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09年末以来的“欧债危机”给处于欧元区的国家带来了深重灾难，希腊、西班牙、意大利各国都损失严重，经济陷于崩溃的边缘。尤其是希腊，经济形势严峻：背负巨额债务，国内失业率大增，青壮年失业率甚至高达40%。而德国经济发展强劲，—直以来都是这个17国组成地区的主要亮点，占欧元区经济总量的1/4，成为欧元区名副其实的“救市主”。这种鲜明对比，除却两国的经济基础和实力差距之外，恐怕也与两个民族迥异的工作观密切相关。希腊民族崇尚自由、解放、率性而为，厌恶自己被规则、教条所束缚，追求个性。他们缺少明确的工作观念，所以即使在经济低迷期他们仍然不会放弃任何休闲娱乐活动，宁愿花费大量时间享受海滩日光浴、上街游行示威、领救济金度日也不愿为低工资而勤恳工作。结果是希腊债台高筑，无力偿还债务，被迫寻求德国的援助。以致德国总理默克尔称他们“必须要勒紧裤腰带过日子才能获得援助”。与此同时，德意志民族拥有高度的自律精神、集体主义原则，崇尚严谨。他们有着明确的工作观：工作至上、恪尽职守、服从权威、自觉遵守规范以及奉行谨慎原则。在这种工作观的指导下，德国的大批中小企业才能够在这场风暴中傲然挺立。如在世界上享有盛誉的德国博林配件厂的CEO博林一弗拉德女士不久前所言，“我买的机器已经付完全款，我没有银行贷款……你要未雨绸缪”，她这番话是针对那些不惜举债进行盲目扩张的企业的忠告。博林配件厂只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事实上德国的西门子、宝马等著名品牌，不会像其他民族的企业那般随意扩张生产规模或者附带生产其他商品，他们仍旧遵循谨慎原则以寻求稳妥，所以仍然保持着原来规模、精益求精地做好这一行。如中国谚语所言“小心驶得万年船”，人们常常惊奇地发现驰名世界的德国品牌，其生产规模并不大，但却延续了上百年之久。德国人厌恶风险、喜欢选择稳健的缓慢增长，尽管这种性格常常惹恼德国的邻国以及那些希望德国人多花钱以刺激欧元区其他经济体增长的经济学家们，但这恰恰是德国没有步其后尘的原因所在。用一句德国谚语概括为：“你只能穿一条裤子，第二条放在柜子里，而你并不需要第三条。”
　　一
　　德意志民族的这种工作观源远流长，其最初起源于中世纪城市手工业行会中工作至上的公共道德。中世纪时，城市既是手工业中心，也是商业中心。早在15世纪新航路开辟之前，欧洲就存在两大贸易区：地中海贸易区与北海和波罗的海贸易区。德意志本来就处于北海和波罗的海贸易区内，工商业发达；新航路的开辟大大加速了德意志工商业的发展步伐，许多旧城市迅速扩大，新城市也不断涌现，如德国北部的吕伯克、汉堡和不来梅等。到中世纪晚期，行会生产发生了变化，内部开始出现分工协作。这种生产形式常常为了完成某种偶然性的工作而把较多数量的工人聚集到一起，按分工协作的原则组织某一产品的生产。后来这种形式被马克思称为“简单协作”。在这种生产形式下任何一个流程出现差错都会对整个产品生产带来不利影响，因此要求每个行会工人恪尽职守、坚持工作至上原则，以期制造出完美的产品，而这也是中世纪行会公共道德之一。
　　其次，中世纪德意志的独特教育模式促成了这种工作观的确立。中世纪德意志学校学生的学习内容与学习目的与西欧各国迥然不同。当时法兰西等民族的教育制度主要由教会控制，中世纪著名的巴黎大学等学校均由教会建立。在此教育制度下，学生的学习科目首先是七艺（语法、修辞、逻辑、算术、几何、天文、音乐），而后再进入大学深造。大多数人会成为教士等神职人员，宗教化色彩浓厚。德语中的Blidunq（教育）兼有Education（教育）和clutiate（培养）的双重含义，在德意志手工业行会为主导的教育模式，其目的在于培养学生从学徒到师傅的发展所需要的技能，更倾向于世俗化。
　　第三，马丁路德宗教改革给德意志民族的工作观蒙上了一层神圣的宗教外衣。中世纪手工业行会中衍生出来的工作至上的公共道德是工作道德，人们之所以遵守只因为它是一种约束，很多人从精神上并非情愿。而路德则让人们发自内心地把工作视为神圣之事。路德认为“每个基督团体受洗之后就是一个共同团体corpus Mysticum Christi（中文译为基督奥体）”。教会即“基督奥体”是一个整体，它分为三部分：传教者、保卫者和劳动者。所以其中的每个部分都为整体服务的实体，因此贩夫走卒和教士所起作用同样重要和高贵。他的这种思想直接影响到德意志人工作态度和敬业精神的塑造。由于做好本职工作、出色完成职业要求是侍奉上帝的行为，是接受上帝的callinq（感召）——这使得德意志人的兢兢业业的工作态度内化为了一种信仰。
　　二
　　德意志人这种恪尽职守、绝对服从的工作观在德意志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都打上了深深的烙印。
　　德意志民族的工作观推动了近代德国的统一步伐。德意志第一帝国普遍盛行的“臣仆精神”，顺从意识，军队都要听从军官的命令，而军官听从皇帝的指派，所以从上到下建立起一个强大的军事力量和专制集权。德意志统一符合历史发展潮流，众望所归，可谓顺应天时；德意志地处奥地利和法国之间，铁血宰相俾斯麦利用法奥矛盾斡旋其中，开启统一大业进程，可谓地利；对统一进程起举足轻重作用的人和，则体现在德意志士兵遵纪守法、完全信从上级安排、忠于职守。由此来看，以自由和浪漫为荣的意大利在同一时期要完成统一大业时则没有这种强大支撑。因而，德意志经过三次王朝战争，建立起了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德意志帝国，如愿以偿地实现了统一。
　　不可否认，德意志人的这种下级绝对服从上级的工作观念也有缺陷。德意志人的这种直线式思维使得他们对“权威”疯子般的狂言乱语也会俯首听命，以致执行残忍荒诞的命令也毫不犹豫。因而德国符登堡出版商卡尔莫泽尔对德意志人的这种缺点和弱点毫不留情地加以批评：“每个民族都具有它的特点。在德意志是服从，在英国是自由，在荷兰是贸易，在法国是尊君。”在近代德国挑起的两次戕害无数生灵的世界大战的很多德国人的表现也正是基于如此的观念。据参加“二战”的退伍老兵回忆，在德国投降的前一秒，在坦克中作战的德国士兵仍然遵守命令，不遗余力地疯狂扣动机枪。但是，“二战”后的德国人经过深刻反思，承认了这种盲目服从权威所造成的悲剧，尤其是屠杀犹太人这一灭绝人性的罪行。1970年12月7日，联邦德国勃兰特总理在被害犹太人墓前的“惊世一跪”不仅让德国人获得了犹太人的谅解，而且德国人也获得机会向世界宣布：德国人已经重新恢复了理性思考，不再盲目服从。 　　德意志民族的这种工作观使德国经济屡次从重创中恢复。前面已经提到，德意志人的这种勤恳工作、绝对服从的工作观来源于中世纪手工业行会即经济领域，同时这种精神的形成又对德国经济发展进程产生了非同一般的影响。在德国你会听到这样的谚语，“工作能使人愉快”以及“工作第一，享受第二”。这种观念会使得生产效率提高，进而经济效益提高，利于经济发展。以德国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济获得迅速发展为例。“二战”后英法等战胜国均沦为二三流国家，经济陷于困顿，“连英国王室在寒冷的冬天也只能在冰冷的屋子里度过”。当时的德国，经济更是残破不堪，1945年美国《纽约先驱报》的记者进入柏林后写道：“柏林街道上什么也没有，商店、住房等，有的只是废墟。”尽管如此，联邦德国却比英法提前出现了经济快速发展的良好形势。
　　当时英法等西欧其他国家普遍采用凯恩斯主义：提高进口关税，实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尤其在一些基础工业和公共事业中实行国家所有制），加强对经济的干预和调节，实行社会福利制度。联邦德国著名的经济学家兼总理艾哈德毅然放弃保护关税的政策，转而鼓励企业之间自由竞争，强调企业对社会的自觉回馈。联邦德国成为“二战”后经济迅速崛起的一个榜样，因而被誉为“经济奇迹”。艾哈德之所以敢于实行这种政策是因为他了解德意志人的工作观。在分配任务之后，工人就会认真敬业地完成任务，而不用像其他国家那样需要考虑调动工人的积极性的问题。因此，企业的生产效率高，成本也随之降低，如此一来，德国企业在与其他国家企业竞争中占据优势。此外，德意志人遵纪守法，企业会自动向社会捐出部分财富。这种高素质的工人加上遵纪守法的企业，就是对德意志在“二战”后经济迅速恢复发展的一个最好阐释。
　　德意志民族工作观也渗透在他们文化的方方面面。无论是法律还是规章，德意志人一律严格遵守。通常德意志人见面的口头禅就是“一切都井井有条吗？”德意志人特别偏爱秩序，不仅制定了繁琐的规章、制度、法律和法规，并且身体力行、严格遵守。曾在德国生活过的人讲过一则故事，一天他去德国一个小镇的邮局往国内寄书，但邮局工作人员坚持“一切为顾客利益着想”的理念，认为国际邮费太高，劝他不要寄而托别人带，无奈的他只能打道回府；过了几天他再去邮局，回答是用平邮，众所周知平邮速度缓慢，而这本书又有急用，但鉴于工作人员态度坚决只好再次无功而返；一直到他第三次去邮局，几乎用央求的口吻对其诉说紧急状况以及他自愿多出邮资之类，工作人员这才作罢。他说，虽然当时感觉德国人有点迂腐可笑，但他们却牢牢遵守“一切以顾客的利益为准”的服务理念，这着实令人敬佩不已。据说，德国各种考试的考场上鲜有监考老师，因为他们认为每个德国人都有很强的自律精神，毋需他人监视。
　　在生活起居方面，德意志人努力使自己的日常生活秩序化。他们在生活起居、环境布置和生活节奏上表现得尤为明显。不论是卧室还是客厅常年保持秩序井然，一尘不染。
　　总之，德意志民族工作观已成为其民族性格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