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之方与山河图书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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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河图书公司是民国时期的一家小型出版机构,最初是从张爱玲的小说《传奇》增订本中知晓的,我所读的是上海书店的影印本,其封面是根据吴友如《海上百艳图》改绘的,甚精美。对于这张封面,张爱玲曾如此描述:“画着个女人幽幽地在那里弄骨牌,旁边坐着奶妈,抱着个孩子,仿佛是晚饭后家常的一幕。可是栏杆外,很突兀地,有个比例不对的人形,像鬼魂出现似的,那是现代人,非常好奇地孜孜地往里窥视。如果这画面有使人感到不安的地方,那也正是我希望造成的气氛。”比起《传奇》初版本墨绿色无图案的封面,我更喜欢增订本的封面。
  在被《传奇》增订本封面所吸引的同时,我也记住了山河图书公司。以后又陆续得《清明》杂志和《中国文摘》,及在书友处见仅出三期的《大家》杂志等,都是由山河图书公司出版的,前几年一直在搜集和整理民国时期的出版机构,虽出版过专著,但还是遗漏了不少,山河图书公司就在遗漏之列,这就使得我花更多的精力去查找资料。说到山河图书公司,不得不提到一个人,那就是影坛前辈、报界耆宿、电影高手龚之方。
  山河图书公司是由龚之方和唐大郎于1946年共同创办的,在抗日战争结束之时创办这样一家图书出版机构,龚之方显然是有着自己的想法和追求的。之所以取名为山河图书公司,是否有“国破山河在”的寓意,即是文化的振兴和国家命运息息相关。作为一家在上世纪四十年代中期创办的小型出版机构,其得名在于邀请吴祖光、丁聪编辑的《清明》杂志,《清明》仅出版了四期,但以图文并茂的形式刊登了王琦、章西厓、黄永玉的木刻;张光宇、张乐平、张正宇、叶浅予、丁聪的大幅插画;吴作人、庞薰琴的封面画。尤其是丁聪的大幅漫画《花街》,更是成为漫画史上的名作。文字方面的作家有凤子、郭沫若、陈白尘、夏衍、袁水拍、老舍、徐迟、冯亦代、师陀、吴祖强、郁风、骆宾基、靳以、田汉、茅盾、戈宝权、安娥、臧克家、赵超构等。《清明》杂志可谓是名家荟萃。
  对于山河图书公司出版《清明》杂志的经过,当事人之一的吴祖光在其晚年所出散文集《苦中作乐集》中有详细记载:“1946年我从重庆、小丁从昆明先后来到抗战胜利后的上海,我们一起编《清明》杂志,而使很多人难以忘记的是我们的那间舒适而又富丽的编辑部,这得感激为我们出钱办刊物的出版人龚之方兄的安排。这里又成了吸引大量朋友们的地方。继承了古城成都水阁凉亭的欢声笑语,怎能设想在生活里少得了朋友们的欢笑呢?特别要写上一笔的是我们的前辈夏衍从我手里拿去一把房门钥匙,在这里多次召集他主持的具有重要意义的会议。虽然那时我并不想知道夏公在这屋里做什么,也正是由于我和小丁至今还是所谓‘自由主义者’,才能在那个白色恐怖和人民起义的前夜起一点掩护作用吧?”
  吴祖光所说的“那间舒适而又富丽的编辑部”,即《清明》杂志版权页上所写的上海派克路廿一号,派克路即今天的黄河路。而派克路廿一号是上海卡尔登大戏院的地址,一本杂志的编辑部怎么会在新潮的大戏院,看来是卡尔登大戏院的闲置房产利用吧。在《海报》1946年12月2日刊有一则新闻:“‘贵族血统’的女作家张爱玲,过去也是一个风头颇健的人物,最近‘文华’的第一炮《不了情》,就是见诸这位女作家的手笔。昨日下午在卡尔登门口,有一对花枝招展的少女,原来是张爱玲和炎樱,张爱玲穿一件绿底黑花的旗袍,炎樱穿的是洋里洋腔的洋装。炎樱是张爱玲笔底下常出现的一个人物,她是一个异国姑娘,因为她不谙华语,这一天在卡尔登门口,张爱玲指着每一幅《不了情》的剧照,用英语解释给她听,现身说法,有声有色。”
  山河图书公司出版的张爱玲小说《传奇》增订本,是她的又一大成就。张爱玲小说《传奇》由《杂志》月刊社初版于1944年8月15日(曾重版过一次),收入《沉香屑·第一炉香》、《沉香屑·第二炉香》、《茉莉香片》、《心经》、《花凋》、《年轻的时候》、《倾城之恋》、《金锁记》、《封锁》、《琉璃瓦》十部中、短篇小说。张爱玲在敌伪时期大红大紫,也使她在抗战胜利后有招致“女文奸”恶名的可能,为此承受了很大的压力,被迫搁笔一年多。欣赏她的文坛友人给她以宽容和鼓励,张爱玲决定打破一年多的沉默,重印《传奇》并加以增订。超级“张迷”龚之方于是出现了,他慷然相助,用“山河图书公司”为之刊行《传奇》。1946年11月出版的《传奇》增订本增收了五篇张爱玲小说新作,分别为《留情》、《鸿鸾禧》、《红玫瑰与白玫瑰》、《等》、《桂花·阿小悲秋》。
  《传奇》增订本中张爱玲写有《有几句话同读者说》为自己申辩:“我所写的文章从来没有涉及政治,也没有拿过任何津贴……也还涉及不到我是否有汉奸嫌疑的问题,何况私人的事本来用不着向大众剖白,除了对自己家的家长之外仿佛我没有解释的义务。”张爱玲同时也为重返文坛做着努力,全力支持她的是龚之方和唐大郎,还有山河图书公司。1947年4月1日龚之方创办的《大家》杂志创刊号上推出张爱玲的小说《华丽缘》,编者唐大郎在《编后》中写下了这样一段话:“张爱玲小姐除掉出版了《传奇》增订本和最近为文华影片公司编写了《不了情》剧本,这二三年中不曾在任何杂志上发表过作品,《华丽缘》是胜利以后张小姐的‘试笔’,值得珍视。”
  除在《大家》杂志创刊号上推出张爱玲的小说《华丽缘》外,《大家》第二和第三期上,又连载了张爱玲根据剧本《不了情》改编的小说《多少恨》。可惜的是,《大家》出版了第三期以后即终刊。而山河图书公司似也完成了其历史使命。龚之方和唐大郎在几年后又一起合办《亦报》,刊登过张爱玲和周作人作品,《亦报》也是上海滩最后的小报。
  1952年11月《亦报》停刊后(并入《新民晚报》),经夏衍的介绍,龚之方调任北京《新观察》任编辑,1957年被打成右派,后又任香港《文汇报》驻京记者。“文革”期间被下放农村劳动,晚年的龚之方避居苏州,写一些回忆及文史方面的文章。2000年8月龚之方病逝于苏州,和他曾经创办的山河图书公司,以及《新华画报》、《艺华画报》、《开麦拉》、《光化日报》、《战时日报》、《中国电影日报》、《海风》、《清明》、《大家》等他所办过的报纸杂志一起,湮灭于历史的尘埃中。
  在龚之方晚年给谢蔚明书信中,透露出的是种人生晚境的苍凉:“我现在是尚健在的少数几个电影界老人之一这是事实,许多朋友都在我前面去世了,我成了出土文物,常有人来问这问那。范用(明天我约会去他家)一再敦促我写回忆录,至少可以写三十年代的千奇百怪,包括電影界的故事,社会各阶层,流氓世界,你有的是材料。有两个人物——张善琨与唐大郎,他们传奇的故事太多,大概也只有我知道得多一些,当然,二十年代也是有可写的。等明天遇范用后再商量一下,看他有什么高见,再向你汇报……北京有几位朋友:范用、许觉民、徐淦,他们好像是我书店的老板,常有书寄我,养成我读书的习惯,书当然是些怪书、奇书和荒谬的书,范用寄我的《读书》例外。我这二年中几乎把全部时间投入了。范用告诫我说,‘你的回忆录必写’,他主要说我1911年出生,较早进入社会谋生,接触的是富商巨贾、三教九流……不瞒你说,我有浓厚的遁世思想,有一度与安徽黟县的外甥联系,打算在那里租一间房在那遥远而又偏僻的地方度过余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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