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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理念，更应内化为国民性格的一部分，成为一种深层次的“精神法规”。
“比比皆是的焦炭工厂不断冒着黑烟，悬浮粒子在空气中飘浮，户外一切东西都蒙上一层黑灰……”这是德国作家波尔笔下1958年的鲁尔区。
当年，一位总统候选人的竞选纲领之一，便是使鲁尔区这个老旧的重工业基地重现蔚蓝。对此，没有多少德国人相信。
如今，“环境优美、景色秀丽”成了德国鲁尔区的代名词，这里汇聚了绿地、产业园区、商贸中心及各式博物馆，同时也成为饱受工业污染之苦的新兴国家重点考察的对象。
寻找可复制的鲁尔模式，已成为传统能源和重工业地区不约而同的选择。
“化学品鸡尾酒”
五年前，来自武汉的青年学者于楠出国深造，第一次走进位于德国西部、莱茵河下游的德国乃至世界最重要的工业区——鲁尔。她未曾目睹鲁尔区的空气污染严重到“汽车无法通行，行人感到肺疼”的场景，但从与当地老人的交谈中，了解到这40年来鲁尔区遭遇的不幸和转型的艰难。
当年的莱茵河“有如一道被6万多种不同化学药品调成的鸡尾酒”，让德国人为这片世界级的钢铁基地感到忧心忡忡。
鲁尔区在19世纪中期进入工业化进程，大规模的钢铁企业在这里迅速发展。在长达100多年的时间里，煤矿与钢铁一直是鲁尔区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出产量占全德国的80%。
上世纪60年代，被喻为鲁尔区“黑色财富”的煤炭储量急剧下降，开采成本日益昂贵，环保压力日渐加大，鲁尔区陷入巨大的经济结构困境，主导产业衰落、工人失业、环境污染严重、社会矛盾加剧，这和当今中国一些重工业区所面临的境况颇为相似。
鲁尔，德国工业化的摇篮，一时间由辉煌转为落魄，结构调整必要而迫切。
鲁尔区的老人们回忆说，那时候，鲁尔区内煤矿关闭、钢厂停产、大量工人失业……
消耗产业“瘦身”
调整产业结构，是1968年“鲁尔发展纲要”的工作重心。
传统的老矿区被迫进行清理整顿。鲁尔区内高耗能的煤钢产业经历了向集约化转型的大洗礼。
采煤业被集中到赢利多且机械化水平高的大矿井，一系列优惠政策也配套出台改造并扶植煤钢产业。
老人们形容那是个“痛苦的时期”，因为他们与之共处大半个世纪的许多钢铁厂面临着被关闭甚至拆除的可能。
1979年，“鲁尔行动计划”进一步发展信息、环保、新材料、信息技术、生物医药技术等新兴产业，“新经济”工业在鲁尔区迅速落地生根。同时，还鼓励企业之间以及企业与研究机构之间进行合作，以发挥“群体效应”。
为优化投资结构，鲁尔区所在的北威州规定：凡是生物技术等新兴产业在当地落户，将给予大型企业投资者28%、小型企业投资者18%的经济补贴。
工业的转型必然带来劳动力的转型。为解决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的失业问题，鲁尔区大力发展旅游、广告、零售、多媒体、法律咨询等服务业。目前，全区第三产业的从业人口已占80%以上。同时，鲁尔区重视对中小企业科研和开发的扶持力度，这也极大解决了区内失业人员的安置问题。
与此同时，那些废弃的老工厂不但没有消失在尘埃之中，反而迎来“春天”。政府保留了大批厂房设备作为工业遗产，并由设计师创意改造，成为“工业旅游区”。
这也使人们对鲁尔后工业时代的生态景观大饱眼福。在当地人的暗示下，于楠辨认出潜水俱乐部训练基地是由昔日的油罐改造而成，原来存放焦煤的巨大水泥槽竟然摇身一变成为攀岩爱好者的天堂。
许多旧厂房被再度利用，重新实现了经济价值。有的被电影制片厂租用，有的演变成为画廊供游人参观，有的则成了创意婚礼的举办场地。
登上高炉，俯瞰这片活生生的由世界上最老旧的重工业区改造而成的艺术部落，人们不禁对鲁尔区的经济变迁充满了思考。
环保产业“排毒”
“目前，全区的空气质量自动报警系统已全部建起，各企业、工厂都建立了回收有害气体的装置。”于楠介绍。
鲁尔区的煤矿基地从1957年的141个变成现在的7个，炼钢高炉也从当年的81座锐减至目前的7座。曾经，鲁尔区上空6600多个大烟囱每年排放着约400万吨二氧化碳、硫磺等。
同时，德国政府对企业污水和废气处理都有相应补助。如果企业的生产活动对环境有潜在危害，那么政府将通过额外的税收来进行约束。
正是因为鲁尔区在转型过程中始终把环保和可持续发展作为重中之重，才获得了今日的重生。40年前，还没有“两型”、“低碳”、“减排”等时髦词汇的时候，德国人就已经意识到，环境是财富。
据统计，鲁尔区现有大小公园3000多个，“绿色空间”用地比例接近60%，有环保企业1600多家，是欧洲领先的环保技术中心。
于楠还感受到鲁尔区建成的两个“欧洲之最”带来的魅力——欧洲境内大学密度最高的工业区和欧洲最稠密的交通网。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帮助企业把技术转化成生产力，也为层出不穷的创新提供了大批的智囊团。而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络为各种资源的高效快捷流通提供了保证。
科技与物流的双重变奏，将环保产业的排毒进行曲演绎得气势磅礴。
“全民参与”根深蒂固
于楠走进鲁尔区的那一年，恰是武汉城市圈被国家确定为“两型社会”试验区的同一年。今年10 月回国探亲，于楠对家乡武汉的“两型社会”建设连连感叹：“有些地方变化得几乎认不出了。”
“对于‘两型社会’建设，政府大力推动，企业激情投身，但怎么感觉离老百姓还那么遥远，甚至很多人都不知道有这么回事呢？”于楠又产生了这样的疑问。
中国从不缺少发展循环经济的思路与实践。资源综合利用、清洁生产、环保产业、生态工业园等循环经济模式，现已形成较大规模。将地球看成无穷大的“资源库”和“排污场”的传统观念发生了根本改变。
“我们缺少的是全民参与。”于楠给自己的问题做了解答。“而在德国，多少年来，上至政府，下至孩童，可持续发展和造福下一代的思想早已在他们心中根深蒂固。”
目前， 中国4部环境法、8部资源法、20多项资源管理行政法、260多项环境标准的立法规模已有相当成就，但还需要进一步健全。更重要的是，在可操作性、执行力度上，还存在缺陷。
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理念，更应内化为国民性格的一部分，成为一种深层次的精神“法规”。
“比比皆是的焦炭工厂不断冒着黑烟，悬浮粒子在空气中飘浮，户外一切东西都蒙上一层黑灰……”这是德国作家波尔笔下1958年的鲁尔区。
当年，一位总统候选人的竞选纲领之一，便是使鲁尔区这个老旧的重工业基地重现蔚蓝。对此，没有多少德国人相信。
如今，“环境优美、景色秀丽”成了德国鲁尔区的代名词，这里汇聚了绿地、产业园区、商贸中心及各式博物馆，同时也成为饱受工业污染之苦的新兴国家重点考察的对象。
寻找可复制的鲁尔模式，已成为传统能源和重工业地区不约而同的选择。
“化学品鸡尾酒”
五年前，来自武汉的青年学者于楠出国深造，第一次走进位于德国西部、莱茵河下游的德国乃至世界最重要的工业区——鲁尔。她未曾目睹鲁尔区的空气污染严重到“汽车无法通行，行人感到肺疼”的场景，但从与当地老人的交谈中，了解到这40年来鲁尔区遭遇的不幸和转型的艰难。
当年的莱茵河“有如一道被6万多种不同化学药品调成的鸡尾酒”，让德国人为这片世界级的钢铁基地感到忧心忡忡。
鲁尔区在19世纪中期进入工业化进程，大规模的钢铁企业在这里迅速发展。在长达100多年的时间里，煤矿与钢铁一直是鲁尔区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出产量占全德国的80%。
上世纪60年代，被喻为鲁尔区“黑色财富”的煤炭储量急剧下降，开采成本日益昂贵，环保压力日渐加大，鲁尔区陷入巨大的经济结构困境，主导产业衰落、工人失业、环境污染严重、社会矛盾加剧，这和当今中国一些重工业区所面临的境况颇为相似。
鲁尔，德国工业化的摇篮，一时间由辉煌转为落魄，结构调整必要而迫切。
鲁尔区的老人们回忆说，那时候，鲁尔区内煤矿关闭、钢厂停产、大量工人失业……
消耗产业“瘦身”
调整产业结构，是1968年“鲁尔发展纲要”的工作重心。
传统的老矿区被迫进行清理整顿。鲁尔区内高耗能的煤钢产业经历了向集约化转型的大洗礼。
采煤业被集中到赢利多且机械化水平高的大矿井，一系列优惠政策也配套出台改造并扶植煤钢产业。
老人们形容那是个“痛苦的时期”，因为他们与之共处大半个世纪的许多钢铁厂面临着被关闭甚至拆除的可能。
1979年，“鲁尔行动计划”进一步发展信息、环保、新材料、信息技术、生物医药技术等新兴产业，“新经济”工业在鲁尔区迅速落地生根。同时，还鼓励企业之间以及企业与研究机构之间进行合作，以发挥“群体效应”。
为优化投资结构，鲁尔区所在的北威州规定：凡是生物技术等新兴产业在当地落户，将给予大型企业投资者28%、小型企业投资者18%的经济补贴。
工业的转型必然带来劳动力的转型。为解决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的失业问题，鲁尔区大力发展旅游、广告、零售、多媒体、法律咨询等服务业。目前，全区第三产业的从业人口已占80%以上。同时，鲁尔区重视对中小企业科研和开发的扶持力度，这也极大解决了区内失业人员的安置问题。
与此同时，那些废弃的老工厂不但没有消失在尘埃之中，反而迎来“春天”。政府保留了大批厂房设备作为工业遗产，并由设计师创意改造，成为“工业旅游区”。
这也使人们对鲁尔后工业时代的生态景观大饱眼福。在当地人的暗示下，于楠辨认出潜水俱乐部训练基地是由昔日的油罐改造而成，原来存放焦煤的巨大水泥槽竟然摇身一变成为攀岩爱好者的天堂。
许多旧厂房被再度利用，重新实现了经济价值。有的被电影制片厂租用，有的演变成为画廊供游人参观，有的则成了创意婚礼的举办场地。
登上高炉，俯瞰这片活生生的由世界上最老旧的重工业区改造而成的艺术部落，人们不禁对鲁尔区的经济变迁充满了思考。
环保产业“排毒”
“目前，全区的空气质量自动报警系统已全部建起，各企业、工厂都建立了回收有害气体的装置。”于楠介绍。
鲁尔区的煤矿基地从1957年的141个变成现在的7个，炼钢高炉也从当年的81座锐减至目前的7座。曾经，鲁尔区上空6600多个大烟囱每年排放着约400万吨二氧化碳、硫磺等。
同时，德国政府对企业污水和废气处理都有相应补助。如果企业的生产活动对环境有潜在危害，那么政府将通过额外的税收来进行约束。
正是因为鲁尔区在转型过程中始终把环保和可持续发展作为重中之重，才获得了今日的重生。40年前，还没有“两型”、“低碳”、“减排”等时髦词汇的时候，德国人就已经意识到，环境是财富。
据统计，鲁尔区现有大小公园3000多个，“绿色空间”用地比例接近60%，有环保企业1600多家，是欧洲领先的环保技术中心。
于楠还感受到鲁尔区建成的两个“欧洲之最”带来的魅力——欧洲境内大学密度最高的工业区和欧洲最稠密的交通网。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帮助企业把技术转化成生产力，也为层出不穷的创新提供了大批的智囊团。而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络为各种资源的高效快捷流通提供了保证。
科技与物流的双重变奏，将环保产业的排毒进行曲演绎得气势磅礴。
“全民参与”根深蒂固
于楠走进鲁尔区的那一年，恰是武汉城市圈被国家确定为“两型社会”试验区的同一年。今年10 月回国探亲，于楠对家乡武汉的“两型社会”建设连连感叹：“有些地方变化得几乎认不出了。”
“对于‘两型社会’建设，政府大力推动，企业激情投身，但怎么感觉离老百姓还那么遥远，甚至很多人都不知道有这么回事呢？”于楠又产生了这样的疑问。
中国从不缺少发展循环经济的思路与实践。资源综合利用、清洁生产、环保产业、生态工业园等循环经济模式，现已形成较大规模。将地球看成无穷大的“资源库”和“排污场”的传统观念发生了根本改变。
“我们缺少的是全民参与。”于楠给自己的问题做了解答。“而在德国，多少年来，上至政府，下至孩童，可持续发展和造福下一代的思想早已在他们心中根深蒂固。”
目前， 中国4部环境法、8部资源法、20多项资源管理行政法、260多项环境标准的立法规模已有相当成就，但还需要进一步健全。更重要的是，在可操作性、执行力度上，还存在缺陷。
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理念，更应内化为国民性格的一部分，成为一种深层次的精神“法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