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我在阴冷潮湿的车站上跌了一跤，虽然立刻就站了起来，还是把一个路过的男孩儿惹得张嘴大笑。那男孩儿的母亲铁青着脸，狠狠拍了他的后脑勺一下。
　　这是一桩添堵的经历。孩子和大人对这一幕画面的反应截然不同：孩子第一时间被戳中笑点，母亲则没有，不但没有，显然，她还觉得发笑是不礼貌的行为。
　　人人心里都住着个“小恶魔”，但是在社交中它被看守着、压抑着，偶尔被释放出来，重的形成暴力，轻的可能是个恶作剧，大多数时候它是放不出来的。为了释放，有文字的民族生产出了自己的笑话，相声的起源也可以追溯到这一心理需求。听相声时，我们对台上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折磨表示认同，我们内心的“小恶魔”在观看别人的互相折磨时探出脑袋：它放风的时间到了。
　　对比一下现在的剧场相声和当年的广播、电视、晚会上的相声，就会发现剧场里的表演之所以“口味重”，是因为它要把观众心里的那个“恶魔”彻底赶出来，这不但有赖于甲——进攻方的充分使坏，还得靠乙——防守方主动牺牲自己的利益，也就是一个周瑜、一个黄盖的组合。
　　最近，我听了郭德纲、于谦的一个段子，郭德纲说于谦遛狗，出门20分钟又回来了，于问：“遛完了？”郭答：“忘带狗了。”这时于谦有几种接话方式：表示重度不满的“去你的”，表示轻度不满的“没听说过”，表示委屈无奈的“像话吗”。而于谦的回答却是：“这不就是遛我吗？”
　　演员跟观众维持着这样一个共识，即观众知道自己能得到什么，他们不会对演员期待得不到的快乐——放出“恶魔”后的快乐。
　　很多时候，孩子的快乐得自于他们内心的恶魔无人看管。相声演员利用周瑜打黄盖式的折磨表演，设法在成人心中复苏儿童式的这种简单情感，还得告诉观众：请你放心，我们是心甘情愿的。
　　郭德纲经常在观众面前对于谦说些安抚的话：“玩笑归玩笑，日常生活中，我很尊重于老师，于老师出道比我早，艺术和人品都比我高，我们是好兄弟。”仿佛一团和气，然而话里一旦冒出机锋，观众立刻切换到幸灾乐祸的状态。说穿了，相声本质上就是演员付出牺牲，给观众一个安全地看人出丑的机会。
　　弗洛伊德说，你心里的妖孽有多强大，决定了你需要为看守这个妖孽付出多少能量，也决定了你能从嘲笑别人的行为中获得多大快感。同情心强的，笑得克制些，反之笑得狂放而邪恶。（摘自作者的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