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作为人们生活栖息地的城市社区常常因为缺乏共同生活史和集体成员记忆而丧失原有的“公共性”。网络因其扁平化的组织方式以及倡导平等自由的人际交往模式，在降低沟通成本的同时有效推进了人际互动，使得原子化下居民们彼此孤立的状态被打破，让“共同体”的建设成为可能。通过福州高档小区H的个案研究发现，作为行动者的居民借助网络弱关系整合、创建“同时性”的想象以及工具性的构建作用，将线上关于日常生活的集中讨论发展成线下的社区活动，在获得个人存在感的同时，也塑造了群体归属感。在社会高速流动的当下，网络作为社区文化的缔造者和传播者，是社区“共同体”想象和生产的重要空间。
关键词：网络空间;共同体;日常生活;想象和生产
中图分类号：D669.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8268（2019）05-0119-08
改革开放的深入带来了社会结构高速流动的变化。宏观而言，我们正在经历一个市场规则运作下的陌生人世界;微观而言，我们也面临着人际关系的疏松和传统关系的减弱[1]。寻觅公共性的焦虑体现了现代人原子化下的失落，而社区重建的实质则是对人际关系的重建[2]。党的十九大指出，要“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这正回应了新时代下社会所面临的整合问题。
与此同时，科技的发展让人们的生活方式发生了变化。網络因其在时间和空间上整合的张力，成为人们现代交往中的重要场所。此前的研究多将其视为现实的延伸和补充，而忽略了网络作为虚拟社区自身的空间性。作为人的集合，网络空间里的社群更多将共享的价值和利益作为中心，从而展现出与传统社会的在场空间不同的性质[3]。基于地缘关系建立的陌生人网络空间，兼具了传统在场空间和脱嵌空间的人际关系性质[4]，其多点化的沟通特性能有效地构建个人对于信息的理解，并切实地加强在地群体情感的凝聚。随着人们使用网络时间的增加，这一效应还将累积。
在以往针对“共同体何以为可能”的讨论中，有学者认为，城市小区难以依赖自身的力量形成共同体[5-6]，需借助政府或社会组织外在的助力[7-8]。即便存在居民团结，也多是基于权力的抗争性运动而产生 [9]，其不稳定和短暂性使之难以成为依赖“本质意志”推动的共同体。然而，福州高档小区H的个案却证明，共同体也可以诞生于小区的日常生活中。在时间紧张的当下，寻求彼此连接和共享的居民依靠即时网络产生真实互动，使得一个更加平和与持久的共同体成为可能。
一、行动者视角下社区“共同体”的生产路径
城市邻里是国与家之间流动的公共空间，虽不独立但相对自治[10]。垂直的行政管理力量对城市邻里有一定的动员和控制的能力，但也可能破坏横向的、具有互惠、信任性质的居民网络[11]。因此，更为保守的做法是强调共同体生产中行动者视角[12]，帮助我们充分考虑居民日常交往的逻辑，探索社区共同体可能的生产路径。
（一）“同时性”的想象作用
安德森认为：“一切共同体都是想象的，是被想象的方式使他们彼此区分。”[13]在他看来，群体内部如何产生自我认同，从而形成共同体是一件需要被解释的事情。以民族为例，无论是从空间还是时间来看，任何一个民族的成员都无法认识这个共同体的所有成员，因此民族的形成仰赖于其文化根源和“想象”的机制。但是，小说、报纸等媒介为人们提供了一种“同质的、空洞的时间”来实现同时性。虽然人们未及参与，但是通过小说和报纸的文字描述，我们可以对于他人“稳定的、匿名的和同时进行的活动”抱有完全的信心，相信自己和他们一样“在那里”存在着，从而推进着“被现象的关联”。当人们阅读报纸或小说时，这些消费也传达着一定的区分，即在同一种消费行为的消费者中间建立一种虚拟的联系，同时保持着与其他群体的区分。借助商业扩展、印刷科技和人类语言，一个更大范围内的共同体成为可能。然而这种想象是有限的，边界也可能是模糊的，依赖于想象的强度和所构建起来的共同体的信度。
（二）仪式庆典对共同感的召唤
涂尔干则进一步考量了集体仪式庆典的意义，认为“全部仪式庆典的唯一目的，就是要唤醒某些观念和情感，把现在归为过去，把个体归为群体”[14]。仪式庆典的主题并不是最为重要的，“心理倾向在各种情况下都是一样的，他们只取决于群体被集合起来了这一事实而已，而不取决于使集体集合起来的具体原因”。当人们集合在一起，共同的集体感情使得大家能够“开展共同的思想和行动”，而仪式则起到激发或者更新集体情感或意识的作用。“宗教仪式能使群体诉诸行动，使群体集合起来，举行仪式。其首要作用是使个体聚集起来，加深个体之间的关系，使彼此更加亲密。”[15]
这种强调感性认同的集体表象在现代社会受到了再次欢迎。挣脱了传统权力桎梏、追求自由的人们在面临生活方式的选择时不再束缚于他人、社会的制约，而是依赖碎片化社会情境的个体经验整合进行精密计算，以求自身安全感的获得。然而，面对快速的社会变迁和庞大的社会机器，这样获得的安全感十分脆弱。人们开始追寻一种易于理解的生活方式，向往一种“正义、平等和参与”的集体行为，希望经由社会和个人的相互构建达成自我实现[16]。
（三）弱关系的整合效用
有学者针对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社会网络强弱进行了探讨，认为包容性的社会信任和开放型的社会网络对于共同体的产生有积极作用[17]，而过度强化、甚至有些局限性的人际信任和封闭性的社会网络则会产生负面作用[18]。社区内可以作为信息桥梁的弱关系越多，社区有可能更有凝聚力，并且集体行动或统一行动的能力会更强。相对于强关系而言，弱关系使得社区关系结构更加开放。当集体遭遇困境时，这种结构能够尽快地并在最大范围内传递信息，实现集体动员。而以强关系为主的的网络结构虽然会在小群体内部保持强凝聚力，却呈现封闭化、碎片化的特征，反而不易社区整合[19]。 二、网络在共同体生产中的作用
随着社会的发展，精密的劳动分工、高度的流动性以及便宜有效的交通和通讯手段都在重新塑造着社会关系。威尔曼所代表的“社区解放论”认为，初级纽带普遍存在并且依旧重要，但是其结构却倾向于形成稀松结合、空间上分散的网状结构，从而区别于“社区消失论”和“存在论”所争议的被地域性所限制的邻里团结或集体感情。
这种认为社区是“超过地域圈子而多层次建立起来的社会关系”为当今网络上兴起的各种非正式团体提供了解释。互联网作为重要的社会网络形成渠道，其“一对多”“多对多”的互动模式，极有潜力促进居民关系网络的搭建。它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弱关系广泛建立下的“我文化”消解作用
网络因其平等、准入轻松的互动模式，给予使用者广泛建立弱关系的可能。而弱联系的整合作用由于互联网的扩散而迅速发挥作用。具体而言，在线上沟通中，互联网的使用者也是生产者，他们既提供了内容，也塑造了网络。从社区解放论的“个体中心网络”视角出发，关系的私人化容易诞生“我文化”，即个人希望发出自己的声音，保有自己的答案。这种“我文化”和人类创建彼此联系、维护梦想的共同心愿存有天然的张力。而基于网络产生的弱连接则淡化了现实中主体先在身份的影响，创生于平等主体之间的互动，从而有效地缓解这种紧张[20]，借由低成本提供的信息和开启连接的方式帮助人们拓宽交往，使得人们彼此看见、相互渗透、促进理解。因此，卡斯特也認为：“互联网可能可以在一个似乎迅速日趋个人化及公民冷漠的社会里对扩张社会纽带有所裨益。”[21]445网络化有助于减少人们对认同感的抵制，但它对社会的影响很少来源于步调一致的战略和整齐划一的行动。网络缺乏中心，但充满即时节点，“通过多种形式的网络处理后，社会将逐渐形成新的社会认同感”[22]。
（二）流动空间和无时差特性下的“同在感”增强
空间是共享时间之社会实践的物质支持[21]505。网络空间打破了地域和时间的限制，给予参与者源源不断的信息和反馈。在网络空间里，时间不再苛刻，地域也模糊了实体和虚拟，唯有信息贯穿其间。具有完整社会、文化、实质环境和功能特征的网络节点彼此相连，人群则以流动的模式徘徊浏览。如此，我们被嵌入至一个具有自我特征的网络中，与特定的人员相连，接受着特定的信息。开放而即时的网络空间里上演着近乎现实生活的乱序。我们虽然无法确切知道在特定的地点和时间里，网络空间里的他们具体在做什么，但是却可以对他们“稳定的、匿名的和同时进行的活动”抱有完全的信心，并且相信他们和自己一样就在那里存在着。网络弱化了现实生活中时空的距离感，创建出“同时感”和“共在感”。
而网络空间与现实社会愈加模糊的边界也加强了这一想象。互联网对工作生活的渗透“多少混淆了活动场域的制度性分离，模糊了行为的符码”[21]447。现实生活中的规范和控制手段渐渐适用于网络空间，尤其是具有准入门槛的社群[23]。网络交往也会影响到线下的人际互动，例如，人们在拜年网和餐饮网的互动有助于提高个人的社会资本[24]。网络和现实完全的二元隔离越来越难于实现，也由此塑造了一种虚实相结的群体关联。
（三）自发劳动分工可能下的工具建构作用
西巴·帕克特曾言，“群体交流的网络的价值与开创一个群体需要的努力成反比”，以此用来形容互联网的价值绝大部分来自它作为群体构建的工具性作用。群体建构的难度在现实社会中越大，互联网对这种难度的消解程度越高，它的价值则越大。而在此前，人们在群体和他人的分享、合作中受到了较高的交易成本的影响。有学者认为，人们的交往趋势在未来更多地依照着个人的兴趣、爱好、关注点，从而区别于依托组织建立个人生活圈的单位制模式。网络依其互动性、个性化的特征最大地迎合了这种需求，甚至加速了这种趋势[21]445。
更加自由的交往促进了真诚的表达，而整合的过程也自带互联网的特性：劳动过程逐渐个体化，以每个人的属性和能力而非所处的组织为基础。网络使得新式群体的出现成为可能，将不同专业、阶层的能力转移到“开放参与的架构”上[25]14。这样，新兴组织的方式无需遵循传统的管理规则，从而冲破了限制其效果的束缚，造就了新的解决方案。网络的工具性作用方便了人们的沟通，塑造了新时代的社群文化，大大丰富了现代人的生活。
三、福州H小区的个案研究
H小区位于福州商业中心地段，是居民关系融洽、自组织社区服务发展较为成熟的高档小区。小区自2012年交付使用，共5栋678户居民，其中35岁及其以下居民约占总居民数的60%。居民们的职业不一，涵盖行政管理、自主经商等，收入水平较高。小区共5个架空层，被居民们自发改造成小区的公共空间，开发成了具有娱乐和办事功能的茶室、乒乓球室、麻将室、健身室等。如表1所示，小区内活动种类繁多，由最初的小区居民自发组织开展到后期的物业、公益基金会共同参与。如今这些成就，都是在网络空间讨论和开展后取得。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所讨论的网络空间是以QQ群和微信群为代表的社交网络平台。QQ群相对微信而言操作更加便捷、开放，且因为可以存放文件而成为居民的主要沟通场所。微信群则主要为年轻人使用，多为在QQ群发布活动后报名讨论使用，较少涉及日常社区事务。
从陌生到熟悉，网络空间的作用不可小觑。有学者认为，网络群组虽然诞生于21世纪的居民数据化据点，但其作用却与欧洲中世纪兴起的酒吧文化、中国近代的茶馆文化一脉相承，都是用以维护居民日常生活与交往的亲密纽带[26]。居民们在这里依靠社区力量、利用社区资源、强化社区功能的同时，也帮助解决社区问题、培养社区意识。本文结合半结构式访谈和参与观察法，共访谈15个对象，包括小区中的积极分子、普通居民以及物业和公益组织。图1展示了居民自入住以来，借助网络空间所完成的一系列成果。借由此图，我们可以大致窥见一个陌生人社区“共同体”的生产路径。 （一）社区维权：网络参与和核心团体的形成
小区建立之初，居民们也处于彼此陌生的状态，但却因为小区中存在着“违章建筑”的公共矛盾而聚集起来。小区置业曾暗示，如果顶楼居民愿意以更高的金额购买房子，那么置业则允许顶楼居民去加盖“空中楼阁”。然而这个承诺本身是违反法规的，同时违建也影响到了其他居民的生活。于是部分居民联合组成维权群体，通过各种方法进行投诉和维权，近20户顶楼居民们加盖的建筑在两年内被拆除完毕。小区居民NM表示：“（这件事的完成）必须归功于起带头作用的几个住户，他们通过沟通，建了一个居民QQ群。进群的标准非常严格，必须验证其是某楼某户的居民才可以进入，主要是担心置业的人混入扰乱秩序。大家在群里细细分工，寻找各种资源、搜集证据。”（访谈记录A002）
不同于单向的居民和置业之间的矛盾，拆除违章的行为也涉及到顶楼居民的利益。因此，居民之间的积极沟通和彼此助力也非常重要。小区的积极分子们在群里发布了《对H小区顶楼违建拆除的理解和认识》，肯定顶楼住户是受置业欺骗的受害者，在安抚顶楼住户情绪的同时，提供了维权的思路和可利用的资源。在沟通中，居民不断强调“远亲不如近邻”“打造文明、和谐小区”的共同目标，使彼此认识到共存的利益，借此来缓和居民之间的紧张关系，争取在情理之间取得平衡。
这就是小区QQ群最初的状态，因为有了这个公共事件而表现得十分活跃。在第一轮针对违建的维权过程中，居民又发现置业对尾款的收取不够合理，因此開始了第二轮维权。这次维权覆盖了全小区的居民，当部分居民被问及“如果维权费用和追回的尾款数额差距不大，甚至需要倒贴的时候，您还会愿意参与维权吗？”居民WM的回答很有代表性：“会的呀！我们小区里有这么多热心人为了集体利益而努力，如果真的多出钱，就算是对这种精神的肯定吧（笑）。”（访谈记录A003）
可见，维权工作得到了大部分人的认同，QQ群在居民社区生活中的重要性也得以上升。这印证了卡斯特所言：“地域社会生活共同体将最先诞生于居民能够为了共同利益和居住权益自发组织集体行动的地方。”H小区的维权聚集了小区第一批积极分子，他们具有较强的社区精神，也符合中国传统对于精英分子“财富”“文化”“权威”的认识。在后期虽有人员变更，但他们的确是进行社区动员和促进居民社区活动参与的中坚力量。
本案的维权取得了成功，极大地调动了居民参与社区事务的热情和积极性。即便维权没有成功，居民的参与仍然有意义，这个意义体现在社区的共同记忆中。即维权活动打破了居民原本彼此孤立的状态，进而产生交流和互动。如此，社区性才有可能产生。
（二）社区建设：共同体意识的产生和网络日常生活的在地化
通过初期的维权，小区居民之间的相互信任被逐渐培养起来。但已经完成了两次维权的社区QQ群似乎没有停下要继续抗争的意思，和物业、置业细小的摩擦还在继续。部分居民不愿意再继续维权时期社区的紧张氛围，对群里的激进分子有些排斥，常发一些牢骚。OJ在社区QQ群较为混乱的时候站出来发表倡议，希望少数服从多数以达成共识。
OJ的倡议得到了大家的积极响应。很快，群里再发生争吵时，就会有居民出来调解，表达自己对双方立场的理解，试图让双方都冷静下来。确实，社区中长期互动所培养出来的凝聚力，才是能够让居民们持续地活跃在特定虚拟社群的主要原因。
居民NN总结道：“QQ群和谐的日子还是占据大多数的，不然谁愿意天天上群看大家吵架啊，哈哈。”（访谈记录A012）包容和开放的社区能不断地生产良好的人际互动关系，这是居民们所需要的，也是一个更加稳定持久的共同体基础。
居民初期所筹集的维权费用尚有余额，为了商讨如何使用，居民们便自发成立了楼主委员会（简称楼委会）。楼委会聚集了小区大部分积极分子，也承担了后面较多的社区活动组织工作。考虑到小区未来的发展，楼委会建议将小区的架空层改造成公共空间，这一举措在之后看来是十分明智的。公共空间的建成极大促进了居民交往，有利于信息沟通、彼此协商、利益表达，慢慢成为社区行动的中心。在空间改造的过程中，楼委会不断在QQ群内更新项目的进展，发布装修改造现场图和捐款捐物名单。虽然也有人在群里质疑，但这样的监督反而促使楼委会的工作做得更好，并且吸引了新的一批积极分子的参与。改造费用共十几万，除了物业支持的3万以外，其余的都是居民自己筹集的。
至此，社区的主题已经超越了初期的法权抗争，步入更大范围的社区建设。有了公共空间之后，居民的生活便丰富起来。不久，有居民在群里建议举办一场“社区乒乓球赛”，以小区乒乓球室为比赛场地，邀请喜欢乒乓球的家庭一同参与。得到其他居民的积极响应后，楼委会便在群里招募参赛选手和志愿者。大家本素不相识，但是在网络上建立起来的友谊让他们跃跃欲试。首届乒乓球赛作为楼委会的试水之作，举办得非常成功。不仅邀请业主、物业和社区领导共同参与，而且还自己编排了文艺节目，准备了比赛奖品，大家玩得非常尽兴。“社区乒乓球赛”这个从网络上诞生的小点子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小区每年的必备活动。
从维权到社区建设，居民间的关系从“为了自身经济利益而建立的临时的关系”慢慢转变为更加长久的“互惠性关系”。在网络空间内达成的共识不断重塑着现实生活的社区，并且促使人们产生了对居住地的认同。当谈及自己的社区，居民们都非常自豪;当人们愿意分享彼此的生活时，社区“共同体”的建设便有了可能。
（三）社区生产：网络空间中的社区传统孕育和庆典创新
第一届运动会落下帷幕后，几位居民在群里建议按照福州的传统习俗办一次“百家宴”，作为居民入住三周年的纪念。倡议得到了不少居民的支持，楼委会也开会作出了同意的决定。因为这个活动较之前的活动更加复杂，所以楼委会成员全部义务参与，同时也在群里号召其他热心居民参与其中。普通居民的参与使得社区逐渐脱离依赖楼委会开展活动的传统惯式，活动的举办主体更加多元，而非只依赖于一个中心进行决策。 大家的共同参与使得社区氛围更加活跃，很多人都是第一次参与到这一活动中，十分兴奋和好奇。活动的志愿性质加上网络化的组织方式使得大家的社区意识空前高涨。群里没有固定的分工，到某个流程需要人了就喊人参与，“一切都是这么自然而然”（访谈提纲A004）。活动开始当日，为了给全社区居民准备最新鲜的菜肴，五户家庭凌晨两点就去市场购买食材，挑选到凌晨五点满载而归。大家从早忙到晚，有人负责请餐饮师傅，有人负责摆桌，有人负责动员……大家联络和参与的方式，都建筑于网络空间这一开放的架构平台上，实践的场域则是现实的小区。
这一特殊的组织方式大大减轻了楼委会的压力，负责人OJ反复强调：“我们从来不主动提议开展某个活动，都是看大家的反应。我们只是做后勤工作，帮帮忙而已。”百家宴和运动会由于人气极高，成功升级成小区传统活动。而社区宽松的氛围和简单易学的参与方式，也让居住于此的妈妈们受到了很大的启发。2016年六一儿童节，为了让孩子们度过一个快乐的节日，“妈妈群”的居民WY就在群里邀请各位小朋友们共同参与，来小区瑜伽室交换礼物，一起玩耍。小小的瑜伽室最后挤入了100个人，孩子们的笑声成为筹办这个活动的家长们最好的礼物。
网络作为一种偏离中心的组织和干预形式，在传递信息和组织活动的同时，也在传播和生产着小区独有的文化代码，这有助于社会机制的重建。通过对文字、图片等信息的想象，社区居民们形成了排他性的暗语、习俗、标志与传统，从而创造出“集体”的意象，诞生共同体精神，将彼此连接、休戚相关的意识印刻到每个人的心里。
四、总结和讨论：共同体何以为可能？
诚如卡斯特所言：“人们抗拒个人化及原子化的过程，他们喜欢聚集在社群组织中，经过一段时间后，逐渐产生归属感，最终变成社区及文化认同。”网络的匿名化和对平等交往的倡导，使得网络空间中的交往不仅折射出社会的本质，而且更体现了个体主体形式的表现形式或者现实存在。在网络空间中，H小区的居民因为维权而聚集在一起，但真正塑造起共同体精神、集结社区形象的是发生在网络空间中细碎却纯粹的日常生活讨论。究其原因，维权争取的是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得到满意的结果，而共同体的建设却需根植于长久。在你来我往的网络互动中，小区居民自觉维护小区的共同体进程，趁热打铁地建造起社区公共空间、推出多种活动并最终形成小区的传统。渐渐地，居民间的纠纷慢慢减少，小区的自治能力稳步上升。回顾H小区的发展，以下四点经验值得借鉴。
（一）在可行的范围內，尽可能简化活动组织方式，激励人们的参与意愿
同其他小区相似，H小区居民的主要精力都投入于工作中，日常生活则以休闲、娱乐为主调。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做出有意义的贡献是居民们组织、参与社会建设的驱动力之一。网络空间中多元松散的协调式组织模式很好地迎合了这一需求。在社区建设中，没必要规定每个人应当做什么、应当做多少，更不应该造成只有具备某种技能的人独立工作才能完成的假象，而应该给予居民尽可能多的自由。当我们需要考虑依靠规则使得每个参与者的工作尽可能平衡的时候，推动社区自发的劳动分工就不可能实现了[25]100。虽然很多时候，核心人员在活动中出了最多力，但无报酬的不均衡劳动方式促进了某种自由的个人表达。正是这些核心人员无私的奉献，社会资本才能不断地累积，使得居民间互助友爱的社区氛围成为可能，而其他多数居民也会发挥作用。正是他们的围观和偶尔的点赞不断地注入共同体前进的动力，并且赋予这些行为以意义。小区居民“一方面是被服务的对象;另一方面，在社区治理中也具有独特的不可替代的功能”[27]。
（二）公开的活动过程能够促进同时性的想象，增加居民的参与感
H小区的每一期活动都会用不同的方式进行宣传。在最初只使用QQ群的时候，大家在群里的活动号召、活动策划以及活动开始后的感想都会即时公开给每个居民。随着居民使用微信的普及，活动的策划则会另拉微信群进行商讨，而活动的直播和感想还是会被大家分享到群里。分享是人的本能，也是后期合作与集体活动的开端。那份与邻里共同参加活动的快乐，通过小小的屏幕传递给大家，即使是没有真正参与的居民，也能感受到图片、文字背后的情绪。这种公开，不仅能够大量聚焦大家的注意力、诞生彼此相关联的社区共同体想象，而且能借由活动细节的公布，让大家了解活动展开的方式，为潜在的积极分子留下可供参考的样本。
（三）多元化的举办主体和适当的活动创新能保持新鲜感
活动的举办主体从最初的楼委会到后期的新人加入，并不固定。小区的建设并不只是围绕着几位核心成员，而是依靠大家的力量。这样的共同体成长路径既不会造成居民审美的疲惫感，也不会给积极分子带来沉重的负担，是一种开放、平等的社区精神体现。与此同时，小区的活动抓住了社区中最具有互动意愿的人群——家长和学龄前的孩子。由于家庭的核心化，家长们大多乐意创造机会让孩子认识更多的朋友。日常的工作使他们分不出更多的精力，便捷的社区网络空间则成就了他们的这一心愿，使家长们的创意得以实现。
（四）对最初睦邻精神的强调和不断生产是小区发展的动力
在日常生活的共同体建设中，正确的社区精神引导是必须的。活动的形式、甚至是否开展活动都不是目的，活动筹办过程中居民们的相互支持、彼此信任才更具意义。因此，即便是公益组织看来并不成熟的社区活动，也能让大家玩得开心。而每年的传统活动也不是非得要举办，如果居民们感到疲惫、力不从心，则会缩小规模、延期甚至取消。宽容、公允并略带激励的社区氛围是日常生活良好的润滑剂，这不仅体现在积极的活动落地中，而且体现在日常争论的解构中。在本例中，其他居民对被拆违建的居民表现出的安慰和支持，不仅没有造成居民间的矛盾，反而成为居民们彼此了解、互助有无的开始。在小区日常的摩擦中，明事理的居民对吵架双方的调节和公允的分析，都能不断促进社区理性的诞生和良性的再生产。在这一过程中，对简单却人人皆知的睦邻精神的强调非常重要。人人依此行事，并依此为判断行为的标准。这种精神是社区共同体稳定运行的核心。 网络是一个具有生命力的空间，其生命力的来源是社会的密度赶上了技术的步伐。马克思认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28]人们喜欢成为群体的一员，而任何单纯的技术都不可能引爆巨大的社会价值。唯有将二者结合起来，才能彰显最大意义。网络空间和日常生活的整合，使得H小区的共同体生产成为一个过程，而非某种产品，因为它永远没有完成的时候。这种渐变式、长期的、带有鼓励性的发展过程，使得共同体拥有了平和、包容的特性。当有足够多居民关心它时，这个共同体就会持续发展，否则它就会消失。看似脆弱，实则不然。当足够多的居民有意愿并有方法捍卫它时，绝大多数的破坏者都会因此泄气。
需要指出的是，不同于完全缺场的趣缘社群。基于地缘关系形成的在场网络空间中，网络集中了权力与信息，大部分的经验和意义以本土为基础。对于普通民众而言，他们的注意力、关注点以及他们的不满、梦想和希望都集中在本地事务上[29]。所有线上到线下的社区活动，如果无法实实在在地提高物理空间的生活质量，那么都将成为一场空话，从而让小区居民丧失继续参与的热情。
参考文献：
[1] 郑杭生.中国特色社区建设与社会建设——一种社会学的分析[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6）：93-100.
[2] 夏学銮.转型期的社会心理失衡与调适[J].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15（5）：16-19.
[3] RHEINGOLD H. The Virtual Community： Homestea-ding on the Electronic Frontier[M].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MIT Press，1993：25-56.
[4] 刘少杰.网络化时代社会认同的深刻变迁[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4（5）：62-70.
[5] 桂勇，黄荣贵.城市社区：共同体还是“互不相关的邻里”[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6）：36-42.
[6] 桂勇.城市“社区”是否可能？——关于农村邻里空间与城市邻里空间的比较分析[J].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6）：12-18.
[7] 王汉生，吴莹.基层社会中“看得见”与“看不见”的国家——发生在一个商品房小区中的几个“故事”[J].社会学研究，2011（1）：63-95.
[8] 楊敏.作为国家治理单元的社区——对城市社区建设运动过程中居民社区参与和社区认知的个案研究[J].社会学研究，2007（4）：137-164，245.
[9] 刘子曦.激励与扩展：B 市业主维权运动中的法律与社会关系[J].社会学研究，2010（5）：83-110，244.
[10] 朱健刚.国与家之间：上海邻里的市民团体与社区运动的民族志[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30-51，285-288.
[11] 罗伯特·D·帕特南.使民主运转起来：现代意大利的公民传统[M].王列，赖海榕，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19-71，211-232.
[12] 肖林.“‘社区’研究”与“社区研究”——近年来我国城市社区研究述评[J].社会学研究，2011（4）：185-208，246.
[13]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M].吴叡人，译.2版.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11-45.
[14] 爱弥儿·涂尔干.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M].渠东，汲喆，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498.
[15] 《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笔记与随想[EB/OL].[2019-04-03].https：//book.douban.com/review/10086185.
[16] 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晚期现代中的自我与社会[M].夏璐，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33-65.
[17] 曾鹏.社区网络与集体行动[M].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48-52.
[18] 石发勇.社会资本的属性及其在集体行动中的运作逻辑——以一个维权运动个案为例[J].学海，2008（3）：96-103.
[19] GRANOVETTER M S.The Strength of Weak Ties[J].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1973（6）：1360-1380.
[20] 陈宗章.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中的“空间范式”[J].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6）：88-95.
[21] 曼纽尔·卡斯特.认同的力量[M].夏铸九，黄丽玲，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
[22] 谢俊贵.当代社会变迁之技术逻辑——卡斯特尔网络社会理论述评[J].学术界，2002（4）：199.
[23] 彭华民，侯莹.论虚拟社区与人际互动[M].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1）：11-15.
[24] 边燕杰，雷鸣.虚实之间：社会资本从虚拟空间到实体空间的转换[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7（3）：81-91，205-206.
[25] 克莱·舍基.人人时代·无组织的组织力量[M].胡泳，沈满琳，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
[26] 郑中玉.社区的想象与生产[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221-248.
[27] 谭琪，石兵营.基层政府协同“三社联动”的城市社区治理创新模式研究——以美地社区实践为例[J].重庆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2）：67. [28] 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60.
[29] 齐格蒙特·鲍曼.流动的时代[M].谷蕾，武媛媛，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90.
The Role of Network Space in Imagination and Productionof Social Community in the Field of Daily Life：A Case Study of High-end Residential Area H in Fuzhou
ZHENG Yexin
（School of Sociology and Political Science， Shanghai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44， China）
Abstract：
Urban communities， as habitats for people， often lose their original “publicity” because of the lack of a common life history and collective member memory. Due to the flattened organization and advocacy of equal and free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the network effectively promotes interpersonal interaction while reducing communication costs. The state of isolation of residents under social atomization is broken， making the construction of “community” possible. Findings from the field research of high-end residential area H in Fuzhou show that residents who act as actors use the integration of weak relations， community imagination of “simultaneity” and the function of instrumentation of network to develop online concentrated discussions of daily life into offline community activities. While gaining the sense of individual existence， it also shapes the sense of belonging to the community. At the moment of high-speed social mobility， the network， as the creator and disseminator of community culture， is an important space for social “community” imagination and production.
Keywords：
network space; community; daily life; imagination and production
关键词：网络空间;共同体;日常生活;想象和生产
中图分类号：D669.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8268（2019）05-0119-08
改革开放的深入带来了社会结构高速流动的变化。宏观而言，我们正在经历一个市场规则运作下的陌生人世界;微观而言，我们也面临着人际关系的疏松和传统关系的减弱[1]。寻觅公共性的焦虑体现了现代人原子化下的失落，而社区重建的实质则是对人际关系的重建[2]。党的十九大指出，要“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这正回应了新时代下社会所面临的整合问题。
与此同时，科技的发展让人们的生活方式发生了变化。網络因其在时间和空间上整合的张力，成为人们现代交往中的重要场所。此前的研究多将其视为现实的延伸和补充，而忽略了网络作为虚拟社区自身的空间性。作为人的集合，网络空间里的社群更多将共享的价值和利益作为中心，从而展现出与传统社会的在场空间不同的性质[3]。基于地缘关系建立的陌生人网络空间，兼具了传统在场空间和脱嵌空间的人际关系性质[4]，其多点化的沟通特性能有效地构建个人对于信息的理解，并切实地加强在地群体情感的凝聚。随着人们使用网络时间的增加，这一效应还将累积。
在以往针对“共同体何以为可能”的讨论中，有学者认为，城市小区难以依赖自身的力量形成共同体[5-6]，需借助政府或社会组织外在的助力[7-8]。即便存在居民团结，也多是基于权力的抗争性运动而产生 [9]，其不稳定和短暂性使之难以成为依赖“本质意志”推动的共同体。然而，福州高档小区H的个案却证明，共同体也可以诞生于小区的日常生活中。在时间紧张的当下，寻求彼此连接和共享的居民依靠即时网络产生真实互动，使得一个更加平和与持久的共同体成为可能。
一、行动者视角下社区“共同体”的生产路径
城市邻里是国与家之间流动的公共空间，虽不独立但相对自治[10]。垂直的行政管理力量对城市邻里有一定的动员和控制的能力，但也可能破坏横向的、具有互惠、信任性质的居民网络[11]。因此，更为保守的做法是强调共同体生产中行动者视角[12]，帮助我们充分考虑居民日常交往的逻辑，探索社区共同体可能的生产路径。
（一）“同时性”的想象作用
安德森认为：“一切共同体都是想象的，是被想象的方式使他们彼此区分。”[13]在他看来，群体内部如何产生自我认同，从而形成共同体是一件需要被解释的事情。以民族为例，无论是从空间还是时间来看，任何一个民族的成员都无法认识这个共同体的所有成员，因此民族的形成仰赖于其文化根源和“想象”的机制。但是，小说、报纸等媒介为人们提供了一种“同质的、空洞的时间”来实现同时性。虽然人们未及参与，但是通过小说和报纸的文字描述，我们可以对于他人“稳定的、匿名的和同时进行的活动”抱有完全的信心，相信自己和他们一样“在那里”存在着，从而推进着“被现象的关联”。当人们阅读报纸或小说时，这些消费也传达着一定的区分，即在同一种消费行为的消费者中间建立一种虚拟的联系，同时保持着与其他群体的区分。借助商业扩展、印刷科技和人类语言，一个更大范围内的共同体成为可能。然而这种想象是有限的，边界也可能是模糊的，依赖于想象的强度和所构建起来的共同体的信度。
（二）仪式庆典对共同感的召唤
涂尔干则进一步考量了集体仪式庆典的意义，认为“全部仪式庆典的唯一目的，就是要唤醒某些观念和情感，把现在归为过去，把个体归为群体”[14]。仪式庆典的主题并不是最为重要的，“心理倾向在各种情况下都是一样的，他们只取决于群体被集合起来了这一事实而已，而不取决于使集体集合起来的具体原因”。当人们集合在一起，共同的集体感情使得大家能够“开展共同的思想和行动”，而仪式则起到激发或者更新集体情感或意识的作用。“宗教仪式能使群体诉诸行动，使群体集合起来，举行仪式。其首要作用是使个体聚集起来，加深个体之间的关系，使彼此更加亲密。”[15]
这种强调感性认同的集体表象在现代社会受到了再次欢迎。挣脱了传统权力桎梏、追求自由的人们在面临生活方式的选择时不再束缚于他人、社会的制约，而是依赖碎片化社会情境的个体经验整合进行精密计算，以求自身安全感的获得。然而，面对快速的社会变迁和庞大的社会机器，这样获得的安全感十分脆弱。人们开始追寻一种易于理解的生活方式，向往一种“正义、平等和参与”的集体行为，希望经由社会和个人的相互构建达成自我实现[16]。
（三）弱关系的整合效用
有学者针对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社会网络强弱进行了探讨，认为包容性的社会信任和开放型的社会网络对于共同体的产生有积极作用[17]，而过度强化、甚至有些局限性的人际信任和封闭性的社会网络则会产生负面作用[18]。社区内可以作为信息桥梁的弱关系越多，社区有可能更有凝聚力，并且集体行动或统一行动的能力会更强。相对于强关系而言，弱关系使得社区关系结构更加开放。当集体遭遇困境时，这种结构能够尽快地并在最大范围内传递信息，实现集体动员。而以强关系为主的的网络结构虽然会在小群体内部保持强凝聚力，却呈现封闭化、碎片化的特征，反而不易社区整合[19]。 二、网络在共同体生产中的作用
随着社会的发展，精密的劳动分工、高度的流动性以及便宜有效的交通和通讯手段都在重新塑造着社会关系。威尔曼所代表的“社区解放论”认为，初级纽带普遍存在并且依旧重要，但是其结构却倾向于形成稀松结合、空间上分散的网状结构，从而区别于“社区消失论”和“存在论”所争议的被地域性所限制的邻里团结或集体感情。
这种认为社区是“超过地域圈子而多层次建立起来的社会关系”为当今网络上兴起的各种非正式团体提供了解释。互联网作为重要的社会网络形成渠道，其“一对多”“多对多”的互动模式，极有潜力促进居民关系网络的搭建。它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弱关系广泛建立下的“我文化”消解作用
网络因其平等、准入轻松的互动模式，给予使用者广泛建立弱关系的可能。而弱联系的整合作用由于互联网的扩散而迅速发挥作用。具体而言，在线上沟通中，互联网的使用者也是生产者，他们既提供了内容，也塑造了网络。从社区解放论的“个体中心网络”视角出发，关系的私人化容易诞生“我文化”，即个人希望发出自己的声音，保有自己的答案。这种“我文化”和人类创建彼此联系、维护梦想的共同心愿存有天然的张力。而基于网络产生的弱连接则淡化了现实中主体先在身份的影响，创生于平等主体之间的互动，从而有效地缓解这种紧张[20]，借由低成本提供的信息和开启连接的方式帮助人们拓宽交往，使得人们彼此看见、相互渗透、促进理解。因此，卡斯特也認为：“互联网可能可以在一个似乎迅速日趋个人化及公民冷漠的社会里对扩张社会纽带有所裨益。”[21]445网络化有助于减少人们对认同感的抵制，但它对社会的影响很少来源于步调一致的战略和整齐划一的行动。网络缺乏中心，但充满即时节点，“通过多种形式的网络处理后，社会将逐渐形成新的社会认同感”[22]。
（二）流动空间和无时差特性下的“同在感”增强
空间是共享时间之社会实践的物质支持[21]505。网络空间打破了地域和时间的限制，给予参与者源源不断的信息和反馈。在网络空间里，时间不再苛刻，地域也模糊了实体和虚拟，唯有信息贯穿其间。具有完整社会、文化、实质环境和功能特征的网络节点彼此相连，人群则以流动的模式徘徊浏览。如此，我们被嵌入至一个具有自我特征的网络中，与特定的人员相连，接受着特定的信息。开放而即时的网络空间里上演着近乎现实生活的乱序。我们虽然无法确切知道在特定的地点和时间里，网络空间里的他们具体在做什么，但是却可以对他们“稳定的、匿名的和同时进行的活动”抱有完全的信心，并且相信他们和自己一样就在那里存在着。网络弱化了现实生活中时空的距离感，创建出“同时感”和“共在感”。
而网络空间与现实社会愈加模糊的边界也加强了这一想象。互联网对工作生活的渗透“多少混淆了活动场域的制度性分离，模糊了行为的符码”[21]447。现实生活中的规范和控制手段渐渐适用于网络空间，尤其是具有准入门槛的社群[23]。网络交往也会影响到线下的人际互动，例如，人们在拜年网和餐饮网的互动有助于提高个人的社会资本[24]。网络和现实完全的二元隔离越来越难于实现，也由此塑造了一种虚实相结的群体关联。
（三）自发劳动分工可能下的工具建构作用
西巴·帕克特曾言，“群体交流的网络的价值与开创一个群体需要的努力成反比”，以此用来形容互联网的价值绝大部分来自它作为群体构建的工具性作用。群体建构的难度在现实社会中越大，互联网对这种难度的消解程度越高，它的价值则越大。而在此前，人们在群体和他人的分享、合作中受到了较高的交易成本的影响。有学者认为，人们的交往趋势在未来更多地依照着个人的兴趣、爱好、关注点，从而区别于依托组织建立个人生活圈的单位制模式。网络依其互动性、个性化的特征最大地迎合了这种需求，甚至加速了这种趋势[21]445。
更加自由的交往促进了真诚的表达，而整合的过程也自带互联网的特性：劳动过程逐渐个体化，以每个人的属性和能力而非所处的组织为基础。网络使得新式群体的出现成为可能，将不同专业、阶层的能力转移到“开放参与的架构”上[25]14。这样，新兴组织的方式无需遵循传统的管理规则，从而冲破了限制其效果的束缚，造就了新的解决方案。网络的工具性作用方便了人们的沟通，塑造了新时代的社群文化，大大丰富了现代人的生活。
三、福州H小区的个案研究
H小区位于福州商业中心地段，是居民关系融洽、自组织社区服务发展较为成熟的高档小区。小区自2012年交付使用，共5栋678户居民，其中35岁及其以下居民约占总居民数的60%。居民们的职业不一，涵盖行政管理、自主经商等，收入水平较高。小区共5个架空层，被居民们自发改造成小区的公共空间，开发成了具有娱乐和办事功能的茶室、乒乓球室、麻将室、健身室等。如表1所示，小区内活动种类繁多，由最初的小区居民自发组织开展到后期的物业、公益基金会共同参与。如今这些成就，都是在网络空间讨论和开展后取得。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所讨论的网络空间是以QQ群和微信群为代表的社交网络平台。QQ群相对微信而言操作更加便捷、开放，且因为可以存放文件而成为居民的主要沟通场所。微信群则主要为年轻人使用，多为在QQ群发布活动后报名讨论使用，较少涉及日常社区事务。
从陌生到熟悉，网络空间的作用不可小觑。有学者认为，网络群组虽然诞生于21世纪的居民数据化据点，但其作用却与欧洲中世纪兴起的酒吧文化、中国近代的茶馆文化一脉相承，都是用以维护居民日常生活与交往的亲密纽带[26]。居民们在这里依靠社区力量、利用社区资源、强化社区功能的同时，也帮助解决社区问题、培养社区意识。本文结合半结构式访谈和参与观察法，共访谈15个对象，包括小区中的积极分子、普通居民以及物业和公益组织。图1展示了居民自入住以来，借助网络空间所完成的一系列成果。借由此图，我们可以大致窥见一个陌生人社区“共同体”的生产路径。 （一）社区维权：网络参与和核心团体的形成
小区建立之初，居民们也处于彼此陌生的状态，但却因为小区中存在着“违章建筑”的公共矛盾而聚集起来。小区置业曾暗示，如果顶楼居民愿意以更高的金额购买房子，那么置业则允许顶楼居民去加盖“空中楼阁”。然而这个承诺本身是违反法规的，同时违建也影响到了其他居民的生活。于是部分居民联合组成维权群体，通过各种方法进行投诉和维权，近20户顶楼居民们加盖的建筑在两年内被拆除完毕。小区居民NM表示：“（这件事的完成）必须归功于起带头作用的几个住户，他们通过沟通，建了一个居民QQ群。进群的标准非常严格，必须验证其是某楼某户的居民才可以进入，主要是担心置业的人混入扰乱秩序。大家在群里细细分工，寻找各种资源、搜集证据。”（访谈记录A002）
不同于单向的居民和置业之间的矛盾，拆除违章的行为也涉及到顶楼居民的利益。因此，居民之间的积极沟通和彼此助力也非常重要。小区的积极分子们在群里发布了《对H小区顶楼违建拆除的理解和认识》，肯定顶楼住户是受置业欺骗的受害者，在安抚顶楼住户情绪的同时，提供了维权的思路和可利用的资源。在沟通中，居民不断强调“远亲不如近邻”“打造文明、和谐小区”的共同目标，使彼此认识到共存的利益，借此来缓和居民之间的紧张关系，争取在情理之间取得平衡。
这就是小区QQ群最初的状态，因为有了这个公共事件而表现得十分活跃。在第一轮针对违建的维权过程中，居民又发现置业对尾款的收取不够合理，因此開始了第二轮维权。这次维权覆盖了全小区的居民，当部分居民被问及“如果维权费用和追回的尾款数额差距不大，甚至需要倒贴的时候，您还会愿意参与维权吗？”居民WM的回答很有代表性：“会的呀！我们小区里有这么多热心人为了集体利益而努力，如果真的多出钱，就算是对这种精神的肯定吧（笑）。”（访谈记录A003）
可见，维权工作得到了大部分人的认同，QQ群在居民社区生活中的重要性也得以上升。这印证了卡斯特所言：“地域社会生活共同体将最先诞生于居民能够为了共同利益和居住权益自发组织集体行动的地方。”H小区的维权聚集了小区第一批积极分子，他们具有较强的社区精神，也符合中国传统对于精英分子“财富”“文化”“权威”的认识。在后期虽有人员变更，但他们的确是进行社区动员和促进居民社区活动参与的中坚力量。
本案的维权取得了成功，极大地调动了居民参与社区事务的热情和积极性。即便维权没有成功，居民的参与仍然有意义，这个意义体现在社区的共同记忆中。即维权活动打破了居民原本彼此孤立的状态，进而产生交流和互动。如此，社区性才有可能产生。
（二）社区建设：共同体意识的产生和网络日常生活的在地化
通过初期的维权，小区居民之间的相互信任被逐渐培养起来。但已经完成了两次维权的社区QQ群似乎没有停下要继续抗争的意思，和物业、置业细小的摩擦还在继续。部分居民不愿意再继续维权时期社区的紧张氛围，对群里的激进分子有些排斥，常发一些牢骚。OJ在社区QQ群较为混乱的时候站出来发表倡议，希望少数服从多数以达成共识。
OJ的倡议得到了大家的积极响应。很快，群里再发生争吵时，就会有居民出来调解，表达自己对双方立场的理解，试图让双方都冷静下来。确实，社区中长期互动所培养出来的凝聚力，才是能够让居民们持续地活跃在特定虚拟社群的主要原因。
居民NN总结道：“QQ群和谐的日子还是占据大多数的，不然谁愿意天天上群看大家吵架啊，哈哈。”（访谈记录A012）包容和开放的社区能不断地生产良好的人际互动关系，这是居民们所需要的，也是一个更加稳定持久的共同体基础。
居民初期所筹集的维权费用尚有余额，为了商讨如何使用，居民们便自发成立了楼主委员会（简称楼委会）。楼委会聚集了小区大部分积极分子，也承担了后面较多的社区活动组织工作。考虑到小区未来的发展，楼委会建议将小区的架空层改造成公共空间，这一举措在之后看来是十分明智的。公共空间的建成极大促进了居民交往，有利于信息沟通、彼此协商、利益表达，慢慢成为社区行动的中心。在空间改造的过程中，楼委会不断在QQ群内更新项目的进展，发布装修改造现场图和捐款捐物名单。虽然也有人在群里质疑，但这样的监督反而促使楼委会的工作做得更好，并且吸引了新的一批积极分子的参与。改造费用共十几万，除了物业支持的3万以外，其余的都是居民自己筹集的。
至此，社区的主题已经超越了初期的法权抗争，步入更大范围的社区建设。有了公共空间之后，居民的生活便丰富起来。不久，有居民在群里建议举办一场“社区乒乓球赛”，以小区乒乓球室为比赛场地，邀请喜欢乒乓球的家庭一同参与。得到其他居民的积极响应后，楼委会便在群里招募参赛选手和志愿者。大家本素不相识，但是在网络上建立起来的友谊让他们跃跃欲试。首届乒乓球赛作为楼委会的试水之作，举办得非常成功。不仅邀请业主、物业和社区领导共同参与，而且还自己编排了文艺节目，准备了比赛奖品，大家玩得非常尽兴。“社区乒乓球赛”这个从网络上诞生的小点子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小区每年的必备活动。
从维权到社区建设，居民间的关系从“为了自身经济利益而建立的临时的关系”慢慢转变为更加长久的“互惠性关系”。在网络空间内达成的共识不断重塑着现实生活的社区，并且促使人们产生了对居住地的认同。当谈及自己的社区，居民们都非常自豪;当人们愿意分享彼此的生活时，社区“共同体”的建设便有了可能。
（三）社区生产：网络空间中的社区传统孕育和庆典创新
第一届运动会落下帷幕后，几位居民在群里建议按照福州的传统习俗办一次“百家宴”，作为居民入住三周年的纪念。倡议得到了不少居民的支持，楼委会也开会作出了同意的决定。因为这个活动较之前的活动更加复杂，所以楼委会成员全部义务参与，同时也在群里号召其他热心居民参与其中。普通居民的参与使得社区逐渐脱离依赖楼委会开展活动的传统惯式，活动的举办主体更加多元，而非只依赖于一个中心进行决策。 大家的共同参与使得社区氛围更加活跃，很多人都是第一次参与到这一活动中，十分兴奋和好奇。活动的志愿性质加上网络化的组织方式使得大家的社区意识空前高涨。群里没有固定的分工，到某个流程需要人了就喊人参与，“一切都是这么自然而然”（访谈提纲A004）。活动开始当日，为了给全社区居民准备最新鲜的菜肴，五户家庭凌晨两点就去市场购买食材，挑选到凌晨五点满载而归。大家从早忙到晚，有人负责请餐饮师傅，有人负责摆桌，有人负责动员……大家联络和参与的方式，都建筑于网络空间这一开放的架构平台上，实践的场域则是现实的小区。
这一特殊的组织方式大大减轻了楼委会的压力，负责人OJ反复强调：“我们从来不主动提议开展某个活动，都是看大家的反应。我们只是做后勤工作，帮帮忙而已。”百家宴和运动会由于人气极高，成功升级成小区传统活动。而社区宽松的氛围和简单易学的参与方式，也让居住于此的妈妈们受到了很大的启发。2016年六一儿童节，为了让孩子们度过一个快乐的节日，“妈妈群”的居民WY就在群里邀请各位小朋友们共同参与，来小区瑜伽室交换礼物，一起玩耍。小小的瑜伽室最后挤入了100个人，孩子们的笑声成为筹办这个活动的家长们最好的礼物。
网络作为一种偏离中心的组织和干预形式，在传递信息和组织活动的同时，也在传播和生产着小区独有的文化代码，这有助于社会机制的重建。通过对文字、图片等信息的想象，社区居民们形成了排他性的暗语、习俗、标志与传统，从而创造出“集体”的意象，诞生共同体精神，将彼此连接、休戚相关的意识印刻到每个人的心里。
四、总结和讨论：共同体何以为可能？
诚如卡斯特所言：“人们抗拒个人化及原子化的过程，他们喜欢聚集在社群组织中，经过一段时间后，逐渐产生归属感，最终变成社区及文化认同。”网络的匿名化和对平等交往的倡导，使得网络空间中的交往不仅折射出社会的本质，而且更体现了个体主体形式的表现形式或者现实存在。在网络空间中，H小区的居民因为维权而聚集在一起，但真正塑造起共同体精神、集结社区形象的是发生在网络空间中细碎却纯粹的日常生活讨论。究其原因，维权争取的是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得到满意的结果，而共同体的建设却需根植于长久。在你来我往的网络互动中，小区居民自觉维护小区的共同体进程，趁热打铁地建造起社区公共空间、推出多种活动并最终形成小区的传统。渐渐地，居民间的纠纷慢慢减少，小区的自治能力稳步上升。回顾H小区的发展，以下四点经验值得借鉴。
（一）在可行的范围內，尽可能简化活动组织方式，激励人们的参与意愿
同其他小区相似，H小区居民的主要精力都投入于工作中，日常生活则以休闲、娱乐为主调。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做出有意义的贡献是居民们组织、参与社会建设的驱动力之一。网络空间中多元松散的协调式组织模式很好地迎合了这一需求。在社区建设中，没必要规定每个人应当做什么、应当做多少，更不应该造成只有具备某种技能的人独立工作才能完成的假象，而应该给予居民尽可能多的自由。当我们需要考虑依靠规则使得每个参与者的工作尽可能平衡的时候，推动社区自发的劳动分工就不可能实现了[25]100。虽然很多时候，核心人员在活动中出了最多力，但无报酬的不均衡劳动方式促进了某种自由的个人表达。正是这些核心人员无私的奉献，社会资本才能不断地累积，使得居民间互助友爱的社区氛围成为可能，而其他多数居民也会发挥作用。正是他们的围观和偶尔的点赞不断地注入共同体前进的动力，并且赋予这些行为以意义。小区居民“一方面是被服务的对象;另一方面，在社区治理中也具有独特的不可替代的功能”[27]。
（二）公开的活动过程能够促进同时性的想象，增加居民的参与感
H小区的每一期活动都会用不同的方式进行宣传。在最初只使用QQ群的时候，大家在群里的活动号召、活动策划以及活动开始后的感想都会即时公开给每个居民。随着居民使用微信的普及，活动的策划则会另拉微信群进行商讨，而活动的直播和感想还是会被大家分享到群里。分享是人的本能，也是后期合作与集体活动的开端。那份与邻里共同参加活动的快乐，通过小小的屏幕传递给大家，即使是没有真正参与的居民，也能感受到图片、文字背后的情绪。这种公开，不仅能够大量聚焦大家的注意力、诞生彼此相关联的社区共同体想象，而且能借由活动细节的公布，让大家了解活动展开的方式，为潜在的积极分子留下可供参考的样本。
（三）多元化的举办主体和适当的活动创新能保持新鲜感
活动的举办主体从最初的楼委会到后期的新人加入，并不固定。小区的建设并不只是围绕着几位核心成员，而是依靠大家的力量。这样的共同体成长路径既不会造成居民审美的疲惫感，也不会给积极分子带来沉重的负担，是一种开放、平等的社区精神体现。与此同时，小区的活动抓住了社区中最具有互动意愿的人群——家长和学龄前的孩子。由于家庭的核心化，家长们大多乐意创造机会让孩子认识更多的朋友。日常的工作使他们分不出更多的精力，便捷的社区网络空间则成就了他们的这一心愿，使家长们的创意得以实现。
（四）对最初睦邻精神的强调和不断生产是小区发展的动力
在日常生活的共同体建设中，正确的社区精神引导是必须的。活动的形式、甚至是否开展活动都不是目的，活动筹办过程中居民们的相互支持、彼此信任才更具意义。因此，即便是公益组织看来并不成熟的社区活动，也能让大家玩得开心。而每年的传统活动也不是非得要举办，如果居民们感到疲惫、力不从心，则会缩小规模、延期甚至取消。宽容、公允并略带激励的社区氛围是日常生活良好的润滑剂，这不仅体现在积极的活动落地中，而且体现在日常争论的解构中。在本例中，其他居民对被拆违建的居民表现出的安慰和支持，不仅没有造成居民间的矛盾，反而成为居民们彼此了解、互助有无的开始。在小区日常的摩擦中，明事理的居民对吵架双方的调节和公允的分析，都能不断促进社区理性的诞生和良性的再生产。在这一过程中，对简单却人人皆知的睦邻精神的强调非常重要。人人依此行事，并依此为判断行为的标准。这种精神是社区共同体稳定运行的核心。 网络是一个具有生命力的空间，其生命力的来源是社会的密度赶上了技术的步伐。马克思认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28]人们喜欢成为群体的一员，而任何单纯的技术都不可能引爆巨大的社会价值。唯有将二者结合起来，才能彰显最大意义。网络空间和日常生活的整合，使得H小区的共同体生产成为一个过程，而非某种产品，因为它永远没有完成的时候。这种渐变式、长期的、带有鼓励性的发展过程，使得共同体拥有了平和、包容的特性。当有足够多居民关心它时，这个共同体就会持续发展，否则它就会消失。看似脆弱，实则不然。当足够多的居民有意愿并有方法捍卫它时，绝大多数的破坏者都会因此泄气。
需要指出的是，不同于完全缺场的趣缘社群。基于地缘关系形成的在场网络空间中，网络集中了权力与信息，大部分的经验和意义以本土为基础。对于普通民众而言，他们的注意力、关注点以及他们的不满、梦想和希望都集中在本地事务上[29]。所有线上到线下的社区活动，如果无法实实在在地提高物理空间的生活质量，那么都将成为一场空话，从而让小区居民丧失继续参与的热情。
参考文献：
[1] 郑杭生.中国特色社区建设与社会建设——一种社会学的分析[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6）：93-100.
[2] 夏学銮.转型期的社会心理失衡与调适[J].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15（5）：16-19.
[3] RHEINGOLD H. The Virtual Community： Homestea-ding on the Electronic Frontier[M].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MIT Press，1993：25-56.
[4] 刘少杰.网络化时代社会认同的深刻变迁[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4（5）：62-70.
[5] 桂勇，黄荣贵.城市社区：共同体还是“互不相关的邻里”[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6）：36-42.
[6] 桂勇.城市“社区”是否可能？——关于农村邻里空间与城市邻里空间的比较分析[J].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6）：12-18.
[7] 王汉生，吴莹.基层社会中“看得见”与“看不见”的国家——发生在一个商品房小区中的几个“故事”[J].社会学研究，2011（1）：63-95.
[8] 楊敏.作为国家治理单元的社区——对城市社区建设运动过程中居民社区参与和社区认知的个案研究[J].社会学研究，2007（4）：137-164，245.
[9] 刘子曦.激励与扩展：B 市业主维权运动中的法律与社会关系[J].社会学研究，2010（5）：83-110，244.
[10] 朱健刚.国与家之间：上海邻里的市民团体与社区运动的民族志[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30-51，285-288.
[11] 罗伯特·D·帕特南.使民主运转起来：现代意大利的公民传统[M].王列，赖海榕，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19-71，211-232.
[12] 肖林.“‘社区’研究”与“社区研究”——近年来我国城市社区研究述评[J].社会学研究，2011（4）：185-208，246.
[13]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M].吴叡人，译.2版.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11-45.
[14] 爱弥儿·涂尔干.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M].渠东，汲喆，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498.
[15] 《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笔记与随想[EB/OL].[2019-04-03].https：//book.douban.com/review/10086185.
[16] 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晚期现代中的自我与社会[M].夏璐，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33-65.
[17] 曾鹏.社区网络与集体行动[M].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48-52.
[18] 石发勇.社会资本的属性及其在集体行动中的运作逻辑——以一个维权运动个案为例[J].学海，2008（3）：96-103.
[19] GRANOVETTER M S.The Strength of Weak Ties[J].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1973（6）：1360-1380.
[20] 陈宗章.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中的“空间范式”[J].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6）：88-95.
[21] 曼纽尔·卡斯特.认同的力量[M].夏铸九，黄丽玲，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
[22] 谢俊贵.当代社会变迁之技术逻辑——卡斯特尔网络社会理论述评[J].学术界，2002（4）：199.
[23] 彭华民，侯莹.论虚拟社区与人际互动[M].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1）：11-15.
[24] 边燕杰，雷鸣.虚实之间：社会资本从虚拟空间到实体空间的转换[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7（3）：81-91，205-206.
[25] 克莱·舍基.人人时代·无组织的组织力量[M].胡泳，沈满琳，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
[26] 郑中玉.社区的想象与生产[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221-248.
[27] 谭琪，石兵营.基层政府协同“三社联动”的城市社区治理创新模式研究——以美地社区实践为例[J].重庆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2）：67. [28] 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60.
[29] 齐格蒙特·鲍曼.流动的时代[M].谷蕾，武媛媛，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90.
The Role of Network Space in Imagination and Productionof Social Community in the Field of Daily Life：A Case Study of High-end Residential Area H in Fuzhou
ZHENG Yexin
（School of Sociology and Political Science， Shanghai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44， China）
Abstract：
Urban communities， as habitats for people， often lose their original “publicity” because of the lack of a common life history and collective member memory. Due to the flattened organization and advocacy of equal and free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the network effectively promotes interpersonal interaction while reducing communication costs. The state of isolation of residents under social atomization is broken， making the construction of “community” possible. Findings from the field research of high-end residential area H in Fuzhou show that residents who act as actors use the integration of weak relations， community imagination of “simultaneity” and the function of instrumentation of network to develop online concentrated discussions of daily life into offline community activities. While gaining the sense of individual existence， it also shapes the sense of belonging to the community. At the moment of high-speed social mobility， the network， as the creator and disseminator of community culture， is an important space for social “community” imagination and production.
Keywords：
network space; community; daily life; imagination and produc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