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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窦娥冤》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优秀的悲剧作品，但是部分论者因其大团圆结局而否定其悲剧性质。本文将《窦娥冤》的四折一楔子，按照故事情节划分为“起因”“经过”“结果”三个部分来进行分析，认为《窦娥冤》并非大團圆结局，而是一出彻头彻尾的悲剧。
【关键词】 《窦娥冤》;大团圆结局;悲剧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1）37-0014-02
《窦娥冤》是元代剧作家关汉卿的杂剧代表作品，全剧共四折。有部分论者认为，剧本结尾窦天章为女儿翻案的设计是一处败笔，因而《窦娥冤》不能称作真正意义上的悲剧作品。胡适也曾对此类型的结尾形式进行批评：“这种‘团圆的迷信’乃是中国人思想薄弱的铁证……他闭着眼睛不肯看天下的悲剧惨剧，不肯老老实实写天下的颠倒惨苦，他只图说一个纸上的大快人心。这便是说谎的文学。”还有部分学者承认《窦娥冤》的悲剧的本质，但认为这一结尾削弱了悲剧对人心的震撼力量。本文态度与以上观点相异。王国维在《宋元戏曲史》评论：“其最有悲剧之性质者，则如关汉卿《窦娥冤》……剧中虽有恶人交构其间，而其赴汤蹈火者，仍出于主人公之意志，则列于世界大悲剧中，亦无愧色也。” 这一评论十分贴切。《窦娥冤》实际上是一部彻头彻尾的悲剧，所谓“大团圆”结局实则是悲剧色彩的进一步升华。
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指出，悲剧应该包括“情节”“性格”“言辞”“思想”“戏景”和“唱段”六个要素，其中，最重要的是情节。他强调，“情节是悲剧的目的，而目的是一切事物中最重要的。”“情节是悲剧的根本，用形象的话来说，是悲剧的灵魂。”所谓完整性，是指一个故事有发生、发展和结局。亚里士多德认为：“情节既然是对行动的摹仿，就必须摹仿一个单一而完整的行动。事件的结合要严密到这样一种程度，以致挪动或删减其中的任何一部分就会使整体松裂和脱节。”李渔在《闲情偶记》中评点传奇的语言也可供戏剧参考，在“立主脑”一节中说：“一本戏中有无数人名，究竟俱属陪宾，原其初心，止对一人而设;即此一人之身，自始至终，离合悲欢，中具无限情由，无穷关目，究竟俱属衍文，原其初心，又止为一事而设;此一人一事，即作传奇之主脑也。”
关汉卿在创作《窦娥冤》时，非常重视情节的整一性，整个故事围绕窦娥蒙冤的过程而展开。本文将《窦娥冤》的四折一楔子，按照情节划分为“起因”“经过”“结果”三个部分来分析其悲剧的彻底性。
一、悲剧的起因
穷书生窦天章欠了寡妇蔡婆婆的高利贷，无力偿还四十两银子的本利，加之要盘缠进京赶考，便答应蔡婆婆要求，将七岁的女儿窦娥抵给她做童养媳。他出卖了女儿的生存权、婚姻权和平等权，窦娥不得不寄人篱下，人生从此镀上悲哀底色。
本剧开端有一类容易被忽视，但不得不提的人物：已故的蔡家父子。蔡家父子之死作为故事开展的背景，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剧情预设。家庭中男主人公的缺失给全剧定下了灰暗的基调，是产生悲剧故事的大前提。蔡婆婆与窦娥对待亡夫的态度是截然不同的。蔡婆婆不念旧情，而窦娥认定“我一马难将两鞍鞴，想男儿在日，曾两年匹配，却教我改嫁别人，其实做不得”，坚持“烈女不更二夫”，由此可以推测，她对早逝的丈夫是有感情的，至少是不反感的。正因二人在对故人态度上有着分歧，导致在面对张驴儿父子问题上作出不同的选择，一个要嫁，一个要守。蔡婆婆半推半就，引狼入室，甚至与张父做起夫妻，还为张驴儿当说客，企图说服窦娥。窦娥义正词严，反劝说蔡婆婆：“婆婆也，你岂不知羞！俺公公撞府冲州，的铜斗儿家缘百事有，想着俺公公置就，怎忍教张驴儿情受？”面对张驴儿的逼婚，抵死不从，最终激起张驴儿下毒歹心，造成巨大的不幸。
二、悲剧的过程
张驴儿安排给蔡婆婆的猪肚汤被不知情的张父喝下，中毒身亡。二人闹上官府，张驴儿诬告窦娥毒死他父亲。太守桃杌既贪且昏，断案主张“人是贱虫，不打不招”。窦娥在公堂上“挨千般打拷，万种凌遇，一杖下，一道血，一层皮”，被打得血肉横飞，依旧拒不招认，反而言辞激烈与桃杌针锋相对。桃杌改变主意，要拷打蔡婆婆。为了不连累婆婆受刑，她连忙招认：“住住住，休打我婆婆，情愿我招了罢？”这种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就是西方文艺理论中的“悲剧精神”。
在刑场，她满腔愤恨喷薄而出，对最神圣的鬼神发出否定与抗议：“有日月朝暮悬，有鬼神掌著生死权。天地也，只合把清浊分辨，可怎生糊突了盗跖颜渊：为善的受贫穷更命短，造恶的享富贵又寿延。天地也，做得个怕硬欺软，却元来也这般顺水推船。地也，你不分好歹何为地？天也，你错勘贤愚枉做天！”之后发下血溅白练、六月飞雪、大旱三年三桩誓愿，惊天动地。鲁迅曾经下过一个著名的定义：“悲剧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这句话指出了悲剧的本质：通过“毁灭”的终极方式来肯定“人生有价值的东西”。被毁灭的价值越大，其悲剧性就越强，悲剧意义价值所在也就越大。窦娥刚烈倔强，在与封建黑暗势力作斗争的过程中，显现出惊天动地的精神力量。她的毁灭让观众感到悲愤、悲慨、悲痛、悲凉，显现出悲壮的美学价值。
三、悲剧的结尾
中国古典戏曲的创作心理偏好大团圆，这引起了一定的争议，甚至有论者因此认为，中国古代戏剧无悲剧。事实上，《窦娥冤》的结尾与其他古典剧本的大团圆结局是不同性质的，外甜而内苦，正是这一设计拔高了《窦娥冤》的悲剧内涵。剧本第四折，窦娥的父亲窦天章成为肃政廉访使，重回乡里“随处审囚刷卷，体察滥官污吏”。当他拿起文卷，看到“一起犯人窦娥，将药致死公公”，只看到与自己同姓，便想要避讳，“这是问结了的文书，不看它罢，将这文卷压在底下，别看一宗咱。”窦娥的鬼魂多次将自己的卷宗翻上来，窦天章又反复将卷宗压到底下。显然，他并不像自我剖白的那样“廉能清正，节操坚刚”。十六年过去，所谓廉察史依旧与桃杌之流一样昏庸无能，不能不说是整个社会的悲剧。 这一官场形色人物正是元代吏政的缩影。掌权者们将人性、良知、公道、正义玩弄于股掌，将社会搅弄得乌烟瘴气。在元朝统治者的高压政策下，人民不仅受残酷剥削，有的甚至丧失人权，生活不见天日。据《元典章·刑部》记载，大德七年（1303年）审理的冤狱达5176起，元代司法的乱序状况，可以想见。《中国通史》也有载：“终元一代，也没有编制完备的法典。在审判案件时，各级官吏没有明确的律文可循，只能检对格例办事。”这是窦娥的悲哀，也是时代的悲哀，是黑暗王国里市井小民难以挣脱的遮天巨网。它影射了元代大量无从昭雪的覆盆之冤，因为真实，所以触目惊心，成为让观众胆寒的悲剧作品。正如徐仲廉在《美学》所说：“悲剧力量的根本动因，在于它们表现的主题塑造的人物的时代价值。如果脱离了那个时代，就算是可以成为让人流泪的东西，却不能成为悲剧的艺术。
窦娥的鬼魂出现，向父亲陈述冤屈的时候，窦天章的第一反应是劈头盖脸地斥骂：“我当初将你嫁与他家呵，要你三从四德：三从者，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四德者，事公姑，敬夫主，和妯娌，睦街坊。今三从四德全无，铲地犯了十恶大罪。我窦家三辈无犯法之男，五世无再嫁之女;到今日你辱没祖宗世德，又连累我的清名。”窦天章对女儿毫无怜惜爱护之心，为窦娥洗刷冤屈更多的是不想连累自己清白的名声。这样的动机与传统“大团圆”故事的内涵背道而驰。窦娥身死而心不灭，化为鬼魂也要斗争到底，求得公道充满了悲恨力量。窦娥虽然最终翻案，但却没有死而复生，就表明此剧不可能圆满。正如乔治·斯坦纳在《悲剧的死亡》中所说：“在真正的悲剧中，地狱之门始终开着，罚入地狱是真正的罚入，悲剧人物無法逃避责任，补救总是来得太晚，在毁灭之前，总是以无可挽回的痛苦为代价，伤口无法治愈，受损的精神无可弥补。在悲剧的公理中，不可能有补偿。”
鬼魂形象进一步传递给观众的信息是，人力是无法改变悲惨现实的，只能依靠鬼神，冤狱才能昭雪。由此，观众和读者才能看到一丝希望和前途。戏剧创作的规律告诉我们：任何一个巨大的悲剧效果，其最终原因并不在于观众消极地接受某一悲剧的结局，而在于观众心理不断地要求参与的强烈愿望。而在当时的社会中，人们没有能力反抗、复仇，只有寄希望于“超人间的力量”，窦娥的故事能让他们产生强烈的共鸣与痛感。更让人感到悲哀的是，窦娥被吃人的封建司法制度迫害致死，化为鬼魂依旧没有改天换地的力量，只能依靠封建政府官员“肃政廉访使”，百般周折，才能求得一个清白。
四、总结
“一部成功的悲剧，其意义不仅在于‘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还在于揭露那些摧残、毁灭‘有价值的东西’的邪恶势力，也在于‘有价值的东西’在悲剧中对邪恶势力的执着，顽强、宁死不屈的抗争，而且只有三者兼而有之，才能引起人们的悲痛、愤恨和关爱，从而给人们以力量、信心和美感。”因此，《窦娥冤》所谓的大团圆结局并非白璧微瑕，而是画龙点睛，使其成为一部立于世界戏剧之林而不失光彩的悲剧作品。
参考文献：[1]元鹏飞.论窦天章形象与窦娥式悲剧[J].中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35（02）：8-14.
[2]王春燕.从《窦娥冤》窥元杂剧的悲剧情结[J].四川戏剧，2017，（05）：20-23.
[3]季贞贞.用亚里士多德的悲剧观解读《窦娥冤》的悲剧性[J].牡丹江大学学报，2017，26（05）：85-87.
[4]荆连莲.论《窦娥冤》的思想倾向及其悲剧价值[J].克拉玛依学刊，2012，2（02）：52-58.
[5]陆彦.浅析以大团圆结局的《窦娥冤》悲剧性质的必然性[J].大众文艺，2010，（12）：93-94.
[6]鲁迅.鲁迅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
[7]亚里士多德.诗学[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
[8]李渔.闲情偶记[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
作者简介：许诗宜，女，汉族，湖南岳阳人，硕士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唐宋、元代文学。
【关键词】 《窦娥冤》;大团圆结局;悲剧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1）37-0014-02
《窦娥冤》是元代剧作家关汉卿的杂剧代表作品，全剧共四折。有部分论者认为，剧本结尾窦天章为女儿翻案的设计是一处败笔，因而《窦娥冤》不能称作真正意义上的悲剧作品。胡适也曾对此类型的结尾形式进行批评：“这种‘团圆的迷信’乃是中国人思想薄弱的铁证……他闭着眼睛不肯看天下的悲剧惨剧，不肯老老实实写天下的颠倒惨苦，他只图说一个纸上的大快人心。这便是说谎的文学。”还有部分学者承认《窦娥冤》的悲剧的本质，但认为这一结尾削弱了悲剧对人心的震撼力量。本文态度与以上观点相异。王国维在《宋元戏曲史》评论：“其最有悲剧之性质者，则如关汉卿《窦娥冤》……剧中虽有恶人交构其间，而其赴汤蹈火者，仍出于主人公之意志，则列于世界大悲剧中，亦无愧色也。” 这一评论十分贴切。《窦娥冤》实际上是一部彻头彻尾的悲剧，所谓“大团圆”结局实则是悲剧色彩的进一步升华。
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指出，悲剧应该包括“情节”“性格”“言辞”“思想”“戏景”和“唱段”六个要素，其中，最重要的是情节。他强调，“情节是悲剧的目的，而目的是一切事物中最重要的。”“情节是悲剧的根本，用形象的话来说，是悲剧的灵魂。”所谓完整性，是指一个故事有发生、发展和结局。亚里士多德认为：“情节既然是对行动的摹仿，就必须摹仿一个单一而完整的行动。事件的结合要严密到这样一种程度，以致挪动或删减其中的任何一部分就会使整体松裂和脱节。”李渔在《闲情偶记》中评点传奇的语言也可供戏剧参考，在“立主脑”一节中说：“一本戏中有无数人名，究竟俱属陪宾，原其初心，止对一人而设;即此一人之身，自始至终，离合悲欢，中具无限情由，无穷关目，究竟俱属衍文，原其初心，又止为一事而设;此一人一事，即作传奇之主脑也。”
关汉卿在创作《窦娥冤》时，非常重视情节的整一性，整个故事围绕窦娥蒙冤的过程而展开。本文将《窦娥冤》的四折一楔子，按照情节划分为“起因”“经过”“结果”三个部分来分析其悲剧的彻底性。
一、悲剧的起因
穷书生窦天章欠了寡妇蔡婆婆的高利贷，无力偿还四十两银子的本利，加之要盘缠进京赶考，便答应蔡婆婆要求，将七岁的女儿窦娥抵给她做童养媳。他出卖了女儿的生存权、婚姻权和平等权，窦娥不得不寄人篱下，人生从此镀上悲哀底色。
本剧开端有一类容易被忽视，但不得不提的人物：已故的蔡家父子。蔡家父子之死作为故事开展的背景，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剧情预设。家庭中男主人公的缺失给全剧定下了灰暗的基调，是产生悲剧故事的大前提。蔡婆婆与窦娥对待亡夫的态度是截然不同的。蔡婆婆不念旧情，而窦娥认定“我一马难将两鞍鞴，想男儿在日，曾两年匹配，却教我改嫁别人，其实做不得”，坚持“烈女不更二夫”，由此可以推测，她对早逝的丈夫是有感情的，至少是不反感的。正因二人在对故人态度上有着分歧，导致在面对张驴儿父子问题上作出不同的选择，一个要嫁，一个要守。蔡婆婆半推半就，引狼入室，甚至与张父做起夫妻，还为张驴儿当说客，企图说服窦娥。窦娥义正词严，反劝说蔡婆婆：“婆婆也，你岂不知羞！俺公公撞府冲州，的铜斗儿家缘百事有，想着俺公公置就，怎忍教张驴儿情受？”面对张驴儿的逼婚，抵死不从，最终激起张驴儿下毒歹心，造成巨大的不幸。
二、悲剧的过程
张驴儿安排给蔡婆婆的猪肚汤被不知情的张父喝下，中毒身亡。二人闹上官府，张驴儿诬告窦娥毒死他父亲。太守桃杌既贪且昏，断案主张“人是贱虫，不打不招”。窦娥在公堂上“挨千般打拷，万种凌遇，一杖下，一道血，一层皮”，被打得血肉横飞，依旧拒不招认，反而言辞激烈与桃杌针锋相对。桃杌改变主意，要拷打蔡婆婆。为了不连累婆婆受刑，她连忙招认：“住住住，休打我婆婆，情愿我招了罢？”这种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就是西方文艺理论中的“悲剧精神”。
在刑场，她满腔愤恨喷薄而出，对最神圣的鬼神发出否定与抗议：“有日月朝暮悬，有鬼神掌著生死权。天地也，只合把清浊分辨，可怎生糊突了盗跖颜渊：为善的受贫穷更命短，造恶的享富贵又寿延。天地也，做得个怕硬欺软，却元来也这般顺水推船。地也，你不分好歹何为地？天也，你错勘贤愚枉做天！”之后发下血溅白练、六月飞雪、大旱三年三桩誓愿，惊天动地。鲁迅曾经下过一个著名的定义：“悲剧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这句话指出了悲剧的本质：通过“毁灭”的终极方式来肯定“人生有价值的东西”。被毁灭的价值越大，其悲剧性就越强，悲剧意义价值所在也就越大。窦娥刚烈倔强，在与封建黑暗势力作斗争的过程中，显现出惊天动地的精神力量。她的毁灭让观众感到悲愤、悲慨、悲痛、悲凉，显现出悲壮的美学价值。
三、悲剧的结尾
中国古典戏曲的创作心理偏好大团圆，这引起了一定的争议，甚至有论者因此认为，中国古代戏剧无悲剧。事实上，《窦娥冤》的结尾与其他古典剧本的大团圆结局是不同性质的，外甜而内苦，正是这一设计拔高了《窦娥冤》的悲剧内涵。剧本第四折，窦娥的父亲窦天章成为肃政廉访使，重回乡里“随处审囚刷卷，体察滥官污吏”。当他拿起文卷，看到“一起犯人窦娥，将药致死公公”，只看到与自己同姓，便想要避讳，“这是问结了的文书，不看它罢，将这文卷压在底下，别看一宗咱。”窦娥的鬼魂多次将自己的卷宗翻上来，窦天章又反复将卷宗压到底下。显然，他并不像自我剖白的那样“廉能清正，节操坚刚”。十六年过去，所谓廉察史依旧与桃杌之流一样昏庸无能，不能不说是整个社会的悲剧。 这一官场形色人物正是元代吏政的缩影。掌权者们将人性、良知、公道、正义玩弄于股掌，将社会搅弄得乌烟瘴气。在元朝统治者的高压政策下，人民不仅受残酷剥削，有的甚至丧失人权，生活不见天日。据《元典章·刑部》记载，大德七年（1303年）审理的冤狱达5176起，元代司法的乱序状况，可以想见。《中国通史》也有载：“终元一代，也没有编制完备的法典。在审判案件时，各级官吏没有明确的律文可循，只能检对格例办事。”这是窦娥的悲哀，也是时代的悲哀，是黑暗王国里市井小民难以挣脱的遮天巨网。它影射了元代大量无从昭雪的覆盆之冤，因为真实，所以触目惊心，成为让观众胆寒的悲剧作品。正如徐仲廉在《美学》所说：“悲剧力量的根本动因，在于它们表现的主题塑造的人物的时代价值。如果脱离了那个时代，就算是可以成为让人流泪的东西，却不能成为悲剧的艺术。
窦娥的鬼魂出现，向父亲陈述冤屈的时候，窦天章的第一反应是劈头盖脸地斥骂：“我当初将你嫁与他家呵，要你三从四德：三从者，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四德者，事公姑，敬夫主，和妯娌，睦街坊。今三从四德全无，铲地犯了十恶大罪。我窦家三辈无犯法之男，五世无再嫁之女;到今日你辱没祖宗世德，又连累我的清名。”窦天章对女儿毫无怜惜爱护之心，为窦娥洗刷冤屈更多的是不想连累自己清白的名声。这样的动机与传统“大团圆”故事的内涵背道而驰。窦娥身死而心不灭，化为鬼魂也要斗争到底，求得公道充满了悲恨力量。窦娥虽然最终翻案，但却没有死而复生，就表明此剧不可能圆满。正如乔治·斯坦纳在《悲剧的死亡》中所说：“在真正的悲剧中，地狱之门始终开着，罚入地狱是真正的罚入，悲剧人物無法逃避责任，补救总是来得太晚，在毁灭之前，总是以无可挽回的痛苦为代价，伤口无法治愈，受损的精神无可弥补。在悲剧的公理中，不可能有补偿。”
鬼魂形象进一步传递给观众的信息是，人力是无法改变悲惨现实的，只能依靠鬼神，冤狱才能昭雪。由此，观众和读者才能看到一丝希望和前途。戏剧创作的规律告诉我们：任何一个巨大的悲剧效果，其最终原因并不在于观众消极地接受某一悲剧的结局，而在于观众心理不断地要求参与的强烈愿望。而在当时的社会中，人们没有能力反抗、复仇，只有寄希望于“超人间的力量”，窦娥的故事能让他们产生强烈的共鸣与痛感。更让人感到悲哀的是，窦娥被吃人的封建司法制度迫害致死，化为鬼魂依旧没有改天换地的力量，只能依靠封建政府官员“肃政廉访使”，百般周折，才能求得一个清白。
四、总结
“一部成功的悲剧，其意义不仅在于‘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还在于揭露那些摧残、毁灭‘有价值的东西’的邪恶势力，也在于‘有价值的东西’在悲剧中对邪恶势力的执着，顽强、宁死不屈的抗争，而且只有三者兼而有之，才能引起人们的悲痛、愤恨和关爱，从而给人们以力量、信心和美感。”因此，《窦娥冤》所谓的大团圆结局并非白璧微瑕，而是画龙点睛，使其成为一部立于世界戏剧之林而不失光彩的悲剧作品。
参考文献：[1]元鹏飞.论窦天章形象与窦娥式悲剧[J].中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35（02）：8-14.
[2]王春燕.从《窦娥冤》窥元杂剧的悲剧情结[J].四川戏剧，2017，（05）：20-23.
[3]季贞贞.用亚里士多德的悲剧观解读《窦娥冤》的悲剧性[J].牡丹江大学学报，2017，26（05）：85-87.
[4]荆连莲.论《窦娥冤》的思想倾向及其悲剧价值[J].克拉玛依学刊，2012，2（02）：52-58.
[5]陆彦.浅析以大团圆结局的《窦娥冤》悲剧性质的必然性[J].大众文艺，2010，（12）：93-94.
[6]鲁迅.鲁迅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
[7]亚里士多德.诗学[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
[8]李渔.闲情偶记[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
作者简介：许诗宜，女，汉族，湖南岳阳人，硕士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唐宋、元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