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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发展、壮大同中国进步青年息息相关。进一步分析中共一大代表的详细情况可以发现，中国共产党必须始终代表青年、依靠青年和赢得青年，才能巩固自己的执政地位；中国共产党必须培养青年、教育青年和引领青年，青年才能健康成长；中国共产党必须重视、吸引和争取青年知识分子，才能始终保持自身的先进性。在当代，中国共产党与中国进步青年息息相关、命运与共，必须加强二者的联系与互动，推动中国共产党和青年的共同发展。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进步青年；中共一大
中图分类号：D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8268（2014）04-0005-05
中央组织部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2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达到8512.7万名，其中，35岁及以下的党员有2180.1万名，占党员总数的25.6%。这组数据表明，青年是中国共产党新鲜血液的重要来源，青年党员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入分析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与会代表可以发现，中国共产党始终是中国进步青年的航标与导师，中国进步青年始终是中国共产党的希望与依靠。在当代，要进一步加强中国共产党与进步青年的密切联系，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面向未来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有志青年接续奋斗。全党都要关注青年、关心青年、关爱青年，倾听青年心声，鼓励青年成长，支持青年创业”。加强中国共产党与进步青年的联系，也是保持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引导青年健康成长的迫切需要。
一、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青年、依靠青年和赢得青年
青年一般是指年龄在18至35岁之间的人群。中国青年思想活跃，社会责任感强烈，关注民族未来和国家发展。在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每个关键时刻，青年都发挥着特殊作用。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出席此次大会的代表共15人，包括2位国际代表，以及代表着当时全国53名党员的13位党代表。进一步分析这13位党代表的年龄结构（见表1）可知，年龄在18至35岁之间的党代表有12位，占参会中国党代表总数的92.3%；陈独秀和李大钊虽然没有亲自参加中共一大，但他们是中共一大的发起人和策划人，是公认的党的创始人，李大钊当时也是年仅32岁的青年。由此可见，中国共产党是在中国进步青年的积极策划和参与下诞生的，中国进步青年从一开始就是中国共产党的依靠力量和主体力量，中国共产党代表着中国进步青年的根本利益和人生追求。事实上，在新中国建立前召开的中共二大至中共七大，与会代表中青年所占的比重都非常大。中国共产党的成长史表明，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始终代表着青年的根本利益，依靠青年的大力支持，赢得青年的高度认同。
习近平同志在2013年五四青年节时的讲话中强调：“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我们党自成立之日起，就始终代表广大青年、赢得广大青年、依靠广大青年。”中国共产党能够代表青年、赢得青年和依靠青年的根本原因在于，这个政党所坚持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维护着广大青年的根本利益，是引领中国人民完成国家独立、人民解放这一近代中国首要历史任务的科学理论。中国共产党诞生之前，中国进步青年为挽救中华民族于危亡，纷纷东渡日本、西行欧美，寻求救亡图存之路。一时之间，“无政府主义、无政府工团主义、互助主义、新村主义、合作主义、泛劳动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伯恩斯坦主义等”，各种社会思潮涌人中国，它们相互争鸣，宣扬自己是挽救中国的唯一正确学说。马克思主义作为其中的一种思潮最后能够脱颖而出，其重要原因是它赢得了李大钊（1889年）、陈独秀（1879年）、毛泽东（1893年）、周恩来（1898年）、董必武（1886年）、李达（1890年）、邓中夏（1894年）、蔡和森（1895年）、瞿秋白（1899年）、赵世炎（1901年）、陈潭秋（1896年）、何叔衡（1876年）、李汉俊（1890年）、张太雷（1898年）、王尽美（1898年）、邓恩铭（1901年）等一大批中国早期先进知识分子的认同和支持，他们中的绝大部分人都是青年人。尤其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以事实验证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实践性，在中国进步青年的推动下，越来越多的中国人相信，马克思主义能够挽救中华民族于危亡，能够维护包括广大青年在内的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它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产生了中国共产党。可见，中国共产党从一开始就与广大中国进步青年密不可分。
近十年来，青年党员在中国共产党中的比例呈持续增长态势。2002年党的十六大召开时，党员总数为6694万人，其中青年党员占22.2%；2007年党的十七大召开时，党员总数为7336.3万人，其中青年党员占23.7%；2012年党的十八大召开时，党员总数为8512.7万人，其中青年党员占25.6%。个别省市青年党员在地区党员总数中所占的比例远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例如，2011年，浙江省新发展的党员中，35岁以下的青年党员占79.16%。青年党员在中国共产党中所占比重的持续增长，不仅表明青年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中的重要依靠力量，而且表明中国共产党对当代中国进步青年的吸引力日益增强，这是具有深远意义的现象。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青年——是我们的未来，我们的一切事业的继承者。”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必须依靠青年，中国共产党只有始终保持对中国进步青年的吸引力和凝聚力，才能不断补充新鲜血液，壮大队伍，保持旺盛的生命力。
赢得青年才能赢得未来，中国共产党同样如此。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神圣家族》中所指出的那样：“‘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在理论上，中国共产党所坚持的指导思想代表着包括广大青年在内的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在实践上，中国共产党也要切实维护包括广大青年在内的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才能赢得青年的认同。中国共产党要赢得青年的认同，不仅依靠马克思主义的真理魅力，而且要依靠对青年利益的全面维护和体现。胡锦涛同志在《在纪念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中国共产党始终高度重视青年、关怀青年、信任青年，对青年一代寄予殷切期望。”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推进过程中，广大青年的根本利益得到前所未有的维护和体现，但中国共产党要赢得青年，还要回应其特殊利益诉求。青年在学习、工作和生活等方面处于发展的关键时期，往往遭遇各种困难和挑战，如果得不到及时关心和支持，他们的个人发展可能受阻，具体利益可能受损。因此，中国共产党要赢得青年的认同，必须关心青年成长，统筹其根本利益和具体利益，在利益一致的基础上密切相互关系。 二、中国共产党必须培养青年、教育青年和引领青年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与会代表们在会后并未整齐划一地走上革命道路，而是形成了不同的人生轨迹。如表2所示，陈独秀、李大钊和中共一大的13名代表形成五种人生历程，表现出不同的特点。
第一种是“信念坚定，奋斗终生”类型。毛泽东、董必武和王尽美等人在中共一大之后积极参加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活动，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信仰并为之奋斗终生。王尽美为党的事业呕心沥血，英年早逝；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并进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是中共一大代表中的佼佼者；董必武在中共一大之后积极利用工作之便对学生和工人进行马克思主义启蒙教育，参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全过程，在新中国成立之后长期担任党和国家的领导人。第二种是“视死如归，献身革命”类型。李大钊、何叔衡、邓恩铭和陈潭秋等人为了中国革命事业的成功，在与国民党反动派的英勇斗争中光荣牺牲，充分展现了共产党员的革命意志和坚定信念。第三种是“性格倔强，游离革命”类型。陈独秀、李汉俊和李达等人因各种原因脱离了中国共产党，从革命活动中逐渐退出。陈独秀在中共一大被选举为中央局书记，他对早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做出了重大贡献，但在国共第一次合作过程中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给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革命力量带来巨大损失，1929年被开除党籍。李汉俊在中共一大之后致力于马克思主义宣传活动与革命活动，后因与陈独秀等人的观点发生分歧而自动脱党，1924年被正式开除出党。李达同李汉俊负责中共一大召开的筹备工作，也是中国共产党第一届中央宣传主任，后因同陈独秀在国共合作等问题上发生分歧和冲突，自行宣布脱党。第四种是“误入歧途，迷途知返”类型。刘仁静和包惠僧脱离中国共产党，加入国民党，背叛了自己的信仰，但最终悔悟，自觉反省和改造自己的思想，问到正确的轨道上来。年仅19岁的刘仁静是参加中共一大最年轻的代表，他担任过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书记，后来倒向国民党，新中国建立后，他发表声明，反省了自己的错误。包惠僧在中共一大之后曾历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长兼支部主任、中国共产党北京区委员会委员兼秘书、中国共产党武汉区委员会委员长等职，1927年“四一二政变”之后，他脱离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政府中历任陆海空军总司令部参议、军委秘书兼中央军校政治教官以及内政部户政司司长等职，革命胜利前夕，包惠僧主动联系周恩来，反省自己的错误行为。第五种是“投敌叛党，背叛革命”类型。陈公博、周佛海和张国焘等人先后背叛了革命，或投敌或叛国，给革命事业、国家和民族带来很大伤害。陈公博是中共一大代表中最先脱党的人，他在中共一大会后不执行党组织的决定，宣布脱离中国共产党，从美国留学回国后加入国民党，后追随汪精卫，叛国投敌，成为臭名昭著的汉奸。周佛海在中共一大之后前往日本，回国后出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秘书，逐渐成为“不交纳党费、不参加党的活动、散布不满情绪”的“三不党员”，于1924年9月脱离中国共产党，后追随汪精卫成为卖国贼。张国焘因带来李大钊的意见而在中共一大上被推选为主席，后来作为中共代表出席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受到列宁的接见，并曾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兼中央组织部长、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政治局常委兼组织部长、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副团长等职，于1938年4月投奔国民党，公开声明脱党。
陈独秀、李大钊以及13名中共一大代表的不同人生经历表明，一方面，青年的理想信念处于形成的关键时期，容易受到外部因素的干扰，可能会动摇甚至放弃其正确的理想信念；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必须高度重视对进步青年的培养、教育和引领，在关键时刻给予关心，帮助他们抵御各种错误思潮的干扰，引导进步青年成长为信仰坚定的共产党员。在中国青年志愿者行动实施20周年暨第28个国际志愿者日之际，习近平给华中农业大学“本禹志愿服务队”的回信中谈道：“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有源源不断的强大力量。”正是因为如此，在21世纪的今天，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共存竞争发展，某些企图“西化”、“分化”中国的西方敌对势力加紧与我们争夺青年一代，他们利用其经济和科技优势，借助网络等新媒介向中国青年传输西方的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如新自由主义、普世价值理论、民主社会主义等等。这场争夺中国青年的无硝烟的战争日益公开化、白热化，印证了邓小平同志在1992年的南方谈话中的警示：“帝国主义搞和平演变，把希望寄托在我们以后的几代人身上。”同时，当代中国正在经历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由落后农业国向先进工业国转型的社会巨变，它必然引发思想领域中各种社会思潮相互争鸣、较量，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对各种社会思潮的引领作用还有待进一步加强。在这样的环境中，部分青年受到了实用主义、极端个人主义、享乐主义等不良社会思潮的影响，理想信念缺失或发生动摇，为各种资产阶级思想观念的入侵提供了可乘之机。对此，习近平同志指出：“广大青年一定要坚定理想信念。‘功崇惟志，业广惟勤。’理想指引人生方向，信念决定事业成败。没有理想信念，就会导致精神上‘缺钙’。中国梦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理想，也是青年一代应该牢固树立的远大理想。”在当前，中国共产党要主动承担起青年的人生“导师”之责，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引导青年成长为有理想、有担当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用自己的聪明才智为党和人民建功立业。
三、中国共产党必须重视、吸引和争取青年知识分子
分析中共一大青年党代表当时从事的职业发现，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突出特点，即文化知识水平较高，是青年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青年知识分子。如表3中的资料显示，李汉俊和李达是商务印书馆编译，陈独秀、李大钊、张国焘、刘仁静、毛泽东、何叔衡、陈潭秋和陈公博等人都是各级各类学校的教师，王尽美、邓恩铭、周佛海分别是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山东省立第一中学和日本第七高等学校的学生，包惠僧毕业于湖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1919年于北京大学文学系肄业。同时，参加中共一大的13位党代表中，与北京大学有关的占5位：陈公博、张国焘、刘仁静是北大的学生，毛泽东曾在北大工作过，包惠僧曾在北京大学短期学习过。此外，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的组织者和筹备者“南陈北李”均是北京大学的教授。中共一大代表中留学日本的有4位：董必武、李汉俊、李达、周佛海。这些资料表明，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同青年知识分子的支持和推动密不可分，青年知识分子是中国共产党必须高度重视和始终争取的对象。 20世纪的中国青年知识分子在创建中国共产党、改变近代中国前途与命运中发挥了特殊作用，改革开放之后出生的当代中国青年知识分子则在21世纪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中发挥着中流砥柱作用。一方面，青年知识分子的规模迅速扩大，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必要的人才资源。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基础教育事业和高等教育事业获得长足发展，青年知识分子队伍迅速壮大，他们在青年和中国共产党中所占的比重迅速增加。正如江泽民同志所说：“青年知识分子在我国知识分子队伍中已占到将近半数，他们已经和即将在各项事业中挑起重担。他们能否健康成长，在很大程度上关系到我们国家和人民的前途。”青年知识分子规模的扩大，推动了中国共产党内知识分子比例的增长和整体文化水平的提高。截至2012年底，中国共产党内具有大专及以上学历的党员有3408.1万名，占党员总数的40%。青年知识分子党员战斗在各行各业的一线工作岗位上，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强劲生力军。另一方面，当代青年知识分子掌握了最新科学技术和文化知识，思维敏捷，在各行各业中发挥着模范带头作用。人类进入知识经济时代以来，“人才是第一战略资源”已成为普遍共识，党和国家持续加大对教育事业的投入，青年知识分子的综合素质大幅度提升，日益具有国际视野，高层次人才比例持续扩大，他们逐渐成为各个领域的骨干力量，正在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总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离不开青年知识分子的踊跃参与和全力投入。
中国共产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就必须吸收在当代中国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性产业、行业与工种中的进步青年，尤其是青年知识分子。积极吸引和争取这些青年知识分子向党组织靠拢，是中国共产党始终保持自身先进性的必然要求。当代青年知识分子表现出独有的群体性特点，“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社会主义，勤奋好学，积极上进，具有为国家富强而奋斗的真诚愿望，在自己的岗位上做出了可喜的成绩”。中国共产党要针对青年知识分子的特点进行引导，“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充分信任青年、热情关心青年、严格要求青年，为青年驰骋思想打开更浩瀚的天空，为青年实践创新搭建更广阔的舞台，为青年塑造人生提供更丰富的机会，为青年建功立业创造更有利的条件。各级领导干部要关注青年愿望、帮助青年发展、支持青年创业，做青年朋友的知心人，做青年工作的热心人”。中国共产党在为青年知识分子提供展现个人才能的机会和平台的过程中，引导他们将个人理想与国家和民族的梦想结合起来，积极吸收进步青年知识分子，始终保持自身的先进性。
总之，中国共产党与中国进步青年同呼吸、同命运，中国共产党在引导青年发展的过程中积极吸收进步青年，补充新生力量；中国青年在向中国共产党靠拢的过程中不断提高个人政治思想觉悟和综合素质，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实现人生价值与社会价值的完美统一。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进步青年；中共一大
中图分类号：D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8268（2014）04-0005-05
中央组织部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2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达到8512.7万名，其中，35岁及以下的党员有2180.1万名，占党员总数的25.6%。这组数据表明，青年是中国共产党新鲜血液的重要来源，青年党员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入分析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与会代表可以发现，中国共产党始终是中国进步青年的航标与导师，中国进步青年始终是中国共产党的希望与依靠。在当代，要进一步加强中国共产党与进步青年的密切联系，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面向未来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有志青年接续奋斗。全党都要关注青年、关心青年、关爱青年，倾听青年心声，鼓励青年成长，支持青年创业”。加强中国共产党与进步青年的联系，也是保持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引导青年健康成长的迫切需要。
一、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青年、依靠青年和赢得青年
青年一般是指年龄在18至35岁之间的人群。中国青年思想活跃，社会责任感强烈，关注民族未来和国家发展。在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每个关键时刻，青年都发挥着特殊作用。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出席此次大会的代表共15人，包括2位国际代表，以及代表着当时全国53名党员的13位党代表。进一步分析这13位党代表的年龄结构（见表1）可知，年龄在18至35岁之间的党代表有12位，占参会中国党代表总数的92.3%；陈独秀和李大钊虽然没有亲自参加中共一大，但他们是中共一大的发起人和策划人，是公认的党的创始人，李大钊当时也是年仅32岁的青年。由此可见，中国共产党是在中国进步青年的积极策划和参与下诞生的，中国进步青年从一开始就是中国共产党的依靠力量和主体力量，中国共产党代表着中国进步青年的根本利益和人生追求。事实上，在新中国建立前召开的中共二大至中共七大，与会代表中青年所占的比重都非常大。中国共产党的成长史表明，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始终代表着青年的根本利益，依靠青年的大力支持，赢得青年的高度认同。
习近平同志在2013年五四青年节时的讲话中强调：“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我们党自成立之日起，就始终代表广大青年、赢得广大青年、依靠广大青年。”中国共产党能够代表青年、赢得青年和依靠青年的根本原因在于，这个政党所坚持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维护着广大青年的根本利益，是引领中国人民完成国家独立、人民解放这一近代中国首要历史任务的科学理论。中国共产党诞生之前，中国进步青年为挽救中华民族于危亡，纷纷东渡日本、西行欧美，寻求救亡图存之路。一时之间，“无政府主义、无政府工团主义、互助主义、新村主义、合作主义、泛劳动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伯恩斯坦主义等”，各种社会思潮涌人中国，它们相互争鸣，宣扬自己是挽救中国的唯一正确学说。马克思主义作为其中的一种思潮最后能够脱颖而出，其重要原因是它赢得了李大钊（1889年）、陈独秀（1879年）、毛泽东（1893年）、周恩来（1898年）、董必武（1886年）、李达（1890年）、邓中夏（1894年）、蔡和森（1895年）、瞿秋白（1899年）、赵世炎（1901年）、陈潭秋（1896年）、何叔衡（1876年）、李汉俊（1890年）、张太雷（1898年）、王尽美（1898年）、邓恩铭（1901年）等一大批中国早期先进知识分子的认同和支持，他们中的绝大部分人都是青年人。尤其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以事实验证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实践性，在中国进步青年的推动下，越来越多的中国人相信，马克思主义能够挽救中华民族于危亡，能够维护包括广大青年在内的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它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产生了中国共产党。可见，中国共产党从一开始就与广大中国进步青年密不可分。
近十年来，青年党员在中国共产党中的比例呈持续增长态势。2002年党的十六大召开时，党员总数为6694万人，其中青年党员占22.2%；2007年党的十七大召开时，党员总数为7336.3万人，其中青年党员占23.7%；2012年党的十八大召开时，党员总数为8512.7万人，其中青年党员占25.6%。个别省市青年党员在地区党员总数中所占的比例远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例如，2011年，浙江省新发展的党员中，35岁以下的青年党员占79.16%。青年党员在中国共产党中所占比重的持续增长，不仅表明青年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中的重要依靠力量，而且表明中国共产党对当代中国进步青年的吸引力日益增强，这是具有深远意义的现象。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青年——是我们的未来，我们的一切事业的继承者。”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必须依靠青年，中国共产党只有始终保持对中国进步青年的吸引力和凝聚力，才能不断补充新鲜血液，壮大队伍，保持旺盛的生命力。
赢得青年才能赢得未来，中国共产党同样如此。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神圣家族》中所指出的那样：“‘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在理论上，中国共产党所坚持的指导思想代表着包括广大青年在内的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在实践上，中国共产党也要切实维护包括广大青年在内的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才能赢得青年的认同。中国共产党要赢得青年的认同，不仅依靠马克思主义的真理魅力，而且要依靠对青年利益的全面维护和体现。胡锦涛同志在《在纪念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中国共产党始终高度重视青年、关怀青年、信任青年，对青年一代寄予殷切期望。”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推进过程中，广大青年的根本利益得到前所未有的维护和体现，但中国共产党要赢得青年，还要回应其特殊利益诉求。青年在学习、工作和生活等方面处于发展的关键时期，往往遭遇各种困难和挑战，如果得不到及时关心和支持，他们的个人发展可能受阻，具体利益可能受损。因此，中国共产党要赢得青年的认同，必须关心青年成长，统筹其根本利益和具体利益，在利益一致的基础上密切相互关系。 二、中国共产党必须培养青年、教育青年和引领青年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与会代表们在会后并未整齐划一地走上革命道路，而是形成了不同的人生轨迹。如表2所示，陈独秀、李大钊和中共一大的13名代表形成五种人生历程，表现出不同的特点。
第一种是“信念坚定，奋斗终生”类型。毛泽东、董必武和王尽美等人在中共一大之后积极参加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活动，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信仰并为之奋斗终生。王尽美为党的事业呕心沥血，英年早逝；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并进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是中共一大代表中的佼佼者；董必武在中共一大之后积极利用工作之便对学生和工人进行马克思主义启蒙教育，参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全过程，在新中国成立之后长期担任党和国家的领导人。第二种是“视死如归，献身革命”类型。李大钊、何叔衡、邓恩铭和陈潭秋等人为了中国革命事业的成功，在与国民党反动派的英勇斗争中光荣牺牲，充分展现了共产党员的革命意志和坚定信念。第三种是“性格倔强，游离革命”类型。陈独秀、李汉俊和李达等人因各种原因脱离了中国共产党，从革命活动中逐渐退出。陈独秀在中共一大被选举为中央局书记，他对早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做出了重大贡献，但在国共第一次合作过程中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给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革命力量带来巨大损失，1929年被开除党籍。李汉俊在中共一大之后致力于马克思主义宣传活动与革命活动，后因与陈独秀等人的观点发生分歧而自动脱党，1924年被正式开除出党。李达同李汉俊负责中共一大召开的筹备工作，也是中国共产党第一届中央宣传主任，后因同陈独秀在国共合作等问题上发生分歧和冲突，自行宣布脱党。第四种是“误入歧途，迷途知返”类型。刘仁静和包惠僧脱离中国共产党，加入国民党，背叛了自己的信仰，但最终悔悟，自觉反省和改造自己的思想，问到正确的轨道上来。年仅19岁的刘仁静是参加中共一大最年轻的代表，他担任过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书记，后来倒向国民党，新中国建立后，他发表声明，反省了自己的错误。包惠僧在中共一大之后曾历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长兼支部主任、中国共产党北京区委员会委员兼秘书、中国共产党武汉区委员会委员长等职，1927年“四一二政变”之后，他脱离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政府中历任陆海空军总司令部参议、军委秘书兼中央军校政治教官以及内政部户政司司长等职，革命胜利前夕，包惠僧主动联系周恩来，反省自己的错误行为。第五种是“投敌叛党，背叛革命”类型。陈公博、周佛海和张国焘等人先后背叛了革命，或投敌或叛国，给革命事业、国家和民族带来很大伤害。陈公博是中共一大代表中最先脱党的人，他在中共一大会后不执行党组织的决定，宣布脱离中国共产党，从美国留学回国后加入国民党，后追随汪精卫，叛国投敌，成为臭名昭著的汉奸。周佛海在中共一大之后前往日本，回国后出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秘书，逐渐成为“不交纳党费、不参加党的活动、散布不满情绪”的“三不党员”，于1924年9月脱离中国共产党，后追随汪精卫成为卖国贼。张国焘因带来李大钊的意见而在中共一大上被推选为主席，后来作为中共代表出席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受到列宁的接见，并曾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兼中央组织部长、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政治局常委兼组织部长、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副团长等职，于1938年4月投奔国民党，公开声明脱党。
陈独秀、李大钊以及13名中共一大代表的不同人生经历表明，一方面，青年的理想信念处于形成的关键时期，容易受到外部因素的干扰，可能会动摇甚至放弃其正确的理想信念；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必须高度重视对进步青年的培养、教育和引领，在关键时刻给予关心，帮助他们抵御各种错误思潮的干扰，引导进步青年成长为信仰坚定的共产党员。在中国青年志愿者行动实施20周年暨第28个国际志愿者日之际，习近平给华中农业大学“本禹志愿服务队”的回信中谈道：“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有源源不断的强大力量。”正是因为如此，在21世纪的今天，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共存竞争发展，某些企图“西化”、“分化”中国的西方敌对势力加紧与我们争夺青年一代，他们利用其经济和科技优势，借助网络等新媒介向中国青年传输西方的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如新自由主义、普世价值理论、民主社会主义等等。这场争夺中国青年的无硝烟的战争日益公开化、白热化，印证了邓小平同志在1992年的南方谈话中的警示：“帝国主义搞和平演变，把希望寄托在我们以后的几代人身上。”同时，当代中国正在经历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由落后农业国向先进工业国转型的社会巨变，它必然引发思想领域中各种社会思潮相互争鸣、较量，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对各种社会思潮的引领作用还有待进一步加强。在这样的环境中，部分青年受到了实用主义、极端个人主义、享乐主义等不良社会思潮的影响，理想信念缺失或发生动摇，为各种资产阶级思想观念的入侵提供了可乘之机。对此，习近平同志指出：“广大青年一定要坚定理想信念。‘功崇惟志，业广惟勤。’理想指引人生方向，信念决定事业成败。没有理想信念，就会导致精神上‘缺钙’。中国梦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理想，也是青年一代应该牢固树立的远大理想。”在当前，中国共产党要主动承担起青年的人生“导师”之责，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引导青年成长为有理想、有担当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用自己的聪明才智为党和人民建功立业。
三、中国共产党必须重视、吸引和争取青年知识分子
分析中共一大青年党代表当时从事的职业发现，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突出特点，即文化知识水平较高，是青年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青年知识分子。如表3中的资料显示，李汉俊和李达是商务印书馆编译，陈独秀、李大钊、张国焘、刘仁静、毛泽东、何叔衡、陈潭秋和陈公博等人都是各级各类学校的教师，王尽美、邓恩铭、周佛海分别是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山东省立第一中学和日本第七高等学校的学生，包惠僧毕业于湖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1919年于北京大学文学系肄业。同时，参加中共一大的13位党代表中，与北京大学有关的占5位：陈公博、张国焘、刘仁静是北大的学生，毛泽东曾在北大工作过，包惠僧曾在北京大学短期学习过。此外，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的组织者和筹备者“南陈北李”均是北京大学的教授。中共一大代表中留学日本的有4位：董必武、李汉俊、李达、周佛海。这些资料表明，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同青年知识分子的支持和推动密不可分，青年知识分子是中国共产党必须高度重视和始终争取的对象。 20世纪的中国青年知识分子在创建中国共产党、改变近代中国前途与命运中发挥了特殊作用，改革开放之后出生的当代中国青年知识分子则在21世纪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中发挥着中流砥柱作用。一方面，青年知识分子的规模迅速扩大，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必要的人才资源。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基础教育事业和高等教育事业获得长足发展，青年知识分子队伍迅速壮大，他们在青年和中国共产党中所占的比重迅速增加。正如江泽民同志所说：“青年知识分子在我国知识分子队伍中已占到将近半数，他们已经和即将在各项事业中挑起重担。他们能否健康成长，在很大程度上关系到我们国家和人民的前途。”青年知识分子规模的扩大，推动了中国共产党内知识分子比例的增长和整体文化水平的提高。截至2012年底，中国共产党内具有大专及以上学历的党员有3408.1万名，占党员总数的40%。青年知识分子党员战斗在各行各业的一线工作岗位上，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强劲生力军。另一方面，当代青年知识分子掌握了最新科学技术和文化知识，思维敏捷，在各行各业中发挥着模范带头作用。人类进入知识经济时代以来，“人才是第一战略资源”已成为普遍共识，党和国家持续加大对教育事业的投入，青年知识分子的综合素质大幅度提升，日益具有国际视野，高层次人才比例持续扩大，他们逐渐成为各个领域的骨干力量，正在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总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离不开青年知识分子的踊跃参与和全力投入。
中国共产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就必须吸收在当代中国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性产业、行业与工种中的进步青年，尤其是青年知识分子。积极吸引和争取这些青年知识分子向党组织靠拢，是中国共产党始终保持自身先进性的必然要求。当代青年知识分子表现出独有的群体性特点，“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社会主义，勤奋好学，积极上进，具有为国家富强而奋斗的真诚愿望，在自己的岗位上做出了可喜的成绩”。中国共产党要针对青年知识分子的特点进行引导，“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充分信任青年、热情关心青年、严格要求青年，为青年驰骋思想打开更浩瀚的天空，为青年实践创新搭建更广阔的舞台，为青年塑造人生提供更丰富的机会，为青年建功立业创造更有利的条件。各级领导干部要关注青年愿望、帮助青年发展、支持青年创业，做青年朋友的知心人，做青年工作的热心人”。中国共产党在为青年知识分子提供展现个人才能的机会和平台的过程中，引导他们将个人理想与国家和民族的梦想结合起来，积极吸收进步青年知识分子，始终保持自身的先进性。
总之，中国共产党与中国进步青年同呼吸、同命运，中国共产党在引导青年发展的过程中积极吸收进步青年，补充新生力量；中国青年在向中国共产党靠拢的过程中不断提高个人政治思想觉悟和综合素质，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实现人生价值与社会价值的完美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