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欢喜冤家》是晚明出现的一部话本小说集，以叙述男女间不正常的婚恋故事为主，反映了否定男权中心主义的恋情观。从古代小说发展史的角度看，《欢喜冤家》体现了小说创作中“人性”的回归，具有恋情小说中的情欲类向情爱类转化的特点。
【关键词】：古代小说研究；欢喜冤家；恋情观；情欲与情爱
《欢喜冤家》序说：“作小说者，游心于风月之乡。”通观二十四篇，大抵以写恋情为主，其中有些回目如《汪监生贪财娶寡妇》、《杨玉京假恤孤怜寡》、《梦花生媚引凤鸾交》以写骗为主、恋情稍薄，其余都写了男女间不正常的婚恋故事，“人的最丰富最热烈最细腻最逼真的情感大多表现在两性关系上”，因此，从这些故事中，我们能更深刻地认识到晚明时普通男女的恋情观。
一、丰富多彩真实鲜明的妇女群像
《欢喜冤家》中的妇女形象大多具有自己独特的个性，既有对性爱的渴求，又有对道义的认可，情感与理智交织，表现出女性的机智和对男权的否定。
《花二娘巧智认情郎》中花二娘徐氏可说是这一类女性的代表，作者把该篇放在第一回的显著位置，带有寓含全集的意味。徐氏自幼父母双亡，是“无娘教训的女儿”，“在姑娘家养成”，这说明她自然成长，由着人的天性而少经礼教的浸染和扭曲。嫁于花林，孝敬公婆。公婆生病，她“早晚殷勤服侍，并无怨心”。而丈夫花林非但不持家过日子，还在外面专结交些不三不四的人，时常偷窃家中的钱物换酒吃。花林义兄单身光棍李二白对她“爱慕”，她“并不理帐”。她结识了其夫义弟书生任龙，两下相悦好起来了。后来李二白得知奸情，从中作梗。好在她曾救过任龙的未婚妻张氏一命（张氏因“闺中不谨，腹中有了利钱”，徐氏帮忙下了此胎），张母告知二娘李二白挑唆花林将要杀死她和任龙。徐氏将计就计，用智让花林杀死了李二白。后来徐氏与任龙两下收心，不再走动，好好过日子。该篇总评说：“愚昧之夫乃至妻纲乖戾”，指出了花二娘由一个好女子堕入奸情的根源；又说“香偷玉窃者，两心相照也”，对任徐奸情是抱有同情态度的，特别指出“花二娘出奇制胜，智者不及”，“若三人者，从情痴内得已觉之灵机，于苦海中识回头之彼岸。较之今日蝇趋蚁附，恋恋于势利之物者，大相远矣”，这更是对徐氏后来能够理智用事，不囿于情欲的赞扬了。徐氏与任龙通奸，也许算是对混帐丈夫花林的一个小小惩罚吧。以后诸回多以这一回为纲领，对有情有义者予以肯定和赞扬，对陷入欲海不可自拔者进行鞭挞和批判。
二、平常男人的是与非
《欢喜冤家》中不仅塑造了一批个性鲜明的女性形象，在这些女性身上深深地嵌上了时代的烙印，同时也塑造了一批平常生活中的男性形象，这也体现了话本小说来源于生活反映生活本来面貌的特色。以往小说中的男性大多显得极不寻常，多为英雄才子。自拟话本小说出，始真正关注平常人的生活，《欢喜冤家》也具有话本小说的这个普遍特点。
小说通过一系列的男性形象破除了“女人是祸水”的迷信，也就是说，在那些不幸婚姻中妇女虽然有些不光彩，但常常是由男子自身的原因造成的。《乖二官骗落美人局》中的王小山就是一个窝囊男人的典型。因为京里点选秀女，五十岁的鳏夫王小山拣巧娶了二十二岁风流出众的方二姑，家里生计困难，小山不思勤俭努力发家致富，却打老婆主意，叫老婆勾引“极风流有钞”的张二官，让他出钱合伙做生意。生意做成了，钱也赚了，老婆也真的跟二官好上了，情真意合，且养了个儿子。小山千方百计想拆开他们已是不可能，后来小山连病带气而亡，张二官与方二姑正式做了偕老夫妻，开店过活。细读这回小说，方二姑与王小山的不幸婚姻是男权中心主义的封建制度造成的，皇帝更是罪魁祸首。作者对小山的所作所为进行了辛辣的嘲讽，“赔了夫人又折兵”。对方二姑与张二官的偷情、结合，小说都持肯定态度。二姑对二官是“只愁你娶了妻子，忘了我也”，二官对二姑是“无日不思，无夜不想”、“如今再不娶妻了”，可见，他们并不仅仅为了生理欲望的满足，而是在交往中产生了深厚的感情。
三、市民性观念的更新
《欢喜冤家》中“色”性表现得极为充分，特别是对女性的关注。整部小说大多以女性的性生理和性心理的满足为成功的性生活，在性行为中性的主动权已交到了女性的手里，某种意义上讲，这已带有很浓的现代性解放的色彩了（有学者认为，性解放与性开放不同，性解放意味着对女性性权利的尊重，是具有真正人性美的新道德，而性开放是不道德的，是反人性的，甚至是兽性的）。“本书在涉及性行为的描写中，往往与人物性格、事件进程溶为一体，表现了小说技巧的进步，不能简单视为宣淫之作”。确实，小说中大多数男女主人公已不单单是为了色欲的满足，所谓“但得情长，不在取色”、“固非贪淫，但无此不足以取真爱耳”。他们对性的追求已成为他们对美好生活追求的一部分，一旦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他们大多收心敛性，过起平常人的安定生活。这与此前的一些小说中有些人物简直就是为性欲而活着是不同的，鲜明地体现了《欢喜冤家》是我国古代恋情小说由情欲向情爱过渡的特色。尽管很多男女偷情并不是建立在真正相爱的基础之上，而是慕色起心，但他们一旦获得生理上的结合和满足，也“恩恩爱爱，就是夫妻一般”。更多的是爱不忘义，理性战胜感性，为维护自身家庭的完好而勇弃前欢，女性为此者尤多，较此前恋情小说而言尤为突出。她们既不为情欲所迷，也不为自己的理想情爱而不顾一切，大多数女性更看重的是情义。“饱暖思淫欲”，人们对“色性”的看法常取决于人们对“食性”的看法，也就是对物质基础的看法。准确地讲，中晚明时期人们对“富”“贵”已有别于前人的看法了。
《欢喜冤家》正是小说创作中“人性”回归的体现，具有恋情小说中的情欲类向情爱类转化的特點。
参考文献：
[1]朱一玄《明清小说资料选编》（下册），齐鲁书社1990年版。
[2]胡金望《风月乡里写世情———略论〈欢喜冤家〉的选材视角与构思模式》，《明清小说研究》1998年第3期。
[3]《欢喜冤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4]《古本小说集成》本《欢喜冤家》，影印明崇祯山水邻原刊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按：简称影印本。
[5]李淑兰：《<欢喜冤家>贞操观的现代解读》，宁夏社会科学，2003年，第5期。
[6]周有德等点校，[明]西湖渔隐：《欢喜冤家》，沈陽：春风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按：简称点校本。
[7]萧相恺：《〈欢喜冤家〉考论》，明清小说研究，1989年，第4期。
[8]胡适：《胡适文存》（第一集第四卷），《胡适全集》（第一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
【关键词】：古代小说研究；欢喜冤家；恋情观；情欲与情爱
《欢喜冤家》序说：“作小说者，游心于风月之乡。”通观二十四篇，大抵以写恋情为主，其中有些回目如《汪监生贪财娶寡妇》、《杨玉京假恤孤怜寡》、《梦花生媚引凤鸾交》以写骗为主、恋情稍薄，其余都写了男女间不正常的婚恋故事，“人的最丰富最热烈最细腻最逼真的情感大多表现在两性关系上”，因此，从这些故事中，我们能更深刻地认识到晚明时普通男女的恋情观。
一、丰富多彩真实鲜明的妇女群像
《欢喜冤家》中的妇女形象大多具有自己独特的个性，既有对性爱的渴求，又有对道义的认可，情感与理智交织，表现出女性的机智和对男权的否定。
《花二娘巧智认情郎》中花二娘徐氏可说是这一类女性的代表，作者把该篇放在第一回的显著位置，带有寓含全集的意味。徐氏自幼父母双亡，是“无娘教训的女儿”，“在姑娘家养成”，这说明她自然成长，由着人的天性而少经礼教的浸染和扭曲。嫁于花林，孝敬公婆。公婆生病，她“早晚殷勤服侍，并无怨心”。而丈夫花林非但不持家过日子，还在外面专结交些不三不四的人，时常偷窃家中的钱物换酒吃。花林义兄单身光棍李二白对她“爱慕”，她“并不理帐”。她结识了其夫义弟书生任龙，两下相悦好起来了。后来李二白得知奸情，从中作梗。好在她曾救过任龙的未婚妻张氏一命（张氏因“闺中不谨，腹中有了利钱”，徐氏帮忙下了此胎），张母告知二娘李二白挑唆花林将要杀死她和任龙。徐氏将计就计，用智让花林杀死了李二白。后来徐氏与任龙两下收心，不再走动，好好过日子。该篇总评说：“愚昧之夫乃至妻纲乖戾”，指出了花二娘由一个好女子堕入奸情的根源；又说“香偷玉窃者，两心相照也”，对任徐奸情是抱有同情态度的，特别指出“花二娘出奇制胜，智者不及”，“若三人者，从情痴内得已觉之灵机，于苦海中识回头之彼岸。较之今日蝇趋蚁附，恋恋于势利之物者，大相远矣”，这更是对徐氏后来能够理智用事，不囿于情欲的赞扬了。徐氏与任龙通奸，也许算是对混帐丈夫花林的一个小小惩罚吧。以后诸回多以这一回为纲领，对有情有义者予以肯定和赞扬，对陷入欲海不可自拔者进行鞭挞和批判。
二、平常男人的是与非
《欢喜冤家》中不仅塑造了一批个性鲜明的女性形象，在这些女性身上深深地嵌上了时代的烙印，同时也塑造了一批平常生活中的男性形象，这也体现了话本小说来源于生活反映生活本来面貌的特色。以往小说中的男性大多显得极不寻常，多为英雄才子。自拟话本小说出，始真正关注平常人的生活，《欢喜冤家》也具有话本小说的这个普遍特点。
小说通过一系列的男性形象破除了“女人是祸水”的迷信，也就是说，在那些不幸婚姻中妇女虽然有些不光彩，但常常是由男子自身的原因造成的。《乖二官骗落美人局》中的王小山就是一个窝囊男人的典型。因为京里点选秀女，五十岁的鳏夫王小山拣巧娶了二十二岁风流出众的方二姑，家里生计困难，小山不思勤俭努力发家致富，却打老婆主意，叫老婆勾引“极风流有钞”的张二官，让他出钱合伙做生意。生意做成了，钱也赚了，老婆也真的跟二官好上了，情真意合，且养了个儿子。小山千方百计想拆开他们已是不可能，后来小山连病带气而亡，张二官与方二姑正式做了偕老夫妻，开店过活。细读这回小说，方二姑与王小山的不幸婚姻是男权中心主义的封建制度造成的，皇帝更是罪魁祸首。作者对小山的所作所为进行了辛辣的嘲讽，“赔了夫人又折兵”。对方二姑与张二官的偷情、结合，小说都持肯定态度。二姑对二官是“只愁你娶了妻子，忘了我也”，二官对二姑是“无日不思，无夜不想”、“如今再不娶妻了”，可见，他们并不仅仅为了生理欲望的满足，而是在交往中产生了深厚的感情。
三、市民性观念的更新
《欢喜冤家》中“色”性表现得极为充分，特别是对女性的关注。整部小说大多以女性的性生理和性心理的满足为成功的性生活，在性行为中性的主动权已交到了女性的手里，某种意义上讲，这已带有很浓的现代性解放的色彩了（有学者认为，性解放与性开放不同，性解放意味着对女性性权利的尊重，是具有真正人性美的新道德，而性开放是不道德的，是反人性的，甚至是兽性的）。“本书在涉及性行为的描写中，往往与人物性格、事件进程溶为一体，表现了小说技巧的进步，不能简单视为宣淫之作”。确实，小说中大多数男女主人公已不单单是为了色欲的满足，所谓“但得情长，不在取色”、“固非贪淫，但无此不足以取真爱耳”。他们对性的追求已成为他们对美好生活追求的一部分，一旦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他们大多收心敛性，过起平常人的安定生活。这与此前的一些小说中有些人物简直就是为性欲而活着是不同的，鲜明地体现了《欢喜冤家》是我国古代恋情小说由情欲向情爱过渡的特色。尽管很多男女偷情并不是建立在真正相爱的基础之上，而是慕色起心，但他们一旦获得生理上的结合和满足，也“恩恩爱爱，就是夫妻一般”。更多的是爱不忘义，理性战胜感性，为维护自身家庭的完好而勇弃前欢，女性为此者尤多，较此前恋情小说而言尤为突出。她们既不为情欲所迷，也不为自己的理想情爱而不顾一切，大多数女性更看重的是情义。“饱暖思淫欲”，人们对“色性”的看法常取决于人们对“食性”的看法，也就是对物质基础的看法。准确地讲，中晚明时期人们对“富”“贵”已有别于前人的看法了。
《欢喜冤家》正是小说创作中“人性”回归的体现，具有恋情小说中的情欲类向情爱类转化的特點。
参考文献：
[1]朱一玄《明清小说资料选编》（下册），齐鲁书社1990年版。
[2]胡金望《风月乡里写世情———略论〈欢喜冤家〉的选材视角与构思模式》，《明清小说研究》1998年第3期。
[3]《欢喜冤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4]《古本小说集成》本《欢喜冤家》，影印明崇祯山水邻原刊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按：简称影印本。
[5]李淑兰：《<欢喜冤家>贞操观的现代解读》，宁夏社会科学，2003年，第5期。
[6]周有德等点校，[明]西湖渔隐：《欢喜冤家》，沈陽：春风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按：简称点校本。
[7]萧相恺：《〈欢喜冤家〉考论》，明清小说研究，1989年，第4期。
[8]胡适：《胡适文存》（第一集第四卷），《胡适全集》（第一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