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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0世纪70年代初期开始兴起，并于1977-1978年“乡土文学论战”中达至高潮的台湾乡土文学运动一直被视为是现实主义对60年代现代主义运动的反拨。表面上是艺术风格之争，实则是台湾战后政治、经济、文化等矛盾在文学上的总爆发。在这场论战中，专注于探究内心世界的现代主义文学被斥为脱离台湾现实，乡土文学则试图超越城市/乡村的二元关系，重建文学与现实、与政治的交互作用。现实主义对文学场域的争夺看似在70年代获得了胜利，然而，“政治主导”的场域特性也很大程度上导致了乡土现实主义潮流在八十年代的衰退。
关键词：现代主义现实主义;乡土文学;民族主义论;本土论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677（2021）4-0005-10
作者单位：香港公开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
20世纪70年代初期开始兴起，并于1977-1978年乡土文学论战中达至高潮的台湾乡土文学运动一直被视为是现实主义对60年代现代主义运动的反拨。表面上是艺术风格之争，实则是台湾战后历史上政治、经济、文化等种种矛盾在文学上的总爆发。当60年代专注于探究内心世界的现代主义文学被斥为脱离台湾现实时，70年乡土文学论战中对“乡土文学”的定义试图超越城市/乡村的二元关系，重建文学与现实、与政治的交互作用。现实主义对文学场域的争夺看似在70年代获得了胜利：比如，论战开宗明义即确立现实主义为乡土文学的基本风格，以挑战现代主义;比如，战后的台湾文学主潮在经历战斗文学、怀乡文学、现代主义之后，终于开始将关注点放在台湾社会底层，去倾听压抑许久的大众声音;再比如，台湾文学史的书写者一度竭力推崇批判性现实主义的作家及作品。当我们仔细梳理这场文学场域争夺战的前后，需要重思：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这两个原本可以互补的美学风格是如何被刻意割裂，而形成对立？而在此过程中，文学场域又是如何在外部权力关系的影响下发生变迁？
一、《文学季刊》：现实主义
与现代主义的“史前”对峙
对现代主义进行反思与批判虽然在乡土文学论战中最为显著，却开始于论战之前。
如果说创刊于1960年的《现代文学》将台湾现代主义推向成熟甚至于巅峰，从而奠定了现代主义在整个60年代的主流地位，那么，出现于1966年的《文学季刊》则往往被认为是反对现代主义的先行者，并为70年代现实主义创作潮流的回归奠定了基础。叶石涛在《台湾文学史纲》中率先肯定了《文学季刊》的历史地位：“一九六六年尉天聪、陈映真、黄春明、王祯和、施叔青、七等生等作家，创刊了《文学季刊》，批判六十年代的现代主义和游离现实。迈向新的‘在台湾的中国文学’路程，有助于七十年代文学的欣欣向荣。”①从中可见《文学季刊》的两大作用：一是反对现代主义;如张诵圣所言：“反现代派的批评者以《文季》为大本营。”②二是发展现实主义，如吕正惠所言：“《文学季刊》是将来的台湾现实主义文学的先驱。”③
虽然“推动现实主义”是《文学季刊》在台湾文学史上留下最主要的印象，但细究起来，这份重要期刊的面貌却并不是单一的，也并非从成立之初就已确定其立场。实际上，它的前几期仍有大量现代主义风格的作品，即使在后期对现代主义开始反省，也与七十年代从乡土文学角度对现代主义进行的批判有所不同。《文学季刊》本身的复杂性与变化性显示从现代主义潮流转向现实主义并非一蹴而就，两者亦非完全对立。一方面，在战后单一的“文学政治化”氛围中，现代主义通过“向内转”的方式着力于美学意识的自主，从而为之后乡土现实主义的兴起赢得了空间。有学者指出：“没有六十年代台湾作家的艺术突破，几乎就没有后来七十年代乡土文学更为扎实的经营，也没有八十年代女性主义文学的崛起。”④而另一方面，从现代主义狂热到现代主义批判，再到倡导现实主义，这一过程是从最初的文学内部反省而激化为文学外部的批判。本节将从以下两个角度力图呈现这一复杂纠葛。
首先，从刊物定位来看，《文学季刊》前期未有明确立场，初衷恰是“不要树立任何旗帜”。所刊登的创作则呈现现代主义与现实主义杂糅的风格。前几期作品中，不仅有典型的存在主义风格的作家施叔青和七等生的作品，也有正与现代主义处于蜜月期的尉天聪和黄春明的实验小说，也有对现代主义开始反省和批判的陈映真和刘大任的作品。它们的并置标志着《文学季刊》的兼容精神。
期刊的转型大约出现在1968年所刑发的《春季号》（第6期）。《春季号》的《编辑手记》，是一份对创作和刑物的自我反思。该声明指出：
面对今天的境遇，一个艺术工作者所从事的课题，不仅是技巧上所做的努力，更重要的应该是如何对这个世界付出他的关怀和爱心;一个艺术工作者如果“鸣清高”，便无异自外于这世界，自外于自己生活的时间和空间。“文学季刊”社的同人深深感到这种责任的迫切性，所以将这个刊物作了新的调整。⑤（扉页）
如果说现代主义的创作实践代表着“技巧上所做的努力”，那么这一声明并非完全否定技巧的努力，而是做了主次调整，强调文学艺术与现实世界的关联应放首位。即使是宣布了鲜明的文学立场，但刊物的风格并未即刻转变。根据廖任彰观察：“刊物的基调依旧是现代主义文学，写实精神或传统写实书写杂然并存，像第十期的‘美国地下文学选集’就颇有象征意涵，意指相对于主流的现代主义，居于亚流的写实主义也正勃兴崛起。”⑥
其次，从作家的创作历程来看，《文季》作家群从现代主义向现实主义转变也并非一蹴而就。正如上文所示，《文学季刊》创立成员都曾是以现代主义作品受到注目或正在进行现代主义探索的作家，比如陈映真、刘大任、施叔青、七等生、尉天聪等。在期刊创办时，其中几位尽管开始转向批判现实主义，但转变过程亦值得深究。通过以下几位作家对转型的自述，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文学自觉”过程的共性和差异性。
一九六六年以后，契诃夫式的忧悒消失了。嘲讽和现实主义取代了过去长时期来的感伤和力竭、自怜的情绪。理智的凝视代替了感情的反拨;冷静的、现实主义的分析取代了煽情的、浪漫主義的发抒。当陈映真开始嘲弄，开始用理智去凝视的时候，他停止了满怀悲愤、挫辱和感伤去和他所处的世界对决。他学会了站立在更高的次元，更冷静、更客观、从而更加深入地解析他周遭的事物（陈映真，1975）。⑦ 在文学季刊上，我也写了一些具有现代主义倾向的小说，……而当时自己也颇为自己的创作沾沾自喜。然而，没有多久，我便在其中发现自己的虚无和苍白。……于是几经思考，我便和现代主义做了一次诀别。而促成这次诀别的另一个原因，便是台湾文学对我的启发。（尉天聪，1984）⑧
由七等生的介绍，认识了文学季刊的朋友，并答应创刊号交一篇小说。心里想：要一篇比《男人与小刀》更现代的小说。我很快很认真的写了一篇叫做《跟着脚走》，我希望要现代嘛，连题目都不能土。第一期创刊号的文季出炉了，同仁人手一册，看完了约定在姚一苇先生家见面，当时尉天聪连家都还没有。那时我期待着朋友谈我的作品，但是好像被跳过似的，特别是陈映真的眼神，像是有很多话要说，而由于怕伤害朋友的诸多设想吧，也就没说什么。我很多地方是粗线条的，但碰到颜面的事纤细得不得了，经过这次的聚会，我受到很大的挫折，我回到家想了又想，却没悟过来，还以为写得不够现代。于是乎更用心思，写了第二篇交给第二期的文季，题目是《没头的胡蜂》。杂志出来了，还是没有在同仁之间引起回响。尉天聪为我焦急的说，我为什么不把平时说给他们听的那些故事写出来。第三期写了《青番公的故事》，第四期写了《溺死一只老猫》，姚老师看了，像是比我高兴，拍拍我的肩膀说：春明，这就对了。……我真正的为自己高兴，像是到勒戒所戒毒，经过一番痛苦后戒毒成功，我放声大哭一场……（黄春明，1994）⑨
如果说陈映真和尉天聪代表了自觉转型，黄春明则代表“被动戒毒”，这些自述一方面说明对现代主义的省思和现实主义的吁求在《文学季刊》的日渐增强，甚至因此而导致了编辑部的内部分裂⑩，但另一方面也显示出六十年代现代主义的笼罩性影响。即使之后以乡土文学而闻名的黄春明当时也处于迷茫的探索期，尚未确立未来的方向。
从以上自述中我们可以确认《文学季刊》的转向其实是“现代主义的内部省思”，它们有别于乡土运动开始之后对现代主义的外部批判。所谓“内部省思”是指这是经历现代主义技巧训练以及思想影响的作家对于现代主义作为文学潮流一种反思。反思的内容集中在现代主义在主题、内容与技巧方面。而相比之下，70年代以来对现代主义的外部批判更则逐渐从文学议题转向意识形态批判，更需要从“话语场域”的角度加以剖析。
“内部省思”的特质还可以从陈映真的文章清晰看到。陈映真可以说是《文季》成员中对于现代主义的反思最为自觉的一位。早在1965年他就在《剧场》发表《现代主义底再开发》，此文后来重发于《文学季刊》第三期（1967）。《现代》一文虽被认为是“台湾第一篇反省现代主义的文章”{11}，但研究者在提及此文时，往往忽视其复杂的反省逻辑，即它并非完全否定现代主义。首先，该文肯定了现代主义在反映时代上的“写实性”：“现代主义文艺，在反映现代人的堕落、背德、惧怖、淫乱、倒错、虚无、苍白、荒谬、败北、凶杀、孤绝、无望、愤怒和烦闷的时候，因为它忠实地反映了这个时代，是无罪的。”{12}接着，文章指出现代主义的局限：现代主义本应指谪、批评并唤醒人们注意非人化的倾向，而不是仅仅是将非人化的现代病浓缩了，放回给人们;现代主义只是一种意识的创作，缺乏思考的、人道主义的光辉;现代主义充斥着形式主义的空架子，使它远离了读书群和民众。
然而，陈映真又意识到自己对现代主义的批评是“很机械性的”。《等待果托》的剧场作品让他感动并发现：“现代主义文艺，因为要反映‘现代’这一个未曾有的特殊现实，而必须要求适当表现这现实的特殊形式。当内容和形式完全统一的时候，被商业化了的、硬变的、迷信化了的‘现代’便消失了。现代主义文艺，便在这一个视点上，被承认了它一定的存在价值，对它做无分别的、教条式的攻击，是不正确的。”{13}此处，他再次肯定了成熟的现代主义作品的价值。
再接着，陈映真重点分析了台湾现代主义的缺陷：“第一，在台湾的现代主义，在性格上是亚流的。”“第二，思考上和知性上的贫弱症。”最后指出“现代主义之再开发”的两个方向：一、“回归到现实上”;二、“知性与思考底建立”。{14}
这篇文章是名副其实的關于“现代主义底再开发”，也即关于现代主义，尤其是台湾现代主义如何克服局限、完成自我超越的分析。与其说它代表了现实主义对现代主义的挑战，不如说它呼吁完善的、更有人道主义的和更高境界的现代主义作品。1967年，陈映真发表另一篇省思现代主义的文章《期待一个丰收的季节》再次将对现代主义的批评视作是成长和自我纠正。{15}
在自主性逐渐增强的文化场域内，曾经狂热地拥抱过现代主义的文学青年们固然开始从“文化正当性”角度质疑现代主义，但无论是在他们的创作上，还是理论上，依然回荡着现代主义的幽灵，直到他们的挑战以“政治正当性”之名再度而来。
二、乡土文学论战：从现实主义的
挑战到现实主义之争
如果说《文学季刊》的转变是一场酝酿，那么进入70年代之后，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在文学场域的争夺则愈演愈烈，最终到1977年与1978年的“乡土文学论战”中达到高潮。虽然在这场论战中，《文学季刊》的先行之姿及其创作常常被用来作为乡土文学派的例证，然而，相比于季刊囿于文学范畴的“内部省思”，70年代以乡土文学之名义的现实主义风潮实则属外部批判，折射出文学政治化的趋势。
当1977年《仙人掌》杂志推出“乡土与现实”专辑，正式拉开这场论战的序幕时，编辑即已点明：乡土文学论战是一个时局的产物。
六十年代末期开始，一连串国际世局的震荡，惊醒了一向蛰伏在知识分子心中的民族意识;文学与艺术走向乡土与民间的潮流，亦是这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批判“殖民文化”、“买办思想”，拥护“乡土文化”、“民族文化”的呼声，在短短几年内，便汇成了滔滔洪流，左右了多数知识分子的思想与言论，也造成了自五十年代以后最大的一次文化大论争。由于此次“本土文化”运动，关系到当前与未来中华民族是否能建立一个属自己的文化造型？……因此更多角度的检讨与批评，对此时此地而言，是必要并且也是刻不容缓的工作。（王健壮）{16} 乡土派著名文章《是“现实主义”文学，不是“乡土文学”》不仅在开篇强调了从外部原因来考察文学动向这一论述方式{17}，且具体地罗列了导致乡土文学潮流回归的几大历史事件：“1.民国五十九年十一月开始的钓鱼台事件;2. 民国六十年十月二十五日退出联合国;3. 民国六十一年二月二十一日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北平;4. 民国六十一年九月中日断绝邦交。”{18}再加上经济上，第一次石油危机带来的打击，美援的中止，这一系列事件让台湾知识分子震惊与失望：“我们过去一个劲往西方看，一个劲往东方日本看，总觉得人家好，所有美好的名词都和美国、日本连上关系。可是，到了七十年代以后，我们突然发现这些我们奉以为师、视以为友的‘自由世界’重镇，竟冷酷地背弃了我们。”{19}
这一震惊与失望一方面引发了民族主义热潮，让知识分子的关注点开始从现代化（西化）而转向本土或中国。另一方面，由于国际地位变迁而引发的信心危机，也使本土知识分子开始借此机会抒发长期积累的对国民党政府的不满：“包括受到‘反攻大陆’口号掩盖的、对国家前途的焦虑;对政府迫害异议分子的愤慨;以及诸多其他威权统治所引发的怨怼。”{20}因而，在艺术风格上西化而政治上又持自由主义立场的现代主义作家们首当其冲地被当成了“买办思想”、“殖民文化”的代言人，又同时成了国民党政府的替罪羔羊。
然而，在这场论战中，文学场域并未简单地二分为“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两个阵营，而因为各自政治立场的交错和复杂而不断地分裂。以下将从三个方面来分析论战中的各种分歧如何显示了七十年代文学场域与外部的权力场域，尤其是与政治的密切关系。
（一）乡土文学阵营：批判现实主义的不同论述
论战导致文学场域的不断分化，首先体现在乡土派的内部。在乡土文学阵营内部，对现实主义有三种不同论述：改革论、本土论和民族主义论。{21}他们都具有反国民党官方色彩，推崇现实主义文学，但是对现实的界定不一，甚至彼此矛盾。
以王拓为代表的改革论者完全从社会功能角度定义文学：“一、必须扎根于广大的社会现实与人民的生活中，正确地反映社会内部的矛盾，和民众心中的悲喜，才能成为时代和社会真挚的代言人，而为广大的民众所爱好和拥护。二、文学的发展必须能与当时的社会发展相一致;文学运动必需能发展为一种社会运动，或与社会运动相结合，文学才能更有效滴发挥它改良社会的热情和功能。”{22}
也正是出于社会改革的需求，王拓认为应该以“现实主义文学”取代“乡土文学”，因为后者让人想到与都市对立的乡村文学，无法担负起反对“西化文学”的任务;太过强调方言则容易让人陷入狭隘的、分离的地方主义;容易陷入伤感怀旧的“乡愁文学”，忽略历史和社会发展的客观事实。{23}
王拓是论战中第一位用“现实主义”界定“乡土”的论述者。然而，他的现实主义却并不是从创作风格本身加以讨论的，而是从工具论和实用性出发。他坦承“在乡土文学论战的时代呢，我是一个文学的功利主义者……”{24}对于文学本质的这种看法也使王拓最终从文学场域走向直接政治。相比于现代主義作家的躲进象牙塔、躲进内心和语言，乡土文学倡导者提倡的“参与的文学”，“以为文学创作活动是一种实践活动，欲以文学作品的内涵来感化民众”。{25}因此，改革论者“从文学走向政治”的姿态既是政治场域对于文学场域影响的结果，也反映了文学场域力图介入政治场域的努力。
这两个场域的相互作用在本土论者和民族主义者的论争上体现得更为明显。乡土阵营的第二种构成是本土论者。叶石涛发表于1977年5月发表于《夏潮》的《台湾乡土文学史导论》是本土论的滥觞。此文将台湾的乡土文学定义为“站在台湾的立场上来透视世界的作品”。{26}而何谓“台湾立场”和“台湾意识”？叶定义道：“所谓‘台湾意识’——即居住在台湾的中国人的共通经验，不外是被殖民的，受压迫的共通经验;换言之，在台湾乡土文学上所反映出来的，一定是‘反帝、反封建’的共通经验以及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跟大自然搏斗的共通记录。”{27}他认为正是“反帝反封建”的意识决定了台湾乡土文学本质特点和主要传统——写实主义。“台湾作家这种坚强的现实意识，参与抵抗运动的精神，形成台湾乡土文学的传统，而他们的文学必定有民族风格的写实文学。”{28}并且，这种写实风格还必须是“批判性的写实”才行{29}，因它必须描写民族的苦难和反对体制。以叶为代表的乡土文学理论将原本带阶级色彩的乡土文学转化为以地域为中心的台湾文学。这种将“乡土文学”的内核置换为“台湾文学”的论述，也即是台湾文学史中乡土文学论战“正史化”过程的开始。{30}尽管叶石涛也提及乡土文学的中国普遍性，并说台湾的乡土风格“乃是属于汉民族文化的一支流”，但这更像是一个话语策略{31}，其重心则在于通过对台湾殖民时期反帝反封建文学传统的梳理，来强调其种族、风土、历史等多元性因素造成的特殊性，来凸显台湾文学的固有属性。
本土论的话语策略和实际意图引起了乡土文学阵营其他论者的警惕。陈映真在1977年6月针对叶文发表了《乡土文学的盲点》，直指“本土论”的盲点。陈犀利指出，除非强调台湾抵抗时期的中国特点，不然叶文强调的“台湾立场”是暧昧不明的。陈更批判企图将“台湾人意识”推演为“台湾的文化民族主义”的论调是“用心良苦的，分离主义的议论”。{32}以彼之矛攻彼之盾，同样依据日据时期历史，陈映真强调：台湾的经济实际上是以农村经济为主体，而农村本是“中国意识”的根据地，而即使是城市的抗日运动也是以“中国意识”为民族解放的基础。既然如此，叶所定义的以“反帝反封建”为核心的“台湾意识”，其基础恰恰是“坚毅磅礴的中国意识了”。{33}
陈映真对本土论者的批判代表了乡土阵营的第三种构成——民族主义者的声音。他将现实主义视作“中国意识”和第三世界文学特质的载体，并将叶文中的“台湾乡土文学”，修正为“在台湾的中国文学”。他用殖民地文学的普遍性对叶所强调的台湾文学的“反帝反封建”的独特性进行了解构，进而指出台湾乡土文学的个性必需置于中国近代反帝反封建的文学传统中，方显其光辉。 在十九世纪资本主义所欺凌的各弱小民族的土地上，一切抵抗的文学，莫不带有各别民族的特点，而且由于反映了这些农业的殖民地之社会现实条件，也莫不以农村中的经济底、人底问题，作为关切和抵抗的焦点。台湾“乡土文学”的个性，便在全亚洲、全中南美洲和全非洲殖民地文学的个性中消失，而在全中国近代反帝、反封建的个性中，统一在中国近代文学之中，成为它光辉的、不可割切的一环。{34}
随后，陈更为明确地说明了现实主义在建立爱国的、民族文学的风格上的“无限辽阔的可能性”，勉励新一代的青年，“开发一种以台湾的中国生活为材料，以中国民族风格和现实主义为形式，创造全新的文学发展阶段，带来中国新文学在新阶段中的一次更大的丰收”。{35}
陈映真曾说：“我想台湾作家里面没有一个像我这样持续性对现代派、现代主义的批评。”{36}不过，通过比较他在60年代与70年代对现代主义的批判，我们可以发现在他的持续批评中实际上重心发生了转移：从现代主义的部分肯定变成完全否定，从文学主题与形式探讨变成意识形态的探讨。
总结以上代表乡土文学立场的三条路线，它们共同呈现为现实主义对于代表西化的现代主义的批判，亦即是文学层面的“反帝”。尽管在台湾意识与中国意识上有所分歧，“但真正隐而不宣的对头是国民党官方文工机器。”{37}显然，论战的发生意味着，“国民党的文艺政策在作家之间的影响与支配已经式微。或者更清楚而言，官方的右翼中华民族主义已失去举足轻重的地位。正在崛起的是左翼台湾史观与左翼中国史观。”{38}从国民党官方立场捍卫者对乡土文学的反应来看，他们真正担心的也正是“隐藏在这些作品社会写实主义技巧下，对当时既有社会经济体制的尖锐批判”{39}，即乡土文学运动的左翼性。然而，吊诡的是，从文学传统来看，无论在日据时期还是在战后，台湾乡土文学本颇具左翼色彩，但经乡土文学论战，随着乡土与国族/民族论述的关系不断被强化，左翼价值观和阶级意识在80年代反而褪色了。正如邱贵芬所言：“由于乡土文学之蔚为风潮，民族主义式的‘反西化’诉求是最原始的，也是最重要的驱动力，‘阶级’思维在乡土文学时期也经常收纳在以民族主义为重点的叙述里。”{40}
（二）官方文艺：现实主义的另一面
吕正惠曾将70年代的乡土文学界定为“左翼乡土文学”：“左翼乡土文学在思想上蕴涵了两种倾向：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41}即使乡土阵营的三种路线诠释了不同的“民族主义”，但其社会主义/左翼的立场却并无二致。这一点显然为国民党官方文人所捕捉到了。站在乡土文学对立面的官方文艺声音可以总结为以下几种：
第一种是批判“批判性现实主义”，主张“健康写实主义”。银正雄的《坟地哪里来的钟声？》（1977）为此种声音的代表。此文率先以王拓、黄春明和王祯和当时的作品为例对批判性现实主义发起攻击：
民国六十年后，“乡土文学”却有逐渐变质的倾向，我们发现某些“乡土”小说的精神面貌不再是清新可人，我们看到这些人的脸上赫然有仇恨、愤怒的皱纹，我们也才领悟到当年被人提倡的“乡土文学”有变成表达仇恨、憎恶等意识的工具的危机。{42}
他呼吁纯真乡土的回归：“而今天我们当务之急是要恢复我们‘乡土文学’的本来面目，就是要使我們的文学作品再洋溢一片温馨、纯真、有清新、健康的生命力的精神，这才是我们今日的目的。”{43}此文揭示了官方文艺与左翼乡土固然在意识形态上对立，但在文艺形式上却有相似之处：都认可写实/现实主义。唯前者倡导健康写实，主张在现实书写中看到社会的进步，歌颂传统伦理与人性的光辉。而后者则着力批判现实，务求再现真实世界的矛盾和冲突，要唤起被压迫的阶级，为改变而抗争。
官方文艺的第二种声音是强调民族文化正统，却否定民间文化。论战中以朱西宁为代表。朱虽赞赏日据时期台湾作家为保存民族文化的努力，却并不认同回归台湾乡土，反而从“汉文化正统论”的角度质疑台湾文化的精纯度：“要留意的是在这片曾被日本占据经营了半个世纪的乡土，其对民族文化的忠诚度和精纯度如何？”他颇苦口婆心地教导：“在台湾这块土地所存留的汉文化老根，实则已多多少少受到日本文化有意的斫伤。因而台湾本土作家的发展文艺，出于自觉自悟的还都是把回归民族文化为前提，稳稳渐渐的来密接上民族文化的主根，才好一无虞虑的回归民间。”{44}在叶石涛看来，朱西宁的民族文化正统论是“杞人忧天”，“暴露了他对台湾这块土地和人民过去的历史的无知和曲解。”{45}陈映真则斥之为“中原沙文主义”。{46}有趣的是，朱文不仅担忧战后的乡土文学，亦同样以“民族文化”为标准对“五四新文学”、社会文艺（左翼文学）甚至于部分官方文艺都提出一定的批评。可见，以朱为代表的官方民族主义者实以承继中国传统文化的道统而自居。
官方文艺的第三种态度是以彭歌为代表的“人性论”。彭歌著名文章《不谈人性，何有文章》指出“如果不辨善恶，不讲阶级，不承认普遍的人性，哪里还有文学？”{47}文章中一一点名批判王拓、陈映真和尉天聪的左翼文学观念和立场，不仅断言阶级论并不能正确地反映现实：“用阶级观点来限制文学，和用阶级观点来推行政治意义，都是走不通的绝路”{48}，而且直指乡土文学作品中“强烈的党派性”。就观点而言，人性论与阶级论之争一直是资产阶级自由主义作家阵营与左翼阵营分歧的焦点。上可追溯至20年代末新月派与左翼作家的论争。但尽管彭歌的文章自我标榜是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的立场，而归根结底这两个立场是为服务于当时的官方文艺需求。正如文中提到“我不赞成文学沦为政治的工具，我更反对文学沦为敌人的工具。”{49}
乡土文学的讨论发展至此，已经成为政治上的帽子之战。1977年8月2日，余光中发表《狼来了》，把“工农兵文艺”更为直接具体地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相关联。此文被徐复观先生称为政治上的“血滴子”。{50}在论战发酵半年间，《中国时报》和《联合报》两大官方报纸从1977年7月15日到11月24日为止，组织了五十八篇文章围剿乡土文学，结集出版为《当前文学问题总批判》。但批判乡土文学的官方活动在1978年1月出现逆转。在台北召开的“国军文艺大会”上，总政战部主任王升强调要团结乡土，“乡土之爱扩大了就是国家之爱、民族之爱，这是高贵的感情，不应该反对的。”{51}这次大会被看作是国民党官方对乡土文学的收编，也由此为乡土文学论战画上了一个暂时的休止符。{52} 这场论争缘起于现实主义对现代主义的挑战，却成了两种现实主义的对峙——左翼的、本土的批判性现实主义与国民党官方倡导的标榜中华文化正统的“健康写实主义”之间的竞争，最后终于在后者的“包容”下，完成了前者的合法化和正史化过程。
三、结语：夹击中的现代主义及后续
陈映真认为：“乡土文学最重要的一点是反抗西化的文学。”{53}然而，在这场政治硝烟弥漫的论战中，台湾现代派的声音却是相对沉寂的。正面迎战的代表似只有王文兴，并随之遭受了“两面夹击”。1978年1月，王文兴在《乡土文学的功与过》的演讲中表达了他的立场。“我的结论是：乡土文学的创作，我不反对，而乡土的论调，我反对到底。”{54}他列举了反对的原因，即乡土文学理论的四大缺点：（一）认为文学必须以社会服务为目的;（二）文学应该力求简化;（三）公式化，使得乡土文学成为另一种八股;（四）排他性。除了乡土写实以外，看不到其他文学存在。王进一步表达了自己的文学观，如“美感的经验是中立的文学”，“文学的目的是在使人快乐，仅此而已。”并且扩大了写实主义的范畴：将乔埃斯和乌尔夫等心理写实主义以及象征写实主义，如汤姆斯·曼和卡缪都纳入，以说明乡土和普罗文学只是现实主义的狭窄部分。因王文兴一直认为“现代主义基本是写实的”。{55}
王文兴犯了众怒，招致了乡土文学阵营与官方文艺的双重攻击。1978年，一本集结二十三篇批评文章的文集《这样的教授王文兴》出版，对王文兴的《乡土文学的功与过》以及他的作品进行了批判。其中既有来自乡土文学阵营，如王拓等，亦有来自官方背景的胡秋原等。他们批评了王的文学观、阶级观/经济观和民族文化观等种种。有趣的是，当乡土派将现代派视作是国民党专制统治和西方殖民主义的双重代表时，官方同样不满意王文兴的“反对西化就是反对文化”的“洋泾浜”观点。因此，在这场乡土论战中，现代派“里外不是人”的位置恰恰反证了在七十年代反殖民的民族主义氛围中，乡土派和官方在文艺以及意识形态的“异中有同”。
“异中有同”一则体现在乡土与国族论述的关系上。王德威曾指出：“乡土文学论战自始至终即在国族论述的大纛下进行。”{56}虽然意识形态前提迥然不同，但话语的策略与论述结构却是类似的。“归根究底，台湾乡土/国族论述威权的树立，国民党其实是始作俑者。”{57}即使论战十年后，“国族”被赋予了各种涵义，而乡土与国族/民族的论述关系却被保留下来了。而以王文兴为代表的现代派之尴尬在于，“台湾现代派作家未从‘民族主义’立场出发，回应‘中国创伤现代性’历史想象叙述，遂成为众矢之的。”{58}
二则体现在现实主义与原道精神的关系上。纵观中国现代文学史，乡土加写实的信条尽管以各种面目出现，从为人生小说、乡土小说、革命文学、到健康写实主义，无论左右，一直是文学主流。究其原因，或可归结于中国知识分子根深蒂固的“文以载道”的理念。“他们力求客观无我，但一股原道精神——不论是为人性、为主义、还是为国家原道——总是呼之欲出。”{59}而现代派是与这种“原道精神”背道而驰的：“对高层文化的认同构成现代派作家的一种强韧的内驱力，这个内驱力使得他们即使在现代主义风潮消匿之后仍然努力不懈。而从另一方面来讲，这个现代派的菁英主义倾向又正是七十年代乡土文学派攻击他们的一个主要焦点。”{60}
现代主义的尴尬折射出菁英主义“艺术自主观”被边缘化的过程，并反衬了七十年代以来台湾文学场域逐渐由“文化正当性”向“政治正当性”的变迁。然而，“政治主导”的场域特性反而很大程度上导致了乡土现实主义潮流在八十年代的衰退，以致于“从世纪末的角度回顾，乡土/写实型的作品远不如论战前引人注目。”{61}这种衰退可以从两个方面寻找原因：一方面，“作家把他的现实关怀转移到政治上去了”，{62}如王拓、杨青矗、宋泽莱，以及陈映真等直接参与了政治实践。另一方面，就现实主义文学的艺术水平而言，“意识形态太过于限制了小说的结构和人物的行动。整部小说明显地是以某一意识形态去‘设计’出来的，而不是小说的情节以‘自然而然’的方式去发展出意识形态。”{63}但实际上，即使曾被两面夹击，现代主义的幽灵却并未远离。乡土文学的重要作者，例如陈映真，即使经历了自我否认和批判之后，仍在其后期的创作中留下现代主义惯有颓废风格，而正是这些萦绕的痕迹为其主义和使命感先行的作品增添了一份动人的艺术感性（artistic sensibility）。{64}
①{25}{45} 叶石涛：《台湾文学史纲》，高雄：春辉出版社1987年版，第123页，第168页，第114页。
②{20} 张诵圣：《现代主义·当代台湾：文学典范的轨迹》，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版，第212页，第211页。
③{41}{62}{63} 吕正惠：《战后台湾文学经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版，第82页，第74页，第90页，第91页。
④ 陈芳明：《台湾新文学史》，台北：联经出版社2011年版，第384页。
⑤ 尉天聪主编：《文学季刊》，1968年（春季），扉页。
⑥ 廖任彰：《尉天聪与台湾现代主义文学运动》，台湾“国立政治大学”硕士论文，2010年，第116页。
⑦ 陳映真：《陈映真作品集9》，台北：人间出版社1988年版，第9-10页。
⑧ 尉天聪：《我的文学生涯（中）》，《中国论坛》总199期，1984年1月，第67页。
⑨ 黄春明：《罗东来的文学青年》，《中国时报》1994年1月6日，第39页。
⑩ 正是对写作风格的取向不同，导致了第五期开始七等生从《文学季刊》出走。“当我发表《精神病患》、《放生鼠》时，他们都表称赞，我随着发表《我爱黑眼珠》、《灰色鸟》等作品，他们就摇头，以为我走的路线不对，以为我没有理想和使命感，而且不写实。……从此之后，我就不再和其他的作家有热切的交往……七等生，《给安若尼·典可的三封信》，《台湾文艺》1985年总第96期。 {11} 赵稀方：《今天我们为什么纪念陈映真？》，《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7年第6期，第95页。
{12}{13}{14} 陈映真：《陈映真作品集8》，台北：人间出版社1988年版，第1页，第4页，第5页。
{15} “众多在青少年时代狂热地拥抱过现代主义的文学青年们，在他们大学毕业以后，逐渐对于一度热爱过的现代诗的一般，发生了怀疑，甚而至于批判的态度。这正说明了他们自己的成长，也说明了在台湾的新文学毕竟具备了自己矫正自己，向前不断发展的、可贵的能力。”陈映真：《陈映真作品集8》，台北：人间出版社1988年版，第13页。
{16} 王健壮：《编辑室》，《仙人掌》1977年4月第2期，第2-3页。
{17}{22} “我认为政治的与经济的变化，是带动社会各层面产生变化最主要的原因。那么把反映各个时代的历史与社会的文学，放在政治与经济的条件下来考察，应该是一件适切的做法。”见李拙（王拓）：《二十世纪台湾文学发展的动向》，尉天聪编《乡土文学讨论集》，台北：远景出版事业公司1980年版，第120页，第128页。
{18}{23} 王拓：《是现实主义文学，不是乡土文学》，尉天聪编《乡土文学讨论集》，台北：远景出版事业公司1980年版，第101页，第115-117页。
{19}{35} 陈映真：《文学来自社会，反映社会》，尉天聪编《乡土文学讨论集》，台北：远景出版事业公司1980年版，第63页，第68页。
{21} 游胜冠：《台湾文学本土论的兴起与发展》，台北：前卫出版社1996年版，第300页。
{24} 王拓：《访谈王拓》，转引自林肇豊：《王拓的文学与思想研究》，台湾师范大学台湾文化及语言文学研究所学位论文，2006年，第80页。
{26}{27}{28}{29} 叶石涛：《台湾乡土文学史导论》，尉天聪编《乡土文学讨论集》，台北：远景出版事业公司1980年版，第72页，第73页，第77页，第78页。
{30}{37}{56}{57}{59}{61} 王德威：《如何现代，怎样文学：十九、二十世纪中文小说新论》，台北：麦田出版社2008年版，第161页，第161页，第160页，第163页，第166页，第166页。
{31} 尽管叶石涛在70年代末的文章中曾反复提到台湾乡土文学的中国普遍性，和中国民族主义的关系，将乡土文学归为中国文学一环，甚至更为具体到“其实乡土文学根本上就是三民主义的文学”。但是，到了解严之后再回顾70年代时，叶却将乡土文学论战视作是王拓、陈映真和尉天聪为代表的中国新民族主义者与国民党为代表的中国旧民族主义者之间的分裂，而“并非真正地落实在本土的历史、人民和土地上”。有论者将此变化解释为80年代以来的本土论影响下对70年代乡土文学运动“再解读”的结果（萧阿勤：《民族主义与台湾一九七○年代的“乡土文学”：一个文化（集体）记忆变迁的探讨》，《台湾史研究》2000年第2期，第77-138页），也有论者认为叶在60和70年代的言论更像用一种当时通行的“公开文本”（publictranscript）来表达一种“隐蔽文本”（hiddentranscript）（吴介民：《乡土文学论战中的社会想象——文化界公共领域之集体认同的形塑与冲突》，收录于李丁赞编《公共领域在台湾：困境与契机》，台北：桂冠2004年版，第299-355页）。本文亦认为这是一种话语策略，因为解严之后，叶石涛曾专门提及在戒严时代写作时，“不得不谨慎下笔。”（叶石涛：《台湾文学入门》，高雄：春晖出版社1997年版，第2页）。
{32}{33}{34} 陈映真：《乡土文学的盲点》，尉天聪编《乡土文学讨论集》，台北：远景出版事业公司1980年版，第97页，第98页，第95页。
{36}{53} 有趣的是，在80年代，陈映真对于现代主义的看法有所修正：“对于台湾现代派这个问题现在要重新评估，过高的评估现代派是不对的，像我过去一样完全采取否定的态度，恐怕也要修正。”同时，陈映真对现实主义的看法也进行了修正：“检讨的结果就是说我有一个错误倾向，囿于严肃的现实主义，这个错误是在看到拉丁美洲小说后才发现的，并且得到启示，我们中国的现实主义传统太严肃，太愁眉苦脸，令人心情沉重。运用的语言也好，思考的方式也好，使得它幻想的部分或联想的部分或创造的部分受到局限。”“现实主义也要再解放……”。陈映真《陈映真文集·文论卷》，北京：中国友谊出版社1998年版，第72页，第75页。
{38} 陈芳明：《现代主义及其不满》，台北：联经出版社2013年版，第70页。
{39} 萧阿勤：《民族主义与台湾一九七○年代的“乡土文学”：一个文化（集体）记忆变迁的探讨》，《台湾史研究》2000年第2期，第99页。
{40}{58} 邱贵芬：《翻译驱动力下的台湾文学生产：1960-1980现代派与乡土文学的辩证》，陈建忠等编，《台湾小说史论》，台北：麦田出版社2007年版，第249页，第213页。
{42}{43} 银正雄：《坟地里哪来的钟声？》，尉天聪编《乡土文學讨论集》，台北：远景出版事业公司1980年版，第200页，第203页。
{44} 朱西宁：《回归何处？如何回归？》，尉天聪编《乡土文学讨论集》，台北：远景出版事业公司1980年版，第219页，第220页。
{46} 陈映真：《在民族族文学的旗帜下团结起来》，《仙人掌》1978年8月2卷6号。
{47}{48}{49} 彭歌：《不谈人性，何有文学？》，尉天聪编《乡土文学讨论集》，台北：远景出版事业公司1980年版，第263页，第262页，第262-263页。
{50} 徐复观：《评台北有关“乡土文学”之争》，尉天聪编《乡土文学讨论集》，台北：远景出版事业公司1980年版，第333页。 {51} 曾祥鐸：《参加国军文艺大会的感想》，尉天聪编《乡土文学讨论集》，台北：远景出版事业公司年1980版，第848页。
{52} 为何国民党官方的态度发生了如此变化？游胜冠的解释是：“乡土文学论战在胡秋原、任卓宣、徐复观等人表示对现实主义文学、民族文学支持的维护下，终于以和平的结局收场，同时，论战进行中戒严体制下第一次反政府的群众抗议事件‘中坜事件’也在1977年11月19日爆发，现实主义文学阵营在被官方文运人员扣上‘红帽子’之后，能逃过国民党政府以逮捕知识分子消弭异议的一贯作法，经济繁荣、教育普及所带给社会环境的急剧变化与民主化要求的升高，应该也是主要原因。”游胜冠：《台湾文学本土论的兴起与发展》，台北：前卫出版社1996年版，第299页。
{54}{55} 王文兴：《乡土文学的功与过》，尉天聪编《乡土文学讨论集》，台北：远景出版事业公司1980年版，第518页，第518-527页。
{60} 张诵圣：《文学场域的变迁：当代台湾小说论》，台北：台湾联合文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9页。
{64} “艺术感性（artistic sensibility）”一词是评论家施淑对陈映真早期小说的风格的描述。见施淑：《台湾的忧郁——论陈映真早期小说及其艺术》，《两岸——现当代文学论集》，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31页。王德威则认为陈映真后期广为好评的作品，比如《铃铛花》《山路》和《赵南栋》之所以真诚撼人，也与作品的“颓废风格”有关。
A Tug of War between Realism and Modernism： Before and After
the Debate about the ‘Hsiang-T’u’ Literature in Taiwan in the 1970s
Yu Xuying
Abstract： The ‘Hsiang-T’u’ literary movement in Taiwan that rose in the early 1970s， reaching its peak in the 1977-1978 ‘Hsiang-T’u’ Literary Debate， has been regarded as the reaction of realism against the 1960s modernist movement. On the surface， it’s a debate about artistic styles. In reality， it’s an eruption of all the contradictions， political， economic and cultural， in literature in Taiwan after the war. When the 1960s modernist literature focusing on the inner world was dismissed as detached from the reality in Taiwan， the advocacy for ‘Hsiang-T’u’ literature was not a duo-relationship of cities and villages but an attempt to re-establish literature as part of an interaction with reality as well as with politics.The striving of realism for the literary domain looks as if it had gained victory in the 1970s but the politics-guided site-specificity， to a large degree， has led to the decline of the trend of ‘Hsiang-T’u’ realism in the 1980s.
Keywords： Modernism， realism， ‘Hsiang-T’u’ literature， nationalist theory， theory of nativity
关键词：现代主义现实主义;乡土文学;民族主义论;本土论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677（2021）4-0005-10
作者单位：香港公开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
20世纪70年代初期开始兴起，并于1977-1978年乡土文学论战中达至高潮的台湾乡土文学运动一直被视为是现实主义对60年代现代主义运动的反拨。表面上是艺术风格之争，实则是台湾战后历史上政治、经济、文化等种种矛盾在文学上的总爆发。当60年代专注于探究内心世界的现代主义文学被斥为脱离台湾现实时，70年乡土文学论战中对“乡土文学”的定义试图超越城市/乡村的二元关系，重建文学与现实、与政治的交互作用。现实主义对文学场域的争夺看似在70年代获得了胜利：比如，论战开宗明义即确立现实主义为乡土文学的基本风格，以挑战现代主义;比如，战后的台湾文学主潮在经历战斗文学、怀乡文学、现代主义之后，终于开始将关注点放在台湾社会底层，去倾听压抑许久的大众声音;再比如，台湾文学史的书写者一度竭力推崇批判性现实主义的作家及作品。当我们仔细梳理这场文学场域争夺战的前后，需要重思：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这两个原本可以互补的美学风格是如何被刻意割裂，而形成对立？而在此过程中，文学场域又是如何在外部权力关系的影响下发生变迁？
一、《文学季刊》：现实主义
与现代主义的“史前”对峙
对现代主义进行反思与批判虽然在乡土文学论战中最为显著，却开始于论战之前。
如果说创刊于1960年的《现代文学》将台湾现代主义推向成熟甚至于巅峰，从而奠定了现代主义在整个60年代的主流地位，那么，出现于1966年的《文学季刊》则往往被认为是反对现代主义的先行者，并为70年代现实主义创作潮流的回归奠定了基础。叶石涛在《台湾文学史纲》中率先肯定了《文学季刊》的历史地位：“一九六六年尉天聪、陈映真、黄春明、王祯和、施叔青、七等生等作家，创刊了《文学季刊》，批判六十年代的现代主义和游离现实。迈向新的‘在台湾的中国文学’路程，有助于七十年代文学的欣欣向荣。”①从中可见《文学季刊》的两大作用：一是反对现代主义;如张诵圣所言：“反现代派的批评者以《文季》为大本营。”②二是发展现实主义，如吕正惠所言：“《文学季刊》是将来的台湾现实主义文学的先驱。”③
虽然“推动现实主义”是《文学季刊》在台湾文学史上留下最主要的印象，但细究起来，这份重要期刊的面貌却并不是单一的，也并非从成立之初就已确定其立场。实际上，它的前几期仍有大量现代主义风格的作品，即使在后期对现代主义开始反省，也与七十年代从乡土文学角度对现代主义进行的批判有所不同。《文学季刊》本身的复杂性与变化性显示从现代主义潮流转向现实主义并非一蹴而就，两者亦非完全对立。一方面，在战后单一的“文学政治化”氛围中，现代主义通过“向内转”的方式着力于美学意识的自主，从而为之后乡土现实主义的兴起赢得了空间。有学者指出：“没有六十年代台湾作家的艺术突破，几乎就没有后来七十年代乡土文学更为扎实的经营，也没有八十年代女性主义文学的崛起。”④而另一方面，从现代主义狂热到现代主义批判，再到倡导现实主义，这一过程是从最初的文学内部反省而激化为文学外部的批判。本节将从以下两个角度力图呈现这一复杂纠葛。
首先，从刊物定位来看，《文学季刊》前期未有明确立场，初衷恰是“不要树立任何旗帜”。所刊登的创作则呈现现代主义与现实主义杂糅的风格。前几期作品中，不仅有典型的存在主义风格的作家施叔青和七等生的作品，也有正与现代主义处于蜜月期的尉天聪和黄春明的实验小说，也有对现代主义开始反省和批判的陈映真和刘大任的作品。它们的并置标志着《文学季刊》的兼容精神。
期刊的转型大约出现在1968年所刑发的《春季号》（第6期）。《春季号》的《编辑手记》，是一份对创作和刑物的自我反思。该声明指出：
面对今天的境遇，一个艺术工作者所从事的课题，不仅是技巧上所做的努力，更重要的应该是如何对这个世界付出他的关怀和爱心;一个艺术工作者如果“鸣清高”，便无异自外于这世界，自外于自己生活的时间和空间。“文学季刊”社的同人深深感到这种责任的迫切性，所以将这个刊物作了新的调整。⑤（扉页）
如果说现代主义的创作实践代表着“技巧上所做的努力”，那么这一声明并非完全否定技巧的努力，而是做了主次调整，强调文学艺术与现实世界的关联应放首位。即使是宣布了鲜明的文学立场，但刊物的风格并未即刻转变。根据廖任彰观察：“刊物的基调依旧是现代主义文学，写实精神或传统写实书写杂然并存，像第十期的‘美国地下文学选集’就颇有象征意涵，意指相对于主流的现代主义，居于亚流的写实主义也正勃兴崛起。”⑥
其次，从作家的创作历程来看，《文季》作家群从现代主义向现实主义转变也并非一蹴而就。正如上文所示，《文学季刊》创立成员都曾是以现代主义作品受到注目或正在进行现代主义探索的作家，比如陈映真、刘大任、施叔青、七等生、尉天聪等。在期刊创办时，其中几位尽管开始转向批判现实主义，但转变过程亦值得深究。通过以下几位作家对转型的自述，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文学自觉”过程的共性和差异性。
一九六六年以后，契诃夫式的忧悒消失了。嘲讽和现实主义取代了过去长时期来的感伤和力竭、自怜的情绪。理智的凝视代替了感情的反拨;冷静的、现实主义的分析取代了煽情的、浪漫主義的发抒。当陈映真开始嘲弄，开始用理智去凝视的时候，他停止了满怀悲愤、挫辱和感伤去和他所处的世界对决。他学会了站立在更高的次元，更冷静、更客观、从而更加深入地解析他周遭的事物（陈映真，1975）。⑦ 在文学季刊上，我也写了一些具有现代主义倾向的小说，……而当时自己也颇为自己的创作沾沾自喜。然而，没有多久，我便在其中发现自己的虚无和苍白。……于是几经思考，我便和现代主义做了一次诀别。而促成这次诀别的另一个原因，便是台湾文学对我的启发。（尉天聪，1984）⑧
由七等生的介绍，认识了文学季刊的朋友，并答应创刊号交一篇小说。心里想：要一篇比《男人与小刀》更现代的小说。我很快很认真的写了一篇叫做《跟着脚走》，我希望要现代嘛，连题目都不能土。第一期创刊号的文季出炉了，同仁人手一册，看完了约定在姚一苇先生家见面，当时尉天聪连家都还没有。那时我期待着朋友谈我的作品，但是好像被跳过似的，特别是陈映真的眼神，像是有很多话要说，而由于怕伤害朋友的诸多设想吧，也就没说什么。我很多地方是粗线条的，但碰到颜面的事纤细得不得了，经过这次的聚会，我受到很大的挫折，我回到家想了又想，却没悟过来，还以为写得不够现代。于是乎更用心思，写了第二篇交给第二期的文季，题目是《没头的胡蜂》。杂志出来了，还是没有在同仁之间引起回响。尉天聪为我焦急的说，我为什么不把平时说给他们听的那些故事写出来。第三期写了《青番公的故事》，第四期写了《溺死一只老猫》，姚老师看了，像是比我高兴，拍拍我的肩膀说：春明，这就对了。……我真正的为自己高兴，像是到勒戒所戒毒，经过一番痛苦后戒毒成功，我放声大哭一场……（黄春明，1994）⑨
如果说陈映真和尉天聪代表了自觉转型，黄春明则代表“被动戒毒”，这些自述一方面说明对现代主义的省思和现实主义的吁求在《文学季刊》的日渐增强，甚至因此而导致了编辑部的内部分裂⑩，但另一方面也显示出六十年代现代主义的笼罩性影响。即使之后以乡土文学而闻名的黄春明当时也处于迷茫的探索期，尚未确立未来的方向。
从以上自述中我们可以确认《文学季刊》的转向其实是“现代主义的内部省思”，它们有别于乡土运动开始之后对现代主义的外部批判。所谓“内部省思”是指这是经历现代主义技巧训练以及思想影响的作家对于现代主义作为文学潮流一种反思。反思的内容集中在现代主义在主题、内容与技巧方面。而相比之下，70年代以来对现代主义的外部批判更则逐渐从文学议题转向意识形态批判，更需要从“话语场域”的角度加以剖析。
“内部省思”的特质还可以从陈映真的文章清晰看到。陈映真可以说是《文季》成员中对于现代主义的反思最为自觉的一位。早在1965年他就在《剧场》发表《现代主义底再开发》，此文后来重发于《文学季刊》第三期（1967）。《现代》一文虽被认为是“台湾第一篇反省现代主义的文章”{11}，但研究者在提及此文时，往往忽视其复杂的反省逻辑，即它并非完全否定现代主义。首先，该文肯定了现代主义在反映时代上的“写实性”：“现代主义文艺，在反映现代人的堕落、背德、惧怖、淫乱、倒错、虚无、苍白、荒谬、败北、凶杀、孤绝、无望、愤怒和烦闷的时候，因为它忠实地反映了这个时代，是无罪的。”{12}接着，文章指出现代主义的局限：现代主义本应指谪、批评并唤醒人们注意非人化的倾向，而不是仅仅是将非人化的现代病浓缩了，放回给人们;现代主义只是一种意识的创作，缺乏思考的、人道主义的光辉;现代主义充斥着形式主义的空架子，使它远离了读书群和民众。
然而，陈映真又意识到自己对现代主义的批评是“很机械性的”。《等待果托》的剧场作品让他感动并发现：“现代主义文艺，因为要反映‘现代’这一个未曾有的特殊现实，而必须要求适当表现这现实的特殊形式。当内容和形式完全统一的时候，被商业化了的、硬变的、迷信化了的‘现代’便消失了。现代主义文艺，便在这一个视点上，被承认了它一定的存在价值，对它做无分别的、教条式的攻击，是不正确的。”{13}此处，他再次肯定了成熟的现代主义作品的价值。
再接着，陈映真重点分析了台湾现代主义的缺陷：“第一，在台湾的现代主义，在性格上是亚流的。”“第二，思考上和知性上的贫弱症。”最后指出“现代主义之再开发”的两个方向：一、“回归到现实上”;二、“知性与思考底建立”。{14}
这篇文章是名副其实的關于“现代主义底再开发”，也即关于现代主义，尤其是台湾现代主义如何克服局限、完成自我超越的分析。与其说它代表了现实主义对现代主义的挑战，不如说它呼吁完善的、更有人道主义的和更高境界的现代主义作品。1967年，陈映真发表另一篇省思现代主义的文章《期待一个丰收的季节》再次将对现代主义的批评视作是成长和自我纠正。{15}
在自主性逐渐增强的文化场域内，曾经狂热地拥抱过现代主义的文学青年们固然开始从“文化正当性”角度质疑现代主义，但无论是在他们的创作上，还是理论上，依然回荡着现代主义的幽灵，直到他们的挑战以“政治正当性”之名再度而来。
二、乡土文学论战：从现实主义的
挑战到现实主义之争
如果说《文学季刊》的转变是一场酝酿，那么进入70年代之后，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在文学场域的争夺则愈演愈烈，最终到1977年与1978年的“乡土文学论战”中达到高潮。虽然在这场论战中，《文学季刊》的先行之姿及其创作常常被用来作为乡土文学派的例证，然而，相比于季刊囿于文学范畴的“内部省思”，70年代以乡土文学之名义的现实主义风潮实则属外部批判，折射出文学政治化的趋势。
当1977年《仙人掌》杂志推出“乡土与现实”专辑，正式拉开这场论战的序幕时，编辑即已点明：乡土文学论战是一个时局的产物。
六十年代末期开始，一连串国际世局的震荡，惊醒了一向蛰伏在知识分子心中的民族意识;文学与艺术走向乡土与民间的潮流，亦是这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批判“殖民文化”、“买办思想”，拥护“乡土文化”、“民族文化”的呼声，在短短几年内，便汇成了滔滔洪流，左右了多数知识分子的思想与言论，也造成了自五十年代以后最大的一次文化大论争。由于此次“本土文化”运动，关系到当前与未来中华民族是否能建立一个属自己的文化造型？……因此更多角度的检讨与批评，对此时此地而言，是必要并且也是刻不容缓的工作。（王健壮）{16} 乡土派著名文章《是“现实主义”文学，不是“乡土文学”》不仅在开篇强调了从外部原因来考察文学动向这一论述方式{17}，且具体地罗列了导致乡土文学潮流回归的几大历史事件：“1.民国五十九年十一月开始的钓鱼台事件;2. 民国六十年十月二十五日退出联合国;3. 民国六十一年二月二十一日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北平;4. 民国六十一年九月中日断绝邦交。”{18}再加上经济上，第一次石油危机带来的打击，美援的中止，这一系列事件让台湾知识分子震惊与失望：“我们过去一个劲往西方看，一个劲往东方日本看，总觉得人家好，所有美好的名词都和美国、日本连上关系。可是，到了七十年代以后，我们突然发现这些我们奉以为师、视以为友的‘自由世界’重镇，竟冷酷地背弃了我们。”{19}
这一震惊与失望一方面引发了民族主义热潮，让知识分子的关注点开始从现代化（西化）而转向本土或中国。另一方面，由于国际地位变迁而引发的信心危机，也使本土知识分子开始借此机会抒发长期积累的对国民党政府的不满：“包括受到‘反攻大陆’口号掩盖的、对国家前途的焦虑;对政府迫害异议分子的愤慨;以及诸多其他威权统治所引发的怨怼。”{20}因而，在艺术风格上西化而政治上又持自由主义立场的现代主义作家们首当其冲地被当成了“买办思想”、“殖民文化”的代言人，又同时成了国民党政府的替罪羔羊。
然而，在这场论战中，文学场域并未简单地二分为“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两个阵营，而因为各自政治立场的交错和复杂而不断地分裂。以下将从三个方面来分析论战中的各种分歧如何显示了七十年代文学场域与外部的权力场域，尤其是与政治的密切关系。
（一）乡土文学阵营：批判现实主义的不同论述
论战导致文学场域的不断分化，首先体现在乡土派的内部。在乡土文学阵营内部，对现实主义有三种不同论述：改革论、本土论和民族主义论。{21}他们都具有反国民党官方色彩，推崇现实主义文学，但是对现实的界定不一，甚至彼此矛盾。
以王拓为代表的改革论者完全从社会功能角度定义文学：“一、必须扎根于广大的社会现实与人民的生活中，正确地反映社会内部的矛盾，和民众心中的悲喜，才能成为时代和社会真挚的代言人，而为广大的民众所爱好和拥护。二、文学的发展必须能与当时的社会发展相一致;文学运动必需能发展为一种社会运动，或与社会运动相结合，文学才能更有效滴发挥它改良社会的热情和功能。”{22}
也正是出于社会改革的需求，王拓认为应该以“现实主义文学”取代“乡土文学”，因为后者让人想到与都市对立的乡村文学，无法担负起反对“西化文学”的任务;太过强调方言则容易让人陷入狭隘的、分离的地方主义;容易陷入伤感怀旧的“乡愁文学”，忽略历史和社会发展的客观事实。{23}
王拓是论战中第一位用“现实主义”界定“乡土”的论述者。然而，他的现实主义却并不是从创作风格本身加以讨论的，而是从工具论和实用性出发。他坦承“在乡土文学论战的时代呢，我是一个文学的功利主义者……”{24}对于文学本质的这种看法也使王拓最终从文学场域走向直接政治。相比于现代主義作家的躲进象牙塔、躲进内心和语言，乡土文学倡导者提倡的“参与的文学”，“以为文学创作活动是一种实践活动，欲以文学作品的内涵来感化民众”。{25}因此，改革论者“从文学走向政治”的姿态既是政治场域对于文学场域影响的结果，也反映了文学场域力图介入政治场域的努力。
这两个场域的相互作用在本土论者和民族主义者的论争上体现得更为明显。乡土阵营的第二种构成是本土论者。叶石涛发表于1977年5月发表于《夏潮》的《台湾乡土文学史导论》是本土论的滥觞。此文将台湾的乡土文学定义为“站在台湾的立场上来透视世界的作品”。{26}而何谓“台湾立场”和“台湾意识”？叶定义道：“所谓‘台湾意识’——即居住在台湾的中国人的共通经验，不外是被殖民的，受压迫的共通经验;换言之，在台湾乡土文学上所反映出来的，一定是‘反帝、反封建’的共通经验以及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跟大自然搏斗的共通记录。”{27}他认为正是“反帝反封建”的意识决定了台湾乡土文学本质特点和主要传统——写实主义。“台湾作家这种坚强的现实意识，参与抵抗运动的精神，形成台湾乡土文学的传统，而他们的文学必定有民族风格的写实文学。”{28}并且，这种写实风格还必须是“批判性的写实”才行{29}，因它必须描写民族的苦难和反对体制。以叶为代表的乡土文学理论将原本带阶级色彩的乡土文学转化为以地域为中心的台湾文学。这种将“乡土文学”的内核置换为“台湾文学”的论述，也即是台湾文学史中乡土文学论战“正史化”过程的开始。{30}尽管叶石涛也提及乡土文学的中国普遍性，并说台湾的乡土风格“乃是属于汉民族文化的一支流”，但这更像是一个话语策略{31}，其重心则在于通过对台湾殖民时期反帝反封建文学传统的梳理，来强调其种族、风土、历史等多元性因素造成的特殊性，来凸显台湾文学的固有属性。
本土论的话语策略和实际意图引起了乡土文学阵营其他论者的警惕。陈映真在1977年6月针对叶文发表了《乡土文学的盲点》，直指“本土论”的盲点。陈犀利指出，除非强调台湾抵抗时期的中国特点，不然叶文强调的“台湾立场”是暧昧不明的。陈更批判企图将“台湾人意识”推演为“台湾的文化民族主义”的论调是“用心良苦的，分离主义的议论”。{32}以彼之矛攻彼之盾，同样依据日据时期历史，陈映真强调：台湾的经济实际上是以农村经济为主体，而农村本是“中国意识”的根据地，而即使是城市的抗日运动也是以“中国意识”为民族解放的基础。既然如此，叶所定义的以“反帝反封建”为核心的“台湾意识”，其基础恰恰是“坚毅磅礴的中国意识了”。{33}
陈映真对本土论者的批判代表了乡土阵营的第三种构成——民族主义者的声音。他将现实主义视作“中国意识”和第三世界文学特质的载体，并将叶文中的“台湾乡土文学”，修正为“在台湾的中国文学”。他用殖民地文学的普遍性对叶所强调的台湾文学的“反帝反封建”的独特性进行了解构，进而指出台湾乡土文学的个性必需置于中国近代反帝反封建的文学传统中，方显其光辉。 在十九世纪资本主义所欺凌的各弱小民族的土地上，一切抵抗的文学，莫不带有各别民族的特点，而且由于反映了这些农业的殖民地之社会现实条件，也莫不以农村中的经济底、人底问题，作为关切和抵抗的焦点。台湾“乡土文学”的个性，便在全亚洲、全中南美洲和全非洲殖民地文学的个性中消失，而在全中国近代反帝、反封建的个性中，统一在中国近代文学之中，成为它光辉的、不可割切的一环。{34}
随后，陈更为明确地说明了现实主义在建立爱国的、民族文学的风格上的“无限辽阔的可能性”，勉励新一代的青年，“开发一种以台湾的中国生活为材料，以中国民族风格和现实主义为形式，创造全新的文学发展阶段，带来中国新文学在新阶段中的一次更大的丰收”。{35}
陈映真曾说：“我想台湾作家里面没有一个像我这样持续性对现代派、现代主义的批评。”{36}不过，通过比较他在60年代与70年代对现代主义的批判，我们可以发现在他的持续批评中实际上重心发生了转移：从现代主义的部分肯定变成完全否定，从文学主题与形式探讨变成意识形态的探讨。
总结以上代表乡土文学立场的三条路线，它们共同呈现为现实主义对于代表西化的现代主义的批判，亦即是文学层面的“反帝”。尽管在台湾意识与中国意识上有所分歧，“但真正隐而不宣的对头是国民党官方文工机器。”{37}显然，论战的发生意味着，“国民党的文艺政策在作家之间的影响与支配已经式微。或者更清楚而言，官方的右翼中华民族主义已失去举足轻重的地位。正在崛起的是左翼台湾史观与左翼中国史观。”{38}从国民党官方立场捍卫者对乡土文学的反应来看，他们真正担心的也正是“隐藏在这些作品社会写实主义技巧下，对当时既有社会经济体制的尖锐批判”{39}，即乡土文学运动的左翼性。然而，吊诡的是，从文学传统来看，无论在日据时期还是在战后，台湾乡土文学本颇具左翼色彩，但经乡土文学论战，随着乡土与国族/民族论述的关系不断被强化，左翼价值观和阶级意识在80年代反而褪色了。正如邱贵芬所言：“由于乡土文学之蔚为风潮，民族主义式的‘反西化’诉求是最原始的，也是最重要的驱动力，‘阶级’思维在乡土文学时期也经常收纳在以民族主义为重点的叙述里。”{40}
（二）官方文艺：现实主义的另一面
吕正惠曾将70年代的乡土文学界定为“左翼乡土文学”：“左翼乡土文学在思想上蕴涵了两种倾向：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41}即使乡土阵营的三种路线诠释了不同的“民族主义”，但其社会主义/左翼的立场却并无二致。这一点显然为国民党官方文人所捕捉到了。站在乡土文学对立面的官方文艺声音可以总结为以下几种：
第一种是批判“批判性现实主义”，主张“健康写实主义”。银正雄的《坟地哪里来的钟声？》（1977）为此种声音的代表。此文率先以王拓、黄春明和王祯和当时的作品为例对批判性现实主义发起攻击：
民国六十年后，“乡土文学”却有逐渐变质的倾向，我们发现某些“乡土”小说的精神面貌不再是清新可人，我们看到这些人的脸上赫然有仇恨、愤怒的皱纹，我们也才领悟到当年被人提倡的“乡土文学”有变成表达仇恨、憎恶等意识的工具的危机。{42}
他呼吁纯真乡土的回归：“而今天我们当务之急是要恢复我们‘乡土文学’的本来面目，就是要使我們的文学作品再洋溢一片温馨、纯真、有清新、健康的生命力的精神，这才是我们今日的目的。”{43}此文揭示了官方文艺与左翼乡土固然在意识形态上对立，但在文艺形式上却有相似之处：都认可写实/现实主义。唯前者倡导健康写实，主张在现实书写中看到社会的进步，歌颂传统伦理与人性的光辉。而后者则着力批判现实，务求再现真实世界的矛盾和冲突，要唤起被压迫的阶级，为改变而抗争。
官方文艺的第二种声音是强调民族文化正统，却否定民间文化。论战中以朱西宁为代表。朱虽赞赏日据时期台湾作家为保存民族文化的努力，却并不认同回归台湾乡土，反而从“汉文化正统论”的角度质疑台湾文化的精纯度：“要留意的是在这片曾被日本占据经营了半个世纪的乡土，其对民族文化的忠诚度和精纯度如何？”他颇苦口婆心地教导：“在台湾这块土地所存留的汉文化老根，实则已多多少少受到日本文化有意的斫伤。因而台湾本土作家的发展文艺，出于自觉自悟的还都是把回归民族文化为前提，稳稳渐渐的来密接上民族文化的主根，才好一无虞虑的回归民间。”{44}在叶石涛看来，朱西宁的民族文化正统论是“杞人忧天”，“暴露了他对台湾这块土地和人民过去的历史的无知和曲解。”{45}陈映真则斥之为“中原沙文主义”。{46}有趣的是，朱文不仅担忧战后的乡土文学，亦同样以“民族文化”为标准对“五四新文学”、社会文艺（左翼文学）甚至于部分官方文艺都提出一定的批评。可见，以朱为代表的官方民族主义者实以承继中国传统文化的道统而自居。
官方文艺的第三种态度是以彭歌为代表的“人性论”。彭歌著名文章《不谈人性，何有文章》指出“如果不辨善恶，不讲阶级，不承认普遍的人性，哪里还有文学？”{47}文章中一一点名批判王拓、陈映真和尉天聪的左翼文学观念和立场，不仅断言阶级论并不能正确地反映现实：“用阶级观点来限制文学，和用阶级观点来推行政治意义，都是走不通的绝路”{48}，而且直指乡土文学作品中“强烈的党派性”。就观点而言，人性论与阶级论之争一直是资产阶级自由主义作家阵营与左翼阵营分歧的焦点。上可追溯至20年代末新月派与左翼作家的论争。但尽管彭歌的文章自我标榜是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的立场，而归根结底这两个立场是为服务于当时的官方文艺需求。正如文中提到“我不赞成文学沦为政治的工具，我更反对文学沦为敌人的工具。”{49}
乡土文学的讨论发展至此，已经成为政治上的帽子之战。1977年8月2日，余光中发表《狼来了》，把“工农兵文艺”更为直接具体地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相关联。此文被徐复观先生称为政治上的“血滴子”。{50}在论战发酵半年间，《中国时报》和《联合报》两大官方报纸从1977年7月15日到11月24日为止，组织了五十八篇文章围剿乡土文学，结集出版为《当前文学问题总批判》。但批判乡土文学的官方活动在1978年1月出现逆转。在台北召开的“国军文艺大会”上，总政战部主任王升强调要团结乡土，“乡土之爱扩大了就是国家之爱、民族之爱，这是高贵的感情，不应该反对的。”{51}这次大会被看作是国民党官方对乡土文学的收编，也由此为乡土文学论战画上了一个暂时的休止符。{52} 这场论争缘起于现实主义对现代主义的挑战，却成了两种现实主义的对峙——左翼的、本土的批判性现实主义与国民党官方倡导的标榜中华文化正统的“健康写实主义”之间的竞争，最后终于在后者的“包容”下，完成了前者的合法化和正史化过程。
三、结语：夹击中的现代主义及后续
陈映真认为：“乡土文学最重要的一点是反抗西化的文学。”{53}然而，在这场政治硝烟弥漫的论战中，台湾现代派的声音却是相对沉寂的。正面迎战的代表似只有王文兴，并随之遭受了“两面夹击”。1978年1月，王文兴在《乡土文学的功与过》的演讲中表达了他的立场。“我的结论是：乡土文学的创作，我不反对，而乡土的论调，我反对到底。”{54}他列举了反对的原因，即乡土文学理论的四大缺点：（一）认为文学必须以社会服务为目的;（二）文学应该力求简化;（三）公式化，使得乡土文学成为另一种八股;（四）排他性。除了乡土写实以外，看不到其他文学存在。王进一步表达了自己的文学观，如“美感的经验是中立的文学”，“文学的目的是在使人快乐，仅此而已。”并且扩大了写实主义的范畴：将乔埃斯和乌尔夫等心理写实主义以及象征写实主义，如汤姆斯·曼和卡缪都纳入，以说明乡土和普罗文学只是现实主义的狭窄部分。因王文兴一直认为“现代主义基本是写实的”。{55}
王文兴犯了众怒，招致了乡土文学阵营与官方文艺的双重攻击。1978年，一本集结二十三篇批评文章的文集《这样的教授王文兴》出版，对王文兴的《乡土文学的功与过》以及他的作品进行了批判。其中既有来自乡土文学阵营，如王拓等，亦有来自官方背景的胡秋原等。他们批评了王的文学观、阶级观/经济观和民族文化观等种种。有趣的是，当乡土派将现代派视作是国民党专制统治和西方殖民主义的双重代表时，官方同样不满意王文兴的“反对西化就是反对文化”的“洋泾浜”观点。因此，在这场乡土论战中，现代派“里外不是人”的位置恰恰反证了在七十年代反殖民的民族主义氛围中，乡土派和官方在文艺以及意识形态的“异中有同”。
“异中有同”一则体现在乡土与国族论述的关系上。王德威曾指出：“乡土文学论战自始至终即在国族论述的大纛下进行。”{56}虽然意识形态前提迥然不同，但话语的策略与论述结构却是类似的。“归根究底，台湾乡土/国族论述威权的树立，国民党其实是始作俑者。”{57}即使论战十年后，“国族”被赋予了各种涵义，而乡土与国族/民族的论述关系却被保留下来了。而以王文兴为代表的现代派之尴尬在于，“台湾现代派作家未从‘民族主义’立场出发，回应‘中国创伤现代性’历史想象叙述，遂成为众矢之的。”{58}
二则体现在现实主义与原道精神的关系上。纵观中国现代文学史，乡土加写实的信条尽管以各种面目出现，从为人生小说、乡土小说、革命文学、到健康写实主义，无论左右，一直是文学主流。究其原因，或可归结于中国知识分子根深蒂固的“文以载道”的理念。“他们力求客观无我，但一股原道精神——不论是为人性、为主义、还是为国家原道——总是呼之欲出。”{59}而现代派是与这种“原道精神”背道而驰的：“对高层文化的认同构成现代派作家的一种强韧的内驱力，这个内驱力使得他们即使在现代主义风潮消匿之后仍然努力不懈。而从另一方面来讲，这个现代派的菁英主义倾向又正是七十年代乡土文学派攻击他们的一个主要焦点。”{60}
现代主义的尴尬折射出菁英主义“艺术自主观”被边缘化的过程，并反衬了七十年代以来台湾文学场域逐渐由“文化正当性”向“政治正当性”的变迁。然而，“政治主导”的场域特性反而很大程度上导致了乡土现实主义潮流在八十年代的衰退，以致于“从世纪末的角度回顾，乡土/写实型的作品远不如论战前引人注目。”{61}这种衰退可以从两个方面寻找原因：一方面，“作家把他的现实关怀转移到政治上去了”，{62}如王拓、杨青矗、宋泽莱，以及陈映真等直接参与了政治实践。另一方面，就现实主义文学的艺术水平而言，“意识形态太过于限制了小说的结构和人物的行动。整部小说明显地是以某一意识形态去‘设计’出来的，而不是小说的情节以‘自然而然’的方式去发展出意识形态。”{63}但实际上，即使曾被两面夹击，现代主义的幽灵却并未远离。乡土文学的重要作者，例如陈映真，即使经历了自我否认和批判之后，仍在其后期的创作中留下现代主义惯有颓废风格，而正是这些萦绕的痕迹为其主义和使命感先行的作品增添了一份动人的艺术感性（artistic sensibility）。{64}
①{25}{45} 叶石涛：《台湾文学史纲》，高雄：春辉出版社1987年版，第123页，第168页，第114页。
②{20} 张诵圣：《现代主义·当代台湾：文学典范的轨迹》，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版，第212页，第211页。
③{41}{62}{63} 吕正惠：《战后台湾文学经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版，第82页，第74页，第90页，第91页。
④ 陈芳明：《台湾新文学史》，台北：联经出版社2011年版，第384页。
⑤ 尉天聪主编：《文学季刊》，1968年（春季），扉页。
⑥ 廖任彰：《尉天聪与台湾现代主义文学运动》，台湾“国立政治大学”硕士论文，2010年，第116页。
⑦ 陳映真：《陈映真作品集9》，台北：人间出版社1988年版，第9-10页。
⑧ 尉天聪：《我的文学生涯（中）》，《中国论坛》总199期，1984年1月，第67页。
⑨ 黄春明：《罗东来的文学青年》，《中国时报》1994年1月6日，第39页。
⑩ 正是对写作风格的取向不同，导致了第五期开始七等生从《文学季刊》出走。“当我发表《精神病患》、《放生鼠》时，他们都表称赞，我随着发表《我爱黑眼珠》、《灰色鸟》等作品，他们就摇头，以为我走的路线不对，以为我没有理想和使命感，而且不写实。……从此之后，我就不再和其他的作家有热切的交往……七等生，《给安若尼·典可的三封信》，《台湾文艺》1985年总第96期。 {11} 赵稀方：《今天我们为什么纪念陈映真？》，《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7年第6期，第95页。
{12}{13}{14} 陈映真：《陈映真作品集8》，台北：人间出版社1988年版，第1页，第4页，第5页。
{15} “众多在青少年时代狂热地拥抱过现代主义的文学青年们，在他们大学毕业以后，逐渐对于一度热爱过的现代诗的一般，发生了怀疑，甚而至于批判的态度。这正说明了他们自己的成长，也说明了在台湾的新文学毕竟具备了自己矫正自己，向前不断发展的、可贵的能力。”陈映真：《陈映真作品集8》，台北：人间出版社1988年版，第13页。
{16} 王健壮：《编辑室》，《仙人掌》1977年4月第2期，第2-3页。
{17}{22} “我认为政治的与经济的变化，是带动社会各层面产生变化最主要的原因。那么把反映各个时代的历史与社会的文学，放在政治与经济的条件下来考察，应该是一件适切的做法。”见李拙（王拓）：《二十世纪台湾文学发展的动向》，尉天聪编《乡土文学讨论集》，台北：远景出版事业公司1980年版，第120页，第128页。
{18}{23} 王拓：《是现实主义文学，不是乡土文学》，尉天聪编《乡土文学讨论集》，台北：远景出版事业公司1980年版，第101页，第115-117页。
{19}{35} 陈映真：《文学来自社会，反映社会》，尉天聪编《乡土文学讨论集》，台北：远景出版事业公司1980年版，第63页，第68页。
{21} 游胜冠：《台湾文学本土论的兴起与发展》，台北：前卫出版社1996年版，第300页。
{24} 王拓：《访谈王拓》，转引自林肇豊：《王拓的文学与思想研究》，台湾师范大学台湾文化及语言文学研究所学位论文，2006年，第80页。
{26}{27}{28}{29} 叶石涛：《台湾乡土文学史导论》，尉天聪编《乡土文学讨论集》，台北：远景出版事业公司1980年版，第72页，第73页，第77页，第78页。
{30}{37}{56}{57}{59}{61} 王德威：《如何现代，怎样文学：十九、二十世纪中文小说新论》，台北：麦田出版社2008年版，第161页，第161页，第160页，第163页，第166页，第166页。
{31} 尽管叶石涛在70年代末的文章中曾反复提到台湾乡土文学的中国普遍性，和中国民族主义的关系，将乡土文学归为中国文学一环，甚至更为具体到“其实乡土文学根本上就是三民主义的文学”。但是，到了解严之后再回顾70年代时，叶却将乡土文学论战视作是王拓、陈映真和尉天聪为代表的中国新民族主义者与国民党为代表的中国旧民族主义者之间的分裂，而“并非真正地落实在本土的历史、人民和土地上”。有论者将此变化解释为80年代以来的本土论影响下对70年代乡土文学运动“再解读”的结果（萧阿勤：《民族主义与台湾一九七○年代的“乡土文学”：一个文化（集体）记忆变迁的探讨》，《台湾史研究》2000年第2期，第77-138页），也有论者认为叶在60和70年代的言论更像用一种当时通行的“公开文本”（publictranscript）来表达一种“隐蔽文本”（hiddentranscript）（吴介民：《乡土文学论战中的社会想象——文化界公共领域之集体认同的形塑与冲突》，收录于李丁赞编《公共领域在台湾：困境与契机》，台北：桂冠2004年版，第299-355页）。本文亦认为这是一种话语策略，因为解严之后，叶石涛曾专门提及在戒严时代写作时，“不得不谨慎下笔。”（叶石涛：《台湾文学入门》，高雄：春晖出版社1997年版，第2页）。
{32}{33}{34} 陈映真：《乡土文学的盲点》，尉天聪编《乡土文学讨论集》，台北：远景出版事业公司1980年版，第97页，第98页，第95页。
{36}{53} 有趣的是，在80年代，陈映真对于现代主义的看法有所修正：“对于台湾现代派这个问题现在要重新评估，过高的评估现代派是不对的，像我过去一样完全采取否定的态度，恐怕也要修正。”同时，陈映真对现实主义的看法也进行了修正：“检讨的结果就是说我有一个错误倾向，囿于严肃的现实主义，这个错误是在看到拉丁美洲小说后才发现的，并且得到启示，我们中国的现实主义传统太严肃，太愁眉苦脸，令人心情沉重。运用的语言也好，思考的方式也好，使得它幻想的部分或联想的部分或创造的部分受到局限。”“现实主义也要再解放……”。陈映真《陈映真文集·文论卷》，北京：中国友谊出版社1998年版，第72页，第75页。
{38} 陈芳明：《现代主义及其不满》，台北：联经出版社2013年版，第70页。
{39} 萧阿勤：《民族主义与台湾一九七○年代的“乡土文学”：一个文化（集体）记忆变迁的探讨》，《台湾史研究》2000年第2期，第99页。
{40}{58} 邱贵芬：《翻译驱动力下的台湾文学生产：1960-1980现代派与乡土文学的辩证》，陈建忠等编，《台湾小说史论》，台北：麦田出版社2007年版，第249页，第213页。
{42}{43} 银正雄：《坟地里哪来的钟声？》，尉天聪编《乡土文學讨论集》，台北：远景出版事业公司1980年版，第200页，第203页。
{44} 朱西宁：《回归何处？如何回归？》，尉天聪编《乡土文学讨论集》，台北：远景出版事业公司1980年版，第219页，第220页。
{46} 陈映真：《在民族族文学的旗帜下团结起来》，《仙人掌》1978年8月2卷6号。
{47}{48}{49} 彭歌：《不谈人性，何有文学？》，尉天聪编《乡土文学讨论集》，台北：远景出版事业公司1980年版，第263页，第262页，第262-263页。
{50} 徐复观：《评台北有关“乡土文学”之争》，尉天聪编《乡土文学讨论集》，台北：远景出版事业公司1980年版，第333页。 {51} 曾祥鐸：《参加国军文艺大会的感想》，尉天聪编《乡土文学讨论集》，台北：远景出版事业公司年1980版，第848页。
{52} 为何国民党官方的态度发生了如此变化？游胜冠的解释是：“乡土文学论战在胡秋原、任卓宣、徐复观等人表示对现实主义文学、民族文学支持的维护下，终于以和平的结局收场，同时，论战进行中戒严体制下第一次反政府的群众抗议事件‘中坜事件’也在1977年11月19日爆发，现实主义文学阵营在被官方文运人员扣上‘红帽子’之后，能逃过国民党政府以逮捕知识分子消弭异议的一贯作法，经济繁荣、教育普及所带给社会环境的急剧变化与民主化要求的升高，应该也是主要原因。”游胜冠：《台湾文学本土论的兴起与发展》，台北：前卫出版社1996年版，第299页。
{54}{55} 王文兴：《乡土文学的功与过》，尉天聪编《乡土文学讨论集》，台北：远景出版事业公司1980年版，第518页，第518-527页。
{60} 张诵圣：《文学场域的变迁：当代台湾小说论》，台北：台湾联合文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9页。
{64} “艺术感性（artistic sensibility）”一词是评论家施淑对陈映真早期小说的风格的描述。见施淑：《台湾的忧郁——论陈映真早期小说及其艺术》，《两岸——现当代文学论集》，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31页。王德威则认为陈映真后期广为好评的作品，比如《铃铛花》《山路》和《赵南栋》之所以真诚撼人，也与作品的“颓废风格”有关。
A Tug of War between Realism and Modernism： Before and After
the Debate about the ‘Hsiang-T’u’ Literature in Taiwan in the 1970s
Yu Xuying
Abstract： The ‘Hsiang-T’u’ literary movement in Taiwan that rose in the early 1970s， reaching its peak in the 1977-1978 ‘Hsiang-T’u’ Literary Debate， has been regarded as the reaction of realism against the 1960s modernist movement. On the surface， it’s a debate about artistic styles. In reality， it’s an eruption of all the contradictions， political， economic and cultural， in literature in Taiwan after the war. When the 1960s modernist literature focusing on the inner world was dismissed as detached from the reality in Taiwan， the advocacy for ‘Hsiang-T’u’ literature was not a duo-relationship of cities and villages but an attempt to re-establish literature as part of an interaction with reality as well as with politics.The striving of realism for the literary domain looks as if it had gained victory in the 1970s but the politics-guided site-specificity， to a large degree， has led to the decline of the trend of ‘Hsiang-T’u’ realism in the 1980s.
Keywords： Modernism， realism， ‘Hsiang-T’u’ literature， nationalist theory， theory of nativ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