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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明七子提出的复古大背景下，注重模仿形式的复古风潮流弊甚深，作为明朝遗民的钱谦益提出了新的主张，并且在其影响下形成了虞山诗派。本文拟从两个方面浅析钱谦益的诗学主张，第一是关于钱谦益辩证性的看待明七子的主张以及具体的矫正做法，第二是进而提出“诗有本”的真情论主张。
关键词：钱谦益；诗学主张；辩证复古；“诗有本”
钱谦益的诗学主张主要有两点：第一点是主张辩证性的看待复古；第二点是提出“诗有本”的真情论。钱谦益的诗学思想，直接针对文坛的现实，正本清源。身处明清朝代更替之际，其性格与思想矛盾复杂，热衷功名却又以清流自居，维护传统道德却又屡屡背叛，其反复无常的人生经历以及矛盾复杂的人生态度在其诗学理论中可窥一斑。在明末成为文坛领袖后，对前后七子、公安以及竟陵等的文学主张都有过批判，也各有所取；他主张抒写性情，反对模拟，强调性情、世运、学问并重，进而建立其“诗有本”的真情论。
一、辩证性地看待复古。
钱谦益自觉地致力于清诗学建设，嗤点前贤，在钱谦益的诗学理论中，对旧理论的否定占有较大的比重，对“七子派”、“竟陵派”等只知模拟的批评几乎贯穿于他一生的著作当中。作为其论文评诗主要作品之一的《姚叔祥过明发堂共论近代词人戏作绝句十六首》，主要是其对当时诗词的评论。先以其十一这首论诗为例，来探讨一下钱谦益对前人的批判态度：
不服丈夫胜妇人，昭容一语是天真。
王微杨宛为刺客，肯于钟谭作后尘？
诗的意思是，诗中充满才情的人是不会像钟惺和谭元春那样把诗写得深奥难懂的。用上官婉儿、秦淮名妓王微和杨宛与钟惺、谭元春做比较，此诗借赞扬女性诗人的作品，批评竟陵派。竟陵派代表人物钟惺的理论是：诗文反对摹古，倡导幽深峭拔，追求形式险僻，作品因而流于冷涩。另一代表人物谭元春论文强调性灵，反对摹古，后转而形成僻奥、冷涩的文风。竟陵派所追求的“深幽孤峭”的诗境，表现着内敛的心态，他们的诗偏重心理感觉，境界小，主观性强，喜欢写寂寞荒寒乃至阴森的景象，语言又生涩拗折，常破坏诗歌意境。
但钱谦益对明代复古派和反复古派进行尖锐批判的同时也各有所取，并没有一概否定：钱谦益反对复古派囿于汉魏盛唐，剔除模仿形似，但也吸取复古派借鉴古人的精神；对于反复古派，吸取其写“性灵”的特点，摒弃“轻才寡学”的不足，强调性情、世运、学养三者并举。
对此，钱谦益提出了以下矫正方法：
第一，主张“转益多师”，即全面、综合地继承古人。此项主张解决的正是如何向古人学习的问题，钱谦益超出同时代评论家的地方，就在于他不仅批判了“七子”的模拟之风，而且能指出“七子”误入歧途的原因。那就是“限隔人代”，或曰“限隔时代”。[1]明七子主张古体学汉魏，近体学盛唐，舍此一概不学，这就割断了诗歌发展的内在联系和脉络。将学习的范围局限到狭窄的时段内，甚至集中到几个作家身上，必然导致亦步亦趋的摹仿之风。钱谦益认为，这便是“七子”误入歧途的关键原因。鉴于“七子”的错误做法，钱谦益提出了自己的诗歌发展源流说：“有《三百篇》，则必有楚骚。有汉、魏建安，则必有六朝。有景隆、开元，则必有中、晚及宋、元。而世皆遵守严羽卿、刘辰翁、高廷礼之警说，限隔时代，支离格律，如痴蝇穴纸，不见世界。斯则良可怜憨者。”上述观点发表于顺治初年，比叶燮于康熙年间提出的著名的“诗有源必有流，有本必达末”之说还要早，它不啻为叶燮诗歌源流说的先声。
为了克服“七子”的限隔时代，钱谦益推出了自己的学习主张，他借用杜甫的话，称之为“转益多师”：“余敢以善学之一言进焉。杜有所以为杜者矣，所谓上薄风、雅，下该沈、宋者是也。学杜有所以学者矣，所谓别裁伪体、转益多师者是也。舍近世之学杜者，又舍近世之警警学杜者，进而求之，无不学，无不舍焉。于斯道也，其有不造其极矣乎？”[2]所谓“转益多师”，就是綜合继承和全面继承的意思。学习古人不应局限于一时，也不应局限于一人，应该融会贯通，博采众长，最后达到铸造自我风格之目的，此即所谓的“无不学，无不舍”。毫无疑问，钱谦益的这一主张受到了杜甫的启发，不能算他本人的原创，但是，在中国古典诗歌发展的晚期，在明清诗歌创作面临重大转折的时代，钱谦益提出这一主张，的确有其特殊的意义。他指出了一条切实可行的复古道路，跨越了“七子”一味模拟的怪圈。
第二，提倡学习宋诗。这一点乃是前一主张的必然延伸。自“明七子”提出“宋无诗”的理论之后，宋诗几乎无人问津。要想全面继承古人，就必须突破宋诗这一大“禁区”。入清后最早为宋诗恢复名誉的，当数钱谦益。他在顺治十二年的一篇文章中说：“唐之诗，入宋而衰。宋之亡也，其实称盛。皋羽之拗西台，玉泉之悲竺国，水云之苔歌，《谷音》之越吟，如穷冬迈寒，风高气傈，悲意怒号，万籁杂作，古今之诗莫变于此时，亦莫盛于此时。”我们将此文与黄宗羲的《万履安先生诗序》、《陈苇安年伯诗序》二作比较一下，就可以发现，两者观点十分接近，连表述语词都较为相像。黄宗羲以注重学问，推崇宋诗著称，黄宗羲与钱谦益也曾有过较好的交情。由此可见，黄宗羲在诗学思想方面显然受到了钱谦益的影响。
二、提出“诗有本”的真情论
钱谦益对诗歌的本质有明确的认识，他以“诗言志”说为依据，构建自己富于个性、同时也适应时代要求的诗学理论。他主张诗有本的真情论，认为诗歌应该“言志”、“有物”，并且“有本”，应该是真情的自然流露。
钱谦益重新倡导以《诗经》为代表的儒家诗教传统：“古之为诗者有本焉，国风之好色，小雅之怨诽，《离骚》之疾痛叫呼，结墙于君臣、夫妇、朋友之间，而发作于身世福侧，时命连蹇之会，梦而噩，病而吟，春歌而溺笑，皆是物也。故曰有本。”[3]始所谓“有本”，原指创作源于生活，“本”就是来自于生活的真切感受。当然，此中首当其冲的是儒家规范的伦理型生活，如君臣、夫妇、朋友等，此又一次与钱谦益的经学思想相一致。不过，处在明清易代这一特殊的时期，钱谦益更加强调了非同寻常的社会遭遇对创作产生的积极影响：“古之为诗者，必有深情蓄积于内，奇遇薄射于外，轮困结墙，朦胧萌拆，如所谓惊涛奔湍，郁闭而不得流，长鲸苍虬，堰蹇而不得伸；浑金璞玉，泥沙掩匿而不得用；明星皓月，云阴蔽蒙而不得出。于是乎不得不发之为诗，而其诗亦不得不工。”[4]
钱谦益论诗强调“有本”，强调社会遭遇，都是要将诗歌创作的源头引向生活，引向作者生活的时代，此无疑是正确的，与复古的总原则也不矛盾。因为钱谦益意指的生活乃是儒家伦理观制约下的生活，其产生的感受也必然与古人的感受相通，而不是相悖；同时，更重要的是，这样做能够纠正“七子”派创作尺尺寸寸模仿古人、缺乏真实感受的毛病。
如果说遗民作家通过他们的创作纠正了“七子”模拟之风的话，那么，钱谦益则是通过他的理论对“七子”进行了批判和纠偏，二者隐然构成一种呼应。从某种程度上讲，钱谦益的理论也同时是对明末清初诗歌创作经验的一种总结。
三、结语
钱谦益为东林魁首，又亲历鼎革，身为文坛宗主数十年，对明代的学风、文风、士风的流弊感受甚深，知道问题出在何处，也就能更加精准的提出相应的对策。钱谦益提出的批判的复古主张以及“诗有本”的真情论对补救明七子模拟盛唐与公安、竟陵的粗疏草率、幽深孤峭，确立有清一代诗风，起了“导平先路”的作用，在诗歌发展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参考文献：
[1]钱谦益编《列朝诗集》中华书局
[2]钱谦益：《周元亮赖古堂合刻序》上海古籍出版社
[3]《钱牧斋全集》第五册上海古籍出版社
[4]钱谦益：《虞山诗约序》上海古籍出版社
[5]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第三版）第四卷高等教育出版社
关键词：钱谦益；诗学主张；辩证复古；“诗有本”
钱谦益的诗学主张主要有两点：第一点是主张辩证性的看待复古；第二点是提出“诗有本”的真情论。钱谦益的诗学思想，直接针对文坛的现实，正本清源。身处明清朝代更替之际，其性格与思想矛盾复杂，热衷功名却又以清流自居，维护传统道德却又屡屡背叛，其反复无常的人生经历以及矛盾复杂的人生态度在其诗学理论中可窥一斑。在明末成为文坛领袖后，对前后七子、公安以及竟陵等的文学主张都有过批判，也各有所取；他主张抒写性情，反对模拟，强调性情、世运、学问并重，进而建立其“诗有本”的真情论。
一、辩证性地看待复古。
钱谦益自觉地致力于清诗学建设，嗤点前贤，在钱谦益的诗学理论中，对旧理论的否定占有较大的比重，对“七子派”、“竟陵派”等只知模拟的批评几乎贯穿于他一生的著作当中。作为其论文评诗主要作品之一的《姚叔祥过明发堂共论近代词人戏作绝句十六首》，主要是其对当时诗词的评论。先以其十一这首论诗为例，来探讨一下钱谦益对前人的批判态度：
不服丈夫胜妇人，昭容一语是天真。
王微杨宛为刺客，肯于钟谭作后尘？
诗的意思是，诗中充满才情的人是不会像钟惺和谭元春那样把诗写得深奥难懂的。用上官婉儿、秦淮名妓王微和杨宛与钟惺、谭元春做比较，此诗借赞扬女性诗人的作品，批评竟陵派。竟陵派代表人物钟惺的理论是：诗文反对摹古，倡导幽深峭拔，追求形式险僻，作品因而流于冷涩。另一代表人物谭元春论文强调性灵，反对摹古，后转而形成僻奥、冷涩的文风。竟陵派所追求的“深幽孤峭”的诗境，表现着内敛的心态，他们的诗偏重心理感觉，境界小，主观性强，喜欢写寂寞荒寒乃至阴森的景象，语言又生涩拗折，常破坏诗歌意境。
但钱谦益对明代复古派和反复古派进行尖锐批判的同时也各有所取，并没有一概否定：钱谦益反对复古派囿于汉魏盛唐，剔除模仿形似，但也吸取复古派借鉴古人的精神；对于反复古派，吸取其写“性灵”的特点，摒弃“轻才寡学”的不足，强调性情、世运、学养三者并举。
对此，钱谦益提出了以下矫正方法：
第一，主张“转益多师”，即全面、综合地继承古人。此项主张解决的正是如何向古人学习的问题，钱谦益超出同时代评论家的地方，就在于他不仅批判了“七子”的模拟之风，而且能指出“七子”误入歧途的原因。那就是“限隔人代”，或曰“限隔时代”。[1]明七子主张古体学汉魏，近体学盛唐，舍此一概不学，这就割断了诗歌发展的内在联系和脉络。将学习的范围局限到狭窄的时段内，甚至集中到几个作家身上，必然导致亦步亦趋的摹仿之风。钱谦益认为，这便是“七子”误入歧途的关键原因。鉴于“七子”的错误做法，钱谦益提出了自己的诗歌发展源流说：“有《三百篇》，则必有楚骚。有汉、魏建安，则必有六朝。有景隆、开元，则必有中、晚及宋、元。而世皆遵守严羽卿、刘辰翁、高廷礼之警说，限隔时代，支离格律，如痴蝇穴纸，不见世界。斯则良可怜憨者。”上述观点发表于顺治初年，比叶燮于康熙年间提出的著名的“诗有源必有流，有本必达末”之说还要早，它不啻为叶燮诗歌源流说的先声。
为了克服“七子”的限隔时代，钱谦益推出了自己的学习主张，他借用杜甫的话，称之为“转益多师”：“余敢以善学之一言进焉。杜有所以为杜者矣，所谓上薄风、雅，下该沈、宋者是也。学杜有所以学者矣，所谓别裁伪体、转益多师者是也。舍近世之学杜者，又舍近世之警警学杜者，进而求之，无不学，无不舍焉。于斯道也，其有不造其极矣乎？”[2]所谓“转益多师”，就是綜合继承和全面继承的意思。学习古人不应局限于一时，也不应局限于一人，应该融会贯通，博采众长，最后达到铸造自我风格之目的，此即所谓的“无不学，无不舍”。毫无疑问，钱谦益的这一主张受到了杜甫的启发，不能算他本人的原创，但是，在中国古典诗歌发展的晚期，在明清诗歌创作面临重大转折的时代，钱谦益提出这一主张，的确有其特殊的意义。他指出了一条切实可行的复古道路，跨越了“七子”一味模拟的怪圈。
第二，提倡学习宋诗。这一点乃是前一主张的必然延伸。自“明七子”提出“宋无诗”的理论之后，宋诗几乎无人问津。要想全面继承古人，就必须突破宋诗这一大“禁区”。入清后最早为宋诗恢复名誉的，当数钱谦益。他在顺治十二年的一篇文章中说：“唐之诗，入宋而衰。宋之亡也，其实称盛。皋羽之拗西台，玉泉之悲竺国，水云之苔歌，《谷音》之越吟，如穷冬迈寒，风高气傈，悲意怒号，万籁杂作，古今之诗莫变于此时，亦莫盛于此时。”我们将此文与黄宗羲的《万履安先生诗序》、《陈苇安年伯诗序》二作比较一下，就可以发现，两者观点十分接近，连表述语词都较为相像。黄宗羲以注重学问，推崇宋诗著称，黄宗羲与钱谦益也曾有过较好的交情。由此可见，黄宗羲在诗学思想方面显然受到了钱谦益的影响。
二、提出“诗有本”的真情论
钱谦益对诗歌的本质有明确的认识，他以“诗言志”说为依据，构建自己富于个性、同时也适应时代要求的诗学理论。他主张诗有本的真情论，认为诗歌应该“言志”、“有物”，并且“有本”，应该是真情的自然流露。
钱谦益重新倡导以《诗经》为代表的儒家诗教传统：“古之为诗者有本焉，国风之好色，小雅之怨诽，《离骚》之疾痛叫呼，结墙于君臣、夫妇、朋友之间，而发作于身世福侧，时命连蹇之会，梦而噩，病而吟，春歌而溺笑，皆是物也。故曰有本。”[3]始所谓“有本”，原指创作源于生活，“本”就是来自于生活的真切感受。当然，此中首当其冲的是儒家规范的伦理型生活，如君臣、夫妇、朋友等，此又一次与钱谦益的经学思想相一致。不过，处在明清易代这一特殊的时期，钱谦益更加强调了非同寻常的社会遭遇对创作产生的积极影响：“古之为诗者，必有深情蓄积于内，奇遇薄射于外，轮困结墙，朦胧萌拆，如所谓惊涛奔湍，郁闭而不得流，长鲸苍虬，堰蹇而不得伸；浑金璞玉，泥沙掩匿而不得用；明星皓月，云阴蔽蒙而不得出。于是乎不得不发之为诗，而其诗亦不得不工。”[4]
钱谦益论诗强调“有本”，强调社会遭遇，都是要将诗歌创作的源头引向生活，引向作者生活的时代，此无疑是正确的，与复古的总原则也不矛盾。因为钱谦益意指的生活乃是儒家伦理观制约下的生活，其产生的感受也必然与古人的感受相通，而不是相悖；同时，更重要的是，这样做能够纠正“七子”派创作尺尺寸寸模仿古人、缺乏真实感受的毛病。
如果说遗民作家通过他们的创作纠正了“七子”模拟之风的话，那么，钱谦益则是通过他的理论对“七子”进行了批判和纠偏，二者隐然构成一种呼应。从某种程度上讲，钱谦益的理论也同时是对明末清初诗歌创作经验的一种总结。
三、结语
钱谦益为东林魁首，又亲历鼎革，身为文坛宗主数十年，对明代的学风、文风、士风的流弊感受甚深，知道问题出在何处，也就能更加精准的提出相应的对策。钱谦益提出的批判的复古主张以及“诗有本”的真情论对补救明七子模拟盛唐与公安、竟陵的粗疏草率、幽深孤峭，确立有清一代诗风，起了“导平先路”的作用，在诗歌发展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参考文献：
[1]钱谦益编《列朝诗集》中华书局
[2]钱谦益：《周元亮赖古堂合刻序》上海古籍出版社
[3]《钱牧斋全集》第五册上海古籍出版社
[4]钱谦益：《虞山诗约序》上海古籍出版社
[5]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第三版）第四卷高等教育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