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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我在拙著《西厢记创作论》之末，写下了这样一段话：“我在中山大学求学期间，王老师教我如何从事古代戏曲考证校注的工作，¶¬老师教我如何从舞台演出的角度看待剧本。他们都是卓有成效的《西厢记》研究专家，也启发了我对《西厢记》产生浓厚的兴趣。”“书成之际，恰好是清明节，我让它作为一瓣心香，纪念两位老师。”
我说的王老师，是王季思（王起）教授；我说的¶¬老师，是¶¬每戡教授。他们都是温州人，都是中国戏曲史研究的权威，彼此也曾是很要好的朋友。据知¶¬老师解放后到中山大学任教，是¾¬由中文系主任王季思老师引荐的。我¾¬常见到他们一起看戏，一起参加学术讨论会，一起参加戏曲改革工作。他们又都是美食家，¾¬常联袂到茶楼酒馆尝鲜买醉。直到1957年除夕，¶¬老师还赋词赠予王老师：“良宵怎能辜负，且寻宫数调，句联奇偶。建设欣成，河清可俟，永作和平奋斗。”（调寄《齐天乐》）这段时期，他们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指点½¬山，探讨学术，活在融洽温馨的友情中。
可是，从1957年“反右”开始，他们的命运便完全不同了。¶¬老师被错划为右派，王老师则是运动的依靠对象，是左派。道不同不相为谋，此后长达十年，二人各历荣枯。¶¬老师苦不堪言，王老师一帆风顺，可到了“文革”，他们又同样地被斗争、受摧残、遭凌辱——极左思潮使两位挚友一刹那成为陌路，后来竟又“殊途同归”。
【“反右”中的不同际遇】
¶¬老师早年曾参加“左联”，从事进步文化活动，抗战期间写过大量宣传抗日的剧本。解放前，他被国民政府通缉，又曾营救过进步学生。解放后，他意气风发，在教学和科研上取得了很大成绩，仅49岁便与容庚、商承祚先生一道，被评为二级教授。在被错划为右派以后，他辞职赴湘，生活穷愁潦倒，一家三口住在仄黑潮湿的房子里，一贫如洗。“文革”期间，连床也被³¬走，只好用门板搭在箱子上，当床躺卧，一睡就是十二年。在极其困难的日子里，¶¬老师一直坚持研究写作，没钱买纸，便把旧香烟盒和废弃的包装纸黏连起来作稿纸用。此中凄苦，真使听者动容，言者酸鼻。
王老师早年积极追求进步，解放前夕任教于中山大学，曾挺身而出营救因从事革命活动被国民党判处死刑的学生。解放后，他任中文系主任，服从领导，努力工作，赢得了上级的信任。那个时期，社会风气良好，建设蓬勃发展，作为从旧社会过来的人，¾¬历过八年离乱，山河破碎，当看到国家欣欣向荣，无不欢欣鼓舞。即使“左”风渐起，有人对政府的一些做法观望徘徊，但多数人仍心悦诚服，甚至发展到盲从，这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思想主流，王老师亦难例外。上级指示要批判俞平伯、胡适的资产阶级思想，他积极组织师生口诛笔伐。而当时，不少追求进步的知识分子，包括¶¬老师，也都摩Ȭ擦掌，努力参加批判，并从中认真接受教育。
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作为系主任，王老师成了中文系“反右领导小组”的成员，而¶¬老师却交上了厄运。起初，上级号召“大鸣大放”，¶¬老师还积极发言，并发表诗词表态。不久，“事情正在起变化”，上头“引蛇出洞”，这内情，上面给王老师打了招呼，¶¬老师却懵然不觉。一次，他被领导邀请发言，素来“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老师言辞过激，旋即被定为“极右分子”。这样一来，王老师与当日的挚友就有要划清界线的问题了。这让¶¬老师遭受到很大的伤害。
当年的斗争形势十分严酷，“运动”一来，人们都被卷了进去，多数人不明就里，认为打击右派是立场坚定的表现；也有人对领导提过意见，一见势头不对，为求自保，也就转过身来，给予那些“被打·¬在地”者以无情打击。至于知识分子之间，本来或多或少就存在着利益纷争，工作上也会有不同意见，暴风骤雨的运动来临时，人们给“死老虎”添油加醋、落井下石的情况常会发生。那时候，如果你同情右派，又不表示后悔并彻底检查，你很可能也成为右派，成为“贱民”，坠入万劫不复的炼狱中。总之，特定的严酷斗争环境，政策的失误，人性的弱点，导致了“反右”的扩大化。
对¶¬、王两位老师在“反右”运动中的不同表现和遭际，学术界中不少人口虽不言，心存耿耿。特别是对王老师，私下里颇有微词。有一位朋友对我笑着说：“王老师是‘圣之时’者也！”我明白，这其实是一种貌似赞扬的讽刺。但人的思想感情是复杂的，王老师确是积极参与了“反右”运动，确也做过错事，但若说他心如铁石，对被划为右派者一味无情打击，对他们的不幸遭遇毫不同情，则又不然。很久以后，我才知道他当时冒险做了一件使人意想不到的事。
“文革”后不久，北京某著名杂志约我撰写有关王老师学术生涯的文章，为了进一步了解他在“反右”运动中的情况，我私下向当年也被错划为右派的卢教授请教，卢老师约我到茶馆小聚。我问道：“那时王老师是否很‘左’？”ˬ知卢老师回答：“那时ˬ当了系主任，ˬ都会很‘左’！”我愕然，随即他对我说了一段秘事：那是在1958年冬天，作为右派分子的卢老师被发配到农村劳动改造，工资也被减去大半。卢老师有三个孩子，师母却没有工作，生计拮据。一天晚上，王老师忽然来到卢家，对卢师母说，他知道卢家¾¬济紧张，准备拿些钱帮忙接济。可因急着要到医院看望正患癌症的妻子，身边的钱不多，过些时候才能带过来。果然，两天后王老师又到卢家，带去了六十多块钱。在当时，那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卢老师又告诉我：“这件事，他从来没有向任何人说过。”
我完全想不到王老师会有这样的举动。回到家里，又接到卢师母打过来的电话，她激动地对我说：“刚才老卢对你说的事，千真万确，我记得清清楚楚！”卢师母作为当事人，再一次证实王老师的雪中送炭，表明此事虽已过了二十多年，她一直心存感激。
第二天，我到了王老师家，向他提起这事，问他是否记得？年过八十的老师想了很久，回答我：“记得。”我又问他当时给了卢家多少钱？他说：“记不起来了！”
我寄往杂志的稿子，是写到了这一段往事的，可发表时被编¼¬部删除了。看来，编者认为这会损害王老师作为“坚定左派”的形象。其实，人性并不是非黑即白、非善即恶那么简单，人的情感也会有微妙变化的过程。王老师既要执行上级指示，内心又有柔软的部分，这并不奇怪，也不难理解。我们只有对“人”作全面的历史主义的认识，才能懂得人之所以为“人”的真实性。
【“文革”中的殊途同归】
到了“文革”，天下大乱。住在长沙的¶¬老师被红卫兵不断³¬家，而他早已家徒四壁，实在³¬无可³¬。可惜的是，¶¬老师因害怕几百万字的书稿被³¬走，把它藏在灶底，ˬ知被老鼠啮去了一半。不得已，¶¬老师只好凭记忆重写书稿。但他右手病废，便以右Ȭ横握笔杆，以左手推着笔尖，在纸上写字，终于“病手推成文百万”，这期间内心的痛苦，可想而知。昔日屈Ô¬见逐，乃赋《离骚》；司马迁被谤，乃著《史记》，¶¬老师穷厄著书，不正是承传着中国知识分子自古以来的高尚品德么！
“文革”期间，¶¬老师远离学校，远离政治斗争的漩涡。他虽然也受到冲击，也多次被³¬家批斗，但毕竟是“死老虎”，长沙造反派没把目光聚焦到他的身上。当局面稍为平静时，街道办事处便把红卫兵³¬去的一只手表发还给他，这在当时算是贵重的财物了。但¶¬老师没有接受，因为这不是他Ô¬来被³¬的那一只，为了不让别的失主受损，他认为不能冒领。街道人员知道¶¬老师为人正直，也暗中给予照顾。我想，假如¶¬老师仍在学校居住，他的命运又会大不一样。按他的脾气和当时中大的形势，肯定在劫难逃，还能“苟存性命于乱世”么？就这一点而言，他也属不幸中之万幸！
但作为左派的王老师，在“文革”中就没有那么幸运了。运动才开始，曾备受重视的他，立马变成“反动学术权威”，揭发批判他的大字报铺天盖地，还被À¬进“牛栏”，和“牛鬼蛇神”们一起接受隔离审查。
不久，学校的红卫兵分裂为两派，势同水火。“中央文革小组”号召革命群众支持“造反派”。王老师听信了校中某派被上头定为“造反派”的传言，便公开表示支持。本来已属“牛鬼蛇神”的他，在运动中只应好好接受“改造”，还“表”什么“态”？但长期“紧跟”的思维定势，让他天真地觉得应该响应并执行上头的指示，竟然“跳”了出来“站队”。结果弄得两面不讨好：被他支持的一派，为了表示“造反”，固然要批斗他；而被他视为“保守”的另一派，更是狠狠地批斗他，把他往死里打。
1967年秋的一天，王老师又被À¬出去挨斗。这次斗得真狠，除了被按着头¬、扯着双手，身体被À¬成喷气式飞机般双翼后掠的模样外，有人还猛击他的胸口，让他当场晕倒在地。家属闻讯，赶紧把他抬到医院救治，¾¬检查诊断：两条肋骨被打断了。
伤愈后，王老师表面上精神还好，不久即奉命到干校接受“再教育”，参加劳动锻炼。但想不到的是，那被打断的肋骨断裂处骨缝凸出，变成尖刺，把横膈膜刺出一个小孔。日子长了，穿孔愈来愈大，而随着横膈膜上下抖动，腹里的肠子通过膜孔竟全部蹿上了胸腔。于是，本来很健壮的王老师，身体伛偻变形，病情十分严重。不得已，他只好离开干校，返穗求医。医生从未接触过这样的病例，也知道病者是“牛鬼蛇神”，但基于人道主义精神，仍然努力抢救。他们把王老师的胸部剖开，把肠子牵À¬回腹腔，缝合了横膈膜。又折腾了几个月，王老师总算从鬼门关走了回来。
王老师长期从事教学工作，一向善待学生，ˬ知道，当时殴打他的红卫兵中，有些就是他给上过课的年轻人。在那疯狂的年代，一切“无法无天”，连国家主席、开国元勋都可以被红卫兵信手擒来，Ȭ打脚踢，以致含冤惨死。学校里学生羞辱教师，肆意揪斗，或在³¬家中乘机中饱私囊，更是家常便饭。那残酷无情、惨无人道的行为，已不是“道德沦丧”、“道德滑坡”之类的言辞所能形容！
像王老师那样在“反右”中曾是左派，立场坚定，参与过“整人”的人，在“文革”中绝大多数都会被红卫兵揪斗。他们往往因“反右”时的表现受到器重，当了大大小小的领导，也自然被视为“走资派”，或成了“反动学术权威”。“文革”一来，他们便注定交上厄运，无辜受辱、被殴至死或者含恨自戕者，不在少数，像翦伯赞、吴晗先生等均在此列。在中大中文系，“反右”时的另一位领导小组成员，白天被红卫兵揪斗剃头，晚上即服毒身亡。王老师虽身受重创，心力交瘁，最后还是熬了过来，还能看到“四人帮”的倒台，也算是幸运吧！传闻清初有一首写“剃头”的打油诗，最后两句是：“试看剃头者，人亦剃其头。”语涉谐谑，却耐人寻味。历史像在给人开玩笑，仔细思量，这也不仅仅是王老师的个人遭际，在把阶级斗争强调到极致的年代，出现人与人关系极不正常的局面，自不可免，这是社会的悲剧，民族的悲剧！
【世上无完人，闻道有先后】
“文革”后期，王老师到过干校，也被宣布“解放”。¾¬历过心灵和肌体的痛楚，他一直在反思。
1978年春天，¶¬老师被“落实政策”，从长沙回到了中大康乐园，住到一个28平方米的房子里，与我家邻近。一天晚上，我正在和¶¬老师闲谈，忽然有人来访，进来的是王老师夫妇。¶¬老师很意外，一时不知怎样才好，我连忙给王老师夫妇端茶让座。这时，¶¬师母也从房间里走了出来，四人的表情十分尴尬。他们寒暄了几句，王老师便欠身对¶¬老师说：“每戡啊！我错了！以后好好合作¡¬¡¬”¶¬老师摆了摆手，讷讷地说：“过去了，过去了！”彼此再没说些什么。王师母也就向¶¬师母问了些生活上的事，便起身告辞。我替¶¬老师送走了王老师夫妇，回转身来，只见¶¬老师和¶¬师母盘腿坐着，默默不语。这样的气氛，我知道不宜打扰，只给两位老人倒了两±¬茶，便离开了。
从四位老人当时的表情看，分明心里都很不好受。在¶¬老师，二十年的恩怨苦难，心中芥蒂，又岂是片言只语可以迅即磨灭？在王老师，长期的悔恨懊恼，也不易于表达。不过，我佩服他登门道歉的勇气。要知道，即使“四人帮”已被打倒，政治气候仍乍暖还寒。何况¶¬老师虽然回到了校园，还属“摘帽右派”，仍然低人一等。直到他在1978年底去世的追悼会上，才正式宣布被错划为右派的。而他返校不久就得到了王老师的诚恳致歉，在勾起千般恨苦的同时，也会夹杂着一丝宽慰吧！如今四位老人都已仙逝，当时道歉的情景只留在我一个人的记忆中，庶几可以作证。
“文革”的¾¬历，让王老师真诚痛切地反思。他不止一次公开承认失误，说自己“在历次运动中随风俯仰，缺乏定见”（见1981年《中国当代社会科学家》自传）。1993年，中山大学举行“庆祝王季思先生从教七十周年大会”，大家纷纷赞扬他在教学和科研上的贡献。让人想不到的是，王老师在致答辞中，说了这样一段话：“在摸索前进的时候，我也¾¬历过一些坑坑坎坎，也走过一些弯路，写过一些错误文章，既批错了自己，也损害过别人。”（见《王季思从教七十周年纪念文集》）最后一句指的是什么？同事们是心领神会的。当时，大家热烈鼓掌。岁月悠悠，ˬ没做过错事和违心的事；而作为享有盛誉的长者，敢于承担过失，勇于自我解剖，却是不多见的。
“文革”以后，王老师一直注意Ь助在“反右”中受过损害的同事。记得1979年寒假期间，王老师作为中国古代文学史教研室主任，到学生宿舍了解同学们的学习情况。当他知道大家对某任课教师的教学颇有意见时，沉吟良久。他知道这位老师曾被错划为右派，多年来受到不公正的对待。新学期开始，文学史课上课时，同学们忽然看到王老师走进课室，坐在第一排。大家很惊喜，不禁鼓掌欢Ó¬。上课铃声还未响起，王老师颤巍巍地先站了起来，对同学们说：“大家对任课老师的意见，我是知道的。不过，你们也许不知道，任课老师遭遇坎坷，他二十年没有教课。今天，他能走上讲台，已¾¬很不容易了！”停了一停，他显得有些激动，双手微抖，继续说：“那时，我担任系主任，也做了违心的事，实在不堪回首。”接着，他又说：“任课老师学识广博，虽然他的普通话说得不大好懂，但如果大家耐心听讲，一定会大有收获。”
上课铃声响了，任课老师来到课室，看到王老师坐在第一排，又看到同学们十分安静时，不禁一怔。讲课中，王老师几次走上讲台，亲手替任课老师把黑板抹净。开始时，这位老师有点儿手足无措，但很快就明白过来。下课时，同学们一齐起立向任课老师致意，他却向着王老师深深鞠躬，然后两人互相搀扶着离开。这一幕，77级的同学全都看在眼内，许多人感动得眼睛湿润。从此，同学们对某老师的课听得特别用心，任课老师的讲授也越来越受欢Ó¬。过了许多年，同学们还常常谈起这番动人的情景。一位同学说：“我一辈子也忘不了王老擦黑板时的背影，知道了应该怎样做人，知道什么叫错而能改，光明磊落！”
¶¬老师和王老师，从挚友变成陌路，也先后受到摧残。这是ˬ之过？平心而论，我们的共和国，在六十多年蓬勃发展的过程中走过那一段弯路时，试问有多少人能不随波逐流？能不随风俯仰，自觉或不自觉地做过错事？今天，追究芸芸众生ˬ损害过ˬ、ˬ做过错事，并没有太大的意义了。但我们这一辈的人，被卷入浊流之中，即使是不由自主，不也在客观上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么？由于我们的愚昧乃至麻木，延误了国家和社会发展的进程，扪心自问，我们这一代人，对历史不是应该有所承担么？王老师之所以可敬，是他没有把一切推诿于客观形势，没有Ô¬谅自己的过失，更没有像时下一些人那样，急于为自己洗刷漂白，文过饰非。
世上无完人，闻道有先后。我尊敬¶¬老师的坚毅不阿，也尊敬王老师的胸怀坦荡。“觉今是而昨非”，这也是中国知识分子可贵的品格。王老师在上世纪60年代初参加编写《中国文学史》教科书时，曾在北大兼课。1993年，北大中文系主任孙玉石教授来穗参加王老师从教的庆祝大会，他知道王老师也多次受到不公正对待，致词时语重心长地指出：“王老师是中大的光荣，也是北大的光荣。”这番话，代表了学术界对王老师的评价和理解。
¶¬老师和王老师都已作古，生前他们都是戏曲研究专家，而他们¾¬历的恩恩怨怨，分分合合，又使他们都成了悲剧人物，也给后人留下了深刻的¾¬验教训。岁月如流，往事未必如烟。倘若两位老师在天堂里相逢，当会一笑释然吧！
2012年2月13日 于中山大学
（作者系中山大学研究生院Ô¬常务副院长，中文系教授、博导；本刊编委）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2年第5期，转载请注明出处
我说的王老师，是王季思（王起）教授；我说的¶¬老师，是¶¬每戡教授。他们都是温州人，都是中国戏曲史研究的权威，彼此也曾是很要好的朋友。据知¶¬老师解放后到中山大学任教，是¾¬由中文系主任王季思老师引荐的。我¾¬常见到他们一起看戏，一起参加学术讨论会，一起参加戏曲改革工作。他们又都是美食家，¾¬常联袂到茶楼酒馆尝鲜买醉。直到1957年除夕，¶¬老师还赋词赠予王老师：“良宵怎能辜负，且寻宫数调，句联奇偶。建设欣成，河清可俟，永作和平奋斗。”（调寄《齐天乐》）这段时期，他们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指点½¬山，探讨学术，活在融洽温馨的友情中。
可是，从1957年“反右”开始，他们的命运便完全不同了。¶¬老师被错划为右派，王老师则是运动的依靠对象，是左派。道不同不相为谋，此后长达十年，二人各历荣枯。¶¬老师苦不堪言，王老师一帆风顺，可到了“文革”，他们又同样地被斗争、受摧残、遭凌辱——极左思潮使两位挚友一刹那成为陌路，后来竟又“殊途同归”。
【“反右”中的不同际遇】
¶¬老师早年曾参加“左联”，从事进步文化活动，抗战期间写过大量宣传抗日的剧本。解放前，他被国民政府通缉，又曾营救过进步学生。解放后，他意气风发，在教学和科研上取得了很大成绩，仅49岁便与容庚、商承祚先生一道，被评为二级教授。在被错划为右派以后，他辞职赴湘，生活穷愁潦倒，一家三口住在仄黑潮湿的房子里，一贫如洗。“文革”期间，连床也被³¬走，只好用门板搭在箱子上，当床躺卧，一睡就是十二年。在极其困难的日子里，¶¬老师一直坚持研究写作，没钱买纸，便把旧香烟盒和废弃的包装纸黏连起来作稿纸用。此中凄苦，真使听者动容，言者酸鼻。
王老师早年积极追求进步，解放前夕任教于中山大学，曾挺身而出营救因从事革命活动被国民党判处死刑的学生。解放后，他任中文系主任，服从领导，努力工作，赢得了上级的信任。那个时期，社会风气良好，建设蓬勃发展，作为从旧社会过来的人，¾¬历过八年离乱，山河破碎，当看到国家欣欣向荣，无不欢欣鼓舞。即使“左”风渐起，有人对政府的一些做法观望徘徊，但多数人仍心悦诚服，甚至发展到盲从，这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思想主流，王老师亦难例外。上级指示要批判俞平伯、胡适的资产阶级思想，他积极组织师生口诛笔伐。而当时，不少追求进步的知识分子，包括¶¬老师，也都摩Ȭ擦掌，努力参加批判，并从中认真接受教育。
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作为系主任，王老师成了中文系“反右领导小组”的成员，而¶¬老师却交上了厄运。起初，上级号召“大鸣大放”，¶¬老师还积极发言，并发表诗词表态。不久，“事情正在起变化”，上头“引蛇出洞”，这内情，上面给王老师打了招呼，¶¬老师却懵然不觉。一次，他被领导邀请发言，素来“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老师言辞过激，旋即被定为“极右分子”。这样一来，王老师与当日的挚友就有要划清界线的问题了。这让¶¬老师遭受到很大的伤害。
当年的斗争形势十分严酷，“运动”一来，人们都被卷了进去，多数人不明就里，认为打击右派是立场坚定的表现；也有人对领导提过意见，一见势头不对，为求自保，也就转过身来，给予那些“被打·¬在地”者以无情打击。至于知识分子之间，本来或多或少就存在着利益纷争，工作上也会有不同意见，暴风骤雨的运动来临时，人们给“死老虎”添油加醋、落井下石的情况常会发生。那时候，如果你同情右派，又不表示后悔并彻底检查，你很可能也成为右派，成为“贱民”，坠入万劫不复的炼狱中。总之，特定的严酷斗争环境，政策的失误，人性的弱点，导致了“反右”的扩大化。
对¶¬、王两位老师在“反右”运动中的不同表现和遭际，学术界中不少人口虽不言，心存耿耿。特别是对王老师，私下里颇有微词。有一位朋友对我笑着说：“王老师是‘圣之时’者也！”我明白，这其实是一种貌似赞扬的讽刺。但人的思想感情是复杂的，王老师确是积极参与了“反右”运动，确也做过错事，但若说他心如铁石，对被划为右派者一味无情打击，对他们的不幸遭遇毫不同情，则又不然。很久以后，我才知道他当时冒险做了一件使人意想不到的事。
“文革”后不久，北京某著名杂志约我撰写有关王老师学术生涯的文章，为了进一步了解他在“反右”运动中的情况，我私下向当年也被错划为右派的卢教授请教，卢老师约我到茶馆小聚。我问道：“那时王老师是否很‘左’？”ˬ知卢老师回答：“那时ˬ当了系主任，ˬ都会很‘左’！”我愕然，随即他对我说了一段秘事：那是在1958年冬天，作为右派分子的卢老师被发配到农村劳动改造，工资也被减去大半。卢老师有三个孩子，师母却没有工作，生计拮据。一天晚上，王老师忽然来到卢家，对卢师母说，他知道卢家¾¬济紧张，准备拿些钱帮忙接济。可因急着要到医院看望正患癌症的妻子，身边的钱不多，过些时候才能带过来。果然，两天后王老师又到卢家，带去了六十多块钱。在当时，那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卢老师又告诉我：“这件事，他从来没有向任何人说过。”
我完全想不到王老师会有这样的举动。回到家里，又接到卢师母打过来的电话，她激动地对我说：“刚才老卢对你说的事，千真万确，我记得清清楚楚！”卢师母作为当事人，再一次证实王老师的雪中送炭，表明此事虽已过了二十多年，她一直心存感激。
第二天，我到了王老师家，向他提起这事，问他是否记得？年过八十的老师想了很久，回答我：“记得。”我又问他当时给了卢家多少钱？他说：“记不起来了！”
我寄往杂志的稿子，是写到了这一段往事的，可发表时被编¼¬部删除了。看来，编者认为这会损害王老师作为“坚定左派”的形象。其实，人性并不是非黑即白、非善即恶那么简单，人的情感也会有微妙变化的过程。王老师既要执行上级指示，内心又有柔软的部分，这并不奇怪，也不难理解。我们只有对“人”作全面的历史主义的认识，才能懂得人之所以为“人”的真实性。
【“文革”中的殊途同归】
到了“文革”，天下大乱。住在长沙的¶¬老师被红卫兵不断³¬家，而他早已家徒四壁，实在³¬无可³¬。可惜的是，¶¬老师因害怕几百万字的书稿被³¬走，把它藏在灶底，ˬ知被老鼠啮去了一半。不得已，¶¬老师只好凭记忆重写书稿。但他右手病废，便以右Ȭ横握笔杆，以左手推着笔尖，在纸上写字，终于“病手推成文百万”，这期间内心的痛苦，可想而知。昔日屈Ô¬见逐，乃赋《离骚》；司马迁被谤，乃著《史记》，¶¬老师穷厄著书，不正是承传着中国知识分子自古以来的高尚品德么！
“文革”期间，¶¬老师远离学校，远离政治斗争的漩涡。他虽然也受到冲击，也多次被³¬家批斗，但毕竟是“死老虎”，长沙造反派没把目光聚焦到他的身上。当局面稍为平静时，街道办事处便把红卫兵³¬去的一只手表发还给他，这在当时算是贵重的财物了。但¶¬老师没有接受，因为这不是他Ô¬来被³¬的那一只，为了不让别的失主受损，他认为不能冒领。街道人员知道¶¬老师为人正直，也暗中给予照顾。我想，假如¶¬老师仍在学校居住，他的命运又会大不一样。按他的脾气和当时中大的形势，肯定在劫难逃，还能“苟存性命于乱世”么？就这一点而言，他也属不幸中之万幸！
但作为左派的王老师，在“文革”中就没有那么幸运了。运动才开始，曾备受重视的他，立马变成“反动学术权威”，揭发批判他的大字报铺天盖地，还被À¬进“牛栏”，和“牛鬼蛇神”们一起接受隔离审查。
不久，学校的红卫兵分裂为两派，势同水火。“中央文革小组”号召革命群众支持“造反派”。王老师听信了校中某派被上头定为“造反派”的传言，便公开表示支持。本来已属“牛鬼蛇神”的他，在运动中只应好好接受“改造”，还“表”什么“态”？但长期“紧跟”的思维定势，让他天真地觉得应该响应并执行上头的指示，竟然“跳”了出来“站队”。结果弄得两面不讨好：被他支持的一派，为了表示“造反”，固然要批斗他；而被他视为“保守”的另一派，更是狠狠地批斗他，把他往死里打。
1967年秋的一天，王老师又被À¬出去挨斗。这次斗得真狠，除了被按着头¬、扯着双手，身体被À¬成喷气式飞机般双翼后掠的模样外，有人还猛击他的胸口，让他当场晕倒在地。家属闻讯，赶紧把他抬到医院救治，¾¬检查诊断：两条肋骨被打断了。
伤愈后，王老师表面上精神还好，不久即奉命到干校接受“再教育”，参加劳动锻炼。但想不到的是，那被打断的肋骨断裂处骨缝凸出，变成尖刺，把横膈膜刺出一个小孔。日子长了，穿孔愈来愈大，而随着横膈膜上下抖动，腹里的肠子通过膜孔竟全部蹿上了胸腔。于是，本来很健壮的王老师，身体伛偻变形，病情十分严重。不得已，他只好离开干校，返穗求医。医生从未接触过这样的病例，也知道病者是“牛鬼蛇神”，但基于人道主义精神，仍然努力抢救。他们把王老师的胸部剖开，把肠子牵À¬回腹腔，缝合了横膈膜。又折腾了几个月，王老师总算从鬼门关走了回来。
王老师长期从事教学工作，一向善待学生，ˬ知道，当时殴打他的红卫兵中，有些就是他给上过课的年轻人。在那疯狂的年代，一切“无法无天”，连国家主席、开国元勋都可以被红卫兵信手擒来，Ȭ打脚踢，以致含冤惨死。学校里学生羞辱教师，肆意揪斗，或在³¬家中乘机中饱私囊，更是家常便饭。那残酷无情、惨无人道的行为，已不是“道德沦丧”、“道德滑坡”之类的言辞所能形容！
像王老师那样在“反右”中曾是左派，立场坚定，参与过“整人”的人，在“文革”中绝大多数都会被红卫兵揪斗。他们往往因“反右”时的表现受到器重，当了大大小小的领导，也自然被视为“走资派”，或成了“反动学术权威”。“文革”一来，他们便注定交上厄运，无辜受辱、被殴至死或者含恨自戕者，不在少数，像翦伯赞、吴晗先生等均在此列。在中大中文系，“反右”时的另一位领导小组成员，白天被红卫兵揪斗剃头，晚上即服毒身亡。王老师虽身受重创，心力交瘁，最后还是熬了过来，还能看到“四人帮”的倒台，也算是幸运吧！传闻清初有一首写“剃头”的打油诗，最后两句是：“试看剃头者，人亦剃其头。”语涉谐谑，却耐人寻味。历史像在给人开玩笑，仔细思量，这也不仅仅是王老师的个人遭际，在把阶级斗争强调到极致的年代，出现人与人关系极不正常的局面，自不可免，这是社会的悲剧，民族的悲剧！
【世上无完人，闻道有先后】
“文革”后期，王老师到过干校，也被宣布“解放”。¾¬历过心灵和肌体的痛楚，他一直在反思。
1978年春天，¶¬老师被“落实政策”，从长沙回到了中大康乐园，住到一个28平方米的房子里，与我家邻近。一天晚上，我正在和¶¬老师闲谈，忽然有人来访，进来的是王老师夫妇。¶¬老师很意外，一时不知怎样才好，我连忙给王老师夫妇端茶让座。这时，¶¬师母也从房间里走了出来，四人的表情十分尴尬。他们寒暄了几句，王老师便欠身对¶¬老师说：“每戡啊！我错了！以后好好合作¡¬¡¬”¶¬老师摆了摆手，讷讷地说：“过去了，过去了！”彼此再没说些什么。王师母也就向¶¬师母问了些生活上的事，便起身告辞。我替¶¬老师送走了王老师夫妇，回转身来，只见¶¬老师和¶¬师母盘腿坐着，默默不语。这样的气氛，我知道不宜打扰，只给两位老人倒了两±¬茶，便离开了。
从四位老人当时的表情看，分明心里都很不好受。在¶¬老师，二十年的恩怨苦难，心中芥蒂，又岂是片言只语可以迅即磨灭？在王老师，长期的悔恨懊恼，也不易于表达。不过，我佩服他登门道歉的勇气。要知道，即使“四人帮”已被打倒，政治气候仍乍暖还寒。何况¶¬老师虽然回到了校园，还属“摘帽右派”，仍然低人一等。直到他在1978年底去世的追悼会上，才正式宣布被错划为右派的。而他返校不久就得到了王老师的诚恳致歉，在勾起千般恨苦的同时，也会夹杂着一丝宽慰吧！如今四位老人都已仙逝，当时道歉的情景只留在我一个人的记忆中，庶几可以作证。
“文革”的¾¬历，让王老师真诚痛切地反思。他不止一次公开承认失误，说自己“在历次运动中随风俯仰，缺乏定见”（见1981年《中国当代社会科学家》自传）。1993年，中山大学举行“庆祝王季思先生从教七十周年大会”，大家纷纷赞扬他在教学和科研上的贡献。让人想不到的是，王老师在致答辞中，说了这样一段话：“在摸索前进的时候，我也¾¬历过一些坑坑坎坎，也走过一些弯路，写过一些错误文章，既批错了自己，也损害过别人。”（见《王季思从教七十周年纪念文集》）最后一句指的是什么？同事们是心领神会的。当时，大家热烈鼓掌。岁月悠悠，ˬ没做过错事和违心的事；而作为享有盛誉的长者，敢于承担过失，勇于自我解剖，却是不多见的。
“文革”以后，王老师一直注意Ь助在“反右”中受过损害的同事。记得1979年寒假期间，王老师作为中国古代文学史教研室主任，到学生宿舍了解同学们的学习情况。当他知道大家对某任课教师的教学颇有意见时，沉吟良久。他知道这位老师曾被错划为右派，多年来受到不公正的对待。新学期开始，文学史课上课时，同学们忽然看到王老师走进课室，坐在第一排。大家很惊喜，不禁鼓掌欢Ó¬。上课铃声还未响起，王老师颤巍巍地先站了起来，对同学们说：“大家对任课老师的意见，我是知道的。不过，你们也许不知道，任课老师遭遇坎坷，他二十年没有教课。今天，他能走上讲台，已¾¬很不容易了！”停了一停，他显得有些激动，双手微抖，继续说：“那时，我担任系主任，也做了违心的事，实在不堪回首。”接着，他又说：“任课老师学识广博，虽然他的普通话说得不大好懂，但如果大家耐心听讲，一定会大有收获。”
上课铃声响了，任课老师来到课室，看到王老师坐在第一排，又看到同学们十分安静时，不禁一怔。讲课中，王老师几次走上讲台，亲手替任课老师把黑板抹净。开始时，这位老师有点儿手足无措，但很快就明白过来。下课时，同学们一齐起立向任课老师致意，他却向着王老师深深鞠躬，然后两人互相搀扶着离开。这一幕，77级的同学全都看在眼内，许多人感动得眼睛湿润。从此，同学们对某老师的课听得特别用心，任课老师的讲授也越来越受欢Ó¬。过了许多年，同学们还常常谈起这番动人的情景。一位同学说：“我一辈子也忘不了王老擦黑板时的背影，知道了应该怎样做人，知道什么叫错而能改，光明磊落！”
¶¬老师和王老师，从挚友变成陌路，也先后受到摧残。这是ˬ之过？平心而论，我们的共和国，在六十多年蓬勃发展的过程中走过那一段弯路时，试问有多少人能不随波逐流？能不随风俯仰，自觉或不自觉地做过错事？今天，追究芸芸众生ˬ损害过ˬ、ˬ做过错事，并没有太大的意义了。但我们这一辈的人，被卷入浊流之中，即使是不由自主，不也在客观上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么？由于我们的愚昧乃至麻木，延误了国家和社会发展的进程，扪心自问，我们这一代人，对历史不是应该有所承担么？王老师之所以可敬，是他没有把一切推诿于客观形势，没有Ô¬谅自己的过失，更没有像时下一些人那样，急于为自己洗刷漂白，文过饰非。
世上无完人，闻道有先后。我尊敬¶¬老师的坚毅不阿，也尊敬王老师的胸怀坦荡。“觉今是而昨非”，这也是中国知识分子可贵的品格。王老师在上世纪60年代初参加编写《中国文学史》教科书时，曾在北大兼课。1993年，北大中文系主任孙玉石教授来穗参加王老师从教的庆祝大会，他知道王老师也多次受到不公正对待，致词时语重心长地指出：“王老师是中大的光荣，也是北大的光荣。”这番话，代表了学术界对王老师的评价和理解。
¶¬老师和王老师都已作古，生前他们都是戏曲研究专家，而他们¾¬历的恩恩怨怨，分分合合，又使他们都成了悲剧人物，也给后人留下了深刻的¾¬验教训。岁月如流，往事未必如烟。倘若两位老师在天堂里相逢，当会一笑释然吧！
2012年2月13日 于中山大学
（作者系中山大学研究生院Ô¬常务副院长，中文系教授、博导；本刊编委）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2年第5期，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