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国革命的不断深化，作为最早一批进入共产党边区革命根据地的文人之一，丁玲的创作思想也发生了鲜明的变化。从女性、知识分子到工农大众的过渡，从个人主义到集体主义的皈依，也正是体现了她从小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的蜕变。这种阶级性的变化使她前后期的作品的叙事风格也发生了鲜明的转变，其中，共产党的影响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困囿于爱情的内心苦闷

　　对于拥有“大同”理想的丁玲来说，革命意识的形成是有着特定的意义的。童年时期，母亲和早期共产党员向警予对她进行的革命教育无疑是重要的，这为此后丁玲革命思想的深化和革命实践提供了重要的基础。
　　虽然她从小就受到了革命影响，但小资产阶级虚无思想早已在她心中留下深深的烙印。这种不平衡使她早期对马克思主义、对革命思想还不具备清楚的认知：“我们那时还谈不上什么马克思主义、无政府主义，只是想找一条社会革命的路，当然只能是空想。”加之深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个人主义和个性解放正契合了她的幻想。因此她在创作伊始就表现出了强烈的个人主义倾向。她的早期作品，如《梦珂》《莎菲女士的日记》等，其中蕴含的深切思想，既为当时的女性探寻一条思想解放的途径，同时也表现出她对庸俗的反抗和对光明的向往。
　　《莎菲女士的日记》是丁玲早期的代表作，于1928年2月10日发表于《小说月报》。这部小说以细腻的勾勒和大胆的笔触直指人物内心，由于时代的黑暗所造成的人物的悲观，在莎菲身上明显地体现出来。她不断地追求个性的解放却始终找不到真正的出路，追求的失落、理想的破灭并没有使她屈服，彷徨和苦闷在她的一生中习以为常。
　　“我总愿意有那么几个人能了解得我清清楚楚的，如若不懂得我，我要那些爱，那些体贴做什么？” 莎菲对凌吉士的拒绝正是女性受到新思想影响之后观念上的超越，由此可见，女性所思考的已经是理解，而不是传统的爱与体贴，这已经上升到了灵魂的高度。更深层次的则是对社会的轻蔑和个人内心的倔强。这又何尝不是一种女性革命？不仅仅是莎菲，丁玲此时期作品中的其他女性形象，如承淑、阿毛等，她们作为当时时代的女性，丁玲在刻画这些形象时，不是纯粹地描写她们的命运之悲，而是以一种独有的姿态大胆地描写她们对于灵与肉的思考、对女性尊严的合理性判断以及对于光明理想的寻求。
　　1923年，丁玲经由瞿秋白等人的介绍，进入中国共产党创办的上海大学中国文学系学习，并且认识了胡也频等文化新人，受到了革命思想的影响。但此时的丁玲看到的更多的是在国共合作失败的黑暗气氛之下知识分子无路可走的绝望，社会革命的思想在她的脑海中还是相对单薄的，共产党人的革命理论此时还无法超越丁玲自身的小资产阶级倾向。个人主义对集体主义的革命思想是存在排斥的，因此，她此时期的作品主题单一，描绘小资产阶级的苦闷成为她主要的叙事风格。

革命与恋爱的灵魂挣扎

　　随着社会形式的变化以及社会革命的爆发，“莎菲”式的生命体验在当时已经不合时宜。
　　在深入革命之前的丁玲，小资产阶级情调和无政府主义倾向在她的心中留下了深刻的烙印。1930年，胡也频自己已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且希望丁玲能够摒弃自己的虚无思想。但知识分子和女性在黑暗的社会中所受的创伤使她深深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之中，虽然如此，胡也频的革命精神却也深深地影响着她。他曲折的历程和被抓捕的遭遇使丁玲认识到单枪匹马地进行文学创作已是不可取的，这逼迫她不得不加入一个团体并且投身革命。冯雪峰的所言又增强了她内心的坚定：
　　你怎么感到只有你一个人在那里受罪？你应该想到，有许许多多人在那里同你一样受罪，整个革命在这些年里也同你一道，一样受着罪啊。
　　同年，丁玲加入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标志着她开始“向左转”。以此为始点的小说已不再是单纯的为爱情，而是爱情与革命的两难或对立，甚至大多数情况下是爱情对革命的让步。这意味着她已经跨入革命作家洪流，由小资产阶级性的革命作家转变成为左翼革命作家。
　　《韦护》是丁玲加入中国左翼联盟之后创作的第一部小说，也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品。以此为例，小说中的男性形象如韦护和望微，都是参加革命性质的工作的，工作的同时内心又泛起了爱情的涟漪，但革命的波澜却是更大。以韦护为代表的革命工作者却能够舍弃生命的自然需要而追逐自己最初的梦想。
　　同时，以丽嘉为代表的女性也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妇女，而是经受过“五四”新文化运动洗礼的。如“唉，什么爱情！一切都过去了！好，我现在一切都听凭你。我们好好做点事业出来吧，只是我要慢慢的来撑持呵！唉！我这颗迷乱的心！”
　　她们有着自由的天性和对社会的深刻的思考。在社会的革命斗争这条道路上，她们并不是阻碍，反而是一步步走向独立的战士。
　　在社会革命热情高涨的时刻，丁玲看到了革命重压之下人的精神的空虛，因此她融合了传统与现代、个人与革命创作了《韦护》这部小说，这使她跨进了革命文学作家的行列，但从根本上却未完全脱离小资产阶级的趣味性。由于丁玲个人经历的缺乏，这种模式的小说在对“革命”的勾勒上显得有些肤浅。小说实质上是写爱情故事，而丁玲因政治信仰和观念强行加入革命的成分，这对于革命文学来说显然是不成熟的。丁玲自己也能够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她曾说道：“还没跳出恋爱啊、革命啊的范围， 但它已是通向革命的东西了。”这种观念在之后的一段之间内才被摈弃。
　　1931年，胡也频被秘密杀害，给了她沉重的打击。这种鲜血和暴虐不仅没有使她退却，反而成为了她奔向革命洪流的催化剂。由此，她意识到自己的小资产阶级倾向已是不合时宜的，必须投身革命才是正道。1932年，丁玲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既是她创作生涯上的一个转折，也是她生活上的一道坎坷。《田家冲》《水》即在同年相继问世，从这一刻开始，她的创作理念才发生了彻底的转变，将自己关注的目光投向了工农与革命。丁玲成为了一名真正的革命作家。

“翻心”后的革命叙事

　　丁玲对于共产党的感情是忠贞的、是真挚的，这种情感是在她坎坷的人生经历中一步步形成的。加入共产党后，她就一直跟随党的步伐，毫不动摇。
　　但伟大的作家注定是不平凡的，1933年，丁玲就被国民党特务秘密绑架。自此，无论是左翼联盟还是文化界，都发出了援救丁玲的呼号。经历了三年的幽禁，她才在共产党的营救下成功地逃脱了。这次痛苦的经历使她的革命夙愿更加强大，毛泽东支持和领导她率领团队去前线并赠予其“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的诗词，对她表示了极大的赞赏和肯定。在之后发表的小说中，《我们需要杂文》《三八节有感》《在医院中》等，深刻地表现了革命地区女性的不平等地位以及个人与集体的关系。这种观念在当时是违背主流思想的，因此，她的小说因立场问题而受到了严厉的批评。但对革命内部问题的揭露并不是对革命的否定和批评，而是消除革命黑暗、净化共产党人革命心灵的有效途径。这些小说的发表虽然使她在当时的黑暗环境中受到了批判，但在现在看来，却是更鲜明地表现出了丁玲对于“完美”的革命的向往。从另一个角度来讲，她不是在做批判，而是在维护。
　　1942年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对解放区作家的创作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丁玲也不例外。在此后的作品之中，大多都以工农兵作为主人公，描写社会上的革命斗争以及大背景下农村农民的革命。在城市生活多年的丁玲渴望回到农村解放区生活，这个愿望终于在1946年有了机会。中共中央开展土地改革，她踊跃报名下乡，翻越了多地考察农村土地的现实状况。这些经历为她的小说创作提供了现实支持。《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就是在这个大背景之下创作的，小说以土改组领导革命为主线，表现出革命中的阶级立场，再现土改革命的真实历史。
　　小说中一个鲜明的观点则是老百姓对于共产党的态度的变化，从“共产党，好是好，穷人才能沾光……共人家的产，就发得起财来么？”到“咱们由咱们人民的军队八路军……咱们一条心，保卫咱们的土地”可以看出百姓已经把共产党看成是“自己的”人，这说明他们思想已经发生了重要的转变，共产党和百姓已经是一根线、一条心了。同时，也体现出了丁玲革命思想的完善和成熟。
　　共产党对于丁玲小说叙事风格的转变的影响是不可忽略的，尤其是共产党领袖毛泽东。他支持她召开文艺会议并为她提供了上前线的机会，认为丁玲“是一个对党对革命忠实的共产党员”，这无疑是对丁玲的最大的肯定。不仅如此，他还对丁玲的创作提出了大胆的表扬。《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这部作品，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丁玲想要写给毛泽东看的。而毛泽东所赠予作家的唯一一首词也是写给丁玲的：
　　壁上红旗落照，西风漫卷孤城。延安人物一时新，洞中开宴会， 招待出牢人。纤笔一枝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阵图开向陇山东，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
　　即使丁玲曾经被开除过党籍，但这段黑暗时代所得到的温暖，都是共产党给她的，她的心也始终是和共产党连在一起的。她的作品中所描写的共产党员的形象也是可爱而又豪迈的，是会在人民最需要的时候站出来与他们并肩作战的。
　　纵观丁玲的整个创作史和革命經历，由表现“五四”时期女性的精神独立和知识分子的苦闷到投身革命表现共产党人的顽强斗争，正是“文小姐”到“武将军”的真实写照。
　　作为知识分子的丁玲摆脱了小资产阶级的趣味后，在革命政治中所生发出来的话语实践所体现出来的不仅是自身小说的转型，也是现代文学由文学革命向革命文学的转型，是个人主义到集体主义的皈依。她的创作过程既漫长又坎坷，在共产革命思想的影响下，完成了从“文小姐”到“武将军”的转变。对丁玲小说中革命性思想的转变的分析，对于她整个创作史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
　　（作者系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