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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莉将4岁大的儿子送进幼儿园后，便在丈夫陈晓安的陪同下，走进了广东省阳春市人民医院。下午，黄莉生下了她的第二个孩子—一个胖胖的小男孩。
跟迎接第一个孩子时不同，这次黄莉轻松了许多。她早已为小儿子的出生，作好了一切心理准备。
2010年11月，她和丈夫陈晓安，如愿迎来了他们的第二个孩子。
“我们都在有兄弟姐妹的家庭里成长，留下了许多快乐的回忆”，黄莉说，自己有五个兄弟姐妹，陈晓安有一个姐姐，“我们不希望自己的孩子一个人孤零零地长大”。
现在，这对30岁的年轻夫妇带着孩子与朋友们聚会时，他们一家常常会成为受人关注的对象—对大多数只有一个孩子的朋友来说尤其如此。
相比陈晓安这些游离体质者而言，他那曾在中学担任教师的朋友刘小灵生育二胎，则要曲折得多。按照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在政府、企事业单位供职的朋友们大多不被允许生育二胎。倘若违规，他们除了需要缴纳高额社会抚养费外，甚至可能遭受失去工作的处罚。
顶风生二胎
与多年前的著名小品《超生游击队》中展示的超生家庭为逃避惩罚而流落异乡的遭遇不同的是，现在的陈、黄夫妇没有再经历那样的尴尬。
他们生活在阳春市的一栋中产阶层聚居的电梯楼里，尽管不时会在大楼入口处的宣传栏上看到街道办事处张贴的计划生育宣传资料，但黄莉对其从不在意。怀孕期间，黄莉每天接送大儿子去幼儿园，到市场买菜，但从未有人对她怀上二胎有过指指点点。
陈晓安是阳春市一家颇具规模的房地产开发公司总裁助理。他的岳父正是这家公司的总裁。两年前，陈晓安放弃了在广州经营的一家数码产品公司，回到阳春老家跟岳父学做地产生意。
他将阳春这个县级城市称为“小地方”，丰富的人际关系让他在这里生活得如鱼得水。在他以生意人为主的社交圈子中，二胎家庭为数不少。
现在已在阳春市从事运输业务的刘小灵开玩笑地说，“只要不被抓去坐牢，我肯定会要两个孩子的”。刘小灵曾经是阳江一所中学的体育教师，但他像父辈一样有着强烈的“多子多福”的传统观念。事实上他也是这样做的，在三年前有了一个男孩之后，今年三月份，他的女儿也已经呱呱落地了。
而陈晓安的另一个朋友，在阳江经营一家玩具店的李平剑也正期待着第二个孩子的降生。他的第一个女儿已经快满三岁了。现在已经怀胎七月的妻子每天依然跟李剑平一起在店里打理生意。他们希望能生下一个儿子。
陈晓安和他的朋友们都知道生二胎举动违反了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但作为“体制外”的生意人，他们并不担心这会给自己造成多大麻烦。
但在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生育二胎对政府、企事业单位的员工这类群体，却是个高风险的举动。
生育两个乃至更多子女一直是众多中国人的梦想。但上个世纪中期后形成的盲目增长人口的政策逐渐对中国社会发展产生了严重影响：1950年中国总人口为5.52亿，而到1980年，这一数字已经被刷新为10亿。
1982年9月，中共十二大最终将实行计划生育确定为一项基本国策，并在两个月后把“夫妻双方有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这句话写入新修改的《宪法》后。从此，控制人口增长便成了中国政府在城市和乡村内都严加贯彻的重要任务。
1981年出生的陈晓安、黄莉夫妇可以说是计划生育政策被严格执行前的幸运儿。4年后，在四川省南充市下辖的一个山村里出生的张军就没有他们那么幸运了。
张军现在是北京一家航天单位从事空间技术研发的高科技人员，但他曾差点因为计划生育政策而不能面世——当他于1985年在四川省南充市下辖的一个村子里出生时，已经有了一个三岁大的姐姐。为了生下幼子，他的母亲当年有过一段在农村亲戚家里东躲西藏的可怜经历。母亲现在很少提及那段经历，“那是她最伤心的往事”，张军说。
在怀上张军后的大半年的时间里，每当有风吹草动，他的母亲便会钻进亲戚家堆放红薯的地窖里，在漆黑潮湿的地窖中惊恐得大气不敢出一口。如果被计生人员发现，她很有可能会被强行注射堕胎药物。
临分娩前，这位顽强的母亲托人找到了一位接生婆，在家里悄悄生下了她盼望已久的儿子。
在南充市一位早年曾参与过农村计生工作的乡镇干部回忆中，从八十年代初期到2000年前后的这段时间里，计划生育政策就像政治任务一样被严格地执行。类似“宁添十座坟，不添一个人”、“该扎不扎，房倒屋塌；该流不流，扒房牵牛”、“谁不实行计划生育，就叫他家破人亡”这样的刺眼标语曾被刷遍全国的大小乡村。
尽管生育二胎对大多数中国人尤其是农村居民而言是冒险之举，但在类似“多子多福”、“养儿防老”这些传统观念影响和社会保障机制长期缺失的状况下，多年来依然有大量中国家庭顶风生下了二胎。
例如在广东潮汕一带，多数居民一直有着强烈的非生个男孩不可的传统观念，他们甚至将男孩视为延续家族血脉的根基。而对不少城市居民而言，在给孩子提供更为完整的成长环境的动机驱使下，有条件的家庭也不惜冒着风险生下了二胎。
理想家庭
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去年曾作过一次有关生育的网络调查，在超过6000位的参与者中，有77.5%的人认为在政策允许的情况下，一个家庭生两个孩子是最理想的状态。
长期研究人口和社会学的广东省社科院研究员郑梓桢认为，过去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导致的人口老化速度过快、劳动力数量下降，“小皇帝”等诸多社会问题，已经逐渐影响到了中国社会的“生态失衡”。
在他看来，独生子女的普遍存在会导致孩子们失去兄弟姐妹、叔叔阿姨、姑姑姑父这样的家庭和社会关系，这样的社会结构是违背社会生态的。
今年七月，广东省向国家提出了“‘单独’可生两胎”试点（即夫妻双方只要有一方是独生子女，就可生两胎）的申请。郑梓桢是支持该申请的代表性人物之一，他认为现在推出允许一对夫妇生育两个孩子的社会条件已经“大致成熟”。
事实上，二胎家庭与计划生育政策的博弈也从未中断过。
像城市里不少接受过高等教育的父母一样，陈晓安和黄莉夫妇高度注重子女的成长教育环境，这对年轻夫妇坚信独生子女的童年不够完整。
尽管他们的大儿子现在才4岁大，但已经逐渐懂得去关心自己的弟弟了。黄莉说，大儿子现在会很乐意跟弟弟分享自己心爱的玩具。
每一个生下二胎的家庭都有着他们认为值得坚持的理由。在大多数情况下，城市的二胎家庭看重给孩子提供更好的成长环境，而农村家庭则保留着“多子多福”、“养儿防老”这类的传统观念。
陈晓安的朋友刘小灵、李平剑都曾接受过高等教育，在当地也都有着中等以上的收入水平。李平剑说，自己和妻子白天都在外工作，不到三岁的女儿只能长时间跟老人呆在一起，“我希望小孩子能在玩耍吵闹中长大，但在家里没人跟她玩”。
除了给孩子提供更完整的成长环境外，减少子女今后赡养老人的经济压力也是他们的一个共同意愿。“独生子女长大成婚后，要同时照顾一个小孩和四位老人，这压力实在太大了”，李平剑说。
但有少数家庭会在特殊情况下作出生二胎的决定。
在粤西经营着一间小照相馆的林雄、李华夫妇在1996年就有了第一个孩子。当时林雄是当地一所中学的美术教师，李华则经营着照相馆的生意。这对过着平静日子的夫妇原本没打算生二胎。但一位至亲的不幸遭遇—林雄的弟弟在1998年的一次交通事故中身亡，强烈刺激了这对夫妇，他们对三口之家的家庭结构丧失了安全感。2000年，李华生下了她的第二个孩子。
而当年冒着被强制堕胎风险也要生下张军的那位母亲，其最重要的动力跟大多数农村居民一样—延续香火、老有所养。
尽管家境、动机不同，但这些二胎家庭都为此付出了代价。
再生一个的成本
在计划生育政策影响下，中国各级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均长期对员工严加管束。这些单位一旦因违规生育而不能通过上级计划生育部门的考核，单位的所有工作成效可能将被“一票否决”，失去所有表彰、奖励的机会，而单位主管领导也将面临无法评优、提拔的风险。
即便是私营企业、个体工商户，也有可能会因员工的违规生育而失去各类优惠政策的照顾。而所有违规生育的人员，都需要缴纳高额的社会抚养费才能在户口本上给孩子争取到入户登记。否则，他们的孩子将成为没有名分的“黑人”，享受不到一切社会福利待遇。
这些严厉的惩罚措施使得大多数人都不敢轻举妄动。而那些铁了心一定要生二胎的人很可能将为此付高昂的代价。
曾在学校做教师的刘小灵为了不影响到学校的计生考核，无奈放弃了教师的职业。他现在是个小型车队的老板，靠几辆卡车为建筑工地运输物资挣钱。他那被晒得浑身黝黑的肤色直观地显示这并不是门轻松的生意。但陈晓安称，这个小车队的老板有数百万的身家。
刘小灵至今未给已出生4个月的女儿办理入户登记。他打算等孩子上小学的时候再去办理，“说不定今后政策变了，就不用交那么多社会抚养费了”。
如果要给违规超生的二胎孩子办理入户登记，缴纳社会抚养费几乎是每个家庭都避免不了的。越是经济发达的城市，这笔费用的额度就越高。
在广州某中产阶层聚居的花园式小区里，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居委会负责人称，目前广州违规超生一个小孩所需缴纳的社会抚养费可能会高达30余万元。
根据广东省2009年1月1日年施行的《广东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的规定，城镇居民超生一个子女的夫妻双方将分别按当地县（市、区）上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额为基数，一次性征收三倍以上六倍以下的社会抚养费。
2010年，广州城市居民家庭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已突破30000元。而倘若二胎家庭的人均收入高于当地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其超过部分还应当按照一倍以上二倍以下加收社会抚养费。
在2000年生下第二个孩子后，经济条件并不宽裕的林雄、李华夫妇付出了四万元社会抚养费。这笔社会抚养费几乎耗去了他们此前的大半积蓄。更糟糕的是，林雄还因此被学校开除了公职。
这对夫妻现在正努力地经营着就是小照相馆，这是他们家现在唯一的经济来源。林雄说，照相馆现在平均每月能有5、6千元左右的收入，“我们在当地过得不算太好，但也不算糟糕”。
但随着两个孩子年龄的增长，子女未来的教育开支让夫妻俩感觉到压力正在袭来。一旦大儿子数年后考上大学，动辄成千上万的高昂学费将会对这个家庭经济状况产生明显冲击。林雄和妻子现在还没有什么办法去应对。他们的共同心态态度是“走一步看一步吧”。
这对夫妻从不后悔当年生二胎的举动。林雄说，只要孩子们不用孤独地活在这世界上，比什么都重要。（文中部分受访者为化名）
社会抚养费比较
二胎罚款的数目，基本按照当地统计部门公布的年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倍数予以征收，目前的倍数的区间为2—6。超生人员上年实际收入高于当地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再按照1-2倍加收社会抚养费。
广州 约为30万
北京 约为24万7千元
上海 约为16万元
天津 约为8—19万元
温州 约为31万元（曾开出的最高罚单为101万元）
杭州 约19.5万元
厦门 约为15万
南京 约为12万
跟迎接第一个孩子时不同，这次黄莉轻松了许多。她早已为小儿子的出生，作好了一切心理准备。
2010年11月，她和丈夫陈晓安，如愿迎来了他们的第二个孩子。
“我们都在有兄弟姐妹的家庭里成长，留下了许多快乐的回忆”，黄莉说，自己有五个兄弟姐妹，陈晓安有一个姐姐，“我们不希望自己的孩子一个人孤零零地长大”。
现在，这对30岁的年轻夫妇带着孩子与朋友们聚会时，他们一家常常会成为受人关注的对象—对大多数只有一个孩子的朋友来说尤其如此。
相比陈晓安这些游离体质者而言，他那曾在中学担任教师的朋友刘小灵生育二胎，则要曲折得多。按照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在政府、企事业单位供职的朋友们大多不被允许生育二胎。倘若违规，他们除了需要缴纳高额社会抚养费外，甚至可能遭受失去工作的处罚。
顶风生二胎
与多年前的著名小品《超生游击队》中展示的超生家庭为逃避惩罚而流落异乡的遭遇不同的是，现在的陈、黄夫妇没有再经历那样的尴尬。
他们生活在阳春市的一栋中产阶层聚居的电梯楼里，尽管不时会在大楼入口处的宣传栏上看到街道办事处张贴的计划生育宣传资料，但黄莉对其从不在意。怀孕期间，黄莉每天接送大儿子去幼儿园，到市场买菜，但从未有人对她怀上二胎有过指指点点。
陈晓安是阳春市一家颇具规模的房地产开发公司总裁助理。他的岳父正是这家公司的总裁。两年前，陈晓安放弃了在广州经营的一家数码产品公司，回到阳春老家跟岳父学做地产生意。
他将阳春这个县级城市称为“小地方”，丰富的人际关系让他在这里生活得如鱼得水。在他以生意人为主的社交圈子中，二胎家庭为数不少。
现在已在阳春市从事运输业务的刘小灵开玩笑地说，“只要不被抓去坐牢，我肯定会要两个孩子的”。刘小灵曾经是阳江一所中学的体育教师，但他像父辈一样有着强烈的“多子多福”的传统观念。事实上他也是这样做的，在三年前有了一个男孩之后，今年三月份，他的女儿也已经呱呱落地了。
而陈晓安的另一个朋友，在阳江经营一家玩具店的李平剑也正期待着第二个孩子的降生。他的第一个女儿已经快满三岁了。现在已经怀胎七月的妻子每天依然跟李剑平一起在店里打理生意。他们希望能生下一个儿子。
陈晓安和他的朋友们都知道生二胎举动违反了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但作为“体制外”的生意人，他们并不担心这会给自己造成多大麻烦。
但在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生育二胎对政府、企事业单位的员工这类群体，却是个高风险的举动。
生育两个乃至更多子女一直是众多中国人的梦想。但上个世纪中期后形成的盲目增长人口的政策逐渐对中国社会发展产生了严重影响：1950年中国总人口为5.52亿，而到1980年，这一数字已经被刷新为10亿。
1982年9月，中共十二大最终将实行计划生育确定为一项基本国策，并在两个月后把“夫妻双方有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这句话写入新修改的《宪法》后。从此，控制人口增长便成了中国政府在城市和乡村内都严加贯彻的重要任务。
1981年出生的陈晓安、黄莉夫妇可以说是计划生育政策被严格执行前的幸运儿。4年后，在四川省南充市下辖的一个山村里出生的张军就没有他们那么幸运了。
张军现在是北京一家航天单位从事空间技术研发的高科技人员，但他曾差点因为计划生育政策而不能面世——当他于1985年在四川省南充市下辖的一个村子里出生时，已经有了一个三岁大的姐姐。为了生下幼子，他的母亲当年有过一段在农村亲戚家里东躲西藏的可怜经历。母亲现在很少提及那段经历，“那是她最伤心的往事”，张军说。
在怀上张军后的大半年的时间里，每当有风吹草动，他的母亲便会钻进亲戚家堆放红薯的地窖里，在漆黑潮湿的地窖中惊恐得大气不敢出一口。如果被计生人员发现，她很有可能会被强行注射堕胎药物。
临分娩前，这位顽强的母亲托人找到了一位接生婆，在家里悄悄生下了她盼望已久的儿子。
在南充市一位早年曾参与过农村计生工作的乡镇干部回忆中，从八十年代初期到2000年前后的这段时间里，计划生育政策就像政治任务一样被严格地执行。类似“宁添十座坟，不添一个人”、“该扎不扎，房倒屋塌；该流不流，扒房牵牛”、“谁不实行计划生育，就叫他家破人亡”这样的刺眼标语曾被刷遍全国的大小乡村。
尽管生育二胎对大多数中国人尤其是农村居民而言是冒险之举，但在类似“多子多福”、“养儿防老”这些传统观念影响和社会保障机制长期缺失的状况下，多年来依然有大量中国家庭顶风生下了二胎。
例如在广东潮汕一带，多数居民一直有着强烈的非生个男孩不可的传统观念，他们甚至将男孩视为延续家族血脉的根基。而对不少城市居民而言，在给孩子提供更为完整的成长环境的动机驱使下，有条件的家庭也不惜冒着风险生下了二胎。
理想家庭
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去年曾作过一次有关生育的网络调查，在超过6000位的参与者中，有77.5%的人认为在政策允许的情况下，一个家庭生两个孩子是最理想的状态。
长期研究人口和社会学的广东省社科院研究员郑梓桢认为，过去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导致的人口老化速度过快、劳动力数量下降，“小皇帝”等诸多社会问题，已经逐渐影响到了中国社会的“生态失衡”。
在他看来，独生子女的普遍存在会导致孩子们失去兄弟姐妹、叔叔阿姨、姑姑姑父这样的家庭和社会关系，这样的社会结构是违背社会生态的。
今年七月，广东省向国家提出了“‘单独’可生两胎”试点（即夫妻双方只要有一方是独生子女，就可生两胎）的申请。郑梓桢是支持该申请的代表性人物之一，他认为现在推出允许一对夫妇生育两个孩子的社会条件已经“大致成熟”。
事实上，二胎家庭与计划生育政策的博弈也从未中断过。
像城市里不少接受过高等教育的父母一样，陈晓安和黄莉夫妇高度注重子女的成长教育环境，这对年轻夫妇坚信独生子女的童年不够完整。
尽管他们的大儿子现在才4岁大，但已经逐渐懂得去关心自己的弟弟了。黄莉说，大儿子现在会很乐意跟弟弟分享自己心爱的玩具。
每一个生下二胎的家庭都有着他们认为值得坚持的理由。在大多数情况下，城市的二胎家庭看重给孩子提供更好的成长环境，而农村家庭则保留着“多子多福”、“养儿防老”这类的传统观念。
陈晓安的朋友刘小灵、李平剑都曾接受过高等教育，在当地也都有着中等以上的收入水平。李平剑说，自己和妻子白天都在外工作，不到三岁的女儿只能长时间跟老人呆在一起，“我希望小孩子能在玩耍吵闹中长大，但在家里没人跟她玩”。
除了给孩子提供更完整的成长环境外，减少子女今后赡养老人的经济压力也是他们的一个共同意愿。“独生子女长大成婚后，要同时照顾一个小孩和四位老人，这压力实在太大了”，李平剑说。
但有少数家庭会在特殊情况下作出生二胎的决定。
在粤西经营着一间小照相馆的林雄、李华夫妇在1996年就有了第一个孩子。当时林雄是当地一所中学的美术教师，李华则经营着照相馆的生意。这对过着平静日子的夫妇原本没打算生二胎。但一位至亲的不幸遭遇—林雄的弟弟在1998年的一次交通事故中身亡，强烈刺激了这对夫妇，他们对三口之家的家庭结构丧失了安全感。2000年，李华生下了她的第二个孩子。
而当年冒着被强制堕胎风险也要生下张军的那位母亲，其最重要的动力跟大多数农村居民一样—延续香火、老有所养。
尽管家境、动机不同，但这些二胎家庭都为此付出了代价。
再生一个的成本
在计划生育政策影响下，中国各级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均长期对员工严加管束。这些单位一旦因违规生育而不能通过上级计划生育部门的考核，单位的所有工作成效可能将被“一票否决”，失去所有表彰、奖励的机会，而单位主管领导也将面临无法评优、提拔的风险。
即便是私营企业、个体工商户，也有可能会因员工的违规生育而失去各类优惠政策的照顾。而所有违规生育的人员，都需要缴纳高额的社会抚养费才能在户口本上给孩子争取到入户登记。否则，他们的孩子将成为没有名分的“黑人”，享受不到一切社会福利待遇。
这些严厉的惩罚措施使得大多数人都不敢轻举妄动。而那些铁了心一定要生二胎的人很可能将为此付高昂的代价。
曾在学校做教师的刘小灵为了不影响到学校的计生考核，无奈放弃了教师的职业。他现在是个小型车队的老板，靠几辆卡车为建筑工地运输物资挣钱。他那被晒得浑身黝黑的肤色直观地显示这并不是门轻松的生意。但陈晓安称，这个小车队的老板有数百万的身家。
刘小灵至今未给已出生4个月的女儿办理入户登记。他打算等孩子上小学的时候再去办理，“说不定今后政策变了，就不用交那么多社会抚养费了”。
如果要给违规超生的二胎孩子办理入户登记，缴纳社会抚养费几乎是每个家庭都避免不了的。越是经济发达的城市，这笔费用的额度就越高。
在广州某中产阶层聚居的花园式小区里，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居委会负责人称，目前广州违规超生一个小孩所需缴纳的社会抚养费可能会高达30余万元。
根据广东省2009年1月1日年施行的《广东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的规定，城镇居民超生一个子女的夫妻双方将分别按当地县（市、区）上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额为基数，一次性征收三倍以上六倍以下的社会抚养费。
2010年，广州城市居民家庭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已突破30000元。而倘若二胎家庭的人均收入高于当地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其超过部分还应当按照一倍以上二倍以下加收社会抚养费。
在2000年生下第二个孩子后，经济条件并不宽裕的林雄、李华夫妇付出了四万元社会抚养费。这笔社会抚养费几乎耗去了他们此前的大半积蓄。更糟糕的是，林雄还因此被学校开除了公职。
这对夫妻现在正努力地经营着就是小照相馆，这是他们家现在唯一的经济来源。林雄说，照相馆现在平均每月能有5、6千元左右的收入，“我们在当地过得不算太好，但也不算糟糕”。
但随着两个孩子年龄的增长，子女未来的教育开支让夫妻俩感觉到压力正在袭来。一旦大儿子数年后考上大学，动辄成千上万的高昂学费将会对这个家庭经济状况产生明显冲击。林雄和妻子现在还没有什么办法去应对。他们的共同心态态度是“走一步看一步吧”。
这对夫妻从不后悔当年生二胎的举动。林雄说，只要孩子们不用孤独地活在这世界上，比什么都重要。（文中部分受访者为化名）
社会抚养费比较
二胎罚款的数目，基本按照当地统计部门公布的年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倍数予以征收，目前的倍数的区间为2—6。超生人员上年实际收入高于当地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再按照1-2倍加收社会抚养费。
广州 约为30万
北京 约为24万7千元
上海 约为16万元
天津 约为8—19万元
温州 约为31万元（曾开出的最高罚单为101万元）
杭州 约19.5万元
厦门 约为15万
南京 约为12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