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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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德文 电影《城市梦》记录了街头“地摊王”王天成一家和城管斗法,最终扎根武汉的故事。这个纪录片的拍摄地点,是笔者这几年的田野工作地点,片中的主人公和故事,笔者再熟悉不过。笔者视《城市梦》为一部标准的影视人类学作品,它真实记录了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某个历史切片。在社会学的学术史中,几乎所有街头研究作品都将街角社会作为城市阴暗面来展现。街头可谓是城市失序的代名词,这里有发达的非正规经济和地下经济,有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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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德文
电影《城市梦》记录了街头“地摊王”王天成一家和城管斗法,最终扎根武汉的故事。这个纪录片的拍摄地点,是笔者这几年的田野工作地点,片中的主人公和故事,笔者再熟悉不过。笔者视《城市梦》为一部标准的影视人类学作品,它真实记录了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某个历史切片。在社会学的学术史中,几乎所有街头研究作品都将街角社会作为城市阴暗面来展现。街头可谓是城市失序的代名词,这里有发达的非正规经济和地下经济,有复杂勾连各色人等的社会网络。街头或许是市政管理者的噩梦,成功者避之不及的地方,却是失败者的天堂。仅看表面,武汉当然有光鲜亮丽的广场,极具现代感的步行街。然而,武汉更有那些地处于城乡接合部的背街小巷。这里居住着许多外来务工者,大学刚毕业的“蚁族”,甚至也有流离失所者。人们依靠低廉的房租,廉价的地摊货,支撑着各自的城市梦。
王天成2001年从河南农村来到武汉谋生时,已近60岁。这个年龄的农民,按常理已经失去了进城的最佳时间。毕竟,中老年农民进厂无望,到工地也没有优势,唯一的出路确实是“自谋生路”。对于王天成们而言,街头摆摊的确是最合适的活路。街头是一个充满了利益纠葛的公共空间。王天成谋生的街头,同样有团伙,有同业竞争,也有城管执法的压力。王天成是他所在街道的“名人”,普通人一般称呼其为“王爹爹”。但在笔者调研期间,他更有名的绰号是“疯子爹爹”。他个性鲜明,具有相当的表演型人格,他在电影里绝对是本色“表演”。他当然不是真疯,事实上,这是他街头智慧的充分展现。电影里不止一次表现他面对城管在街头撒泼的场景。他撕执法文书,打脸城管队长,满街追打城管队员,当街写大字报,躺马路中间以死要挟,这些看似疯狂的举动,无不表明其对街头的掌控力。他其实已经是街头获取了特殊权利的人,不仅城管拿他没办法,就连街头混混,也不敢招惹他,而他的同业竞争者,也就只能是埋怨。
可是,在镜头的另一面,王天成似乎又换了一个人。面對顾客,他热情幽默;面对儿子儿媳,他关心爱护;面对孙女,满脸温情和自豪。他就是千千万万个为城市梦而奋斗的普通一员。事实上,他充满戏剧性的斗争,无非就是为在和城管的谈判中占据主动。按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一手打,一手谈”。他总结自己的街头生存经验,重要的一条便是,“我不斗争,就不会有今天”。中国农民的城市化过程,基本上都是依靠代际合力来实现的。王天成也许未能像大多数留守农村的老人一样,为子女带小孩,提供资金支持。但是,他却以自毁名声的方式牺牲自己,为子女提供稳定的经营环境。
在武汉街头,王天成算是一个“无产者”。他和他的一家以决绝的方式逃离了家乡—家乡的房子十多年没人住,快要倒塌,成了鬼屋。可以说,他没有退路。他和子女不在家乡留退路,原因也许很多,比如,自己年迈、老伴患病、儿子残疾,在农村也很难生存。但最重要的是,王天成的每一次抗争或示弱,都获取了市政当局的帮扶。比如,他占道经营的“据点”,就是多年前城管帮其安排的报亭,他的孙女甚至还在社区的帮扶下在附近高校的附属学校上学。某种意义上,王天成的决绝,源自他在农村没有了退路。他的家人不止一次说,“家里是回不去了的”“死也要死在武汉”。王天成几乎凭一己之力,实现了一家人的城市梦。他以及他的儿子和儿媳,都依靠他的庇护,安心做生意。他的孙女,还在襁褓中就来到了这个街头,是名副其实的城市化的孩子,一直在武汉受教育,如今已经是一名大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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