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初冬的大风里，安娜女士裹着天蓝色的毛线套袖出现了。
　　上午10点59分的三影堂，阳光透过玻璃墙，所有影子都被拉长。屋里不冷。安娜伊思·马田的作品正在这里展出。快50张银盐照片，呈现了安娜在2002至2004年间拍摄的青年地下音乐人，以及一个没有雾霾，也没有如此膨胀的北京。
　　故事和展览都从“河酒吧”开始。
　　2001年，安娜21岁，从法国交换到中国留学。夏天，她和一同来华读书的两名同学去了三里屯。
　　彼时，野孩子乐队正在台上表演，张玮玮刚刚加入乐队不久，戴着鸭舌帽坐在后排拉手风琴，那是悠扬的西北民谣，曲调不流行，不上口，“却是无可挑剔的好”。明明只稀稀拉拉几个观众，台上的人却依然忘我陶醉，安娜受到震动。表演结束，乐队告诉安娜，他们的主阵地是南街的河酒吧，有空可以来看看。安娜于是第一次去到河酒吧。
　　酒吧是野孩子开的，墙上挂着谢天姿的画。吧名为“河”，因为大家都来自西北，与黄河关系亲密。一个礼拜有五天的时间，酒吧内都会举办各种原创音乐演出。并不是每天都会来很多客人，但在有热门乐队演出的晚上，一进街口就能看见各形各色的人抱着“小青岛”聚在酒吧门口，或者探头看演出，或者聊天，或者发呆。万晓利、张玮玮、谢天笑、美好药店乐队，歌者、乐手、评论人、铁托儿……一大批贫穷却率真的年轻人聚合在这里，喝酒、聊天、唱着听着一些当时没什么市场的音乐。
　　音乐成了一个窗口，因为它无需区分中国人或外国人，“大家在想的事情就差不多”。法籍犹太人安娜在这些漂泊的“盲流”中找到了归属感，她开始每周来到河酒吧。
　　她那时已对摄影上了瘾。来中国前，安娜去上过一年半的摄影课，并从法国背来50个胶卷，那个假期，她要求自己每天拍摄一张北京主题的照片。没有迟疑，安娜的相机首先就对准了河酒吧里的众人。
　　安娜拍摄过程完全手动，不与对方交谈，也无须对方摆好姿势配合，她坚持避免一切简单粗暴。每张照片拍摄前都会有一个舒缓的铺垫：安娜跟着节奏晃晃悠悠，情绪到位，立刻低头按下快门。
　　对于摄影师来说，相机是尤为重要的。安娜的相机是借来的珍贵的徕卡M6，配上借来的珍贵的35mm定焦镜头，M6机型小巧，“它不是那种会把面部尽数遮住的数码相机”，因此能让被拍摄者放松;没有快门声，因此不会打扰需要摄影师低着头从取景器中确认成像，因此拍照姿态充满尊重;一筒胶卷只能拍12下，因此每次按下快门都无比郑重。
　　相片中的很多画面虚掉了，还有一些画面被二次曝光，有一种模糊又高级的快乐感。这样删掉细节，留下状态，是当时安娜偏爱的风格。全然不同于多年以后，她做的人像摄影，在拍摄那些时尚杂志的封面照片时，就需要许多细节来加分了。
　　就这样，安娜拍下春节聚会上放肆疯闹的众人，拍下张玮玮在黑夜屋檐下的侧影，拍下酒吧演出结束后撸了几个羊肉串的小河，拍下聚会上不知是谁伸出的一只手。
　　摄影师安娜想要讲好这个故事，她明白酒吧太小，所以她也去这些人的家，看他们排练、恋爱、生活。
　　照片和酒吧里拍的那些没有区别。你会看到小河和他的女友并排站在自家窗帘后，一人伸出一只手，看到万晓利冲着镜头大笑，而万晓利的女儿抱着猫，不看镜头。
　　每一天都是快活，新鲜，安娜与这些人成为了家人般亲密的朋友，一个精神的乌托邦搭建好了。但这场愉快的拍摄只持续了三年。
　　在非典袭来的那个人心惶惶的暑假，“河酒吧”倒闭了。随后，2003年年底，河酒吧创始人之一小索去世，在一场“告别小索”的演出后，大家渐渐散了：张俭、张玮玮相继搬去云南，在大理过上了闲云野鹤的日子;小河停止了美好药店乐队，戒烟、戒酒、信佛，做“音乐肖像”，为陌生人唱歌;安娜留在了北京，她拍摄的时间持续减少，终于停在了2006年，之后，她成为了刘烨的妻子，诺一、霓娜的母亲。
　　与相机为伴时，安娜没想过为这些作品取名，她下意识称这个系列为“他们”，直到和她一同来北京交换的两名同学先后与乐队成员结婚生子，安娜感受到，有一股力量让大家如此亲密，便将“他们”改作“我们”。
　　对于安娜伊思·马田，这个系列还远没有完成，她认为自己应该继续拍，一直拍，15年来都不该停下，然后再在30年之后把它们呈现出来——就像她的老师一样。这些年，她把“我们”仔细分类，整整齐齐码在一个盒子里。
　　直到2017，三影堂创办人、策展人、摄影师荣荣第一眼见到这些照片时被击中，“这是一组有温度的，真实的，令人感动的作品”，他对安娜说，“来吧，让我为你策展。”
　　这次展览定名为“温度”，是三影堂和策展人共同商量出来的，安娜也说不清取名的原因，“可能是他们感受到温暖了吧”。安娜喜欢这个名字，当然更多时候，她使用英文“Warm-Up”，她说这个英文词组应该理解为“热身”，“因为照片里，年轻的音乐人在为更成熟的演出排练，照片外，年轻的摄影师在为更成熟的摄影作品练习，那是我们所有人‘热身’的一段时间。”
　　安娜试着重新审视这些照片，她尝试思考，没有来过中国、没有经历过那个时期的人会怎样看待这组作品。
　　开幕现场，很多人来跟她分享感受，有人说一下想起了自己十五年前的样子，有人說仿佛找到了自己的青春，安娜觉得自己的目的达到了：其他人能够在她的作品中找到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作为纪实摄影师，安娜伊思·马田追求不让任何拍摄对象意识到自己的存在，她说，摄影就是让自我安静下来，去看别人。
　　“温度”布展现场，荣荣想要在作品中加入一张安娜工作状态的自拍，他认为这是整个展览的缘起，安娜则坚持认为她拍摄的对象才最重要，她希望自己仍然保持那个“不在场”的状态。所以最后，大家找了一个折中的方式——把那张自拍放在了一个远远的，不起眼的角落。 　　在那张自拍上，安娜举起相机挡住小半边脸，右手食指下，是将按未按的快门。

　　

安娜伊思·马田

　　安娜伊思·马田（Anais Martane），法国尼斯人。14岁开始学习中文，毕业于法国国立东方语言文化学院，在巴黎学习6个月的摄影基础课程后，2001年以留学生身份来到中国，进入北京首都师范大学进修。起初她以业余摄影师的身份拍摄作品，后转向职业摄影师方向。2002年开始她加入了法国专业摄影机构“Traffic d'Images”，以新闻摄影师的身份为法国及其他国家的报刊、杂志拍摄：如时，法国解放报、世界报、Elle、玛丽嘉儿等。2004年后，她开始以肖像摄影师的身份为《时代》周刊拍摄照片，这也使得她有机会出版自己的第一本英法雙语的摄影书《中国肖像Chinese Portraits》，这本囊括了40位当代中国见证者的书在全球范围内产生相当的影响。2002至2006年间，她拍摄了一组主题为“北京青年地下音乐”的作品，自此以后，她的作品自然而然地转向纪实摄影。有稳定的家庭和生活的她已在中国定居16年，活跃在多个艺术领域。现在，她做话剧制作，文化交流xia项目的策划人，有时也唱歌……

Q&A

Q=《北京青年》周刊 A=安娜伊思·马田

Q：刚才你对待我们拍摄的镜头好像比较严肃，是因为你习惯拍摄别人而非被拍吗？

　　A：我不是演员，不是很习惯被拍。也就是这几年多做了一些（拍摄），但是对我来说还不是很舒服的。

Q：我们注意到很多照片是虚掉的、二次曝光的，这是当时你的创作方法吗？

　　A：这是我喜欢的一种风格，我想保留的是人，是状态，过多的细节会让我觉得耽误了它。我开始做摄影时就做这样的风格，而徕卡M6的拍摄方式和黑白的影像让我更加喜欢留下感觉。但那时我也会去锻炼使用闪光灯，那闪光灯就提供了很多细节，我也就留下了几张。

Q：整个展览，你觉得哪张照片最美？

　　A：我对这些照片有很多感情，每个人物，我都记得我拍摄时这个人的状态。其实摄影也好，话剧也好，电影也好，都是我工作的一些部分，都不是为了艺术，而是为了人。我爱人，我喜欢了解人的状态，我觉得我能抓住他的一个状态，然后给他看，“这就是我看到的你”，这是我最爱做的事。我做任何艺术都是为了更多地和人在一起，和平地在一起。真的是这样。

Q：他们都很开心被你拍吗？感觉你离大家很近，有没有人排斥你的拍摄？

　　A：没有。第一，这些人都是搞艺术的人。摄影是我的工作，也可以说是一种艺术创作。他们做音乐，我做摄影，是一个相互的状态。第二，我的拍摄方式不是你想象的那样，我想做的是别人看不到我在拍摄，我喜欢的状态是对方愿意。
　　那时候没有几个摄影师，不像现在，照相机普及，加之互联网的传播，大家都在拍照，而且你的照片可能会被很多很多人看，当时不可能是这样。我最不想做的就是打扰别人，不管是摄影还是说话，还是做人、做朋友。我认为，不打扰任何人是一种尊重。

Q：这是你摄影这么多年得到的一个心得吗？

　　A：一直一直（是这样），我从开始到现在，从没有说过“你要这样、那样不行”之类的话。比如一个杂志让我去拍一个人，对方同意被拍，拍摄时间是很珍贵的，我会让其他所有人走出拍摄场地，只留下我与被拍摄的人，然后很温柔地拍，不会让她不舒服。

Q：过去了这么多年，你的胶片是怎么保存的？

　　A：在学摄影的时候，老师教过我们要买什么样的底片。其实保存的也没有那么好，我搬了好几次家，我也丢了一些底片，这是一个比较遗憾的事情。

Q：纪实摄影如何做到纪实和美并存？

　　A：当然要有这两个方面，纪实和美，这是我们的工作。如果只满足了美，那对我没有意义，如果只是纪实，那三影堂也不会愿意做我的展览，这两个你说的很对，只能说摄影的意义就是这样。

Q：你之前一直坚持胶片摄影，现在会用尼康、佳能等数码相机吗？

　　A：现在我好多年没拍照了，就会随随便便用手机拍一下。这两天因为做这个展览，又有一个朋友借给我他的M6让我拍，不过我想应该找一个主题，拍摄最重要的就是找到拍摄主题。

Q：音乐人这个系列还会接着拍吗？

　　A：在我有孩子之后，这种摄影就不能再做了，我也不想再做了。因为在拍摄期间，你要一直在外面，一个月会有10天、15天离家里很远，我不想再这样了。

Q：你之前说过，摄影师不是艺术家，为什么？

　　A：我不知道什么是艺术家，真的不知道。
　　我觉得我们都在做艺术，在家让你的孩子接受一件事情需要用到想象力，在这个时间，你就是艺术家。你要让你的丈夫接受一个观点，也是去用想象力。我觉得艺术家就是每天都在用想象力（的人）。

Q：法国男人有一句话叫“女人45岁的时候最美”，你怎么看？

　　A：对，法国认跟亚洲人在对女人的观点上是相反的，亚洲人特别喜欢少女，法国人特别喜欢成熟的女人。

Q：那你怎么来看待时间流逝，女生自己慢慢成熟的过程？

　　A：我觉得特别好。我觉得长大或者变老，不知道该用哪个词，我就愿意说“长大”，我觉得我每天都在長大，我80岁也会长大，我不觉得我就老了，老了感觉是往下，但是长大就是往上，每天我都有更多的精力，每天都在学新的事情，这让我的生活更快乐。所以对一些少女的爱好，我越来越不理解。最近我很喜欢一个法国女演员，特别年轻，她做了一个采访，没化妆，没做头发，没有华丽的衣服。然后她说，“I’m a creator（创造者）”，我的工作是做创作，而不是表现美丽、性感。

Q：犹太族是一个迁徙的民族，包括你的父母也没有在一个地方呆一辈子，所以想问你现在的生活状态是什么样的，你在北京已经有归属感了吗？

　　A：我跟我的丈夫刘烨从认识到结婚有两年半的时间，我觉得这个时间不算长也不算短。但是在我认识他之后那两天，我知道，就是他。但嫁给刘烨，就等于嫁给中国，因为他不可能生活在法国，所以我想了两年多，我能接受吗？一辈子远离家乡、接受不同的语言、文化，后来我确定可以接受。所以这个问题我就不再重新去想，就这样做了这个决定。

Q：你的作品通常发布在哪里？你提到的“女明星系列”好像一直没见到？

　　A：没有发布，我全部的摄影作品谁都没看过，我差不多从2002年拍到2010年，但只做了两个展览，一个关于上海的历史，另外是出了一本书《中国肖像》，但是这本书也不是在中国出版。

Q：为什么这些作品没有公开呢？还是说像“温度”一样，你自己还觉得不够，如果荣荣没有找到你，你还想要再多拍一点吗？

　　A：是有一点这个原因，我一直觉得这些作品可能不够成熟，觉得我没有这个资格。

Q：你来到北京的时候，北京正处于一个巨大变化的状态，那种翻天覆地的变化会促进艺术的创新，你会不会觉得北京近几年不够刺激了？

　　A：我不知道现在的北京，对年轻人、对二十岁的年轻艺术家来说是什么样。我觉得我们要小心，不要做那种老一代，就是一看过去就觉得过去特别好，我们其实根本不知道现在的年轻艺术家们在做什么，因为现在正是他们创造的时间。

Q：但你可能很久没有遇到一个很有创造力的酒吧了？

　　A：对，因为以我现在这个阶段，已经不去那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