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一八七二年，刚入职的大学青年教师尼采，在公众面前扮老并打趣道：“让他（泛指如今教古典文学的青年教师）感到快慰的是，他的学生中没有一个人能像我们老一代人一样读他的柏拉图、他的塔西佗。”（《论我们教育机构的未来》报告三）本着“和而不同”的学人精神，笔者不理会尼采的辛辣嘲讽，却相当好奇两个问题：首先，为何“我们老一代人”让塔西佗紧跟在光辉的柏拉图身边？其次，怎样才叫像“我们老一代人”一样读塔西佗？
塔西佗生于约五六年（东汉光武帝中元元年），逝于约一二0年（东汉安帝永宁元年），是罗马帝国前期重臣，曾任年度执政官和封疆大吏。诚然，塔西佗生得不算早，没有赶上西方空前绝后的大一统盛世，即罗马开国皇帝奥古斯都在位的三十年（前二七至一四年），但塔西佗生得也不算晚，熬过“后奥古斯都时代”数场政治风波后，老来赶上罗马“五贤帝”中兴（九六至一八0年），得以寿终正寝，留下五部文史名作，均有力透纸背的中译。他的两部长篇史著《编年史》《历史》连贯地记述了奥古斯都驾崩至“五贤帝”之前的帝国史，尽管有些篇章今已亡佚。
关于塔西佗与柏拉图的关系，塔西佗自己便有两番言论值得玩味（均见《编年史》）。首先，塔西佗称柏拉图（或他笔下的苏格拉底）为“第一有智慧的人”。其次，塔西佗说：
在我们之前的时代，事情确乎不是样样比我们的好;我们自己的时代也产生了不少品德和技艺上的典范可供后人模仿。不论如何，就此而言，但愿我们和古人的种种竞赛，出于正直而永续下去！
在拉丁文原文中，这里的“古人”亦指“更伟大的人”。结合两番言论，可以说塔西佗致力于与柏拉图进行正直而永续的竞赛。用中国古话讲，君子无所争，其争也君子。事实上，塔西佗有此心并不令人意外，毕竟柏拉图素来令西方后世见贤思齐。关键在于，塔西佗是否有这个分量？
塔西佗身为帝国大臣，在波谲云诡中历五朝而守分善终，其实际政治经验已经胜过柏拉图。但论思想之高超，则柏拉图远胜塔西佗，此亦不争之事实。况且，一个是史学家， 一个是哲学家，在何种意义上形成君子之争？其实，上面引用的塔西佗原话回答了我们的疑问——在不算太好也不算太坏的帝制时代，通过一个个鲜活的历史形象，塔西佗关注“既持重又智慧”这种特定美德如何付诸实践。“既持重又智慧”源自柏拉图《理想国》中的著名主张：最好不过政治权力和对智慧的爱碰巧结合。塔西佗之所以有分量同柏拉图进行君子之争，是因为当希腊人担心柏拉图这种主张沦为取乱之道时，塔西佗以罗马人的稳健，令这种主张既有益于帝国现实，亦有助于帝国贤人安身立命。
明乎此，像“我们老一代人”一样阅读塔西佗，便容易理解了。那就是观察帝国现实中的“既持重又智慧”如何展现在塔西佗的精微笔法中。正如柏拉图为了阐发“既持重又智慧”的理论而创作了“苏格拉底文学”，塔西佗则为了记述“既持重又智慧”的行事而创作了“仿苏格拉底文学”——其最大主角就是《编年史》中的哲学家塞涅卡（公元前四至六五年）。故而，塔西佗的君子之争可归结为，他笔下的塞涅卡如何在全新历史境遇中仿效苏格拉底。
与想当国师的哲学家不同，塞涅卡实际担任国师八年，而且他面对的皇帝是罗马最臭名昭著的暴君尼禄。塞涅卡刚担任国师时，太后阿格里披娜和尼禄忙着宫廷斗争，况且尼禄年少，本就无心政事，对国师怀有一种“半自觉的敬畏”（塔西佗专家里克语）。因此，在同样德才兼备的近卫军总管布路斯配合下，塞涅卡掌握了总理国政的大权八年。他既能公正地影响皇帝，又能博得皇帝的恩典，从而平稳恢复了帝国各项事业，尤其是让“元老院依旧要承担起它古老的职责”。要知道，从奥古斯都开国（公元前二七年）以来，大多数元老便一直“心甘情愿奴颜婢膝”，以至于放纵了晚近三十年不断谋杀贤人的总趋势。塞涅卡改变了这种状况，虽只改变了八年，却为“五贤帝”中兴做出了有益探索。
塞涅卡取得这样的成就，不意味着他在太后和尼禄之间只充当和事佬。对于尼禄，塞涅卡早就洞若观火，知道不可能采用陶冶式教育，故果断倾向于把尼禄的丑行“限定在尚能容忍的享乐范围以内”。尽管如此，更加迫在眉睫的是太后日益膨胀的“垂帘听政”的欲望，这不仅令塞涅卡忧虑，更令尼禄憎恨。不过，塞涅卡还是太善良，没有想到“儿子的憎恨会发展到杀死自己的亲生母亲的地步”。
在五九年这一年之内，尼禄两次密谋弑母，第一次未成功，反把自己吓得半死——绝非因为良心谴责，只是因为害怕母后复仇。于是，尼禄只得求助塞涅卡。塞涅卡没有忘记，自己早年被控与太后之妹通奸，太后仍不计前嫌，把他从流放中直接召回京师，故“人们认为塞涅卡忠于阿格里披娜”。但塞涅卡也没有忘记，太后和尼禄之间恩怨太深，尼禄登上皇位是太后谋杀先帝的结果。塞涅卡更加明白，“尼禄必须先下手弄死阿格里披娜，否则尼禄自己也活不成”。塔西佗这么说的隐义是，当时皇室羸弱，军心浮动，倘若尼禄被太后所杀，帝国极可能会陷入更大的腥风血雨。于是，塞涅卡在如履薄冰中选择帮助尼禄成功弑母，且严格避免动用军队。
六二年，随着塞涅卡的强大盟友布路斯去世，尼禄的丑行开始突破塞涅卡为他划定的“尚能容忍的享乐范围”。奸人趁机在尼禄面前诬告塞涅卡。诬告的由头并不新鲜，还有些滑稽。一个由头是，塞涅卡生活奢靡，拉拢人民，有谋反之心。另一个由头是，由于尼禄喜欢写诗，塞涅卡就自命更会作诗，想把皇帝比下去。这似乎意味着塞涅卡将犯下“大逆罪”，即奥古斯都设立的一种文字狱。
同年，塞涅卡求见尼禄，为自己申辩。他表示，愿意立即引退，以示忠心。尽管尼禄做出虚伪的挽留，但塞涅卡仍主动结束了光辉的国师生涯。
但在一个“ 美德会引起货真价实的身殒”的时代，引退的塞涅卡也一直为尼禄所“惦念”。六五年，尼禄用一桩既成的谋反罪株连塞涅卡，塞涅卡选择慷慨赴死。他对身边的朋友们说，他留给他们的“唯一的却是最美的所有物，就是他一生的吉光片羽”，也就是“思索多年而学到的在灾难临头时应有的理性”。他这样规劝朋友们的悲痛：“尼禄的野蛮谁不知道呢？ 他在弑母杀弟之后，除了再杀死他的监护人和教师以外， 还能杀死谁呢？” 实际上，在塞涅卡的“财富和权力如日中天”时，他早已坦然考虑过自己的暴死并写好遗嘱。
换言之，塞涅卡接受太后示好而出任国师，后又促成尼禄杀母，接受又放弃皇帝的恩典，乃至选择这样一种死法，皆非为了一己得失，而是为了恰如其分地使这个正在堕落却又未完全堕落的帝国更趋近正道，此即塔西佗所谓“ 既持重又智慧” 的本义。塔西佗说：“许多事看起来为敌对力量所冲击，实际上卻是幸福的。”塔西佗教人“既持重又智慧”，固然是教人“谨慎地使用自己的好运”，但更是教人“持久地耐得住严酷的机运”，在必要的时候壮烈牺牲也只是等闲之事。
熟悉西方文史的人知道，塔西佗笔下塞涅卡的申辩和临死感言，是在模仿柏拉图笔下苏格拉底的申辩和临死感言（见《申辩》《斐多》）。苏格拉底教给塞涅卡的要义是“灾难临头时应有的理性”。但正如塞涅卡平时比苏格拉底更考虑帝国现实，塞涅卡临死时也比苏格拉底更疼惜“他全心宠爱的妻子”。在“君子之争”这四个字的祖国，塔西佗的塞涅卡比柏拉图的苏格拉底更打动我们平凡人。
（《编年史》，[ 古罗马] 塔西佗著，王以铸、崔妙因译，商务印书馆一九八一年版）
仿苏格拉底文学
塔西佗生于约五六年（东汉光武帝中元元年），逝于约一二0年（东汉安帝永宁元年），是罗马帝国前期重臣，曾任年度执政官和封疆大吏。诚然，塔西佗生得不算早，没有赶上西方空前绝后的大一统盛世，即罗马开国皇帝奥古斯都在位的三十年（前二七至一四年），但塔西佗生得也不算晚，熬过“后奥古斯都时代”数场政治风波后，老来赶上罗马“五贤帝”中兴（九六至一八0年），得以寿终正寝，留下五部文史名作，均有力透纸背的中译。他的两部长篇史著《编年史》《历史》连贯地记述了奥古斯都驾崩至“五贤帝”之前的帝国史，尽管有些篇章今已亡佚。
关于塔西佗与柏拉图的关系，塔西佗自己便有两番言论值得玩味（均见《编年史》）。首先，塔西佗称柏拉图（或他笔下的苏格拉底）为“第一有智慧的人”。其次，塔西佗说：
在我们之前的时代，事情确乎不是样样比我们的好;我们自己的时代也产生了不少品德和技艺上的典范可供后人模仿。不论如何，就此而言，但愿我们和古人的种种竞赛，出于正直而永续下去！
在拉丁文原文中，这里的“古人”亦指“更伟大的人”。结合两番言论，可以说塔西佗致力于与柏拉图进行正直而永续的竞赛。用中国古话讲，君子无所争，其争也君子。事实上，塔西佗有此心并不令人意外，毕竟柏拉图素来令西方后世见贤思齐。关键在于，塔西佗是否有这个分量？
塔西佗身为帝国大臣，在波谲云诡中历五朝而守分善终，其实际政治经验已经胜过柏拉图。但论思想之高超，则柏拉图远胜塔西佗，此亦不争之事实。况且，一个是史学家， 一个是哲学家，在何种意义上形成君子之争？其实，上面引用的塔西佗原话回答了我们的疑问——在不算太好也不算太坏的帝制时代，通过一个个鲜活的历史形象，塔西佗关注“既持重又智慧”这种特定美德如何付诸实践。“既持重又智慧”源自柏拉图《理想国》中的著名主张：最好不过政治权力和对智慧的爱碰巧结合。塔西佗之所以有分量同柏拉图进行君子之争，是因为当希腊人担心柏拉图这种主张沦为取乱之道时，塔西佗以罗马人的稳健，令这种主张既有益于帝国现实，亦有助于帝国贤人安身立命。
明乎此，像“我们老一代人”一样阅读塔西佗，便容易理解了。那就是观察帝国现实中的“既持重又智慧”如何展现在塔西佗的精微笔法中。正如柏拉图为了阐发“既持重又智慧”的理论而创作了“苏格拉底文学”，塔西佗则为了记述“既持重又智慧”的行事而创作了“仿苏格拉底文学”——其最大主角就是《编年史》中的哲学家塞涅卡（公元前四至六五年）。故而，塔西佗的君子之争可归结为，他笔下的塞涅卡如何在全新历史境遇中仿效苏格拉底。
帝国贤人的命分与机运
与想当国师的哲学家不同，塞涅卡实际担任国师八年，而且他面对的皇帝是罗马最臭名昭著的暴君尼禄。塞涅卡刚担任国师时，太后阿格里披娜和尼禄忙着宫廷斗争，况且尼禄年少，本就无心政事，对国师怀有一种“半自觉的敬畏”（塔西佗专家里克语）。因此，在同样德才兼备的近卫军总管布路斯配合下，塞涅卡掌握了总理国政的大权八年。他既能公正地影响皇帝，又能博得皇帝的恩典，从而平稳恢复了帝国各项事业，尤其是让“元老院依旧要承担起它古老的职责”。要知道，从奥古斯都开国（公元前二七年）以来，大多数元老便一直“心甘情愿奴颜婢膝”，以至于放纵了晚近三十年不断谋杀贤人的总趋势。塞涅卡改变了这种状况，虽只改变了八年，却为“五贤帝”中兴做出了有益探索。
塞涅卡取得这样的成就，不意味着他在太后和尼禄之间只充当和事佬。对于尼禄，塞涅卡早就洞若观火，知道不可能采用陶冶式教育，故果断倾向于把尼禄的丑行“限定在尚能容忍的享乐范围以内”。尽管如此，更加迫在眉睫的是太后日益膨胀的“垂帘听政”的欲望，这不仅令塞涅卡忧虑，更令尼禄憎恨。不过，塞涅卡还是太善良，没有想到“儿子的憎恨会发展到杀死自己的亲生母亲的地步”。
在五九年这一年之内，尼禄两次密谋弑母，第一次未成功，反把自己吓得半死——绝非因为良心谴责，只是因为害怕母后复仇。于是，尼禄只得求助塞涅卡。塞涅卡没有忘记，自己早年被控与太后之妹通奸，太后仍不计前嫌，把他从流放中直接召回京师，故“人们认为塞涅卡忠于阿格里披娜”。但塞涅卡也没有忘记，太后和尼禄之间恩怨太深，尼禄登上皇位是太后谋杀先帝的结果。塞涅卡更加明白，“尼禄必须先下手弄死阿格里披娜，否则尼禄自己也活不成”。塔西佗这么说的隐义是，当时皇室羸弱，军心浮动，倘若尼禄被太后所杀，帝国极可能会陷入更大的腥风血雨。于是，塞涅卡在如履薄冰中选择帮助尼禄成功弑母，且严格避免动用军队。
六二年，随着塞涅卡的强大盟友布路斯去世，尼禄的丑行开始突破塞涅卡为他划定的“尚能容忍的享乐范围”。奸人趁机在尼禄面前诬告塞涅卡。诬告的由头并不新鲜，还有些滑稽。一个由头是，塞涅卡生活奢靡，拉拢人民，有谋反之心。另一个由头是，由于尼禄喜欢写诗，塞涅卡就自命更会作诗，想把皇帝比下去。这似乎意味着塞涅卡将犯下“大逆罪”，即奥古斯都设立的一种文字狱。
同年，塞涅卡求见尼禄，为自己申辩。他表示，愿意立即引退，以示忠心。尽管尼禄做出虚伪的挽留，但塞涅卡仍主动结束了光辉的国师生涯。
但在一个“ 美德会引起货真价实的身殒”的时代，引退的塞涅卡也一直为尼禄所“惦念”。六五年，尼禄用一桩既成的谋反罪株连塞涅卡，塞涅卡选择慷慨赴死。他对身边的朋友们说，他留给他们的“唯一的却是最美的所有物，就是他一生的吉光片羽”，也就是“思索多年而学到的在灾难临头时应有的理性”。他这样规劝朋友们的悲痛：“尼禄的野蛮谁不知道呢？ 他在弑母杀弟之后，除了再杀死他的监护人和教师以外， 还能杀死谁呢？” 实际上，在塞涅卡的“财富和权力如日中天”时，他早已坦然考虑过自己的暴死并写好遗嘱。
换言之，塞涅卡接受太后示好而出任国师，后又促成尼禄杀母，接受又放弃皇帝的恩典，乃至选择这样一种死法，皆非为了一己得失，而是为了恰如其分地使这个正在堕落却又未完全堕落的帝国更趋近正道，此即塔西佗所谓“ 既持重又智慧” 的本义。塔西佗说：“许多事看起来为敌对力量所冲击，实际上卻是幸福的。”塔西佗教人“既持重又智慧”，固然是教人“谨慎地使用自己的好运”，但更是教人“持久地耐得住严酷的机运”，在必要的时候壮烈牺牲也只是等闲之事。
熟悉西方文史的人知道，塔西佗笔下塞涅卡的申辩和临死感言，是在模仿柏拉图笔下苏格拉底的申辩和临死感言（见《申辩》《斐多》）。苏格拉底教给塞涅卡的要义是“灾难临头时应有的理性”。但正如塞涅卡平时比苏格拉底更考虑帝国现实，塞涅卡临死时也比苏格拉底更疼惜“他全心宠爱的妻子”。在“君子之争”这四个字的祖国，塔西佗的塞涅卡比柏拉图的苏格拉底更打动我们平凡人。
（《编年史》，[ 古罗马] 塔西佗著，王以铸、崔妙因译，商务印书馆一九八一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