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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特弗里德·威廉·莱布尼茨（1646—1716）堪称17—18世纪德国最为博学的人，其学识涉及哲学、历史、语言、数学、生物、地质、物理、机械、神学、法学、外交等数十个领域，且在每个领域中都有杰出成就。但有谁知道，他终身关注着中国？那时中国正处于清初，莱布尼茨看到在华传教士寄给他的太极八卦图后，怀着仰慕之情写信给康熙皇帝，请求加入中国籍，并建议在北京建立科学院……
莱布尼茨出生在德国名城莱比锡，其父是莱比锡大学的伦理学教授，他家属于书香门第。父亲曾亲自培养幼子，然而这段父子间的亲密时光仅仅维持了6年，父亲就去世了，不过给儿子留下了最为珍贵的礼物——那座包罗万象的藏书室。8岁开始，莱布尼茨便如饥似渴地阅读藏书室里的各种拉丁文著作。
15岁那年，莱布尼茨上了莱比锡大学攻读法律专业。此外，在大学里他还学习哲学、修辞学和自然科学。3年之后大学毕业，他受邀到法兰克福工作。在此期间，莱布尼茨在哲学、神学、逻辑学、数学和物理等的研究中都取得了新的进展。19岁那年（1665年），他递交了一篇出色的博士论文《论身份》，却因年纪太轻而被拒，加上此前母亲过世，他一气之下永远离开了故乡。
1667年年初，纽伦堡一所大学授予他博士学位，但为了更好地了解世界，他并没有接受该校的教授职位。从那以后，莱布尼茨没有接受过任何一所大学的正式聘请。20岁之后的他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大部分时光都是在辗转于各国的路上度过的。谁也没有想到，就在那一路晃荡的马车上，莱布尼兹竟然“半路出家”，站在了科学的制高点。回到德国后，莱布尼兹担任宫廷法律顾问兼图书馆馆长职务。经过多年努力，莱布尼兹还实现了非他做不可的事情——1700年，德国柏林科学院成立，他理所当然地成了第一任院长。
其间，作为百科全书式的思想家，莱布尼茨建立了被称为“单子论”的哲学体系。所谓“单子论”，是指世界由无限的被称为“单子”的实体组成。他承接希腊古典哲学，下启德国近代哲学。不仅如此，短短几年时间，莱布尼茨在数学上取得的成就，用旷古绝今来形容绝不为过。他的第一个重要数学发现是二进位制，这正是如今我们在计算机和网络中传输的东西。他后来确认，中国人在3000年前出版的《易经》64卦里，就藏匿了二进制的“中国版”。当然，莱布尼茨在数学上的最大贡献无疑是微积分的发明。他同时也是迄今为止最伟大的数学符号大师、最早提出拓扑学的学者、现代机器数学的先驱……
更令人叹服的是，莱布尼茨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和工程技术等许多领域亦有非凡建树。比如，他发明了手摇计算机，能进行加减乘除和开方运算；他提出了更为超前的人工智能思想。不过由于这些成就过于超前，当时人们并未给予足够的重视。他还提出过蒸汽机的设想，改进过采矿技术和抽水机。若不是因为莱布尼茨关心的事情太多，许多设想提出之后便放在一边，真不知道还会有多少成就将归属他的名下。
莱布尼茨生活的年代，正是欧洲“中国热”的时代。我们可以说，17世纪欧洲在文化方面最伟大的发现之一，就是认识了中国。尽管当时西方对中国文化的认知主要是通过与在中国的传教士交流，或者通过传教士所写的关于中国文化的著作，看起来有些零散，但欧洲文化界已经意识到，中华文明是一个与西方文明不分轩轾的文明。
通晓百科的莱布尼茨对中国文化的关注和热忱始终是他学术思想的重要方面。1689年7—8月，莱布尼茨在罗马结识了在华的耶稣会士闵明我，并由他介招，结识了去过中国的其他传教士。从此，莱布尼茨便直接从传教士们那里听闻关于中国的消息，他不断向赴华传教士们请教，提出关于中国的许多问题，请求他们解答。
在传教士中，跟莱布尼茨交往最多的是闵明我和白晋，此外还有张诚、安多、苏霖、南怀仁、汤若望、邓玉函、李明、龙华民等。法国传教士闵明我受到康熙皇帝的厚待，曾经被康熙派到欧洲处理与俄国有关的问题。莱布尼兹与闵明我建立了经常性的通信聯系，在给闵明我的一封信中，莱布尼兹就列出了31个问题，涉及中国社会、文化、科学等各个方面，请求闵明我回答。
白晋
白晋是1685年法国国王路易十四从科学院选拔的派往中国的七名传教士之一。1697年，白晋从中国返回欧洲时，读到莱布尼茨的《中国近事——为了照亮我们这个时代的历史》（以下简称《中国近事》）一书，心生钦佩，两人随后建立了通信联系。白晋把他写的《康熙传》赠予莱布尼茨，莱布尼茨把《康熙传》由法文译成拉丁文，收入了《中国近事》的第二版中。1703年，白晋给莱布尼茨寄来了八卦图，后者由此开始正式研究八卦符号，并发现了自己的二进制体系与伏羲八卦图的一致性。几天后，莱布尼茨就写出了论文《二进位算术的阐述——关于只用0和1兼论其用处及伏羲氏所用数字的意义》，发表在法国《皇家科学院院刊》上。
莱布尼茨是17世纪所有学者中最早并持久地关注中国的人。从20岁开始，莱布尼茨的大半生一直牵系着中国，并且思考着中国对欧洲的意义何在，欧洲能向中国学习什么。对于中国的一切，他都怀有极大的兴趣，包括中国的天文学、文字、手工技艺等等，无不在其探索和研究的范围之内。好学的莱布尼茨不放过任何学习中国文化的机会，比如当他听说德国有个选帝侯的顾问知道学习中文的秘诀后，就列出了一些有关中文的问题，写信向顾问请教。
莱布尼茨曾不无自豪地说：“我在我的门上贴了一个字条——‘有关中国动态的办公室’，以便于人们向我了解中国的最新情况。”他一点也没有夸张，在掌握和研究了许多关于中国的资料并有了自己的看法和心得后，莱布尼茨立即将相关文献和研究成果发表出来，与欧洲大众分享。
莱布尼茨受中国文化最大的影响，应该说是宋儒理学对其理性思想的影响。他曾给法国摄政的顾问雷蒙起草长篇书函，其实就是论述中国哲学的文章，称为《论中国人的自然神學》。这篇文章显示，莱布尼茨对中国哲学尤其是“理”学的研究，有着独特的视角，他力图把“理”学纳入基督教自然神学的理论框架内。他认为，宋明理学的“理”，相当于基督教的“上帝”。但由于不懂汉语，不能直接阅读中国典籍，因此相关的文化知识全部来自传教士的翻译和论述。在这种情况下，莱布尼茨对于中国文化和哲学的理解能达到如此程度，应该说是非常难得的。
“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中华文明是一种不可估量的财富”，在莱布尼茨心目中，中国在科学技术、国家治理、伦理道德和政治实践诸方面均具有难以超越的才智与经验。这种想法，也促使他不断推进欧洲与中国之间的交流与互鉴。
1697年，莱布尼茨以极大的热忱和期盼，利用传教士们的书信和报告，编辑了《中国近事》一书，并且亲自撰写了《〈中国近事〉序言：以中国最近情况阐释我们时代的历史》，旨在把欧洲人的眼光和兴趣吸引到“中国”这个伟大的国度上。它的出版在欧洲引起了轰动，这本小册子在后来几个世纪中成为欧洲认识与了解中国的经典之作。
就中西文化交流而言，莱布尼茨还有一个非常有远见但却未能实现的设想，就是让中国人去西方“传教”。他这样说：“鉴于我们道德急剧衰败的现实，我认为，由中国派教士来教我们自然神学的运用与实践，就像我们派教士去教他们由神启示的神学那样，是很有必要的。”这种想法当然很有益于文化交流，但操作起来不易，这与东西方文化各自的立场有关。但无论如何，莱布尼茨对中国文化的向往、欣赏与热爱，在当时的德国乃至欧洲无疑有着巨大的影响力，这真正开启了欧洲知识界意图了解中国和东方文明的大门。
莱布尼茨绘制的《易经》卦图
推测个中原因，可能当时的中国正处于政治上的全盛时期，对欧洲科学（如符号代数、透视理论、对数、数论、解析几何、微积分等）的发展和先进水平知之甚少的治国者以为，西方科学于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而言不过是点缀而已；而莱布尼茨建议的那个特殊机构——科学院，更是如同双刃剑一样具有潜在的风险。于是，康熙帝认为最妥善的处理方式就是对这个来自“蛮夷之地”的声音不多加理会。而这件事情却被莱布尼茨视为终生憾事，将其写进日记中，由此我们今日才得以了解此事之概貌。
多领域的非凡建树
莱布尼茨出生在德国名城莱比锡，其父是莱比锡大学的伦理学教授，他家属于书香门第。父亲曾亲自培养幼子，然而这段父子间的亲密时光仅仅维持了6年，父亲就去世了，不过给儿子留下了最为珍贵的礼物——那座包罗万象的藏书室。8岁开始，莱布尼茨便如饥似渴地阅读藏书室里的各种拉丁文著作。
15岁那年，莱布尼茨上了莱比锡大学攻读法律专业。此外，在大学里他还学习哲学、修辞学和自然科学。3年之后大学毕业，他受邀到法兰克福工作。在此期间，莱布尼茨在哲学、神学、逻辑学、数学和物理等的研究中都取得了新的进展。19岁那年（1665年），他递交了一篇出色的博士论文《论身份》，却因年纪太轻而被拒，加上此前母亲过世，他一气之下永远离开了故乡。
1667年年初，纽伦堡一所大学授予他博士学位，但为了更好地了解世界，他并没有接受该校的教授职位。从那以后，莱布尼茨没有接受过任何一所大学的正式聘请。20岁之后的他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大部分时光都是在辗转于各国的路上度过的。谁也没有想到，就在那一路晃荡的马车上，莱布尼兹竟然“半路出家”，站在了科学的制高点。回到德国后，莱布尼兹担任宫廷法律顾问兼图书馆馆长职务。经过多年努力，莱布尼兹还实现了非他做不可的事情——1700年，德国柏林科学院成立，他理所当然地成了第一任院长。
其间，作为百科全书式的思想家，莱布尼茨建立了被称为“单子论”的哲学体系。所谓“单子论”，是指世界由无限的被称为“单子”的实体组成。他承接希腊古典哲学，下启德国近代哲学。不仅如此，短短几年时间，莱布尼茨在数学上取得的成就，用旷古绝今来形容绝不为过。他的第一个重要数学发现是二进位制，这正是如今我们在计算机和网络中传输的东西。他后来确认，中国人在3000年前出版的《易经》64卦里，就藏匿了二进制的“中国版”。当然，莱布尼茨在数学上的最大贡献无疑是微积分的发明。他同时也是迄今为止最伟大的数学符号大师、最早提出拓扑学的学者、现代机器数学的先驱……
更令人叹服的是，莱布尼茨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和工程技术等许多领域亦有非凡建树。比如，他发明了手摇计算机，能进行加减乘除和开方运算；他提出了更为超前的人工智能思想。不过由于这些成就过于超前，当时人们并未给予足够的重视。他还提出过蒸汽机的设想，改进过采矿技术和抽水机。若不是因为莱布尼茨关心的事情太多，许多设想提出之后便放在一边，真不知道还会有多少成就将归属他的名下。
千方百计了解和认识中国
莱布尼茨生活的年代，正是欧洲“中国热”的时代。我们可以说，17世纪欧洲在文化方面最伟大的发现之一，就是认识了中国。尽管当时西方对中国文化的认知主要是通过与在中国的传教士交流，或者通过传教士所写的关于中国文化的著作，看起来有些零散，但欧洲文化界已经意识到，中华文明是一个与西方文明不分轩轾的文明。
通晓百科的莱布尼茨对中国文化的关注和热忱始终是他学术思想的重要方面。1689年7—8月，莱布尼茨在罗马结识了在华的耶稣会士闵明我，并由他介招，结识了去过中国的其他传教士。从此，莱布尼茨便直接从传教士们那里听闻关于中国的消息，他不断向赴华传教士们请教，提出关于中国的许多问题，请求他们解答。
在传教士中，跟莱布尼茨交往最多的是闵明我和白晋，此外还有张诚、安多、苏霖、南怀仁、汤若望、邓玉函、李明、龙华民等。法国传教士闵明我受到康熙皇帝的厚待，曾经被康熙派到欧洲处理与俄国有关的问题。莱布尼兹与闵明我建立了经常性的通信聯系，在给闵明我的一封信中，莱布尼兹就列出了31个问题，涉及中国社会、文化、科学等各个方面，请求闵明我回答。
白晋是1685年法国国王路易十四从科学院选拔的派往中国的七名传教士之一。1697年，白晋从中国返回欧洲时，读到莱布尼茨的《中国近事——为了照亮我们这个时代的历史》（以下简称《中国近事》）一书，心生钦佩，两人随后建立了通信联系。白晋把他写的《康熙传》赠予莱布尼茨，莱布尼茨把《康熙传》由法文译成拉丁文，收入了《中国近事》的第二版中。1703年，白晋给莱布尼茨寄来了八卦图，后者由此开始正式研究八卦符号，并发现了自己的二进制体系与伏羲八卦图的一致性。几天后，莱布尼茨就写出了论文《二进位算术的阐述——关于只用0和1兼论其用处及伏羲氏所用数字的意义》，发表在法国《皇家科学院院刊》上。
莱布尼茨是17世纪所有学者中最早并持久地关注中国的人。从20岁开始，莱布尼茨的大半生一直牵系着中国，并且思考着中国对欧洲的意义何在，欧洲能向中国学习什么。对于中国的一切，他都怀有极大的兴趣，包括中国的天文学、文字、手工技艺等等，无不在其探索和研究的范围之内。好学的莱布尼茨不放过任何学习中国文化的机会，比如当他听说德国有个选帝侯的顾问知道学习中文的秘诀后，就列出了一些有关中文的问题，写信向顾问请教。
莱布尼茨曾不无自豪地说：“我在我的门上贴了一个字条——‘有关中国动态的办公室’，以便于人们向我了解中国的最新情况。”他一点也没有夸张，在掌握和研究了许多关于中国的资料并有了自己的看法和心得后，莱布尼茨立即将相关文献和研究成果发表出来，与欧洲大众分享。
推崇并传播中国文化
莱布尼茨受中国文化最大的影响，应该说是宋儒理学对其理性思想的影响。他曾给法国摄政的顾问雷蒙起草长篇书函，其实就是论述中国哲学的文章，称为《论中国人的自然神學》。这篇文章显示，莱布尼茨对中国哲学尤其是“理”学的研究，有着独特的视角，他力图把“理”学纳入基督教自然神学的理论框架内。他认为，宋明理学的“理”，相当于基督教的“上帝”。但由于不懂汉语，不能直接阅读中国典籍，因此相关的文化知识全部来自传教士的翻译和论述。在这种情况下，莱布尼茨对于中国文化和哲学的理解能达到如此程度，应该说是非常难得的。
“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中华文明是一种不可估量的财富”，在莱布尼茨心目中，中国在科学技术、国家治理、伦理道德和政治实践诸方面均具有难以超越的才智与经验。这种想法，也促使他不断推进欧洲与中国之间的交流与互鉴。
1697年，莱布尼茨以极大的热忱和期盼，利用传教士们的书信和报告，编辑了《中国近事》一书，并且亲自撰写了《〈中国近事〉序言：以中国最近情况阐释我们时代的历史》，旨在把欧洲人的眼光和兴趣吸引到“中国”这个伟大的国度上。它的出版在欧洲引起了轰动，这本小册子在后来几个世纪中成为欧洲认识与了解中国的经典之作。
就中西文化交流而言，莱布尼茨还有一个非常有远见但却未能实现的设想，就是让中国人去西方“传教”。他这样说：“鉴于我们道德急剧衰败的现实，我认为，由中国派教士来教我们自然神学的运用与实践，就像我们派教士去教他们由神启示的神学那样，是很有必要的。”这种想法当然很有益于文化交流，但操作起来不易，这与东西方文化各自的立场有关。但无论如何，莱布尼茨对中国文化的向往、欣赏与热爱，在当时的德国乃至欧洲无疑有着巨大的影响力，这真正开启了欧洲知识界意图了解中国和东方文明的大门。
推测个中原因，可能当时的中国正处于政治上的全盛时期，对欧洲科学（如符号代数、透视理论、对数、数论、解析几何、微积分等）的发展和先进水平知之甚少的治国者以为，西方科学于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而言不过是点缀而已；而莱布尼茨建议的那个特殊机构——科学院，更是如同双刃剑一样具有潜在的风险。于是，康熙帝认为最妥善的处理方式就是对这个来自“蛮夷之地”的声音不多加理会。而这件事情却被莱布尼茨视为终生憾事，将其写进日记中，由此我们今日才得以了解此事之概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