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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识与合作
1927年秋天，林语堂辞去武汉国民政府外交部秘书的职务，来到上海，到蔡元培处求职，被聘为中央研究院英文总编辑。林语堂业余为英文杂志写小评论，一发而不可收拾，后结集出版。这引起了南京大学的英文教师赛珍珠的注意。
赛珍珠是在中国布道的美国牧师的女儿，本名叫比尔·布克，1931年因写作反映中国生活的长篇小说《大地》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出版，而蜚声世界文坛。赛珍珠致力于向西方世界介绍中国，想写一本介绍中国传统文化的书。她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对中国的了解还不透彻，便想找一个合适的中国人来写。
1932年，林语堂在上海创办了《论语》半月刊，提倡幽默，名声大噪。1933年2月，国际笔会中心主席、英国著名剧作家、讽刺作家萧伯纳环球旅行，途经上海，由国际笔会中心仅有的四名中国会员之一的林语堂出面接待。林语堂邀集了上海文艺界知名人士为萧伯纳举行盛大欢迎会。赛珍珠从南京来参加萧伯纳的欢迎会，认识了她注意已久的林语堂，林语堂的流利英语和善于用幽默俏皮表达真情实感的才能，她十分欣赏。席间俩人谈得十分投机。林语堂说，我很想写一本书，谈谈我对中国的实感。这正中赛珍珠下怀，二人一拍即合，林语堂成为赛珍珠策划选题的特约撰稿人。
当时正在追求赛珍珠的出版商约翰·黛公司的老板R·沃尔什听说此事，也鼓励林语堂写这本书。1934年夏天，林语堂借到庐山避暑之机，耗时十个月用英文写出了《吾国与吾民》的书稿。赛珍珠读完书稿，拍案叫绝。这部书稿成了赛珍珠给新婚丈夫的礼物。1935年6月，《吾国与吾民》一问世，就在美国畅销书排行榜上名列第一，当年9月至12月连印了七版。一炮打响，使林语堂在美国读者中有了声望，赛珍珠夫妇认准了林语堂的学识和文笔合乎西方读者的口味，可以成为约翰·黛公司的摇钱树。因此，他们决定邀请林语堂到美国去专事写作。
于是，林语堂带着妻子廖翠凤和三个孩子，带了二十箱中国古籍，于1936年8月1日，登上了胡佛总统号豪华客轮，离沪赴美。赛珍珠也结束了她在中国的四十多年生活，回到了美国，做起了出版人。这一年，对于林语堂和赛珍珠，都是人生的转折之年。
林语堂到了美国，就住在赛珍珠夫妇的宾夕法尼亚州乡间别墅。两个家庭中西合璧，像是一个大家庭，经常在一起聚餐。林语堂的夫人廖翠凤与赛珍珠经常用汉语聊天，廖翠凤给她讲中国故事，为她朗诵《水浒传》，赛珍珠一边听，一边用笔译成英文。两家的孩子在一起玩耍，关系十分亲密。
林语堂与赛珍珠的合作非常愉快，继《吾国与吾民》之后，《生活的艺术》又为约翰·黛公司大赚了一把，林语堂的版税也不菲，一家人在异国他乡生活得十分自在，便搬家到纽约定居。1938年，赛珍珠荣获诺贝尔文学奖，这让林语堂决定转向长篇小说创作。他选取从义和团到七七抗战这段时间的社会生活为题材，精心构思两个月，经过整整一年的奋斗，写出了70万字的长篇小说《京华烟云》，仍由赛珍珠夫妇的约翰·黛公司出版。赛珍珠盛赞此书是中国的《战争与和平》而使之畅销。为报答知遇之恩，林语堂接着写的长篇小说，都是由约翰·黛公司出版。
林语堂在美国住了30年，用英文写了近三十部书。他曾四次被提名参评诺贝尔奖，但是因为当时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委对华人作家存在偏见而终未能得奖。不服气的林语堂与赛珍珠暗中进行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写作竞赛，难分上下。
绝交
林语堂和赛珍珠是一对好文友，然而他们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毕竟不同，他们之间的矛盾终于爆发了。
上世纪30年初期，在上海时，林语堂就经常翻阅英文版的《机械手册》，有时间就画打字机的结构草图，他想发明一种精巧的新式中文打字机。抗战胜利后，功成名就的林语堂一门心思研制起打字机来，不惜将全部积蓄投入其中，终于在1947年研制出一部每分钟能打50多个汉字、与英文打字机一样大小的打字机，这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中文打字机。有了样机，他到处推广，几经周折，麦根塔公司打算购买样机，但造价太高，不能投入批量生产。尽管他申请了专利，但无法转化为商品进入市场，就无法换回他投入的10万美元的成本，林语堂因此倾家荡产，连家庭的日常生活也维持不下去了，万般无奈的林语堂不得不开口借钱，他首先想到了富裕的赛珍珠，但是赛珍珠让林语堂吃了闭门羹。林语堂的自尊心大大被刺伤了。
后来，林语堂又了解到在彼此的合作中，赛氏夫妇让他在经济上吃了大亏，在为他出版的书籍中，赛氏夫妇比别的杂志社多拿了他40%的版税。按美国的出版法，出版社拿10%的版税，而赛珍珠夫妇出版林语堂的书拿的却是50%，且版权还不属于林语堂，而是仍属公司所有。
林语堂恼火了，立即向赛珍珠清算版税，索取版权。赛珍珠拒绝了林语堂的要求，并打电话给林语堂的二女儿林太乙说：“你的父亲是不是疯了！”一不做二不休，要翻脸就翻脸，林语堂请律师打官司，要与赛珍珠对簿公堂。经朋友汉克·荷兹夫妇调解，约翰·黛公司才将其著作的版权归还给林语堂。
闹翻后，赛珍珠看望过林语堂一次，其实是探听虚实，看他混得怎样。林语堂没有因此而恢复与她的交情。
当时约翰·黛公司还在发行《朱门》一书，普兰蒂斯·藿尔出版社乘虚而入，找到林语堂说，无论你写什么，我们都愿意出版。林语堂写了《远景》一书，1955年由普兰蒂斯·藿尔出版社出版。从此，林语堂与赛珍珠的关系完全破裂。
1954年10月，林语堂应邀去新加坡出任南洋大学校长，曾打电报向赛珍珠告知行期，赛珍珠不仅没有前来送行，连电报也没回。如此情断义绝，林语堂终于说出了一句话：“我看穿了一个美国人！”
赛珍珠与林语堂的关系，按中国衡量友情的标准，应是知音，但不是知己。他俩能共欢乐，但不能共患难。后来，有学者认为，他们的决裂有政治和信仰的因素。赛珍珠一直思想左倾，她在1942年写的《龙种》一书中暗示中国的前途在西北；而林语堂在其《枕戈待旦》一书中却将中国的希望寄托在重庆。他们两人在中国前途问题上是早有分歧，遂在经济或其他问题上都呈现出一种无法弥合的矛盾。
无论如何，他们的关系破裂之后，像两条河流分开流去，再也没有汇合过。
1927年秋天，林语堂辞去武汉国民政府外交部秘书的职务，来到上海，到蔡元培处求职，被聘为中央研究院英文总编辑。林语堂业余为英文杂志写小评论，一发而不可收拾，后结集出版。这引起了南京大学的英文教师赛珍珠的注意。
赛珍珠是在中国布道的美国牧师的女儿，本名叫比尔·布克，1931年因写作反映中国生活的长篇小说《大地》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出版，而蜚声世界文坛。赛珍珠致力于向西方世界介绍中国，想写一本介绍中国传统文化的书。她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对中国的了解还不透彻，便想找一个合适的中国人来写。
1932年，林语堂在上海创办了《论语》半月刊，提倡幽默，名声大噪。1933年2月，国际笔会中心主席、英国著名剧作家、讽刺作家萧伯纳环球旅行，途经上海，由国际笔会中心仅有的四名中国会员之一的林语堂出面接待。林语堂邀集了上海文艺界知名人士为萧伯纳举行盛大欢迎会。赛珍珠从南京来参加萧伯纳的欢迎会，认识了她注意已久的林语堂，林语堂的流利英语和善于用幽默俏皮表达真情实感的才能，她十分欣赏。席间俩人谈得十分投机。林语堂说，我很想写一本书，谈谈我对中国的实感。这正中赛珍珠下怀，二人一拍即合，林语堂成为赛珍珠策划选题的特约撰稿人。
当时正在追求赛珍珠的出版商约翰·黛公司的老板R·沃尔什听说此事，也鼓励林语堂写这本书。1934年夏天，林语堂借到庐山避暑之机，耗时十个月用英文写出了《吾国与吾民》的书稿。赛珍珠读完书稿，拍案叫绝。这部书稿成了赛珍珠给新婚丈夫的礼物。1935年6月，《吾国与吾民》一问世，就在美国畅销书排行榜上名列第一，当年9月至12月连印了七版。一炮打响，使林语堂在美国读者中有了声望，赛珍珠夫妇认准了林语堂的学识和文笔合乎西方读者的口味，可以成为约翰·黛公司的摇钱树。因此，他们决定邀请林语堂到美国去专事写作。
于是，林语堂带着妻子廖翠凤和三个孩子，带了二十箱中国古籍，于1936年8月1日，登上了胡佛总统号豪华客轮，离沪赴美。赛珍珠也结束了她在中国的四十多年生活，回到了美国，做起了出版人。这一年，对于林语堂和赛珍珠，都是人生的转折之年。
林语堂到了美国，就住在赛珍珠夫妇的宾夕法尼亚州乡间别墅。两个家庭中西合璧，像是一个大家庭，经常在一起聚餐。林语堂的夫人廖翠凤与赛珍珠经常用汉语聊天，廖翠凤给她讲中国故事，为她朗诵《水浒传》，赛珍珠一边听，一边用笔译成英文。两家的孩子在一起玩耍，关系十分亲密。
林语堂与赛珍珠的合作非常愉快，继《吾国与吾民》之后，《生活的艺术》又为约翰·黛公司大赚了一把，林语堂的版税也不菲，一家人在异国他乡生活得十分自在，便搬家到纽约定居。1938年，赛珍珠荣获诺贝尔文学奖，这让林语堂决定转向长篇小说创作。他选取从义和团到七七抗战这段时间的社会生活为题材，精心构思两个月，经过整整一年的奋斗，写出了70万字的长篇小说《京华烟云》，仍由赛珍珠夫妇的约翰·黛公司出版。赛珍珠盛赞此书是中国的《战争与和平》而使之畅销。为报答知遇之恩，林语堂接着写的长篇小说，都是由约翰·黛公司出版。
林语堂在美国住了30年，用英文写了近三十部书。他曾四次被提名参评诺贝尔奖，但是因为当时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委对华人作家存在偏见而终未能得奖。不服气的林语堂与赛珍珠暗中进行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写作竞赛，难分上下。
绝交
林语堂和赛珍珠是一对好文友，然而他们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毕竟不同，他们之间的矛盾终于爆发了。
上世纪30年初期，在上海时，林语堂就经常翻阅英文版的《机械手册》，有时间就画打字机的结构草图，他想发明一种精巧的新式中文打字机。抗战胜利后，功成名就的林语堂一门心思研制起打字机来，不惜将全部积蓄投入其中，终于在1947年研制出一部每分钟能打50多个汉字、与英文打字机一样大小的打字机，这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中文打字机。有了样机，他到处推广，几经周折，麦根塔公司打算购买样机，但造价太高，不能投入批量生产。尽管他申请了专利，但无法转化为商品进入市场，就无法换回他投入的10万美元的成本，林语堂因此倾家荡产，连家庭的日常生活也维持不下去了，万般无奈的林语堂不得不开口借钱，他首先想到了富裕的赛珍珠，但是赛珍珠让林语堂吃了闭门羹。林语堂的自尊心大大被刺伤了。
后来，林语堂又了解到在彼此的合作中，赛氏夫妇让他在经济上吃了大亏，在为他出版的书籍中，赛氏夫妇比别的杂志社多拿了他40%的版税。按美国的出版法，出版社拿10%的版税，而赛珍珠夫妇出版林语堂的书拿的却是50%，且版权还不属于林语堂，而是仍属公司所有。
林语堂恼火了，立即向赛珍珠清算版税，索取版权。赛珍珠拒绝了林语堂的要求，并打电话给林语堂的二女儿林太乙说：“你的父亲是不是疯了！”一不做二不休，要翻脸就翻脸，林语堂请律师打官司，要与赛珍珠对簿公堂。经朋友汉克·荷兹夫妇调解，约翰·黛公司才将其著作的版权归还给林语堂。
闹翻后，赛珍珠看望过林语堂一次，其实是探听虚实，看他混得怎样。林语堂没有因此而恢复与她的交情。
当时约翰·黛公司还在发行《朱门》一书，普兰蒂斯·藿尔出版社乘虚而入，找到林语堂说，无论你写什么，我们都愿意出版。林语堂写了《远景》一书，1955年由普兰蒂斯·藿尔出版社出版。从此，林语堂与赛珍珠的关系完全破裂。
1954年10月，林语堂应邀去新加坡出任南洋大学校长，曾打电报向赛珍珠告知行期，赛珍珠不仅没有前来送行，连电报也没回。如此情断义绝，林语堂终于说出了一句话：“我看穿了一个美国人！”
赛珍珠与林语堂的关系，按中国衡量友情的标准，应是知音，但不是知己。他俩能共欢乐，但不能共患难。后来，有学者认为，他们的决裂有政治和信仰的因素。赛珍珠一直思想左倾，她在1942年写的《龙种》一书中暗示中国的前途在西北；而林语堂在其《枕戈待旦》一书中却将中国的希望寄托在重庆。他们两人在中国前途问题上是早有分歧，遂在经济或其他问题上都呈现出一种无法弥合的矛盾。
无论如何，他们的关系破裂之后，像两条河流分开流去，再也没有汇合过。