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城市梦》记录了街头“地摊王”王天成一家和城管斗法，最终扎根武汉的故事。这个纪录片的拍摄地点，是笔者这几年的田野工作地点，片中的主人公和故事，笔者再熟悉不过。笔者视《城市梦》为一部标准的影视人类学作品，它真实记录了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某个历史切片。在社会学的学术史中，几乎所有街头研究作品都将街角社会作为城市阴暗面来展现。街头可谓是城市失序的代名词，这里有发达的非正规经济和地下经济，有复杂勾连各色人等的社会网络。街头或许是市政管理者的噩梦，成功者避之不及的地方，却是失败者的天堂。仅看表面，武汉当然有光鲜亮丽的广场，极具现代感的步行街。然而，武汉更有那些地处于城乡接合部的背街小巷。这里居住着许多外来务工者，大学刚毕业的“蚁族”，甚至也有流离失所者。人们依靠低廉的房租，廉价的地摊货，支撑着各自的城市梦。
　　王天成2001年从河南农村来到武汉谋生时，已近60岁。这个年龄的农民，按常理已经失去了进城的最佳时间。毕竟，中老年农民进厂无望，到工地也没有优势，唯一的出路确实是“自谋生路”。对于王天成们而言，街头摆摊的确是最合适的活路。街头是一个充满了利益纠葛的公共空间。王天成谋生的街头，同样有团伙，有同业竞争，也有城管执法的压力。王天成是他所在街道的“名人”，普通人一般称呼其为“王爹爹”。但在笔者调研期间，他更有名的绰号是“疯子爹爹”。他个性鲜明，具有相当的表演型人格，他在电影里绝对是本色“表演”。他当然不是真疯，事实上，这是他街头智慧的充分展现。电影里不止一次表现他面对城管在街头撒泼的场景。他撕执法文书，打脸城管队长，满街追打城管队员，当街写大字报，躺马路中间以死要挟，这些看似疯狂的举动，无不表明其对街头的掌控力。他其实已经是街头获取了特殊权利的人，不仅城管拿他没办法，就连街头混混，也不敢招惹他，而他的同业竞争者，也就只能是埋怨。
　　可是，在镜头的另一面，王天成似乎又换了一个人。面對顾客，他热情幽默;面对儿子儿媳，他关心爱护;面对孙女，满脸温情和自豪。他就是千千万万个为城市梦而奋斗的普通一员。事实上，他充满戏剧性的斗争，无非就是为在和城管的谈判中占据主动。按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一手打，一手谈”。他总结自己的街头生存经验，重要的一条便是，“我不斗争，就不会有今天”。中国农民的城市化过程，基本上都是依靠代际合力来实现的。王天成也许未能像大多数留守农村的老人一样，为子女带小孩，提供资金支持。但是，他却以自毁名声的方式牺牲自己，为子女提供稳定的经营环境。
　　在武汉街头，王天成算是一个“无产者”。他和他的一家以决绝的方式逃离了家乡—家乡的房子十多年没人住，快要倒塌，成了鬼屋。可以说，他没有退路。他和子女不在家乡留退路，原因也许很多，比如，自己年迈、老伴患病、儿子残疾，在农村也很难生存。但最重要的是，王天成的每一次抗争或示弱，都获取了市政当局的帮扶。比如，他占道经营的“据点”，就是多年前城管帮其安排的报亭，他的孙女甚至还在社区的帮扶下在附近高校的附属学校上学。某种意义上，王天成的决绝，源自他在农村没有了退路。他的家人不止一次说，“家里是回不去了的”“死也要死在武汉”。王天成几乎凭一己之力，实现了一家人的城市梦。他以及他的儿子和儿媳，都依靠他的庇护，安心做生意。他的孙女，还在襁褓中就来到了这个街头，是名副其实的城市化的孩子，一直在武汉受教育，如今已经是一名大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