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 和；争；和谐社会
　　 [中图分类号] C9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7-1962（2005）12-0027-01
　　
　　目前在面临国际国内社会存在的问题与危机时，有两种泾渭分明的观点颇具代表性：一种认为全球化的趋势说明只有西方的文化与强势文明才具有所谓普世化的价值，中国传统的文化应就此抛弃而全盘接受西方，走最极端的“民族虚无主义”；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中国现代化所带来的贫富差距与生态问题只有以倡导“和为贵”的中国儒学思想才能战胜西方以“争”为特征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上述争论并不是今天问题层出时才出现的，而是作为“争”与“和”这两种极端并存于中国近代以来几乎从未停止过的中西文化的论争中。
　　和谐社会的提出，不仅具有强烈的解决现实问题的精神，更旨在告诉今天的中国民众，除了能够安身立命外还有共享安居乐业的和谐家园的更高指向，并倡导建立一种新的理念与价值观与之呼应。但这种渴望决不表明要向西方文明进行妥协与退让，进而否定自己的民族。先进的文明的确包含有普世的价值与因素，比如科学与民主。但不是它所有的构件都是能文明得足以“普世”，相反往往是伴随其先进因素而一同倾泻到发展中国家来的“劣品次件”。 比如《历史的终结》的著者福山（Francis Fukuyama）也认为，美国“这种民主社会是倾向于产生某种平庸而非卓越的”，因此“民主社会并不直接产生道德德性，也不确保德性。所以需要一些超越民主政治的东西，以保证扩展一个成功的社会。”但这种新的理念与价值观也决不是为了一种纯粹的德性而执意回归古典主义的窠臼。现在有人仅从和谐社会的字面去理解，以为和谐社会就是一团和气，就是收敛锋芒，一路退让，因此就有上述主张，用古老中国的“和”来消融已趋全球化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今天中国面临的并非大同世界环境的理想模式，我们的对手也并不与我们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另外还要看民族的气质与禀性在当前是否适合。为中国指路，要从其病根掘起。和谐社会应该倡导的不是一味的韬光养晦、和光同尘，而是为了彰显一种具有时代底气的民族精神，是争与和的彻底的统一。
　　和谐社会的提出，是执政者对民生的许愿与引路，是对社会、对人民和对我们生存环境的“和”的期冀。但这种“和”是较以往的一种更高程度的和，是一种进步进取的和，而不是不争之和，不发展的和，退让的和，庸俗的和，应该是建立在争的基础上的以争求和，争而和之。
　　中国人民经过近百年的探索寻求中华民族复兴之路，在经过极其痛苦的社会变革与精神大震荡后，终于在上世纪80年代初找到了发展的突破，即实行改革开放，推行市场经济，并跻身国际竞争与经济全球化进程。20多年的实践证明了这是一个正确的选择，中国与中国人民终于逐渐走上了一条富民强国之路。但随着改革的继续深化，一些深层次的弊端与矛盾也浮现出来，而且似乎总给人这样一种印象，越是深度改革，矛盾与问题就越如剥笋般层层暴露。这时就会有许多情绪流露出来，有质疑、不满、失望等等。然后就会有类似改革是过快还是太慢，方向是对还是错等指责和疑惑产生。但是，竞争是市场经济的自然法则，是发展的动力，是社会进步的必然要求。因此任何指责改革的人都应该站在一个更广阔、更纵深的视野，去看待这场正在深深改变我们民族国家面貌的变革是如何重要，是需要大无畏的勇气与魄力才能承当的；应看到改革中出现的问题除了有我们自身的责任，更主要还是因为发展不足造成，只有继续“争”才能达到。而不争之和只能是低层次、低水平的和谐，只能使民众又回到物质与精神双重匮乏与枯萎的状态。而这已是历史所不允许的了。
　　如果因为发展我们就可以忽略身边所有的不公与恶行，那么竞争就会丧失它的意义。如果民众的利益得不到维护，权利不能行使，诉求得不到满足，正义不能伸张，那么竞争在他们的眼里就会变成吞噬他们的可怕的怪物，发展就褪变成了剥夺他们。如果丧失了民心，也就丧失了改革的强大推动力，那么发展也就渐次走近了它的死角。因此构建和谐社会的意义与价值，就在于倡导在“争”之中又不断实现向“和”的回归；欲望的扩张向德性的和平回归；以不平等地攫取向公平正义回归；无节制的发展向有序的，关切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谐共生关系的发展回归。毕竟竞争只是手段，和谐才是目的，是方向。只有以争求和、争而和之，我们的社会才会在前进中丰富，在发展中完善。
　　（作者单位：西南政法大学）
　　责任编辑于朝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