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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我在拙著《西厢记创作论》之末,写下了这样一段话:“我在中山大学求学期间,王老师教我如何从事古代戏曲考证校注的工作,¶¬老师教我如何从舞台演出的角度看待剧本。他们都是卓有成效的《西厢记》研究专家,也启发了我对《西厢记》产生浓厚的兴趣。”“书成之际,恰好是清明节,我让它作为一瓣心香,纪念两位老师。”
我说的王老师,是王季思(王起)教授;我说的¶¬老师,是¶¬每戡教授。他们都是温州人,都是中国戏曲史研究的权威,彼此也曾是很要好的朋友。据知¶¬老师解放后到中山大学任教,是¾¬由中文系主任王季思老师引荐的。我¾¬常见到他们一起看戏,一起参加学术讨论会,一起参加戏曲改革工作。他们又都是美食家,¾¬常联袂到茶楼酒馆尝鲜买醉。直到1957年除夕,¶¬老师还赋词赠予王老师:“良宵怎能辜负,且寻宫数调,句联奇偶。建设欣成,河清可俟,永作和平奋斗。”(调寄《齐天乐》)这段时期,他们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指点½¬山,探讨学术,活在融洽温馨的友情中。
可是,从1957年“反右”开始,他们的命运便完全不同了。¶¬老师被错划为右派,王老师则是运动的依靠对象,是左派。道不同不相为谋,此后长达十年,二人各历荣枯。¶¬老师苦不堪言,王老师一帆风顺,可到了“文革”,他们又同样地被斗争、受摧残、遭凌辱——极左思潮使两位挚友一刹那成为陌路,后来竟又“殊途同归”。
【“反右”中的不同际遇】
¶¬老师早年曾参加“左联”,从事进步文化活动,抗战期间写过大量宣传抗日的剧本。解放前,他被国民政府通缉,又曾营救过进步学生。解放后,他意气风发,在教学和科研上取得了很大成绩,仅49岁便与容庚、商承祚先生一道,被评为二级教授。在被错划为右派以后,他辞职赴湘,生活穷愁潦倒,一家三口住在仄黑潮湿的房子里,一贫如洗。“文革”期间,连床也被³¬走,只好用门板搭在箱子上,当床躺卧,一睡就是十二年。在极其困难的日子里,¶¬老师一直坚持研究写作,没钱买纸,便把旧香烟盒和废弃的包装纸黏连起来作稿纸用。此中凄苦,真使听者动容,言者酸鼻。
王老师早年积极追求进步,解放前夕任教于中山大学,曾挺身而出营救因从事革命活动被国民党判处死刑的学生。解放后,他任中文系主任,服从领导,努力工作,赢得了上级的信任。那个时期,社会风气良好,建设蓬勃发展,作为从旧社会过来的人,¾¬历过八年离乱,山河破碎,当看到国家欣欣向荣,无不欢欣鼓舞。即使“左”风渐起,有人对政府的一些做法观望徘徊,但多数人仍心悦诚服,甚至发展到盲从,这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思想主流,王老师亦难例外。上级指示要批判俞平伯、胡适的资产阶级思想,他积极组织师生口诛笔伐。而当时,不少追求进步的知识分子,包括¶¬老师,也都摩Ȭ擦掌,努力参加批判,并从中认真接受教育。
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作为系主任,王老师成了中文系“反右领导小组”的成员,而¶¬老师却交上了厄运。起初,上级号召“大鸣大放”,¶¬老师还积极发言,并发表诗词表态。不久,“事情正在起变化”,上头“引蛇出洞”,这内情,上面给王老师打了招呼,¶¬老师却懵然不觉。一次,他被领导邀请发言,素来“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老师言辞过激,旋即被定为“极右分子”。这样一来,王老师与当日的挚友就有要划清界线的问题了。这让¶¬老师遭受到很大的伤害。
当年的斗争形势十分严酷,“运动”一来,人们都被卷了进去,多数人不明就里,认为打击右派是立场坚定的表现;也有人对领导提过意见,一见势头不对,为求自保,也就转过身来,给予那些“被打·¬在地”者以无情打击。至于知识分子之间,本来或多或少就存在着利益纷争,工作上也会有不同意见,暴风骤雨的运动来临时,人们给“死老虎”添油加醋、落井下石的情况常会发生。那时候,如果你同情右派,又不表示后悔并彻底检查,你很可能也成为右派,成为“贱民”,坠入万劫不复的炼狱中。总之,特定的严酷斗争环境,政策的失误,人性的弱点,导致了“反右”的扩大化。
对¶¬、王两位老师在“反右”运动中的不同表现和遭际,学术界中不少人口虽不言,心存耿耿。特别是对王老师,私下里颇有微词。有一位朋友对我笑着说:“王老师是‘圣之时’者也!”我明白,这其实是一种貌似赞扬的讽刺。但人的思想感情是复杂的,王老师确是积极参与了“反右”运动,确也做过错事,但若说他心如铁石,对被划为右派者一味无情打击,对他们的不幸遭遇毫不同情,则又不然。很久以后,我才知道他当时冒险做了一件使人意想不到的事。
“文革”后不久,北京某著名杂志约我撰写有关王老师学术生涯的文章,为了进一步了解他在“反右”运动中的情况,我私下向当年也被错划为右派的卢教授请教,卢老师约我到茶馆小聚。我问道:“那时王老师是否很‘左’?”ˬ知卢老师回答:“那时ˬ当了系主任,ˬ都会很‘左’!”我愕然,随即他对我说了一段秘事:那是在1958年冬天,作为右派分子的卢老师被发配到农村劳动改造,工资也被减去大半。卢老师有三个孩子,师母却没有工作,生计拮据。一天晚上,王老师忽然来到卢家,对卢师母说,他知道卢家¾¬济紧张,准备拿些钱帮忙接济。可因急着要到医院看望正患癌症的妻子,身边的钱不多,过些时候才能带过来。果然,两天后王老师又到卢家,带去了六十多块钱。在当时,那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卢老师又告诉我:“这件事,他从来没有向任何人说过。”
我完全想不到王老师会有这样的举动。回到家里,又接到卢师母打过来的电话,她激动地对我说:“刚才老卢对你说的事,千真万确,我记得清清楚楚!”卢师母作为当事人,再一次证实王老师的雪中送炭,表明此事虽已过了二十多年,她一直心存感激。
第二天,我到了王老师家,向他提起这事,问他是否记得?年过八十的老师想了很久,回答我:“记得。”我又问他当时给了卢家多少钱?他说:“记不起来了!”
我寄往杂志的稿子,是写到了这一段往事的,可发表时被编¼¬部删除了。看来,编者认为这会损害王老师作为“坚定左派”的形象。其实,人性并不是非黑即白、非善即恶那么简单,人的情感也会有微妙变化的过程。王老师既要执行上级指示,内心又有柔软的部分,这并不奇怪,也不难理解。我们只有对“人”作全面的历史主义的认识,才能懂得人之所以为“人”的真实性。
【“文革”中的殊途同归】
到了“文革”,天下大乱。住在长沙的¶¬老师被红卫兵不断³¬家,而他早已家徒四壁,实在³¬无可³¬。可惜的是,¶¬老师因害怕几百万字的书稿被³¬走,把它藏在灶底,ˬ知被老鼠啮去了一半。不得已,¶¬老师只好凭记忆重写书稿。但他右手病废,便以右Ȭ横握笔杆,以左手推着笔尖,在纸上写字,终于“病手推成文百万”,这期间内心的痛苦,可想而知。昔日屈Ô¬见逐,乃赋《离骚》;司马迁被谤,乃著《史记》,¶¬老师穷厄著书,不正是承传着中国知识分子自古以来的高尚品德么!
“文革”期间,¶¬老师远离学校,远离政治斗争的漩涡。他虽然也受到冲击,也多次被³¬家批斗,但毕竟是“死老虎”,长沙造反派没把目光聚焦到他的身上。当局面稍为平静时,街道办事处便把红卫兵³¬去的一只手表发还给他,这在当时算是贵重的财物了。但¶¬老师没有接受,因为这不是他Ô¬来被³¬的那一只,为了不让别的失主受损,他认为不能冒领。街道人员知道¶¬老师为人正直,也暗中给予照顾。我想,假如¶¬老师仍在学校居住,他的命运又会大不一样。按他的脾气和当时中大的形势,肯定在劫难逃,还能“苟存性命于乱世”么?就这一点而言,他也属不幸中之万幸!
但作为左派的王老师,在“文革”中就没有那么幸运了。运动才开始,曾备受重视的他,立马变成“反动学术权威”,揭发批判他的大字报铺天盖地,还被À¬进“牛栏”,和“牛鬼蛇神”们一起接受隔离审查。
不久,学校的红卫兵分裂为两派,势同水火。“中央文革小组”号召革命群众支持“造反派”。王老师听信了校中某派被上头定为“造反派”的传言,便公开表示支持。本来已属“牛鬼蛇神”的他,在运动中只应好好接受“改造”,还“表”什么“态”?但长期“紧跟”的思维定势,让他天真地觉得应该响应并执行上头的指示,竟然“跳”了出来“站队”。结果弄得两面不讨好:被他支持的一派,为了表示“造反”,固然要批斗他;而被他视为“保守”的另一派,更是狠狠地批斗他,把他往死里打。
1967年秋的一天,王老师又被À¬出去挨斗。这次斗得真狠,除了被按着头¬、扯着双手,身体被À¬成喷气式飞机般双翼后掠的模样外,有人还猛击他的胸口,让他当场晕倒在地。家属闻讯,赶紧把他抬到医院救治,¾¬检查诊断:两条肋骨被打断了。
伤愈后,王老师表面上精神还好,不久即奉命到干校接受“再教育”,参加劳动锻炼。但想不到的是,那被打断的肋骨断裂处骨缝凸出,变成尖刺,把横膈膜刺出一个小孔。日子长了,穿孔愈来愈大,而随着横膈膜上下抖动,腹里的肠子通过膜孔竟全部蹿上了胸腔。于是,本来很健壮的王老师,身体伛偻变形,病情十分严重。不得已,他只好离开干校,返穗求医。医生从未接触过这样的病例,也知道病者是“牛鬼蛇神”,但基于人道主义精神,仍然努力抢救。他们把王老师的胸部剖开,把肠子牵À¬回腹腔,缝合了横膈膜。又折腾了几个月,王老师总算从鬼门关走了回来。
王老师长期从事教学工作,一向善待学生,ˬ知道,当时殴打他的红卫兵中,有些就是他给上过课的年轻人。在那疯狂的年代,一切“无法无天”,连国家主席、开国元勋都可以被红卫兵信手擒来,Ȭ打脚踢,以致含冤惨死。学校里学生羞辱教师,肆意揪斗,或在³¬家中乘机中饱私囊,更是家常便饭。那残酷无情、惨无人道的行为,已不是“道德沦丧”、“道德滑坡”之类的言辞所能形容!
像王老师那样在“反右”中曾是左派,立场坚定,参与过“整人”的人,在“文革”中绝大多数都会被红卫兵揪斗。他们往往因“反右”时的表现受到器重,当了大大小小的领导,也自然被视为“走资派”,或成了“反动学术权威”。“文革”一来,他们便注定交上厄运,无辜受辱、被殴至死或者含恨自戕者,不在少数,像翦伯赞、吴晗先生等均在此列。在中大中文系,“反右”时的另一位领导小组成员,白天被红卫兵揪斗剃头,晚上即服毒身亡。王老师虽身受重创,心力交瘁,最后还是熬了过来,还能看到“四人帮”的倒台,也算是幸运吧!传闻清初有一首写“剃头”的打油诗,最后两句是:“试看剃头者,人亦剃其头。”语涉谐谑,却耐人寻味。历史像在给人开玩笑,仔细思量,这也不仅仅是王老师的个人遭际,在把阶级斗争强调到极致的年代,出现人与人关系极不正常的局面,自不可免,这是社会的悲剧,民族的悲剧!
【世上无完人,闻道有先后】
“文革”后期,王老师到过干校,也被宣布“解放”。¾¬历过心灵和肌体的痛楚,他一直在反思。
1978年春天,¶¬老师被“落实政策”,从长沙回到了中大康乐园,住到一个28平方米的房子里,与我家邻近。一天晚上,我正在和¶¬老师闲谈,忽然有人来访,进来的是王老师夫妇。¶¬老师很意外,一时不知怎样才好,我连忙给王老师夫妇端茶让座。这时,¶¬师母也从房间里走了出来,四人的表情十分尴尬。他们寒暄了几句,王老师便欠身对¶¬老师说:“每戡啊!我错了!以后好好合作¡¬¡¬”¶¬老师摆了摆手,讷讷地说:“过去了,过去了!”彼此再没说些什么。王师母也就向¶¬师母问了些生活上的事,便起身告辞。我替¶¬老师送走了王老师夫妇,回转身来,只见¶¬老师和¶¬师母盘腿坐着,默默不语。这样的气氛,我知道不宜打扰,只给两位老人倒了两±¬茶,便离开了。
从四位老人当时的表情看,分明心里都很不好受。在¶¬老师,二十年的恩怨苦难,心中芥蒂,又岂是片言只语可以迅即磨灭?在王老师,长期的悔恨懊恼,也不易于表达。不过,我佩服他登门道歉的勇气。要知道,即使“四人帮”已被打倒,政治气候仍乍暖还寒。何况¶¬老师虽然回到了校园,还属“摘帽右派”,仍然低人一等。直到他在1978年底去世的追悼会上,才正式宣布被错划为右派的。而他返校不久就得到了王老师的诚恳致歉,在勾起千般恨苦的同时,也会夹杂着一丝宽慰吧!如今四位老人都已仙逝,当时道歉的情景只留在我一个人的记忆中,庶几可以作证。
“文革”的¾¬历,让王老师真诚痛切地反思。他不止一次公开承认失误,说自己“在历次运动中随风俯仰,缺乏定见”(见1981年《中国当代社会科学家》自传)。1993年,中山大学举行“庆祝王季思先生从教七十周年大会”,大家纷纷赞扬他在教学和科研上的贡献。让人想不到的是,王老师在致答辞中,说了这样一段话:“在摸索前进的时候,我也¾¬历过一些坑坑坎坎,也走过一些弯路,写过一些错误文章,既批错了自己,也损害过别人。”(见《王季思从教七十周年纪念文集》)最后一句指的是什么?同事们是心领神会的。当时,大家热烈鼓掌。岁月悠悠,ˬ没做过错事和违心的事;而作为享有盛誉的长者,敢于承担过失,勇于自我解剖,却是不多见的。
“文革”以后,王老师一直注意Ь助在“反右”中受过损害的同事。记得1979年寒假期间,王老师作为中国古代文学史教研室主任,到学生宿舍了解同学们的学习情况。当他知道大家对某任课教师的教学颇有意见时,沉吟良久。他知道这位老师曾被错划为右派,多年来受到不公正的对待。新学期开始,文学史课上课时,同学们忽然看到王老师走进课室,坐在第一排。大家很惊喜,不禁鼓掌欢Ó¬。上课铃声还未响起,王老师颤巍巍地先站了起来,对同学们说:“大家对任课老师的意见,我是知道的。不过,你们也许不知道,任课老师遭遇坎坷,他二十年没有教课。今天,他能走上讲台,已¾¬很不容易了!”停了一停,他显得有些激动,双手微抖,继续说:“那时,我担任系主任,也做了违心的事,实在不堪回首。”接着,他又说:“任课老师学识广博,虽然他的普通话说得不大好懂,但如果大家耐心听讲,一定会大有收获。”
上课铃声响了,任课老师来到课室,看到王老师坐在第一排,又看到同学们十分安静时,不禁一怔。讲课中,王老师几次走上讲台,亲手替任课老师把黑板抹净。开始时,这位老师有点儿手足无措,但很快就明白过来。下课时,同学们一齐起立向任课老师致意,他却向着王老师深深鞠躬,然后两人互相搀扶着离开。这一幕,77级的同学全都看在眼内,许多人感动得眼睛湿润。从此,同学们对某老师的课听得特别用心,任课老师的讲授也越来越受欢Ó¬。过了许多年,同学们还常常谈起这番动人的情景。一位同学说:“我一辈子也忘不了王老擦黑板时的背影,知道了应该怎样做人,知道什么叫错而能改,光明磊落!”
¶¬老师和王老师,从挚友变成陌路,也先后受到摧残。这是ˬ之过?平心而论,我们的共和国,在六十多年蓬勃发展的过程中走过那一段弯路时,试问有多少人能不随波逐流?能不随风俯仰,自觉或不自觉地做过错事?今天,追究芸芸众生ˬ损害过ˬ、ˬ做过错事,并没有太大的意义了。但我们这一辈的人,被卷入浊流之中,即使是不由自主,不也在客观上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么?由于我们的愚昧乃至麻木,延误了国家和社会发展的进程,扪心自问,我们这一代人,对历史不是应该有所承担么?王老师之所以可敬,是他没有把一切推诿于客观形势,没有Ô¬谅自己的过失,更没有像时下一些人那样,急于为自己洗刷漂白,文过饰非。
世上无完人,闻道有先后。我尊敬¶¬老师的坚毅不阿,也尊敬王老师的胸怀坦荡。“觉今是而昨非”,这也是中国知识分子可贵的品格。王老师在上世纪60年代初参加编写《中国文学史》教科书时,曾在北大兼课。1993年,北大中文系主任孙玉石教授来穗参加王老师从教的庆祝大会,他知道王老师也多次受到不公正对待,致词时语重心长地指出:“王老师是中大的光荣,也是北大的光荣。”这番话,代表了学术界对王老师的评价和理解。
¶¬老师和王老师都已作古,生前他们都是戏曲研究专家,而他们¾¬历的恩恩怨怨,分分合合,又使他们都成了悲剧人物,也给后人留下了深刻的¾¬验教训。岁月如流,往事未必如烟。倘若两位老师在天堂里相逢,当会一笑释然吧!
2012年2月13日 于中山大学
(作者系中山大学研究生院Ô¬常务副院长,中文系教授、博导;本刊编委)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2年第5期,转载请注明出处
我说的王老师,是王季思(王起)教授;我说的¶¬老师,是¶¬每戡教授。他们都是温州人,都是中国戏曲史研究的权威,彼此也曾是很要好的朋友。据知¶¬老师解放后到中山大学任教,是¾¬由中文系主任王季思老师引荐的。我¾¬常见到他们一起看戏,一起参加学术讨论会,一起参加戏曲改革工作。他们又都是美食家,¾¬常联袂到茶楼酒馆尝鲜买醉。直到1957年除夕,¶¬老师还赋词赠予王老师:“良宵怎能辜负,且寻宫数调,句联奇偶。建设欣成,河清可俟,永作和平奋斗。”(调寄《齐天乐》)这段时期,他们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指点½¬山,探讨学术,活在融洽温馨的友情中。
可是,从1957年“反右”开始,他们的命运便完全不同了。¶¬老师被错划为右派,王老师则是运动的依靠对象,是左派。道不同不相为谋,此后长达十年,二人各历荣枯。¶¬老师苦不堪言,王老师一帆风顺,可到了“文革”,他们又同样地被斗争、受摧残、遭凌辱——极左思潮使两位挚友一刹那成为陌路,后来竟又“殊途同归”。
【“反右”中的不同际遇】
¶¬老师早年曾参加“左联”,从事进步文化活动,抗战期间写过大量宣传抗日的剧本。解放前,他被国民政府通缉,又曾营救过进步学生。解放后,他意气风发,在教学和科研上取得了很大成绩,仅49岁便与容庚、商承祚先生一道,被评为二级教授。在被错划为右派以后,他辞职赴湘,生活穷愁潦倒,一家三口住在仄黑潮湿的房子里,一贫如洗。“文革”期间,连床也被³¬走,只好用门板搭在箱子上,当床躺卧,一睡就是十二年。在极其困难的日子里,¶¬老师一直坚持研究写作,没钱买纸,便把旧香烟盒和废弃的包装纸黏连起来作稿纸用。此中凄苦,真使听者动容,言者酸鼻。
王老师早年积极追求进步,解放前夕任教于中山大学,曾挺身而出营救因从事革命活动被国民党判处死刑的学生。解放后,他任中文系主任,服从领导,努力工作,赢得了上级的信任。那个时期,社会风气良好,建设蓬勃发展,作为从旧社会过来的人,¾¬历过八年离乱,山河破碎,当看到国家欣欣向荣,无不欢欣鼓舞。即使“左”风渐起,有人对政府的一些做法观望徘徊,但多数人仍心悦诚服,甚至发展到盲从,这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思想主流,王老师亦难例外。上级指示要批判俞平伯、胡适的资产阶级思想,他积极组织师生口诛笔伐。而当时,不少追求进步的知识分子,包括¶¬老师,也都摩Ȭ擦掌,努力参加批判,并从中认真接受教育。
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作为系主任,王老师成了中文系“反右领导小组”的成员,而¶¬老师却交上了厄运。起初,上级号召“大鸣大放”,¶¬老师还积极发言,并发表诗词表态。不久,“事情正在起变化”,上头“引蛇出洞”,这内情,上面给王老师打了招呼,¶¬老师却懵然不觉。一次,他被领导邀请发言,素来“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老师言辞过激,旋即被定为“极右分子”。这样一来,王老师与当日的挚友就有要划清界线的问题了。这让¶¬老师遭受到很大的伤害。
当年的斗争形势十分严酷,“运动”一来,人们都被卷了进去,多数人不明就里,认为打击右派是立场坚定的表现;也有人对领导提过意见,一见势头不对,为求自保,也就转过身来,给予那些“被打·¬在地”者以无情打击。至于知识分子之间,本来或多或少就存在着利益纷争,工作上也会有不同意见,暴风骤雨的运动来临时,人们给“死老虎”添油加醋、落井下石的情况常会发生。那时候,如果你同情右派,又不表示后悔并彻底检查,你很可能也成为右派,成为“贱民”,坠入万劫不复的炼狱中。总之,特定的严酷斗争环境,政策的失误,人性的弱点,导致了“反右”的扩大化。
对¶¬、王两位老师在“反右”运动中的不同表现和遭际,学术界中不少人口虽不言,心存耿耿。特别是对王老师,私下里颇有微词。有一位朋友对我笑着说:“王老师是‘圣之时’者也!”我明白,这其实是一种貌似赞扬的讽刺。但人的思想感情是复杂的,王老师确是积极参与了“反右”运动,确也做过错事,但若说他心如铁石,对被划为右派者一味无情打击,对他们的不幸遭遇毫不同情,则又不然。很久以后,我才知道他当时冒险做了一件使人意想不到的事。
“文革”后不久,北京某著名杂志约我撰写有关王老师学术生涯的文章,为了进一步了解他在“反右”运动中的情况,我私下向当年也被错划为右派的卢教授请教,卢老师约我到茶馆小聚。我问道:“那时王老师是否很‘左’?”ˬ知卢老师回答:“那时ˬ当了系主任,ˬ都会很‘左’!”我愕然,随即他对我说了一段秘事:那是在1958年冬天,作为右派分子的卢老师被发配到农村劳动改造,工资也被减去大半。卢老师有三个孩子,师母却没有工作,生计拮据。一天晚上,王老师忽然来到卢家,对卢师母说,他知道卢家¾¬济紧张,准备拿些钱帮忙接济。可因急着要到医院看望正患癌症的妻子,身边的钱不多,过些时候才能带过来。果然,两天后王老师又到卢家,带去了六十多块钱。在当时,那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卢老师又告诉我:“这件事,他从来没有向任何人说过。”
我完全想不到王老师会有这样的举动。回到家里,又接到卢师母打过来的电话,她激动地对我说:“刚才老卢对你说的事,千真万确,我记得清清楚楚!”卢师母作为当事人,再一次证实王老师的雪中送炭,表明此事虽已过了二十多年,她一直心存感激。
第二天,我到了王老师家,向他提起这事,问他是否记得?年过八十的老师想了很久,回答我:“记得。”我又问他当时给了卢家多少钱?他说:“记不起来了!”
我寄往杂志的稿子,是写到了这一段往事的,可发表时被编¼¬部删除了。看来,编者认为这会损害王老师作为“坚定左派”的形象。其实,人性并不是非黑即白、非善即恶那么简单,人的情感也会有微妙变化的过程。王老师既要执行上级指示,内心又有柔软的部分,这并不奇怪,也不难理解。我们只有对“人”作全面的历史主义的认识,才能懂得人之所以为“人”的真实性。
【“文革”中的殊途同归】
到了“文革”,天下大乱。住在长沙的¶¬老师被红卫兵不断³¬家,而他早已家徒四壁,实在³¬无可³¬。可惜的是,¶¬老师因害怕几百万字的书稿被³¬走,把它藏在灶底,ˬ知被老鼠啮去了一半。不得已,¶¬老师只好凭记忆重写书稿。但他右手病废,便以右Ȭ横握笔杆,以左手推着笔尖,在纸上写字,终于“病手推成文百万”,这期间内心的痛苦,可想而知。昔日屈Ô¬见逐,乃赋《离骚》;司马迁被谤,乃著《史记》,¶¬老师穷厄著书,不正是承传着中国知识分子自古以来的高尚品德么!
“文革”期间,¶¬老师远离学校,远离政治斗争的漩涡。他虽然也受到冲击,也多次被³¬家批斗,但毕竟是“死老虎”,长沙造反派没把目光聚焦到他的身上。当局面稍为平静时,街道办事处便把红卫兵³¬去的一只手表发还给他,这在当时算是贵重的财物了。但¶¬老师没有接受,因为这不是他Ô¬来被³¬的那一只,为了不让别的失主受损,他认为不能冒领。街道人员知道¶¬老师为人正直,也暗中给予照顾。我想,假如¶¬老师仍在学校居住,他的命运又会大不一样。按他的脾气和当时中大的形势,肯定在劫难逃,还能“苟存性命于乱世”么?就这一点而言,他也属不幸中之万幸!
但作为左派的王老师,在“文革”中就没有那么幸运了。运动才开始,曾备受重视的他,立马变成“反动学术权威”,揭发批判他的大字报铺天盖地,还被À¬进“牛栏”,和“牛鬼蛇神”们一起接受隔离审查。
不久,学校的红卫兵分裂为两派,势同水火。“中央文革小组”号召革命群众支持“造反派”。王老师听信了校中某派被上头定为“造反派”的传言,便公开表示支持。本来已属“牛鬼蛇神”的他,在运动中只应好好接受“改造”,还“表”什么“态”?但长期“紧跟”的思维定势,让他天真地觉得应该响应并执行上头的指示,竟然“跳”了出来“站队”。结果弄得两面不讨好:被他支持的一派,为了表示“造反”,固然要批斗他;而被他视为“保守”的另一派,更是狠狠地批斗他,把他往死里打。
1967年秋的一天,王老师又被À¬出去挨斗。这次斗得真狠,除了被按着头¬、扯着双手,身体被À¬成喷气式飞机般双翼后掠的模样外,有人还猛击他的胸口,让他当场晕倒在地。家属闻讯,赶紧把他抬到医院救治,¾¬检查诊断:两条肋骨被打断了。
伤愈后,王老师表面上精神还好,不久即奉命到干校接受“再教育”,参加劳动锻炼。但想不到的是,那被打断的肋骨断裂处骨缝凸出,变成尖刺,把横膈膜刺出一个小孔。日子长了,穿孔愈来愈大,而随着横膈膜上下抖动,腹里的肠子通过膜孔竟全部蹿上了胸腔。于是,本来很健壮的王老师,身体伛偻变形,病情十分严重。不得已,他只好离开干校,返穗求医。医生从未接触过这样的病例,也知道病者是“牛鬼蛇神”,但基于人道主义精神,仍然努力抢救。他们把王老师的胸部剖开,把肠子牵À¬回腹腔,缝合了横膈膜。又折腾了几个月,王老师总算从鬼门关走了回来。
王老师长期从事教学工作,一向善待学生,ˬ知道,当时殴打他的红卫兵中,有些就是他给上过课的年轻人。在那疯狂的年代,一切“无法无天”,连国家主席、开国元勋都可以被红卫兵信手擒来,Ȭ打脚踢,以致含冤惨死。学校里学生羞辱教师,肆意揪斗,或在³¬家中乘机中饱私囊,更是家常便饭。那残酷无情、惨无人道的行为,已不是“道德沦丧”、“道德滑坡”之类的言辞所能形容!
像王老师那样在“反右”中曾是左派,立场坚定,参与过“整人”的人,在“文革”中绝大多数都会被红卫兵揪斗。他们往往因“反右”时的表现受到器重,当了大大小小的领导,也自然被视为“走资派”,或成了“反动学术权威”。“文革”一来,他们便注定交上厄运,无辜受辱、被殴至死或者含恨自戕者,不在少数,像翦伯赞、吴晗先生等均在此列。在中大中文系,“反右”时的另一位领导小组成员,白天被红卫兵揪斗剃头,晚上即服毒身亡。王老师虽身受重创,心力交瘁,最后还是熬了过来,还能看到“四人帮”的倒台,也算是幸运吧!传闻清初有一首写“剃头”的打油诗,最后两句是:“试看剃头者,人亦剃其头。”语涉谐谑,却耐人寻味。历史像在给人开玩笑,仔细思量,这也不仅仅是王老师的个人遭际,在把阶级斗争强调到极致的年代,出现人与人关系极不正常的局面,自不可免,这是社会的悲剧,民族的悲剧!
【世上无完人,闻道有先后】
“文革”后期,王老师到过干校,也被宣布“解放”。¾¬历过心灵和肌体的痛楚,他一直在反思。
1978年春天,¶¬老师被“落实政策”,从长沙回到了中大康乐园,住到一个28平方米的房子里,与我家邻近。一天晚上,我正在和¶¬老师闲谈,忽然有人来访,进来的是王老师夫妇。¶¬老师很意外,一时不知怎样才好,我连忙给王老师夫妇端茶让座。这时,¶¬师母也从房间里走了出来,四人的表情十分尴尬。他们寒暄了几句,王老师便欠身对¶¬老师说:“每戡啊!我错了!以后好好合作¡¬¡¬”¶¬老师摆了摆手,讷讷地说:“过去了,过去了!”彼此再没说些什么。王师母也就向¶¬师母问了些生活上的事,便起身告辞。我替¶¬老师送走了王老师夫妇,回转身来,只见¶¬老师和¶¬师母盘腿坐着,默默不语。这样的气氛,我知道不宜打扰,只给两位老人倒了两±¬茶,便离开了。
从四位老人当时的表情看,分明心里都很不好受。在¶¬老师,二十年的恩怨苦难,心中芥蒂,又岂是片言只语可以迅即磨灭?在王老师,长期的悔恨懊恼,也不易于表达。不过,我佩服他登门道歉的勇气。要知道,即使“四人帮”已被打倒,政治气候仍乍暖还寒。何况¶¬老师虽然回到了校园,还属“摘帽右派”,仍然低人一等。直到他在1978年底去世的追悼会上,才正式宣布被错划为右派的。而他返校不久就得到了王老师的诚恳致歉,在勾起千般恨苦的同时,也会夹杂着一丝宽慰吧!如今四位老人都已仙逝,当时道歉的情景只留在我一个人的记忆中,庶几可以作证。
“文革”的¾¬历,让王老师真诚痛切地反思。他不止一次公开承认失误,说自己“在历次运动中随风俯仰,缺乏定见”(见1981年《中国当代社会科学家》自传)。1993年,中山大学举行“庆祝王季思先生从教七十周年大会”,大家纷纷赞扬他在教学和科研上的贡献。让人想不到的是,王老师在致答辞中,说了这样一段话:“在摸索前进的时候,我也¾¬历过一些坑坑坎坎,也走过一些弯路,写过一些错误文章,既批错了自己,也损害过别人。”(见《王季思从教七十周年纪念文集》)最后一句指的是什么?同事们是心领神会的。当时,大家热烈鼓掌。岁月悠悠,ˬ没做过错事和违心的事;而作为享有盛誉的长者,敢于承担过失,勇于自我解剖,却是不多见的。
“文革”以后,王老师一直注意Ь助在“反右”中受过损害的同事。记得1979年寒假期间,王老师作为中国古代文学史教研室主任,到学生宿舍了解同学们的学习情况。当他知道大家对某任课教师的教学颇有意见时,沉吟良久。他知道这位老师曾被错划为右派,多年来受到不公正的对待。新学期开始,文学史课上课时,同学们忽然看到王老师走进课室,坐在第一排。大家很惊喜,不禁鼓掌欢Ó¬。上课铃声还未响起,王老师颤巍巍地先站了起来,对同学们说:“大家对任课老师的意见,我是知道的。不过,你们也许不知道,任课老师遭遇坎坷,他二十年没有教课。今天,他能走上讲台,已¾¬很不容易了!”停了一停,他显得有些激动,双手微抖,继续说:“那时,我担任系主任,也做了违心的事,实在不堪回首。”接着,他又说:“任课老师学识广博,虽然他的普通话说得不大好懂,但如果大家耐心听讲,一定会大有收获。”
上课铃声响了,任课老师来到课室,看到王老师坐在第一排,又看到同学们十分安静时,不禁一怔。讲课中,王老师几次走上讲台,亲手替任课老师把黑板抹净。开始时,这位老师有点儿手足无措,但很快就明白过来。下课时,同学们一齐起立向任课老师致意,他却向着王老师深深鞠躬,然后两人互相搀扶着离开。这一幕,77级的同学全都看在眼内,许多人感动得眼睛湿润。从此,同学们对某老师的课听得特别用心,任课老师的讲授也越来越受欢Ó¬。过了许多年,同学们还常常谈起这番动人的情景。一位同学说:“我一辈子也忘不了王老擦黑板时的背影,知道了应该怎样做人,知道什么叫错而能改,光明磊落!”
¶¬老师和王老师,从挚友变成陌路,也先后受到摧残。这是ˬ之过?平心而论,我们的共和国,在六十多年蓬勃发展的过程中走过那一段弯路时,试问有多少人能不随波逐流?能不随风俯仰,自觉或不自觉地做过错事?今天,追究芸芸众生ˬ损害过ˬ、ˬ做过错事,并没有太大的意义了。但我们这一辈的人,被卷入浊流之中,即使是不由自主,不也在客观上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么?由于我们的愚昧乃至麻木,延误了国家和社会发展的进程,扪心自问,我们这一代人,对历史不是应该有所承担么?王老师之所以可敬,是他没有把一切推诿于客观形势,没有Ô¬谅自己的过失,更没有像时下一些人那样,急于为自己洗刷漂白,文过饰非。
世上无完人,闻道有先后。我尊敬¶¬老师的坚毅不阿,也尊敬王老师的胸怀坦荡。“觉今是而昨非”,这也是中国知识分子可贵的品格。王老师在上世纪60年代初参加编写《中国文学史》教科书时,曾在北大兼课。1993年,北大中文系主任孙玉石教授来穗参加王老师从教的庆祝大会,他知道王老师也多次受到不公正对待,致词时语重心长地指出:“王老师是中大的光荣,也是北大的光荣。”这番话,代表了学术界对王老师的评价和理解。
¶¬老师和王老师都已作古,生前他们都是戏曲研究专家,而他们¾¬历的恩恩怨怨,分分合合,又使他们都成了悲剧人物,也给后人留下了深刻的¾¬验教训。岁月如流,往事未必如烟。倘若两位老师在天堂里相逢,当会一笑释然吧!
2012年2月13日 于中山大学
(作者系中山大学研究生院Ô¬常务副院长,中文系教授、博导;本刊编委)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2年第5期,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