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间的车轮驶入21世纪，中国迎来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契机，从此，中国迈步跨入一个崭新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新时代。然而，由于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特定历史条件的限制——底子薄和时间短，难免存在各种不尽人心的地方；尤其是互联网“地球村”的当下，当我们享受着互联网带来的生活、工作的便捷福利的同时，负面的弊端也随之而来，表现在社会意识形态方面，则是众声喧哗之中不乏各种杂音，甚至是沉渣泛起，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人们的思想混乱。这也正是范玉刚撰写《新时代文论与审美之思》（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的初衷和价值所在。
　　《新时代文论与审美之思》是一本时代应运而生的佳作。书稿立足于新时代中国文艺实践的当下现实，积极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体系的构建路径，并且取得令人瞩目的研究成果，为学界相关问题的继续深入展开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壹

　　现实生活的丰富多彩决定了人类以审美实践方式反映现实生活的文学艺术的五彩斑斓。因此，以文学艺术为研究对象的文艺理论注定不是枯燥的、单一的、平面化的，相反，置身于现实的七色阳光之下的我们，感受到的是时代跳动的脉搏与日新月异的变迁。因此，我们寻求构建的文艺理论体系也就展现为一个立体的多维度的结构：既有对社会文艺格局的全景式的鸟瞰、概括，亦有全局性前瞻的宏大蓝图设计；既有对文艺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具体问题的微观探讨，也有文艺理论自身学科的反思与再研究；既表现为问题的各自相对独立存在，又隐含内在的相通性和关联性——由此构成一个指向明确、内涵丰富、层次鲜明、逻辑缜密的有机整体。
　　范玉刚的文艺学研究是脚踏实地关注中国文艺的现实问题，而且也是触及文艺研究的诸多方面的问题。我们从他的书稿《新时代文论与审美之思》的写作特色中不难得到印证。作者的理论研究视野的广阔性，既有“马克思主义文论与美学的当代建构”这样的全局性宏大问题的关注，也有“面向新时代的文艺批评实践”的具象性的某个问题的研判，这些都是极具现实性的问题，使得书稿涵盖内容逻辑层次大为丰富。
　　若从微观的视角审视，《新时代文论与审美之思》的下篇《面向新时代的文艺批评实践》，聚焦于近年来文艺实践过程中出现的一些具体的问题，诸如“如何锻造文艺精品”“文艺创作中的人性问题”“艺术生产语境下高雅文艺创作的保护机制”“‘红色经典’的与时俱进再创造”等问题的探索，都表现出作为一名理论工作者时刻关注社会现实文艺发展脉搏，与时代并进的学术研究风格。这些具象问题的关注与宏观视野的探讨构成了一个立体的现实的学术研究视野。
　　然而，如何关注现实问题、发现现实问题和解答现实问题呢？这就必然引出理论研究的另一个不可忽视的方面，那就是科学的方法论。科学的方法论有助于我们以普遍联系的观点和运动的观点分析问题，正如列宁所强调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核心在于“辩证”，而“历史唯物主义”的重点是“历史”。在这里，“辩证”与“历史”都可以理解为科学的方法论。“辩证”二字自然不必多说，就是以“联系的观点看问题”，而不是“孤立地看问题”，“全面地看问题”而非“片面地看问题”；我们说的“歷史唯物主义”中的“历史”，就是指“历史地看问题”的方法，即把历史视作一个运动的过程，而不是静止的。
　　这有利于我们形成科学的方法
　　论，进而得到“真理性”的结果，内化为正确认识世界的观念；正确的观念又可以促使我们运用科学的方法论从事理论研究——由此形成“观念—方法”之间的良性互动性。

贰

　　这种科学的方法论意识，从宏观的视角审视，社会主义文艺理论构建的顶层设计具有高屋建瓴的指导意义，是我们从事文艺活动、文艺批评以及理论研究的指航灯，这是原则问题、方向性问题和导向性问题。翻阅《新时代文论与审美之思》，我们可以看到有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方面的重要论述”的系列研究文章，这既是对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思想论述的系统梳理和阐发，同时，又是针对“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论新时代文论话语体系构建的人民性价值取向”“正确理解文艺与市场的关系”等不同方面问题的逐个深入探析；同时，三个方面的论述又共同组成对习近平总书记文艺的人民性思想核心观念的系统阐述，从而形成一个严密的逻辑整体。文艺创作是一切文艺活动起始环节，因此，“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的论题就成为系列论述的源头。在《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部分，从文艺“人民性”释义、“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核心范畴、人民是文艺的“剧中人”、文艺要积极反映人民的心声等四个逻辑层面展开学理论述，不仅廓清了文艺“人民性”的基本含义，而且进一步探讨了文艺创作中为什么要坚持人民性这一根本原则性问题；如果说“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是偏重文艺创作实践层次的探索，那么，“论新时代文论话语体系构建的人民性价值取向”则是着手文艺理论体系框架建构整体的价值性问题的思考。书稿在论证文艺的“人民性”问题是，注重“辩证地看问题”，各章以“人民性价值取向是新时代文论话语体系建构的逻辑起点”“文艺热爱人民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建构的功能定位”“人民需要文艺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建构的价值论”“建构人们以评判者的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论”“以‘人民性’价值取向健全文艺生态和统筹文艺发展格局”等五个小标题为统领，从价值论的视角论证了“人民性”在新时代文艺理论框架构建中的应有地位，言之有理、言之有据，充满了逻辑思辨色彩。此外，论题“正确理解文艺与市场的关系”不仅是文艺的意识形态功能与艺术生产之间辩证关系的“元”问题，也是今天社会主义文艺不可忽视、无法回避的基本问题之一，正确的把握与准确的阐释自然也是依靠科学的方法论。由此可见，强化方法论意识得到了学者普遍高度重视。
　　毫无疑问，若想获得问题剖析的深刻性，离不开科学的方法论。伴随着后现代社会思潮的涌入和传播、影响，一种主张建立于哲学基础之上的诸如对“本质”“本源”基本范畴、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探讨的理论研究模式应该退出历史舞台的观点和声音时常出现于学术界，紧随其后的则是以对现象的浮光掠影式的临摹替代对事物本质特征的深度探究，以对事物百态像的归纳替代对事物发展规律的揭示，甚至有人主张以文艺批评置换文艺理论，以文化研究置换文艺理论。于是，文论研究的深度模式被平面化铺开所置换，形而上的理论思辨被杂乱现象的堆积所置换，理论的系统性被感悟式的碎片化所置换。在“矫枉”的进程中又陷入了一种新的“过正”。这同样不利于文艺理论的健康发展。《新时代文论与审美之思》，扎根于深厚的哲学基础，无论是对文论学科理论的构建，还是对现实具体文艺问题的剖析，都立足于基本概念、基本范畴和基本命题的学理性阐发这一逻辑起点，从而令人信服地接受其理论观点。再譬如，在论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思想的系列文章中，就是以“人民性”的厘定为切入点，为我们展现了新时代“人民性”的清晰内涵和外延，这也为此后对“文艺人民性”问题的全面展开和深入阐释奠定坚实的理论起点。

叁

　　当然，上面我所说的关注现实实际的问题化意识与方法论意识，二者又是辩证统一的。我们的理论研究过程中，有什么样的观念就会相应地采取什么样的方法；同样，不同的方法也会导向不同的结果，进而促成與之相一致的观念的形成。正如马克思所深刻指出的，不仅科学研究的结果要符合真理，而且通向这一结论的研究方法、路径也要符合真理。
　　在这方面，范玉刚的写作，严格遵照了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和马克思主义美学观，并以之作为新时代文艺理论研究的思想指导。全文以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法为科学的武器，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全书的中篇《文论话语体系建构的方法论与资源阐释》部分，我们发现，无论是《理论话语体系建构的语境意识与方法论创新》篇目，还是对近年的“强制阐释”“公共阐释”以及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美学大讨论的辨析，都鲜明地贯彻着作者强烈的方法论意识和问题化意识。再譬如，在《以文化现实为视角重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范式》一文中，旗帜鲜明地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及其实践性决定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现实品格，对这一论断的深刻性理解一定要置于时代的文化现实语境中”的观点，即是秉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物史观；在《以马克思主义历史观旗帜鲜明地批评历史虚无主义》一章中，作者就是针对“近年来，历史虚无主义作为一种引人瞩目的社会思潮，已扩散到人文社会科学的不同领域，俘获了不少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其产生的负面影响和别有用意不可小觑。其影响之广在看似远离政治与史学的文学创作、文学批评、文学史写作中，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虚无’历史的冲动和表征”这一现实严峻实际而提出的问题，具有强烈的问题化意识。同时，又以唯物史观为研究的科学方法论批驳了近年出现的历史虚无主义这一思想、历史、文化的逆流，一针见血地指出“无论是‘虚无’历史事实、‘虚无’历史价值，还是作为新变种‘虚无’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目的都是“试图以扭曲的历史观置换主流意识形态内核”，是“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的伎俩。由此，文章对历史虚无主义的批判的重要性与必要性就得以彰显，同时，这也为新时代文艺研究和文艺理论的健康发展起到正本清源、拨乱反正的功效。
　　对现实问题的关注与方法论意识的强化不过是本人学术追求路途的一孔之见，难免贻笑大方之家。“路漫漫其修远兮。”新时代的中国呼唤新时代的文化、文学和文学理论，无论是宏观层面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理论的构建，还是微观层次的具体问题，学界涉猎的问题域，必将继续成为我们持续研究的话题。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理论的建设，任重而道远。为此，我们值得努力探索。
　　（作者系中国传媒大学艺术研究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