）和“花園城市”（到處都是私人莊園），是中國人唯一可以參觀近代西方文化的具體表現（至少包括炮台、堡壘、市議會大樓、警察局、監獄、兵房、教堂、修道院、醫院、診所、救濟所、廣場、噴水池、西洋雕塑、壁畫、油畫、音樂、私人莊園等等），和中國人與西方人可以直接交往接觸的“東西文化傳播交流中心”。
這個“西洋城市”不但吸引了明末戲劇大師湯顯祖，也吸引了明末六大畫家之一的吳歷，甚至令吳歷到澳門“大三巴”（聖保祿學院）領洗學道（修讀天主教神學），最後成為一位華人天主教傳教士。
這個相當正面的形象，到了十八世紀末，英國（東印度公司）逐步占領印度，並以印度為基地，以澳門為分銷中心，向中國大量販賣鴉片以平衡對華茶葉貿易逆差後，澳門的美好形象便逐漸質變，愈變愈壞。
鴉片戰爭（1839～1842）結束之後，澳門不但從一個“外國人居留地”質變為“外國侵華基地”，自清末至民國初年（1842～1930），澳門的“城市印象”也慢慢更換成惡名昭彰的“鴉片走私/海外華工（苦力）貿易中心”。
年輕的“中國留學生之父”容閎在澳門讀書生活期間，在親眼目睹“海外華工貿易”（豬仔館、賣豬仔）的種種狀之後，更種下了他後來作為清庭駐美官員時，向美國政府和南美各國交涉，爭取保護海外華工的決心。
但是，即使當時澳門到處都是中國型的小型（番攤）賭場（俗稱“地痞賭場”），卻由於同類賭在中國內地遍地皆是，澳門仍未被視為一個“賭城”。
澳門的“城市形象”轉變成一個“賭城”，是在1930年代澳門實行“博彩事業專營權”之後才開始慢慢形成的，其間至少轉換過兩代/四位“賭王”（高可寧、傅德蔭；葉漢、何鴻燊），直至1960年代才完全定型下來。
換言之，民國末年至當代（1931～2015）澳門的“賭城”形象，是在澳門於鴉片戰爭結束，“中國對外國際貿易港”地位幾乎被香港完全取代，經過一連串的經濟結構轉型之後，最後才在“路徑選擇”壓力下，走上今天只有“賭業”一支獨秀，其他百業都衰頹不堪的畸型現狀。
港資電影電視劇再現的澳門
從“傳播帝國主義”的視角出發，由於大多數以“澳門”為題材的電影，都是由“港資”製作和拍攝的，因此，長期以來，澳門的“城市形象”便都是由香港電影中的鏡頭“再現”的。換言之，相對香港這個和美國好萊塢、印度寶萊塢並驅的的“東亞電影製作中心”來說，香港是“城會”，澳門是其“衛星城市”。
如果大家有機會到位於香港島西灣河蝴蝶灣的“香港電影資料館”翻閱觀賞一下，其實自1950年代的粵語片時代開始，便有不少港產片，如《紅線女唱遊澳門》（1954）、《女黑俠木蘭花》（1964）等等，以澳門為主要外景的拍攝場地。後來更有數以百計的香港電影，紛紛以澳門為主要拍攝場地，不斷地在“再現”澳門，逐步塑造出澳門的城市形象”
香港的電視劇方面，曾經於1979年播放時收視率一路高企的《過埠新娘》（A Girl with a Suitcase， 1979）裡的易芳蓉（鄭裕玲扮演），一個拿著一個小行李箱渡海過香港，尋找已經訂婚但未婚夫卻早已移情別戀，留在香港不是，返回澳門也不是的，表面弱質，內裡傳統，但卻堅韌不拔的澳門女子。
這部澳門味道十足的電視劇的編導甘國亮和編劇岸西，都是在澳門土生土長，中學畢業之後才移居香港的澳門人。
《十月初五的月光》也沿用著相似的攝製邏輯，用種種充滿人情趣味的戲劇手法，“重演”了一個1980年代到1990 年代的“老澳門”
不久之前才播完的，由澳門某餅家贊助拍攝的《巨輪》，更是以橫跨港澳兩地的一個普通家庭的故事，“再現”了一遍那個早已逝去不回的“老澳門”。
改造形象得從電影電視劇開始
如果以“女性主義視角”出發，進行電影文本分析，大家便可以發現，整部《遊龍戲鳳》，其實就是通過鏡頭中的種種形像（符號、象徵），亦即香港富商程仲森（劉德華飾演）愛上澳門歌舞女郎薜米蘭（舒琪飾演）的曲折經過，通過燈紅酒綠、金碧輝煌的“澳門賭場”和“澳門世界文化遺產城區”（建築群），為澳門“再現”出一個由香港人創造出來的，浪漫的，片面的，但並非完全真實的“城市形象”。
但是，不管如何，由於《遊龍戲鳳》所附帶的促銷作用，所有電影中帶及的場景，包括澳門半島的大三巴（戀愛巷）、望德堂（和隆街），路環聖方濟各教堂（十月初五街）等等，都成為數以百計中外情侶的“自拍聖地”，連帶附近的各類店舖和行業都因此旺盛起來，不管是在賣文化創意產品、禮品，還是美食餐飲，都是成行成市。
所以，將澳門城市形象多元化，希望大家不要先想到“賭城”，大家可能要先從未來可能開拍的，有關澳門的電影和電視劇的“再現”開始。但是，目前再有沒有澳門廠商會出資贊助拍攝一些像《巨輪》或《十月初五的月光》呢？
不久前召開的第三次新城區規劃詢大會和澳廣視就新城區規劃舉行的澳門論壇，與會官員、議員、社團代表和一般市民，幾乎都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地公開發表他們的看法，焦點則幾乎都集中在“樓宇限高”，亦即B區興建的新樓宇是否會完全遮掩住主教山和西望洋山上面比較具有文物價值，甚至世界文化遺產的建築物的問題。
綜觀各位與會者的發言，一如既往，當然是代表建築界利益的商人和建築師有他們“不限高”的主張，其他市民有其他市民“必須限高”的主張，“商說商有理，民說民有理”，永遠都沒有交集，於是，有關官員亦享有“上下其手”的機會，多講無謂。
其實，這次包括A、B、C、D、E五塊土地，面積約頃的新城區填海計劃，是繼1890年代的北灣（內港）填海，1930年代的東灣和南灣（新口岸）填海，和1990年代的南灣湖西灣湖填海之後，澳門有史以來第四次，也是最大規模的一次填海造地計劃。由於城市地理面貌的劇烈改變和必然隨之出現的各式新型建築物，澳門的城市形象，亦必然會出現第四次的劇變。
澳門城市形象
不是一成不變的
對大多數外地人來說，不管是“葡萄牙殖民地”、“中國澳門特別行政區”、“東方蒙地卡羅”、還是“東方拉斯維加斯”，一旦提到“澳門”，大多數人都是先會想起澳門是一個賭場林立的“賭城”。
然而，實際上，除了“賭場”之外，澳門還有相當悠久的歷史文化遺產和其他豐富的旅遊資源，例如“澳門八景”的“鏡海長虹”、“媽閣紫煙”、“三巴聖跡”、“普濟尋幽”、“燈塔松濤”、“盧園探勝”、“龍環葡韻”、“黑沙踏浪”，或者已被列為“世界文化遺產”的“舊城區”裡面的古代城牆、古堡、炮台、教堂、廟宇、街道、廣場、雕塑、建築等歷史悠久的觀光景點，和在城區內星羅棋布的葡國餐廳、廣東茶樓、中西美食店、手信禮品店、首飾服裝店、古董傢俱店等等。
過去的不少民意調查也指出，大多數的外地遊客來澳門，首要的也不是來賭錢，而是到到處逛逛和品嚐美食，賭錢最多只是排名第三。
回顧過去的歷史，澳門的“城市形象”一直都在不斷變化之中。澳門“城市形象”的變化，大致上可以分為三個時期，即明末至清代中葉（1557～1841）的“國際通商口岸”、清末至民國初年（1842～1930）的“鴉片走私兼海外華工貿易中心”和民國末年至當代（1931～2015）的“賭城”。
對明末至清代中葉（1557～1841）到澳門遊歷的外國人和中國人來說，澳門不但是一個典型的“國際通商口岸”，也是一個“天主教傳教中心”（到處都是教堂和修道院）和“花園城市”（到處都是私人莊園），是中國人唯一可以參觀近代西方文化的具體表現（至少包括炮台、堡壘、市議會大樓、警察局、監獄、兵房、教堂、修道院、醫院、診所、救濟所、廣場、噴水池、西洋雕塑、壁畫、油畫、音樂、私人莊園等等），和中國人與西方人可以直接交往接觸的“東西文化傳播交流中心”。
這個“西洋城市”不但吸引了明末戲劇大師湯顯祖，也吸引了明末六大畫家之一的吳歷，甚至令吳歷到澳門“大三巴”（聖保祿學院）領洗學道（修讀天主教神學），最後成為一位華人天主教傳教士。
這個相當正面的形象，到了十八世紀末，英國（東印度公司）逐步占領印度，並以印度為基地，以澳門為分銷中心，向中國大量販賣鴉片以平衡對華茶葉貿易逆差後，澳門的美好形象便逐漸質變，愈變愈壞。
鴉片戰爭（1839～1842）結束之後，澳門不但從一個“外國人居留地”質變為“外國侵華基地”，自清末至民國初年（1842～1930），澳門的“城市印象”也慢慢更換成惡名昭彰的“鴉片走私/海外華工（苦力）貿易中心”。
年輕的“中國留學生之父”容閎在澳門讀書生活期間，在親眼目睹“海外華工貿易”（豬仔館、賣豬仔）的種種狀之後，更種下了他後來作為清庭駐美官員時，向美國政府和南美各國交涉，爭取保護海外華工的決心。
但是，即使當時澳門到處都是中國型的小型（番攤）賭場（俗稱“地痞賭場”），卻由於同類賭在中國內地遍地皆是，澳門仍未被視為一個“賭城”。
澳門的“城市形象”轉變成一個“賭城”，是在1930年代澳門實行“博彩事業專營權”之後才開始慢慢形成的，其間至少轉換過兩代/四位“賭王”（高可寧、傅德蔭；葉漢、何鴻燊），直至1960年代才完全定型下來。
換言之，民國末年至當代（1931～2015）澳門的“賭城”形象，是在澳門於鴉片戰爭結束，“中國對外國際貿易港”地位幾乎被香港完全取代，經過一連串的經濟結構轉型之後，最後才在“路徑選擇”壓力下，走上今天只有“賭業”一支獨秀，其他百業都衰頹不堪的畸型現狀。
港資電影電視劇再現的澳門
從“傳播帝國主義”的視角出發，由於大多數以“澳門”為題材的電影，都是由“港資”製作和拍攝的，因此，長期以來，澳門的“城市形象”便都是由香港電影中的鏡頭“再現”的。換言之，相對香港這個和美國好萊塢、印度寶萊塢並驅的的“東亞電影製作中心”來說，香港是“城會”，澳門是其“衛星城市”。
如果大家有機會到位於香港島西灣河蝴蝶灣的“香港電影資料館”翻閱觀賞一下，其實自1950年代的粵語片時代開始，便有不少港產片，如《紅線女唱遊澳門》（1954）、《女黑俠木蘭花》（1964）等等，以澳門為主要外景的拍攝場地。後來更有數以百計的香港電影，紛紛以澳門為主要拍攝場地，不斷地在“再現”澳門，逐步塑造出澳門的城市形象”
香港的電視劇方面，曾經於1979年播放時收視率一路高企的《過埠新娘》（A Girl with a Suitcase， 1979）裡的易芳蓉（鄭裕玲扮演），一個拿著一個小行李箱渡海過香港，尋找已經訂婚但未婚夫卻早已移情別戀，留在香港不是，返回澳門也不是的，表面弱質，內裡傳統，但卻堅韌不拔的澳門女子。
這部澳門味道十足的電視劇的編導甘國亮和編劇岸西，都是在澳門土生土長，中學畢業之後才移居香港的澳門人。
《十月初五的月光》也沿用著相似的攝製邏輯，用種種充滿人情趣味的戲劇手法，“重演”了一個1980年代到1990 年代的“老澳門”
不久之前才播完的，由澳門某餅家贊助拍攝的《巨輪》，更是以橫跨港澳兩地的一個普通家庭的故事，“再現”了一遍那個早已逝去不回的“老澳門”。
改造形象得從電影電視劇開始
如果以“女性主義視角”出發，進行電影文本分析，大家便可以發現，整部《遊龍戲鳳》，其實就是通過鏡頭中的種種形像（符號、象徵），亦即香港富商程仲森（劉德華飾演）愛上澳門歌舞女郎薜米蘭（舒琪飾演）的曲折經過，通過燈紅酒綠、金碧輝煌的“澳門賭場”和“澳門世界文化遺產城區”（建築群），為澳門“再現”出一個由香港人創造出來的，浪漫的，片面的，但並非完全真實的“城市形象”。
但是，不管如何，由於《遊龍戲鳳》所附帶的促銷作用，所有電影中帶及的場景，包括澳門半島的大三巴（戀愛巷）、望德堂（和隆街），路環聖方濟各教堂（十月初五街）等等，都成為數以百計中外情侶的“自拍聖地”，連帶附近的各類店舖和行業都因此旺盛起來，不管是在賣文化創意產品、禮品，還是美食餐飲，都是成行成市。
所以，將澳門城市形象多元化，希望大家不要先想到“賭城”，大家可能要先從未來可能開拍的，有關澳門的電影和電視劇的“再現”開始。但是，目前再有沒有澳門廠商會出資贊助拍攝一些像《巨輪》或《十月初五的月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